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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成果”其实是 “空城计”
胡宗南诡称“毙敌俘敌5万余人，缴获武器弹药无数，生俘共军一万余人”。中外记者跃跃欲试要来参观，他该如何展示呢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占领延安的事件，可谓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惊鸿一瞥”。这是因为：所谓天地翻覆，沧桑鼎革，瞬间可有分晓，胡宗南一边对蒋介石和众多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参观以及国内外各家媒体的采访迎来送往，忙得不亦乐乎，一边又绞尽脑汁安排扩大和巩固“胜利成果”：其间，他还抽暇解决了个人的终身大事。不料，原来延安的被攻占，却是一出“空城计”，国民党被胜利冲昏头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由是，局势急转直下，攻方和守方的角色互换，很快奠定了历史的格局。这是人们熟知的历史了。
近来《胡宗南先生日记》（台湾“国史馆”2015年版）的引入，可以让人们从另一个视角重新审视这一段历史，增加对这一戏剧性历史变化的认识。
国民党进攻延安的方案
解放战争进入1947年，表面上形势对国民党有利。国民党军在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后，气势汹汹。3月1日，有人制订出了一个“攻击延安方案”，此人便是《胡宗南先生日记》中所记的“刘为章次长”，即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
那么，攻打延安，可行吗？刘斐称：“延安附近匪受打击，贺龙从大同惨败以后，从未恢复，聂荣臻损失过半，陈赓在太原附近伤亡惨重，其余刘伯承则远在平汉路不能策应，此在战略上检讨，我应攻延安者，一也。国军集中主力攻陈毅，我应乘时击破延安，我攻下延安后，可以抽调多数兵力，使用于其他方面，此应攻延安者，二也。”
国民党军发动全面进攻，暂时取了上风，刘斐精心盘算，以为是胜筹，他笃定“政略、战略上需要目前打延安”，而在“战术上，为兵力问题，但匪我兵力无问题，陕北现有正规军，为警备5个旅、教导2个旅、新编5个旅，其余约6万人。在晋西增援兵力，王震358、359，7000人，贺龙3个旅，约1万人，陈赓约1.5万人，约3万余人，总计约9万余人。而我第一线兵力约8.4万人，兵力无问题”。这是从双方兵力对比来看。
至于具体的”战术问题”，即“用何种战术方式，来达成任务乎？敌情判断，匪号召巩固边区，则匪必与我决战。地形判断，匪在大劳山一带，即延安外围有坚固工事，则有利用工事与我决战可能。我集中局部优势之兵力，在空军支持之下，稳扎稳打，可能成功者也”。也就是说，要用“优势兵力”和“立体攻势”对付延安守军，且取“稳扎稳打”的推进式攻势。
于是，“委座同意此方案，部队分头开赴西安、郑州、晋南、咸阳”。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这个方案敲定的翌日，3月3日晚，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己将方案通知了延安。
胡宗南攻占延安“立头功”
攻打延安，当系“西北王”胡宗南立大功的机会。1947年3月4日，胡宗南被任命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很快，国民党又成立了西安绥靖公署战地政务委员会。蒋介石的心腹蒋坚忍任主委，中共叛徒陈建中等为委员。
3月11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刘戡的整编第29军和董钊的整编第1军组成左右两个集团，采取钳形攻势，企图包围歼灭西北解放军，占领延安以及整个边区。在研讨作战方案时，胡宗南在训话中扬言：
一、提倡战斗英雄、胜利英雄，只要你能打仗，能打胜仗，我能保障你光荣、名誉，不论你是陆大、军校、行伍。
二、党部队特别党部虽然取消，而党的精神仍在，在党内组织形式虽然取消，而组织精神仍在，我必须在战争中，认识同志、团结同志，将无名英雄、战斗英雄、胜利英雄组织起来，使为各部队之中心。如某兵缴获武器，或俘虏敌人，或占领重要据点，或获得有价值之情报，此士兵即为本党忠实信徒、主义之护卫，而予以提拔组织。
三、不许虚伪欺骗，假造情报，谎报军情，我们要坦白、要实在。
四、我们是以道义、精诚相勉，以光明相见，故我们不能作俘虏，不幸而作俘虏，我们不能投降。
不过很快，胡宗南自己就带头违言，成了造假高于。
此时，美军观察组已全部撤离延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没有动静。
3月13日，胡宗南指揮15个旅14万人）进犯延安。当日，国民党空军调集上海、徐州、西安等地的飞机开始轮流分批轰炸延安。
3月14日，胡宗南在日记中写道：“本日开始攻略延安。”
3月18日傍晚，毛泽东等悄然离开延安。
3月19日，胡宗南在日记中记载：“午后5时，攻克延安。”
占领延安，首功归于谁呢？胡宗南的嫡系部队——胡宗南麾下的整编第1军第1师第1旅，一定要是第一个进入延安的军队。其实，在3月18日晚，陈武的第90军历经鏖战已经率先抵近延安，但胡宗南命令他让开大路，转攻宝塔山，而由整编第1军去摘取“光复延安”的殊荣。同时，又要整编第1军吴俊的第1师率先开入延安，这全是因为胡宗南自己是第1师师长、第1军军长出身之故。
他终于得偿所愿了。占领延安的翌日，蒋介石发来专电：“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之积愤，殊甚嘉赏，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
随即，胡宗南被授予“二等大绶云麾勋章”，其部下也全部官升一级，尤其是整编第1军第1师第1旅的官兵，每人还获得了一大笔现金。
接下来，闹剧也一出一出地登场了。胡宗南在日记中大记特记：
3月20日：“克复延安后，西安及京沪各地纷出号外，各界慰劳及贺电纷至沓来”。
21日，“匪广播承认延安转移阵地”。
22日，“委座电：延安如期收复，为党为国二十一年来之耻辱，得以略慰矣，吾弟苦心努力，赤忱忠勇，天自有以报之也。时阅捷报，无任欣慰。各官兵之有功及死伤者，应速详报。至对延安之秩序，应速图恢复，特别注意其原有残余及来归民众与俘虏之组训慰藉，能使之对共军压迫欺骗之禽兽行为，尽情暴露与彻底觉悟。十日后中外记者必来参观，届时使之有所表现，总使共匪往日在延安之虚伪宣传完全暴露也。最好对其所有制度、地方组织，暂存其旧，而使就地民众能自动革除，故于民众之救护与领导，必须尽其全力，俾其领悟中央实为其解放之救星也”。 蒋介石的嘉奖电报，除向胡宗南祝贺外，还交代了若干任务，如恢复秩序、接待记者和所谓“改良”地方等，实际上胡宗南只能就接待记者采访胡乱做些文章而已。当时南京国防部告诉胡宗南，将组织一个专门的记者团赴延安参观战绩、采写战地新闻，胡宗南苦于战绩寥寥，先是百般推辞，又怕自己难堪，只得由作战参谋捏造战报，在给国防部的报告中造假，诡称“毙敌俘敌5万余人，缴获武器弹药无数，详细战果正在清查中”云云。事实上，胡宗南到达延安时，延安已是一座空城。这些情况，他当然不能让外人知道，在蒋介石一再交代下，他不得不勉强组织排场以应付记者的到来。
至于胡宗南自己，则于3月24日“自洛川出发前往”，但见“一路皆有战迹，血痕犹新”。抵达延安后，他暂住边区银行窑洞，犹自窃喜不已。同日，胡宗南将前进指挥所由宜川移至延安。他怕遭解放军的暗算，抽出5个旅的兵力守备延安，结果自己的机动兵力减少到只有10个旅。翌日，第31旅便在青化砭战役中大部被歼，旅长李纪云被俘。第92团全团覆没，团长谢养民亦被俘。当日，胡宗南在日记中自述：“一夜未睡，感慨无限。”
采访闹剧
胡宗南“闪击”延安后，国民党大吹特吹这一胜利。3月20日《中央日报》头版头条报道：“国军收复延安，生俘共军一万余人。”随即，中外记者跃跃欲试要来参观，胡宗南怕露馅，那“一万共军俘虏”和缴获的武器弹药如何展示呢？遂在延安周围设了10座战俘营，仓促中抓来500多个村民，又从自己部队中挑出1500多人，以为充数。至于缴获品，也设了一个战绩陈列室，里而陈列的是自己手下一个团的装备。此外，所谓“毙敌”的证据，也由于下造了许多假坟和立了许多假碑替代。
胡宗南强打精神，开始陆续接待记者的到来。4月4日，中外记者团一行55人抵达，一番摄影、宴请，煞是热闹。陪同胡宗南的，是曾任蒋介石英文秘书、行政院新闻局局长、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的沈昌焕。
军务繁忙之际，胡宗南频频接见记者。6日，他接见了《大公报》记者周榆瑞、“军新社”记者姚秉凡等，邓文仪参与陪同。为了应付记者，他的心腹干将蒋坚忍、王友直等也赶到延安。不久，武汉记者团、西安记者团等也陆续来到延安，后来还组织了一个“陕北视察团”，一时大造舆论，轰动视听。至此，胡宗南的造假活动达到一个高潮。
胡宗南在延安，不光是造假，他还“放下身段”，要从对手那里学到一些东西，于是展开数日参观，如“游文化沟，见八路军大礼堂，可容五千人，诚为渠作”。他还决定修整“毛泽东之图书馆”和“中央大礼堂”，“并令筑城中至机场石子马路”等。后又“出游西枣园，见匪方广播电台房屋为一新建筑，足见匪对宣传事业，极为注意”，以及“出游清凉花园，见毛泽东像坎于泥土上，并见劳动英雄吴满有像，用木头雕刻起来，亦甚精彩”……
3月18日，胡宗南对地方行政干部有一个训话，希望这些干部能够做到如下几点：
一、为思想、为抱负、为主义、为领袖，我们必须苦干半年。
二、此半年间，即使穷死、饿死、苦死，我们决不离开陕北，即使奸党重来延安，中央军队撤离延安，我们决以流动战斗姿态，上山、下乡、跳火坑、入地狱，决不离开延安。
三、我们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与人民建立了不可分离的关系，然后才能领导群众。
四、为建立政权，巩固胜利，党政军一元化，行政区以专员为主，县以县长为主，区以区长为主，层层负责，层层节制，造成一战斗体。
不独如此，胡宗南还召集蒋坚忍、王友直、顾希平、陈建中等心腹，“研讨陕北行政工作”，欲为长久之计。彼时，他已打探到一些真实的情报，比如毛泽东一行并没有离开陕北等。
5月25日，胡宗南飞抵南京，蒋介石向他询问“陕北何时可结束”，其答曰：“毛泽东现在绥德以西，周家釜附近，未过河。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王震、贺龙等皆在陕，企图与我决战。故今日对陕北作战，必须更积极行动，方能击破其主力也。”
一场特殊的婚礼
在攻占延安的间隙，胡宗南“乘胜”成就了一场婚礼。胡宗南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可谓“特立独行”，他戎马倥傯，一直未娶，过着长达20年之久的独居生活，是一个有名的“不娶将军”。国民党许多党政要人，从蒋介石到陈立夫，都对他的婚事格外关心。据说陈立夫曾有意让“孔二小姐”嫁给胡宗南，孔祥熙更是有意做“西北王”的泰山，但胡宗南深知“孔二小姐”的奇葩，避之不及。他在给陈立夫的信中讲了一段漂亮话：“国难当头，正我辈军人抗敌御侮、效命疆场之时，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于是，就有了另外一出戴笠亲为“西北王”安排婚姻的传说。
戴笠介绍的女子叶霞翟（笔名“叶苹”，浙江松阳人），传说是戴笠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一颗棋子。叶霞翟有着不俗的背景——作为女人，首先是漂亮，以及她的籍贯（浙江）、学历（师范出身，小学教员——这个出身和经历竟与胡宗南完全相同），特别是还有高等学校和特殊学校的履历——浙江大学农学院以及国民党特务的摇篮——浙江省警官学校，于是这个女子就不简单了。叶霞翟后又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政治经济系。其间，与胡宗南确立了恋爱关系，再赴美国留学（华盛顿大学政治系、威斯康星大学研究院），相继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至1944年学成回国，先后任成都光华大学、金陵大学教授。1947年春，胡宗南攻克延安，两人于西安结婚。
胡宗南在南京时，向蒋介石提出“拟与叶霞翟小姐结婚”的报告，得到批准后遂展开一番布置。5月28日，在西安兴隆山举行了一场“极简单而秘密之结婚仪式”。当晚，胡宗南“入房，红烛高烧，馨芳满室，至感愉快”，可谓功成名就，并拥江山美人。
不过，没有几日，胡宗南发现好不容易得于的延安竟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为此，他东奔西跑，忙于军务。于是，婚后第3天，他就告别了妻子，匆匆离开西安，赶赴延安。
7月21日，胡宗南召集会议，决定：“延安市上散兵游勇太多，影响纪律、名誉，速即取缔”;“公路太坏，速即整修”;延安川道，尚未播种，如由军队负责，应即播种”;“各单位首长严加管教各单位官兵，不得怠荒”等等。随即，他还安排“陕北行署”的主任由黄埔军校同窗、顾祝同的堂弟顾希平担任。 胡宗南之所以巴结顾祝同，是敏感于自己获“首功”而见忌于其他高级将领。他在日记中记載“白崇禧部长对中训团讲话，对（胡）延安攻取，颇多侮辱，太失身份了、太小气了”，就是一例。
蒋介石参观延安与胡宗南弃守延安
胡宗南攻占延安，蒋介石对门生的胜利狂喜不己，随即决定亲自来参观“匪窟”，以解多年来的心头之恨。当得知蒋介石要来延安的消息，胡宗南异常激动，随即派出飞机，从西安把蒋介石夫妇及其一行在延安的生活用品均如数运抵延安。
1947年8月7日，蒋介石夫妇及蒋经国、俞济时等乘“美龄”号专机秘密飞抵延安，被胡宗南接到了延安城内最好的又戒备森严的边区外交宾馆。
胡宗南在日记中记录了蒋介石的行程：第一天：“委座下午到达延安，即坐吉普车过延水桥到清凉花园休息，一路问延安城、嘉陵山（疑为宝塔山的误记），笑容满而，喜形于色”。随后：“出外访问民众，问市情。（抵）专员、县长公署，与参议会议长、议员谈话”，又召开“作战会议”。“傍晚驱车上山，到庆中堡以西高地，俯瞰延安形势，并与战斗英雄照相，甚为愉快。晚饭后研究榆林军事，并商讨内部奸宄问题。”
当夜，警备由国民政府警卫总队队长、总统府侍卫室中将侍卫长石祖德亲率卫队担任，胡宗南的精锐嫡系部队则在外围担任警戒。随即，蒋介石召集高级军官开会，晚上又单独召见胡宗南，再次研究陕北的战事。
此时，蒋介石故态复萌，妄下战令，他让胡宗南放弃“稳扎稳打”的战术，而是取“急进猛打”的战术，暴露出其急于取胜的心态。他还强调“陕北为主要战场，为之首脑所在，如不肃清，后患无穷”，遂令8月底定须肃清”。
翌日，蒋介石先是召集营长以上训话。“传见英雄并照相。慰问伤兵，情词恳切，如家人父子”。继而在一大群荷枪实弹的侍卫保护下，蒋介石一行出现在延安城里，“出游杨家岭、万佛洞”。当时蒋介石心里有一个长期的谜底需要解开，他对胡宗南等人说，要去杨家岭、枣园、王家坪等地看看，就是想看毛泽东、共产党是如何在窑洞生活的，他们又如何能在西北坚持了十余年。
于是，不顾烈日当空，酷暑难耐，蒋介石一行在胡宗南等人的簇拥下，视察了抗大和杨家岭、枣园、王家坪等。在枣园，蒋介石走进毛泽东曾经住过的那间窑洞，但见与当地农民的窑洞并没有什么两样，地而是泥土夯实的，陈设也很简陋，炕上只铺了一张木板。
走出窑洞，蒋介石默默不语。显然，他心中受到了相当的震撼，那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述的了。恐怕正是这一点，在回到宾馆后，蒋介石在审定了胡宗南的作战报告后，当即决定乘飞机离开延安，他不愿再呆一天了。胡宗南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2时（蒋介石）在延安市民众欢送中飞向西安。”其时，突如其来，一场大雨倾盆而下。这是蒋介石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延安的情况。
蒋介石走后，胡宗南勉为其难，获得了一个延安“本县荣誉公民”的称号，又编纂了一本《平定陕北纪实》的书（由薛敏泉、萧健主持编写），还假惺惺地要大搞“建设事业”——开办军官和士兵俱乐部、民众娱乐场所;修建一座“中正大桥”和延安至甘泉等处的柏油马路;铺设公路、修建医院和公墓;成立师范学校;组织青年爱国训导团”;创办口报……摆起一番架势，要建立一个“新延安”。为此，他还抄录了当年胡适上任驻美大使时写的诗：“偶生白发数茎，心情微似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
然而，胡宗南在延安没有更多的日子了。在彭德怀指挥的解放西北诸战中，继青化砭之战后，羊马河、蟠龙等战役陆续打响并打赢。至是年8月，榆林、沙家店、清涧等战役亦获胜。再至12月，陕甘宁边区大部已被解放军收复。
1948年4月，胡宗南弃守延安而去。★
（责编/闻立 责校/袁栋梁 来源《胡宗南自述攻克延安始末》，散木/文《党史博览》2019年第9期）
胡宗南诡称“毙敌俘敌5万余人，缴获武器弹药无数，生俘共军一万余人”。中外记者跃跃欲试要来参观，他该如何展示呢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占领延安的事件，可谓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惊鸿一瞥”。这是因为：所谓天地翻覆，沧桑鼎革，瞬间可有分晓，胡宗南一边对蒋介石和众多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参观以及国内外各家媒体的采访迎来送往，忙得不亦乐乎，一边又绞尽脑汁安排扩大和巩固“胜利成果”：其间，他还抽暇解决了个人的终身大事。不料，原来延安的被攻占，却是一出“空城计”，国民党被胜利冲昏头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由是，局势急转直下，攻方和守方的角色互换，很快奠定了历史的格局。这是人们熟知的历史了。
近来《胡宗南先生日记》（台湾“国史馆”2015年版）的引入，可以让人们从另一个视角重新审视这一段历史，增加对这一戏剧性历史变化的认识。
国民党进攻延安的方案
解放战争进入1947年，表面上形势对国民党有利。国民党军在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后，气势汹汹。3月1日，有人制订出了一个“攻击延安方案”，此人便是《胡宗南先生日记》中所记的“刘为章次长”，即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
那么，攻打延安，可行吗？刘斐称：“延安附近匪受打击，贺龙从大同惨败以后，从未恢复，聂荣臻损失过半，陈赓在太原附近伤亡惨重，其余刘伯承则远在平汉路不能策应，此在战略上检讨，我应攻延安者，一也。国军集中主力攻陈毅，我应乘时击破延安，我攻下延安后，可以抽调多数兵力，使用于其他方面，此应攻延安者，二也。”
国民党军发动全面进攻，暂时取了上风，刘斐精心盘算，以为是胜筹，他笃定“政略、战略上需要目前打延安”，而在“战术上，为兵力问题，但匪我兵力无问题，陕北现有正规军，为警备5个旅、教导2个旅、新编5个旅，其余约6万人。在晋西增援兵力，王震358、359，7000人，贺龙3个旅，约1万人，陈赓约1.5万人，约3万余人，总计约9万余人。而我第一线兵力约8.4万人，兵力无问题”。这是从双方兵力对比来看。
至于具体的”战术问题”，即“用何种战术方式，来达成任务乎？敌情判断，匪号召巩固边区，则匪必与我决战。地形判断，匪在大劳山一带，即延安外围有坚固工事，则有利用工事与我决战可能。我集中局部优势之兵力，在空军支持之下，稳扎稳打，可能成功者也”。也就是说，要用“优势兵力”和“立体攻势”对付延安守军，且取“稳扎稳打”的推进式攻势。
于是，“委座同意此方案，部队分头开赴西安、郑州、晋南、咸阳”。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这个方案敲定的翌日，3月3日晚，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己将方案通知了延安。
胡宗南攻占延安“立头功”
攻打延安，当系“西北王”胡宗南立大功的机会。1947年3月4日，胡宗南被任命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很快，国民党又成立了西安绥靖公署战地政务委员会。蒋介石的心腹蒋坚忍任主委，中共叛徒陈建中等为委员。
3月11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刘戡的整编第29军和董钊的整编第1军组成左右两个集团，采取钳形攻势，企图包围歼灭西北解放军，占领延安以及整个边区。在研讨作战方案时，胡宗南在训话中扬言：
一、提倡战斗英雄、胜利英雄，只要你能打仗，能打胜仗，我能保障你光荣、名誉，不论你是陆大、军校、行伍。
二、党部队特别党部虽然取消，而党的精神仍在，在党内组织形式虽然取消，而组织精神仍在，我必须在战争中，认识同志、团结同志，将无名英雄、战斗英雄、胜利英雄组织起来，使为各部队之中心。如某兵缴获武器，或俘虏敌人，或占领重要据点，或获得有价值之情报，此士兵即为本党忠实信徒、主义之护卫，而予以提拔组织。
三、不许虚伪欺骗，假造情报，谎报军情，我们要坦白、要实在。
四、我们是以道义、精诚相勉，以光明相见，故我们不能作俘虏，不幸而作俘虏，我们不能投降。
不过很快，胡宗南自己就带头违言，成了造假高于。
此时，美军观察组已全部撤离延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没有动静。
3月13日，胡宗南指揮15个旅14万人）进犯延安。当日，国民党空军调集上海、徐州、西安等地的飞机开始轮流分批轰炸延安。
3月14日，胡宗南在日记中写道：“本日开始攻略延安。”
3月18日傍晚，毛泽东等悄然离开延安。
3月19日，胡宗南在日记中记载：“午后5时，攻克延安。”
占领延安，首功归于谁呢？胡宗南的嫡系部队——胡宗南麾下的整编第1军第1师第1旅，一定要是第一个进入延安的军队。其实，在3月18日晚，陈武的第90军历经鏖战已经率先抵近延安，但胡宗南命令他让开大路，转攻宝塔山，而由整编第1军去摘取“光复延安”的殊荣。同时，又要整编第1军吴俊的第1师率先开入延安，这全是因为胡宗南自己是第1师师长、第1军军长出身之故。
他终于得偿所愿了。占领延安的翌日，蒋介石发来专电：“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之积愤，殊甚嘉赏，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
随即，胡宗南被授予“二等大绶云麾勋章”，其部下也全部官升一级，尤其是整编第1军第1师第1旅的官兵，每人还获得了一大笔现金。
接下来，闹剧也一出一出地登场了。胡宗南在日记中大记特记：
3月20日：“克复延安后，西安及京沪各地纷出号外，各界慰劳及贺电纷至沓来”。
21日，“匪广播承认延安转移阵地”。
22日，“委座电：延安如期收复，为党为国二十一年来之耻辱，得以略慰矣，吾弟苦心努力，赤忱忠勇，天自有以报之也。时阅捷报，无任欣慰。各官兵之有功及死伤者，应速详报。至对延安之秩序，应速图恢复，特别注意其原有残余及来归民众与俘虏之组训慰藉，能使之对共军压迫欺骗之禽兽行为，尽情暴露与彻底觉悟。十日后中外记者必来参观，届时使之有所表现，总使共匪往日在延安之虚伪宣传完全暴露也。最好对其所有制度、地方组织，暂存其旧，而使就地民众能自动革除，故于民众之救护与领导，必须尽其全力，俾其领悟中央实为其解放之救星也”。 蒋介石的嘉奖电报，除向胡宗南祝贺外，还交代了若干任务，如恢复秩序、接待记者和所谓“改良”地方等，实际上胡宗南只能就接待记者采访胡乱做些文章而已。当时南京国防部告诉胡宗南，将组织一个专门的记者团赴延安参观战绩、采写战地新闻，胡宗南苦于战绩寥寥，先是百般推辞，又怕自己难堪，只得由作战参谋捏造战报，在给国防部的报告中造假，诡称“毙敌俘敌5万余人，缴获武器弹药无数，详细战果正在清查中”云云。事实上，胡宗南到达延安时，延安已是一座空城。这些情况，他当然不能让外人知道，在蒋介石一再交代下，他不得不勉强组织排场以应付记者的到来。
至于胡宗南自己，则于3月24日“自洛川出发前往”，但见“一路皆有战迹，血痕犹新”。抵达延安后，他暂住边区银行窑洞，犹自窃喜不已。同日，胡宗南将前进指挥所由宜川移至延安。他怕遭解放军的暗算，抽出5个旅的兵力守备延安，结果自己的机动兵力减少到只有10个旅。翌日，第31旅便在青化砭战役中大部被歼，旅长李纪云被俘。第92团全团覆没，团长谢养民亦被俘。当日，胡宗南在日记中自述：“一夜未睡，感慨无限。”
采访闹剧
胡宗南“闪击”延安后，国民党大吹特吹这一胜利。3月20日《中央日报》头版头条报道：“国军收复延安，生俘共军一万余人。”随即，中外记者跃跃欲试要来参观，胡宗南怕露馅，那“一万共军俘虏”和缴获的武器弹药如何展示呢？遂在延安周围设了10座战俘营，仓促中抓来500多个村民，又从自己部队中挑出1500多人，以为充数。至于缴获品，也设了一个战绩陈列室，里而陈列的是自己手下一个团的装备。此外，所谓“毙敌”的证据，也由于下造了许多假坟和立了许多假碑替代。
胡宗南强打精神，开始陆续接待记者的到来。4月4日，中外记者团一行55人抵达，一番摄影、宴请，煞是热闹。陪同胡宗南的，是曾任蒋介石英文秘书、行政院新闻局局长、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的沈昌焕。
军务繁忙之际，胡宗南频频接见记者。6日，他接见了《大公报》记者周榆瑞、“军新社”记者姚秉凡等，邓文仪参与陪同。为了应付记者，他的心腹干将蒋坚忍、王友直等也赶到延安。不久，武汉记者团、西安记者团等也陆续来到延安，后来还组织了一个“陕北视察团”，一时大造舆论，轰动视听。至此，胡宗南的造假活动达到一个高潮。
胡宗南在延安，不光是造假，他还“放下身段”，要从对手那里学到一些东西，于是展开数日参观，如“游文化沟，见八路军大礼堂，可容五千人，诚为渠作”。他还决定修整“毛泽东之图书馆”和“中央大礼堂”，“并令筑城中至机场石子马路”等。后又“出游西枣园，见匪方广播电台房屋为一新建筑，足见匪对宣传事业，极为注意”，以及“出游清凉花园，见毛泽东像坎于泥土上，并见劳动英雄吴满有像，用木头雕刻起来，亦甚精彩”……
3月18日，胡宗南对地方行政干部有一个训话，希望这些干部能够做到如下几点：
一、为思想、为抱负、为主义、为领袖，我们必须苦干半年。
二、此半年间，即使穷死、饿死、苦死，我们决不离开陕北，即使奸党重来延安，中央军队撤离延安，我们决以流动战斗姿态，上山、下乡、跳火坑、入地狱，决不离开延安。
三、我们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与人民建立了不可分离的关系，然后才能领导群众。
四、为建立政权，巩固胜利，党政军一元化，行政区以专员为主，县以县长为主，区以区长为主，层层负责，层层节制，造成一战斗体。
不独如此，胡宗南还召集蒋坚忍、王友直、顾希平、陈建中等心腹，“研讨陕北行政工作”，欲为长久之计。彼时，他已打探到一些真实的情报，比如毛泽东一行并没有离开陕北等。
5月25日，胡宗南飞抵南京，蒋介石向他询问“陕北何时可结束”，其答曰：“毛泽东现在绥德以西，周家釜附近，未过河。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王震、贺龙等皆在陕，企图与我决战。故今日对陕北作战，必须更积极行动，方能击破其主力也。”
一场特殊的婚礼
在攻占延安的间隙，胡宗南“乘胜”成就了一场婚礼。胡宗南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可谓“特立独行”，他戎马倥傯，一直未娶，过着长达20年之久的独居生活，是一个有名的“不娶将军”。国民党许多党政要人，从蒋介石到陈立夫，都对他的婚事格外关心。据说陈立夫曾有意让“孔二小姐”嫁给胡宗南，孔祥熙更是有意做“西北王”的泰山，但胡宗南深知“孔二小姐”的奇葩，避之不及。他在给陈立夫的信中讲了一段漂亮话：“国难当头，正我辈军人抗敌御侮、效命疆场之时，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于是，就有了另外一出戴笠亲为“西北王”安排婚姻的传说。
戴笠介绍的女子叶霞翟（笔名“叶苹”，浙江松阳人），传说是戴笠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一颗棋子。叶霞翟有着不俗的背景——作为女人，首先是漂亮，以及她的籍贯（浙江）、学历（师范出身，小学教员——这个出身和经历竟与胡宗南完全相同），特别是还有高等学校和特殊学校的履历——浙江大学农学院以及国民党特务的摇篮——浙江省警官学校，于是这个女子就不简单了。叶霞翟后又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政治经济系。其间，与胡宗南确立了恋爱关系，再赴美国留学（华盛顿大学政治系、威斯康星大学研究院），相继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至1944年学成回国，先后任成都光华大学、金陵大学教授。1947年春，胡宗南攻克延安，两人于西安结婚。
胡宗南在南京时，向蒋介石提出“拟与叶霞翟小姐结婚”的报告，得到批准后遂展开一番布置。5月28日，在西安兴隆山举行了一场“极简单而秘密之结婚仪式”。当晚，胡宗南“入房，红烛高烧，馨芳满室，至感愉快”，可谓功成名就，并拥江山美人。
不过，没有几日，胡宗南发现好不容易得于的延安竟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为此，他东奔西跑，忙于军务。于是，婚后第3天，他就告别了妻子，匆匆离开西安，赶赴延安。
7月21日，胡宗南召集会议，决定：“延安市上散兵游勇太多，影响纪律、名誉，速即取缔”;“公路太坏，速即整修”;延安川道，尚未播种，如由军队负责，应即播种”;“各单位首长严加管教各单位官兵，不得怠荒”等等。随即，他还安排“陕北行署”的主任由黄埔军校同窗、顾祝同的堂弟顾希平担任。 胡宗南之所以巴结顾祝同，是敏感于自己获“首功”而见忌于其他高级将领。他在日记中记載“白崇禧部长对中训团讲话，对（胡）延安攻取，颇多侮辱，太失身份了、太小气了”，就是一例。
蒋介石参观延安与胡宗南弃守延安
胡宗南攻占延安，蒋介石对门生的胜利狂喜不己，随即决定亲自来参观“匪窟”，以解多年来的心头之恨。当得知蒋介石要来延安的消息，胡宗南异常激动，随即派出飞机，从西安把蒋介石夫妇及其一行在延安的生活用品均如数运抵延安。
1947年8月7日，蒋介石夫妇及蒋经国、俞济时等乘“美龄”号专机秘密飞抵延安，被胡宗南接到了延安城内最好的又戒备森严的边区外交宾馆。
胡宗南在日记中记录了蒋介石的行程：第一天：“委座下午到达延安，即坐吉普车过延水桥到清凉花园休息，一路问延安城、嘉陵山（疑为宝塔山的误记），笑容满而，喜形于色”。随后：“出外访问民众，问市情。（抵）专员、县长公署，与参议会议长、议员谈话”，又召开“作战会议”。“傍晚驱车上山，到庆中堡以西高地，俯瞰延安形势，并与战斗英雄照相，甚为愉快。晚饭后研究榆林军事，并商讨内部奸宄问题。”
当夜，警备由国民政府警卫总队队长、总统府侍卫室中将侍卫长石祖德亲率卫队担任，胡宗南的精锐嫡系部队则在外围担任警戒。随即，蒋介石召集高级军官开会，晚上又单独召见胡宗南，再次研究陕北的战事。
此时，蒋介石故态复萌，妄下战令，他让胡宗南放弃“稳扎稳打”的战术，而是取“急进猛打”的战术，暴露出其急于取胜的心态。他还强调“陕北为主要战场，为之首脑所在，如不肃清，后患无穷”，遂令8月底定须肃清”。
翌日，蒋介石先是召集营长以上训话。“传见英雄并照相。慰问伤兵，情词恳切，如家人父子”。继而在一大群荷枪实弹的侍卫保护下，蒋介石一行出现在延安城里，“出游杨家岭、万佛洞”。当时蒋介石心里有一个长期的谜底需要解开，他对胡宗南等人说，要去杨家岭、枣园、王家坪等地看看，就是想看毛泽东、共产党是如何在窑洞生活的，他们又如何能在西北坚持了十余年。
于是，不顾烈日当空，酷暑难耐，蒋介石一行在胡宗南等人的簇拥下，视察了抗大和杨家岭、枣园、王家坪等。在枣园，蒋介石走进毛泽东曾经住过的那间窑洞，但见与当地农民的窑洞并没有什么两样，地而是泥土夯实的，陈设也很简陋，炕上只铺了一张木板。
走出窑洞，蒋介石默默不语。显然，他心中受到了相当的震撼，那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述的了。恐怕正是这一点，在回到宾馆后，蒋介石在审定了胡宗南的作战报告后，当即决定乘飞机离开延安，他不愿再呆一天了。胡宗南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2时（蒋介石）在延安市民众欢送中飞向西安。”其时，突如其来，一场大雨倾盆而下。这是蒋介石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延安的情况。
蒋介石走后，胡宗南勉为其难，获得了一个延安“本县荣誉公民”的称号，又编纂了一本《平定陕北纪实》的书（由薛敏泉、萧健主持编写），还假惺惺地要大搞“建设事业”——开办军官和士兵俱乐部、民众娱乐场所;修建一座“中正大桥”和延安至甘泉等处的柏油马路;铺设公路、修建医院和公墓;成立师范学校;组织青年爱国训导团”;创办口报……摆起一番架势，要建立一个“新延安”。为此，他还抄录了当年胡适上任驻美大使时写的诗：“偶生白发数茎，心情微似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
然而，胡宗南在延安没有更多的日子了。在彭德怀指挥的解放西北诸战中，继青化砭之战后，羊马河、蟠龙等战役陆续打响并打赢。至是年8月，榆林、沙家店、清涧等战役亦获胜。再至12月，陕甘宁边区大部已被解放军收复。
1948年4月，胡宗南弃守延安而去。★
（责编/闻立 责校/袁栋梁 来源《胡宗南自述攻克延安始末》，散木/文《党史博览》201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