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
　　决定了双雪涛命运轨道改变的分岔点是2012年7月的一个晚上。在5个月之前，他拿到了台北关于资助作家创作台北题材长篇小说计划的项目入选通知。
　　这是他的处女作《翅鬼》在2010年台湾的一次文学奖上拔得头筹之后，宝岛又一次对他投递过来的带着某种殷切希望的，但对于大陆文学圈来说，这些奖项和写作计划，甚至是远流出版社为他出的小说单行本，都不足以吸引到资深文学编辑们的眼球。
　　但对于银行职员双雪涛来说，这个通知却仿佛是催促他结束分裂生活的号角：两年前那次台北领奖之行回来后，上班的日子并未有任何改变：贴汇票、做表报、整理档案，活干完了就在电脑上看下载的电子书，领导来了便切换回EXCEL界面。不过他下班的生活变了，戒了讨好领导和同事的喝酒和应酬，回到家里，一边在烟灰缸里按灭快要燃尽的中南海，一边在电脑上凭直觉敲打一本回忆学生时代的小说《聋哑时代》。他把这部12万字的作品寄给了文学期刊《收获》，编辑打来了电话表示关注，但并没有发表。
　　接到通知后，他开始琢磨这辈子自己到底应该做什么，是不是应该担负起写作的责任，跟一眼可以望到几十年之后的银行职员生涯做一个决裂。这个炎热的晚上，纠结了小半年的双雪涛又像少年时代一样失眠了，他仿佛听见远处有另外一个自己，说：“靠，辞职吧。”又觉得在天上不知道是什么神佛，说：“辞职吧，没事儿，我挺你。”
　　一夜未睡。天亮之前，选择的答案已经明晰，那天早上，眼睛肿胀但又内心澎湃的双雪涛，在外人看来，仿佛是以醉酒的状态，在上班时间之后冲进领导办公室，提出辞职。“我觉得领导仿佛闻到了我的酒气，但我真的一点儿也没喝。”
　　坐家
　　辞职，开弓没有回头箭。
　　双雪涛没有怠惰，经过短暂的准备后，在2012年入冬时，开始创作那个拿到资助的小说。他像村上春树一样将写作变成打卡模式，每天到自己的新房子里“上班”，在前任房主留下来的一张铁桌子上写作。房子空空荡荡，供暖的管道堵塞了，冻手冻脚，他就不停地喝热水。文思堵塞的时候，便下楼去看路边的老头们下棋。
　　三个月后，第二部作品《天吾手记》诞生，双雪涛用这部十几万字的小说，向自己当时特别喜欢的村上春树做了一次致敬，但它和《翅鬼》一样，并没有奠定双雪涛的写作风格。
　　就在这个当口，《收获》的编辑建议他将之前写好的《聋哑时代》里个别的章节改成中篇试试，于是他便抽出了《安娜》和《我的朋友安德烈》。这种尝试让他上瘾，在随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连续写了十几篇中短篇小说。
　　在这些作品里，后来被很多人称赞的短篇小说《大师》，则奠定了双雪涛目前的写作风格：他将日常的东北话纯熟地放进了小说的叙述里，短句、对话你来我往，却绝对没有抖包袱式的低俗，字里行间夹杂着一种经历过困苦的人特有的自嘲和黑色幽默，以及残酷和决绝。
　　在这之前，双雪涛也尝试过不少成名的先锋派作家的行文风格，却像练刀者使剑一样，虽然招式像那么回事，但自己总觉得不顺手。写完《大师》，他觉得，嗯，现在像样了。“就像每个人走路都有自己的频率和平衡感，找到了，就不别扭了。”
　　《大师》能成为双雪涛找到感觉的作品，变成他的LUCKY BOOK，既像掌管灵感的神在背后偷偷捅了他一下，似乎又像是来自父亲的庇佑：小说那个棋艺超群的下岗工人的原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来源于他的父亲。父亲除了看书就是嗜棋，即便炒菜，也常常一手颠勺一手棋谱。
　　写这篇小说时，双雪涛也刚为人父。辞职之后，犹如一个人在汪洋大海里游泳，写作从一件牛逼的事情变成了打发时间的东西，压力山大与光明前景交替闪烁，“想起尿不湿的价格，实在不容易入睡。未来就像一条幽暗的隧道，时有微光闪过，但是看不清隧道那头是啥东西。我整三十岁，感到恐惧。”
　　他磨砺着写作的技艺，但却不确定这技艺能否给自己带来尊严的时候，就会想到父亲痴迷在路边摊下棋。“当时他已去世，我无限地怀念他，希望和他聊聊，希望他能告诉我，是不是值得。当时已无法做到，只能写个东西，装作他在和我交谈”。
　　经过两年的沉淀，双雪涛又产生了讲新故事的冲动。2014年，他花了一年的时间，创作、修改，反反复复改了七八稿，终于完成了让更多人赞誉的《平原上的摩西》——一部中篇小说，三万多字。
　　这一次他想写大工厂：“东北人下岗时，东北三省上百万人下岗，而且都是青壮劳力，是很可怕的。那时抢五块钱就把人弄死了，这些人找不到地方挣钱，出了很大问题，但这段历史被遮蔽掉了，很多人不写。我想，那就我来吧。”
　　于是，一幅交织着大案、下岗、棚户区底层生活、两代人爱恨的画卷，被他用书面语写成地道的东北话，用七八个角色的视角，虚虚实实地描绘、还原出来。
　　初稿出来之后，他总觉得有很多漏洞，最后导致了用写一部长篇小说该用的时间写了一部中篇小说。正是这种严谨的态度，让那些被千禧年之后搭建在棚户区和旧工厂上面的住宅楼盘、商超、写字楼所掩盖起来的辛酸困苦、粗糙暴戾，再次栩栩如生。
　　双城
　　《平原上的摩西》很快就得到了文學圈的认可，双雪涛也成为了文坛上被频频讨论的人。他的作品里频频出现的父亲、拖拉机厂、沈阳艳粉街等高频词汇，成为很多人试图解构和还原他生活的原点。
　　“其实这涉及到‘真实’的概念，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世界，就怎么看待自己的写作。这些被反复提及的词汇，肯定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东西，我看中的东西。”双雪涛说，“换句话说，它们也是我愿意反复虚构的东西，我虚构了一个艳粉街，艳粉街早已经不存在，我的印象也已经模糊。小说永远代替不了历史，我的小说是个人的精神史，而不是生活的历史。”
　　从《翅鬼》到《平原上的摩西》，再到后来创作的《光明堂》《北方化为乌有》和刚刚在期刊上发表的《飞行家》，双雪涛的小说里还有着另外一种隐性的意向：它可能是一对翅膀、一个一直想南下的女人，或者是一个飞向天空的热气球。这些“设定”在小说里总是有意无意出现，令人想起贾樟柯的电影里那些“乱入”的符号化道具。
　　双雪涛想要借此表达自己对自由的向往：“这是一个永恒的文学主题，包法利夫人的主题也是一样的，挣脱所有的束缚，我内心是个自由主义者，对我来说自由是一件特别牛x的事儿，但世界上没有真正的自由，是个巨大的悖论。”
　　在2015年3月《平原上的摩西》发表之前，双雪涛辞职三年的写作生活变化很小，闭门写作、每天照看儿子的枯燥生活几乎将他逼到崩溃边缘。
　　在作品得到关注之后，有前辈作家邀请他到北京读书进修，他欣然应允——“因为住宿舍很便宜”。
　　双雪涛喜欢北京这种乱糟糟的活力。在北京，他遇到了无数东北人说他的小说唤醒了他们的记忆，也有来自湖北黄冈的电影人情绪激动地扑腾跪下，说《聋哑时代》让他重温了一遍自己的少年时代。
　　“所以地域性只是简化人的一种方式，总体来说人是相通的。”他说，“我的小说其实在东北的杂志上发表的很少，发表最多的反而在上海。”
　　在北京，双雪涛卖出了几部小说的影视版权，交了不少新的朋友，找到了可以踢球的球队，也多了许多需要应酬的琐事。但固定不变的，是半个月乘坐高铁回到沈阳一次，看望家人，这种双城生活，至少要维持到他读完书再做打算。
　　他有时在作品的自序里自黑：“每天有无数必须回复的微信，几乎每月都要准备一个讲稿。之前经常蓬头垢面，胡子拉碴，挽着裤腿东奔西走，今年这些情况渐少，因为有些场合要登台，有时候在镜子里一看，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一时无法相认。才终于明白，之前对自己有些误解，以为自己是个老实人，其实不然，对虚名之在意，为目的之手段，一直从未放松。”
　　比如去广州录制“一席”的讲演，遇到飞机延误，凌晨才落地，被出租车拉到酒店眯了两个小时不到，便撑起自己杀奔录节目的剧场，一上台，看着下面的观众，“眼睛里都是重儿影。”只能咬着牙，用东北话把故事讲完。
　　“我喜欢被人尊重，也喜欢有自由的经济条件，分寸在于绝大部分时间你在思考什么事情——是思考如何把自己的活儿干好，还是想着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最后还是看你是不是对写作上心。”双雪涛直率地说，“人都贪心，想干很多事情，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个作家得知道带给你所有东西的那个‘一’是什么，就是一把枯燥的椅子，还是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