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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我还是个学生，经学校和少年宫推荐，曾先后在影片《地下少先队》《聂耳》《宝葫芦的秘密》等片中扮演过学生群众角色。聂耳是我最崇拜的人，他是国歌的作曲者，能在讲述他的影片中充当一回抢传单学生角色，让我感到很自豪。上世纪五十年代，一批聂耳生前的战友和同事多还健在，不少已成了电影艺术家。我一生喜欢看电影，关注电影家们的趣闻轶事，最令我感动的就是几位艺术家们创作影片《聂耳》的故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又先后拜访过影片的作者于伶、孟波，主演赵丹的儿子赵劲，导演郑君里的儿子郑大里等。今年刚巧是聂耳逝世80周年，赵丹诞辰100周年，我想以此文来怀念孕育了影片《聂耳》的艺术家们，纪念中国电影诞辰110周年。
于伶：一定要为聂耳写部戏
1949年7月17日，是聂耳逝世14周年。当时上海刚刚解放。这天上海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有上万人参加。也是在这次大会上，公开了聂耳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聂耳的战友于伶在大会上倾诉了对故友的思念之情，但有一个愿望，那天在纪念大会上他没有说出来，就是一定要为聂耳写部戏，让聂耳的形象和歌声能再现于银幕。
1931年于伶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就与聂耳共事于北京，1933年他们一起来到上海，聂耳搞音乐，于伶则负责左翼文化总同盟的工作。聂耳许多作品初步完成时，最先听聂耳唱的就是于伶，他俩感情甚好。1955年，经组织批准，于伶半天工作、半天创作《聂耳》电影剧本，可是因慢性肝炎多次复发，于伶创作的进度还是拖延了下来。1958年初，为了加快进度，于伶请了孟波（音乐家）、郑君里（电影导演）一起创作，他俩也是聂耳的好友，三人齐心协力完成了这个任务。
他们创作的剧本在《电影艺术》杂志上发表后，受到广大读者和艺术家们的称赞，其中也有不少关注者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于伶等又作了认真修改后，终于定稿。《聂耳》被列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片之一，成立了阵容强大的摄制组，成员大部分是三四十年代的从影人员，其中摄影师黄绍芬、副导演钱千里等也都是聂耳的朋友。他们在导演郑君里的率领下通力合作，决心发扬当年聂耳的战斗精神，将聂耳的形象再现于观众眼前，让聂耳的故事在银幕上被永远地记录下来。
郑君里：要拍好《聂耳》就必须按照创作规律办事
1932年，郑君里还在联华影片公司当演员时，就已和聂耳是好朋友了，郑君里先后在影片《大路》《野玫瑰》《新女性》等中出演，这些电影里的音乐或插曲，大都是聂耳作词作曲的。1935年，聂耳要借道日本至苏联学习，临行前他为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谱了曲。聂耳出发时，是郑君里与袁牧之、赵丹三人去送行的，但谁都没想到这竟成了永别。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丧生的噩耗传来，郑君里和赵丹悲痛不已。1947年郑君里开始了他的导演生涯，他导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与蔡楚生合作）、《乌鸦与麻雀》两部脍炙人口的影片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因此当时决定由他来导演《聂耳》是再合适不过了。
然后，1958年拍摄《聂耳》时，整个社会正被“大跃进”的氛围包围着，浮夸风盛行，各行各业都要“争创高指标”，那时电影厂竟规定摄制组每天至少要拍摄60个镜头，这是不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拍出来的影片也只能是粗制滥造的。郑君里一向创作严谨，明确提出：“要拍好《聂耳》就必须拒绝这种计件制做法。”按照创作规律来拍摄。
一天周恩来总理来到影片《林则徐》的拍摄现场视察，这部影片正巧也是由郑君里导演的。郑君里就向周总理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周总理听后明确表示，要按创作规律办事，当时副厂长徐桑楚借此为郑君里开了绿灯，允许郑君里导演的《林则徐》和《聂耳》两部影片可以不按一天60个镜头来拍摄。就这样，周总理的指示帮助了这两部处境艰难的影片。在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献礼片中，《林则徐》《聂耳》果然不同凡响，从全国送来的22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被安排在一头一尾放映。中央领导称赞上影厂是“红烧头尾上影厂”。之后，文化部将《聂耳》评为国庆十周年最佳影片之一。后来，在捷克举办的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聂耳》被评为优秀奖。
赵丹：我演聂耳最合适
1959年初春，在上海巨鹿路常熟路口的一幢小楼上，于伶和孟波、郑君里正在商讨电影剧本《聂耳》的若干细节，赵丹突然推门而入，顿时使屋子里的气氛活跃起来。赵丹情绪激动，滔滔不绝地讲述了自己与聂耳交往的点点滴滴，最后才和盘托出自己不请自来的真实目的，原来他是毛遂自荐演聂耳，他说：“我了解聂耳，我俩性格相似，又是好朋友，我演他最合适了！”
上世纪三十年代是聂耳创作最活跃、最丰盛的时期，就在这时他认识了赵丹。那时聂耳创作了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剧中赵丹和聂耳同台献艺，聂耳是主演，赵丹参加合唱，后来他们又一起参演了《姐姐》和《警报》两部戏，两人结下深厚的友情，聂耳还常去看赵丹拍电影。那天在影片《女儿经》的拍摄现场，赵丹饰演的是一位被妻子不停抱怨的失业青年。一天早晨，他再也受不了这社会的种种不平和妻子无休止的责难，准备以自杀来了结一切。离家前，他亲了亲女儿（陈娟娟饰演），算作向自己的生活告别。这个镜头很长，赵丹感到难以入戏，因为他感受不到主人公绝望无奈的复杂情绪。导演沈西苓也只好耐心地等着。在一旁的聂耳看到这个情形，就拿起小提琴拉起戏中的乐曲来。这委婉哀愁的旋律逐渐地感染了赵丹，使他很快地体验到主人公的绝望无助、求死怨生的悲苦心情，最终成功地完成了这个长镜头的拍摄，多少年后，赵丹对此事仍记忆犹新。
在赵丹被告知自己正式得到聂耳这个角色之后，他高兴极了，他与该剧一些创作人员到提篮桥、北京路、淮海中路等聂耳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体验生活。因为要拍摄聂耳在晒台上拉小提琴的情景，赵丹找了孟波（影片编剧之一）、高正（影片制片主任）等一起去上海音乐学院，找老师了解乐理知识，认真学习拉提琴。
影片开始时的聂耳只有19岁，是个年轻人，在此后短短的五年中，他从一位热血青年成长为成熟的革命音乐家，这对于当时年近45岁的赵丹来说是个挑战，但赵丹没有把表演的重点放在“装嫩”上，而是用自己的演技将聂耳的“形”“神”结合起来，尽可能细致真实地去展示聂耳内心世界的变化。由于是经常在外地拍片，赵丹与妻子黄宗英只能鸿雁往还。因为赵丹拍起戏来十分投入，所以时常心神恍惚，有一次写信竟连自己家的地址都写错了，而且还将爱妻的名字写成了“黄宗宗”。多亏邮递员认真负责，才将信送到了黄宗英手上。
拍《聂耳》时，刚巧赵丹的长女赵青也在上海拍摄她主演的舞剧艺术片《宝莲灯》，由于在上海，所以父女俩常有接触交流的机会，赵青后来在回忆时说：“那时明显看到年近45岁的父亲好像突然变得年轻了，活像一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为了演好年轻的聂耳，他不仅内心下功夫，在外形上也下了大力量，每天锻炼身体，坚持跑步，有时作为女儿突然感觉不到他是我的父亲，而觉得像我同年的知心朋友一样。”赵丹摆脱了过分追求形似的包袱，就这样一步步去接近角色。1959年国庆十周年，《聂耳》作为献礼片公映，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观众中无论是熟悉聂耳的人，还是不了解他的人，都说赵丹把聂耳演活了！
于伶：一定要为聂耳写部戏
1949年7月17日，是聂耳逝世14周年。当时上海刚刚解放。这天上海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有上万人参加。也是在这次大会上，公开了聂耳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聂耳的战友于伶在大会上倾诉了对故友的思念之情，但有一个愿望，那天在纪念大会上他没有说出来，就是一定要为聂耳写部戏，让聂耳的形象和歌声能再现于银幕。
1931年于伶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就与聂耳共事于北京，1933年他们一起来到上海，聂耳搞音乐，于伶则负责左翼文化总同盟的工作。聂耳许多作品初步完成时，最先听聂耳唱的就是于伶，他俩感情甚好。1955年，经组织批准，于伶半天工作、半天创作《聂耳》电影剧本，可是因慢性肝炎多次复发，于伶创作的进度还是拖延了下来。1958年初，为了加快进度，于伶请了孟波（音乐家）、郑君里（电影导演）一起创作，他俩也是聂耳的好友，三人齐心协力完成了这个任务。
他们创作的剧本在《电影艺术》杂志上发表后，受到广大读者和艺术家们的称赞，其中也有不少关注者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于伶等又作了认真修改后，终于定稿。《聂耳》被列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片之一，成立了阵容强大的摄制组，成员大部分是三四十年代的从影人员，其中摄影师黄绍芬、副导演钱千里等也都是聂耳的朋友。他们在导演郑君里的率领下通力合作，决心发扬当年聂耳的战斗精神，将聂耳的形象再现于观众眼前，让聂耳的故事在银幕上被永远地记录下来。
郑君里：要拍好《聂耳》就必须按照创作规律办事
1932年，郑君里还在联华影片公司当演员时，就已和聂耳是好朋友了，郑君里先后在影片《大路》《野玫瑰》《新女性》等中出演，这些电影里的音乐或插曲，大都是聂耳作词作曲的。1935年，聂耳要借道日本至苏联学习，临行前他为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谱了曲。聂耳出发时，是郑君里与袁牧之、赵丹三人去送行的，但谁都没想到这竟成了永别。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丧生的噩耗传来，郑君里和赵丹悲痛不已。1947年郑君里开始了他的导演生涯，他导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与蔡楚生合作）、《乌鸦与麻雀》两部脍炙人口的影片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因此当时决定由他来导演《聂耳》是再合适不过了。
然后，1958年拍摄《聂耳》时，整个社会正被“大跃进”的氛围包围着，浮夸风盛行，各行各业都要“争创高指标”，那时电影厂竟规定摄制组每天至少要拍摄60个镜头，这是不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拍出来的影片也只能是粗制滥造的。郑君里一向创作严谨，明确提出：“要拍好《聂耳》就必须拒绝这种计件制做法。”按照创作规律来拍摄。
一天周恩来总理来到影片《林则徐》的拍摄现场视察，这部影片正巧也是由郑君里导演的。郑君里就向周总理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周总理听后明确表示，要按创作规律办事，当时副厂长徐桑楚借此为郑君里开了绿灯，允许郑君里导演的《林则徐》和《聂耳》两部影片可以不按一天60个镜头来拍摄。就这样，周总理的指示帮助了这两部处境艰难的影片。在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献礼片中，《林则徐》《聂耳》果然不同凡响，从全国送来的22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被安排在一头一尾放映。中央领导称赞上影厂是“红烧头尾上影厂”。之后，文化部将《聂耳》评为国庆十周年最佳影片之一。后来，在捷克举办的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聂耳》被评为优秀奖。
赵丹：我演聂耳最合适
1959年初春，在上海巨鹿路常熟路口的一幢小楼上，于伶和孟波、郑君里正在商讨电影剧本《聂耳》的若干细节，赵丹突然推门而入，顿时使屋子里的气氛活跃起来。赵丹情绪激动，滔滔不绝地讲述了自己与聂耳交往的点点滴滴，最后才和盘托出自己不请自来的真实目的，原来他是毛遂自荐演聂耳，他说：“我了解聂耳，我俩性格相似，又是好朋友，我演他最合适了！”
上世纪三十年代是聂耳创作最活跃、最丰盛的时期，就在这时他认识了赵丹。那时聂耳创作了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剧中赵丹和聂耳同台献艺，聂耳是主演，赵丹参加合唱，后来他们又一起参演了《姐姐》和《警报》两部戏，两人结下深厚的友情，聂耳还常去看赵丹拍电影。那天在影片《女儿经》的拍摄现场，赵丹饰演的是一位被妻子不停抱怨的失业青年。一天早晨，他再也受不了这社会的种种不平和妻子无休止的责难，准备以自杀来了结一切。离家前，他亲了亲女儿（陈娟娟饰演），算作向自己的生活告别。这个镜头很长，赵丹感到难以入戏，因为他感受不到主人公绝望无奈的复杂情绪。导演沈西苓也只好耐心地等着。在一旁的聂耳看到这个情形，就拿起小提琴拉起戏中的乐曲来。这委婉哀愁的旋律逐渐地感染了赵丹，使他很快地体验到主人公的绝望无助、求死怨生的悲苦心情，最终成功地完成了这个长镜头的拍摄，多少年后，赵丹对此事仍记忆犹新。
在赵丹被告知自己正式得到聂耳这个角色之后，他高兴极了，他与该剧一些创作人员到提篮桥、北京路、淮海中路等聂耳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体验生活。因为要拍摄聂耳在晒台上拉小提琴的情景，赵丹找了孟波（影片编剧之一）、高正（影片制片主任）等一起去上海音乐学院，找老师了解乐理知识，认真学习拉提琴。
影片开始时的聂耳只有19岁，是个年轻人，在此后短短的五年中，他从一位热血青年成长为成熟的革命音乐家，这对于当时年近45岁的赵丹来说是个挑战，但赵丹没有把表演的重点放在“装嫩”上，而是用自己的演技将聂耳的“形”“神”结合起来，尽可能细致真实地去展示聂耳内心世界的变化。由于是经常在外地拍片，赵丹与妻子黄宗英只能鸿雁往还。因为赵丹拍起戏来十分投入，所以时常心神恍惚，有一次写信竟连自己家的地址都写错了，而且还将爱妻的名字写成了“黄宗宗”。多亏邮递员认真负责，才将信送到了黄宗英手上。
拍《聂耳》时，刚巧赵丹的长女赵青也在上海拍摄她主演的舞剧艺术片《宝莲灯》，由于在上海，所以父女俩常有接触交流的机会，赵青后来在回忆时说：“那时明显看到年近45岁的父亲好像突然变得年轻了，活像一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为了演好年轻的聂耳，他不仅内心下功夫，在外形上也下了大力量，每天锻炼身体，坚持跑步，有时作为女儿突然感觉不到他是我的父亲，而觉得像我同年的知心朋友一样。”赵丹摆脱了过分追求形似的包袱，就这样一步步去接近角色。1959年国庆十周年，《聂耳》作为献礼片公映，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观众中无论是熟悉聂耳的人，还是不了解他的人，都说赵丹把聂耳演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