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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夏利特医院的新生儿病房中，孩子们都平等出生，穿戴着同样的婴儿连体服和法兰绒胎帽，躺在恒温36.6度的暖房里，完全看不出他们中谁将来会成为学者或公司老板，谁会成为临时工或需要靠社会救济金才能生活。
主治医生布勒有一个惊人的发现：除了人工授精生出的多胞胎，躺在他负责的新生儿病房中的早产儿，几乎都来自家庭条件较差的家庭。他们的母亲很早就辍学了，住在小房子中，领取失业救济金。布勒不想使用“底层”这个词，他选择这样表达：“数据显示，早产和社会地位低下之间有明显关系。”
布勒推测，无知、缺钱和有损健康的生活习惯等都增加了早产的风险。早产儿的人生具备双重劣势，他们既受到早产的负面影响，也为社会地位低下所累。研究证明，比起足月生产的孩子，早产儿明显更晚说话，大动作能力更差，上小学后也更易留级。长期研究表明，体重轻于两斤的早产男婴比足月男婴成年后的收入约少25%。
对于睡在夏利特医院暖房中的早产儿来说，如果他们长大后想成为教授或企业家，可能需要出现奇迹。数据显示，他们更容易成为临时工或失业救济金领取者。布勒说：“我们认为，社会地位低下的孩子并不是出生后才受到歧视，而是还在妈妈肚子里时就开始了。”
布勒的观察令人震惊，它表明德国已经发展成了一个阶级社会。在这里，出生贫寒的人很可能一生都会保持贫穷状态。比起其他工业国家，德国孩子的未来更加取决于他们的出身，成年后翻身的机会非常渺茫。上层、中层和底层人们的生活相互隔离，就像在几百年前的封建社会中一样。
德国政府打破了其为所有孩子提供公平机会的承诺，这对社会造成了明显的不良后果。而且，有数百万中产阶级担心失去自己已有的地位，教育恐慌现象十分严重。
父母学历低下的孩子上大学的几率只有学者家庭出生孩子的1/3。底层孩子学会游泳的年龄普遍更晚，体型更胖，更容易在街道交通中受伤，也更容易成为暴力行为的受害者。
产科医生布勒：“歧视从孕期就开始了”。
从牙齿上也能看出很多问题。学校牙医发现，大部分学龄儿童都有一口得到完美护理的牙齿，而底层孩子的牙齿健康状况十分糟糕。穷人除会出现由吮吸大拇指等坏习惯造成的牙齿缺陷之外，还会有很多这样那样的健康问题，他们的平均寿命也比富人更短。高收入和低收入男性的人均寿命相差10.8岁，女性相差8.4岁。
日托所的孩子们：贫穷和富裕家庭的孩子牙齿健康状况差距很大。
劳动力市场和职业研究所的一项新研究告诉我们，对于260万依赖社会救济金的低收入家庭儿童来说，日常生活最重要的关键词是“放弃”和“短缺”。其中76%的儿童每年甚至连一周的度假时间都没有。而对于家庭收入有保障的孩子来说，这个数字只有21%。
根据研究，54%的贫困儿童无法做到一个月去一次电影院、剧院或音乐会，31%的儿童无法请朋友吃饭。如果问起他们是否可以偶尔给自己买件新衣服，29%的孩子给出了否定的回答。14%的孩子没有上网的机会，10%的孩子没有足够的冬衣，而他们正生活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德国政治界并没有忽略这个问题，每份新的贫困主题报告都会引起联邦议会各党派的愤慨。在联盟党和社民党达成的大联盟协议中，很多都是关于“战胜贫困”、“教育公平”和“机会公平”的。德国联邦议院设有专门的儿童委员会，常常邀请专家听会，讨论“接受教育的权利”等主题。
教育资金也并不缺乏。德国每年支出2000亿欧元在支持儿童、婚姻和家庭上。“教育和共享计划”“父母的机会就是孩子的机会”等国家层面的福利项目，也是不胜枚举。联邦家庭部的专家们曾试图将所有资助项目和援助手段都列入一张表中，结果一共列出了约160项，具体数目他们自己都不甚清楚。
托儿所所长库恩：“勃兰堡州每年每个孩子乐器，郊游，书本，笔和玩具等支出投入35欧元，摊到每个月只有2.92欧元。”
但是很多福利金都繞过了实质性的贫困问题，或是获得了与预期相反的效果。政府的资助承诺被证实只是个谎言。前联邦家庭部长马努埃拉·施威斯希曾在讲话中呼吁为托儿所基础设施投入更多资金，预告将出台《托儿所质量法》。施威斯希表示，要真正改善穷人的经济状况，不该给他们多塞钱，而应该在教育供给上多投资。
贵族托儿所里茨别墅
然而后来这位部长在联邦议院介绍了她的《家庭计划草案》。根据草案，超过10亿欧元的资金被用在提高育儿免税金、子女补贴费和儿童津贴上，而这主要是对中高层收入人群利好的举措。对于基础设施的投入则没有增加一分钱，所谓的《托儿所质量法》也没有了下文。
另外，大联盟政府的本意是鼓励父母将孩子送进托儿所，但是现在它每月付给不送孩子上托儿所，让他们在家看电视的父母150欧元补贴。 而“教育和共享计划”项目太过复杂和官僚化，实际上使得对贫困儿童的资助变得更加困难。联邦、州和乡镇之间的权限争夺战也使得数亿欧元的援助金无法到达真正需要社会救济的家庭。最新研究表明，针对贫穷家庭的国家援助项目太少以孩子们的需求为导向，因此常常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而专家们仍然一致认为，要确保机会均等，必须扩建幼儿园、中小学等公共设施，在底层孩子越小的时候开始提供资助越好。专家们认为剥夺父母的教育权不是重点，因为大部分底层父母实际上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更好地成长，但是有必要为这些父母提供支持和建议，给予咨询服务，并为学龄前儿童提供更好的教育选择。
由于人们的劳动付出程度不同，一个自由的社会肯定具有一定的不公平性，但是孩子们仅仅因为不幸投生到了“错误”的肚子里，就无法得到符合其能力的充分成长，这实在令人无法容忍。
里兹别墅托儿所和儿童王国托儿所之间相距不过短短5公里，其条件却是从奢华到贫苦可谓天壤之别。
经济条件优裕的波茨坦人送他们的孩子去私立的里兹别墅托儿所，因为那里的教学内容非常丰富，课程有钢琴、小提琴和吉他，空手道和芭蕾，马术和舞蹈，不时会组织去自然博物馆参观，甚至还建有配有桑拿室的小型游泳池，5岁的孩子就已经在学中文。在这个贵族托儿所的厨房中，一日三餐都是新鲜制作的营养有机食物。两位幼教和两位保育员一起照顾最多13个孩子。
然而，那里的孩子每月至少要交上千欧元学费。负担不起这笔费用的波茨坦人会把孩子送进像儿童王国这样的托儿所。那里没有游泳池，教学楼急需修葺，地板革有了磨损和裂纹，有些窗框上的粘合剂已经裂开掉落，运动场上的爬行架已有20年历史。那里没有小提琴课，外出参观游览的机会也极少，因为资金十分短缺。勃兰登堡州每年为每个孩子的乐器、郊游、书本、笔和玩具等支出投入35欧元，摊到每个月只有2.92欧元。
多尔马根小学食堂：德国最贵的午餐
儿童王国托儿所周围主要是板楼，有很多福利住房，附近还有个难民营。托儿所超过60%的儿童来自依赖社会救济金的家庭。29岁的托儿所所长凯文·库恩认为这些孩子的未来不容乐观。约有一半本应在夏季进入小学的孩子，实际上却无法跟上教学进度。“他们的语言能力达不到同龄水平，”库恩说，“学得很吃力。”
在里兹别墅托儿所，平均一位教员照顧3个孩子，而在儿童王国托儿所，这个比例为1：12。而在勃兰登堡州关于托儿所的立法中，对于照顾3-6岁的孩子，这个比例被认为是合理的。然而在儿童王国托儿所，就是这个比例，实际上也只有在中午时分早晚班交接的时候才能达到。在有教员度假或请病假时，有时一位教员需要独自照看多达24个孩子。
寻求帮助的布洛特尼基（左）家庭助产士舒马赫：帮助，而不是管教。
德国政府对于托儿所应该承担的职能有明确的要求：孩子们应该学习语言、运动，发展对艺术、音乐和自然科学的兴趣。在各联邦州关于托儿所的立法中，很多是关于“获得技能”“促进发展”的，但是如果一个教员需要同时照顾24个孩子，究竟要如何才能达到这些要求？
而且在儿童王国托儿所，一些孩子需要得到特殊帮助。比如一个难民家庭的孩子由于经历过空袭，每次看见飞机飞过都会害怕得躲起来。对此，德国政府决定实施“早期机会”项目。收有很多需要特殊帮助的儿童的托儿所可以得到微薄的补贴。儿童王国托儿所可以雇佣一个每天工作半天的教员，帮助孩子们学习语言。但是要照顾到190个孩子的需求，这个教员要做的实在是太多了。
社会地位低下的孩子们并不是自出生时起才受到歧视，而是还在妈妈肚子里开始了
经合组织认为，德国把优先权放错了地方。比如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相比，德国在支付发展资金上非常大方，但是在支持婴幼儿的发展上非常吝啬。而这是不对的，因为学龄前阶段决定了来自底层的孩子在上小学后是能跟上课程进度，还是被远远抛在后面。
经合组织估计，要使德国托儿所的教育能力达到真正能促进儿童发展的水平，需要花费约90亿欧元。而这太多了，相当于德国政府最新养老金计划的全部预算金额。
“四年级结束时，小学生学会游泳。”在柏林《小学体育教学计划》中这样写道。对于中产阶级聚集的施特格利茨-策伦多夫区的三年级学生来说，这个政治目标很容易达成——在柏林西南部，只有7.5%的三年级孩子不会游泳。相反，在经济欠发达的新克尔恩，要实现这个教学计划的小学还需要做很多。在这里，三年级结束时，不会游泳的学生占40.2%。问题是，一些小学根本没有为四年级学生开设游泳课，原因是缺乏师资，没有足够的游泳池。而新克尔恩那不会游泳的40.2%的孩子要如何学会游泳？尤其是一些穆斯林父母原本就禁止他们的女儿进入公共泳池。
在德国的公共游泳池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政府如何在教育设施建设上逃避责任。据游泳救生员协会数据，自2007年起，德国共有约300家游泳池关门，另有500家面临关闭的风险。2011年，新克尔恩区的“格罗皮乌斯城市”游泳池也不得不暂停营业，整修长达3年多。此外，新建游泳池更注重滑行和漩涡等高级体验功能。 与此同时，小学还在致力于节约游泳课开支，一个孩子是否会学习游泳主要依赖于家长愿意为孩子投入多少金钱和精力。私人游泳学校顾客盈门，为期10小时的初学者课程收费超过100欧元。中层家庭的父母不能指望他们的孩子能在小学学习游泳，他们认为国家不可靠，每个人都必须看清自己的位置。
不管怎样，今年夏天，国有柏林游泳公司将重新为初学者提供假期游泳课，费用为15小时75欧元。在3周的课程之后，孩子们要参加考试，其中包括一次潜水练习和从游泳池边缘勇敢跳下。问题是，来自贫穷家庭的孩子是否也能从中受益。一个月75欧元的费用可能对于领取失业救济金的家庭来说太贵了。虽然“北海”海鲜快餐连锁店等赞助商可以为贫困孩子赞助课程费用，但是预算只够500个名额，仍是杯水车薪。
莱茵河畔多尔马根贝尔塔-冯-苏特纳综合小学的食堂前排起了长队，今天的主菜是很多孩子都爱吃的鸡肉土豆泥。45分钟内，600多名小学生就都吃上了饭。
不该有底层孩子饿着肚子上下午的课。如果不是前德国家庭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出台了“教育和共享计划”，贝尔塔-冯-苏特纳综合小学可能早就达成这个目标了。
在这之前，无法承担孩子膳食费的父母普遍可以得到补贴。这个项目叫做“所有孩子都有饭吃”，资金来自学校售货亭的收入，有些年份只勉强够用，但是原则上所有人都很满意：贫困孩子可以很快获得帮助，管理支出被清晰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但是自从冯德莱恩部长的“教育和共享计划”实施以来，贝尔塔-冯-苏特纳综合小学的穷孩子们处境越来越艰难。无法承担子女膳食费的家长得先在学校食堂的承包商协会登记，并领取《教育和共享资助申请表》。然后，他们要拿着这张表去福利部门，根据情况可能再去诺伊斯的工作中心，或多尔马根市政厅的“青少年、福利、住房和小学”主管部门，或难民身份申请机构。这些机构会核实申请是否有效。如果申请有效，学生就能每天得到1.45欧元的补助，在学校食堂吃顿午餐的价格减少到1欧元。
但是，这笔钱并非直接付给孩子父母，而是汇给学校食堂的承包商协会，资助时长为6周到6个月不等。如果这段时间过后家长还是很穷，就得重新走一遍程序。北威州社会福利部为此起草了一份说明手册，共有119页。
而这一新规定导致小学食堂的承包商必须雇佣新的劳动力——不是为烹饪或分发食物，而是为完成冗繁的信函往来等文书工作。“官僚主义支出大大增加了。”食堂经理古德伦·卡尔巴赫说。多尔马根市福利局也增加了人手：得有人接收、审核并在合适的情况下同意《教育和共享资助申请表》。
前多尔马根市长海因茨·赫爾格斯估计，行政管理上的新增人事支出比支付给贫困学生的资助总额还要高出数倍。“这很可能是德国最昂贵的温暖午餐。”赫尔格斯说。
然而学生并没有从中获益多少。实际上，现在人们甚至比以往更为不满。比如，如果家长忘记及时递交申请，食堂协会的古德伦·卡尔巴赫就必须撰写催促信，而相关学生实际上就不能吃午餐。卡尔巴赫说：“但是这当然不会发生。”分发食物的女士会按自己的想法行事，就像以前一样——所有孩子都该有饭吃，只要饿了就可以吃饭。
德国儿童保护联合会认为“教育和共享计划”是失败的，哪怕它听起来是个睿智的计划：贫穷的家庭应该得到具体的帮助，从午餐补贴到体育协会会费补贴。但是现在这个项目已经变成为官僚主义者创造工作岗位的举措了。劳工和福利部门的办事员得根据情况一一决定，一个孩子是否有权要求补习英语或数学以避免留级。
班级郊游活动的所有补贴都被管控着，每个颜料盒都被审核着。不是所有申请都会得到批准。例如在柏林，那75欧元的游泳初学课学费至今无法通过“教育和共享计划”进行结算。德国儿童保护联合会估计，在工作中心和福利局，约有1万全职员工做着“教育和共享计划”相关管理工作，由此产生的人事费用约为每年8.5亿欧元。
“教育和共享计划”是德国官僚主义风气的一个典型例子，但也反映了德国家庭政策中默认的奇怪家长形象：一方面，政府固执地认为家长不知道一顿温暖的午餐对于他们的孩子有多重要，担心他们可能把这笔钱用在买酒或香烟上，因此补贴并不是直接打到他们的账上;另一方面，政治家们又对父母抱有过高的期望，要求他们研读120页使用说明，要1万名办事员马不停蹄忙个不停。
到底要如何才能各方协调？要真正帮助到贫困儿童，究竟应该做些什么？
卡特琳·舒马赫清楚地知道领取失业救济金的家庭是如何生活的。她是个有很多天赋的女人，熟识妇科、儿科和营养学，是半个心理治疗师，也是半个社会福利工作者。而一名合格的家庭助产士必须拥有所有这些能力，以便为因贫穷、生病或其他各种原因急需帮助的年轻母亲提供咨询。
比如18岁的卡特琳·布洛特尼基。布洛特尼基中学没毕业，靠社会救济生活，这是她第一次怀孕，心情十分焦虑。家庭助产士舒马赫对布洛特尼基在药房购买了医生推荐的维生素表示赞赏，为她讲解去往孕妇咨询处的步行路线，建议她向母子基金会申请新生儿补助金。
通过家庭助产士向准妈妈们给予咨询建议是德国政府支持贫穷父母的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措施，也能为那些因为害怕受到管束、无法信任或是宁愿独自承担，只因不想和行政机关打交道的家庭提供帮助。
家庭助产士会电话联系青少年福利局，预约儿科医生，或是给贫困的母亲们建议。尤其重要的是，面对上门提供帮助的助产士，这些女人不会感到尴尬。
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家庭助产士制度十分成功。她们免费提供上门访视，对来自市中心的富裕家庭父母和移民区的移民家庭父母一视同仁。就连丹麦王妃玛丽也在儿子克里斯蒂安出生后得到了一位儿科护士的访视。
与此相反，在德国，很少有乡镇政府会雇佣家庭助产士。在2012年到2015年间，德国只在这个项目中投入了1.77亿欧元，在有些地区，就算母亲主动询问，也无法得到相关帮助。 家庭研究者萨比娜·安德勒森发现，对教育和养护孩子漠不关心的底层父母形象是失真的，实际上很多父母都因无法给孩子提供足够好的条件而感到痛苦。他们非常愿意为了孩子的幸福牺牲自身利益，但是他们在很多方面都受到限制。“这些父母知道教育有多重要，却无法帮助自己的孩子。”安德勒森这样说道。他们常常觉得很难和行政部门打交道。
安德勒森认为，如果政策能够更好地利用父母对孩子的爱，那么很多孩子的状况都会得到改善。父母不应该被视作问题的肇事者，而应该被争取为教育同盟。
2015年，德国很多幼儿园都发生了罢工事件。教员认为自己收入太低，刚入职的员工每月税前收入为2367欧元，几年后可能达到3290欧元，大约等同于火车司机的水平，而后者对自己的收入水平也相当不满。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应该将资金用于雇佣更多教员，而不是审核饮食补助申请的办事员。
德国福利体系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收取一些人的钱发给另一些人，以此实现社会公平。大约6650亿欧元资金被按照这种逻辑重新分配，占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
但是这种公平概念可能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错误的。当一个社会试图尽可能地消除所有差距时，并不能说它就是公平的，只有当一个社会不管其所有公民的出身和地位，为他们提供同等的机会，才在真正意义上更接近公平。
德国经济研究所评论道：“几乎没有一个发达工业国家的机会公平度比德国更低。”这表现在总收入的巨大差距，德国的基尼系数（经济学家用来衡量一个社会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越大，表示不平等程度越高）高于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数。在社会保障基金的再分配作用下，德国基尼系数才有所下降。
德国经济研究所所长马塞尔·弗拉茨舍尔指出，这种模式背后有结构性错误。比起事后填补不公平造成的差距，不如从一开始就避免出现差距，建设一个预防性福利国家。
一個预防性福利国家会将力量集中在尽早资助孩子，提升他们成功的机会。会将比今天多很多的钱投入建设孕妇咨询机构、幼儿园、中小学、游泳馆、体育协会和青少年俱乐部，建设起一套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的国家基础设施。
一个预防性福利国家不会试图取代家长的作用，但也不会让孩子是成为学者、工厂老板还是社会救济金领取者、零时工，成为完全由投胎决定的命运。
尤其是，一个预防性福利国家会减少中产阶级对失去自身经济地位和收入的担忧，让他们相信国家基础设施会给予他们支持。
夏利特医院主治医生克里斯多福·布勒公布了一项有趣的研究结果。他和同事一起分析了过去几年13万名柏林儿童接受小学教育的情况。研究结果首先证实了他的担忧：父母越贫困的孩子，就越需要社会教育学层面的帮助。他的很多早产儿由于体重过轻，社会地位低下，学业情况非常糟糕。但是布勒也看到了一线希望：一些早产儿成功地弥补了自己的劣势，而他们都至少上了两年幼儿园。
[译自德国《明镜周刊》]
或者其实已经能看出来了？
主治医生布勒有一个惊人的发现：除了人工授精生出的多胞胎，躺在他负责的新生儿病房中的早产儿，几乎都来自家庭条件较差的家庭。他们的母亲很早就辍学了，住在小房子中，领取失业救济金。布勒不想使用“底层”这个词，他选择这样表达：“数据显示，早产和社会地位低下之间有明显关系。”
布勒推测，无知、缺钱和有损健康的生活习惯等都增加了早产的风险。早产儿的人生具备双重劣势，他们既受到早产的负面影响，也为社会地位低下所累。研究证明，比起足月生产的孩子，早产儿明显更晚说话，大动作能力更差，上小学后也更易留级。长期研究表明，体重轻于两斤的早产男婴比足月男婴成年后的收入约少25%。
对于睡在夏利特医院暖房中的早产儿来说，如果他们长大后想成为教授或企业家，可能需要出现奇迹。数据显示，他们更容易成为临时工或失业救济金领取者。布勒说：“我们认为，社会地位低下的孩子并不是出生后才受到歧视，而是还在妈妈肚子里时就开始了。”
布勒的观察令人震惊，它表明德国已经发展成了一个阶级社会。在这里，出生贫寒的人很可能一生都会保持贫穷状态。比起其他工业国家，德国孩子的未来更加取决于他们的出身，成年后翻身的机会非常渺茫。上层、中层和底层人们的生活相互隔离，就像在几百年前的封建社会中一样。
德国政府打破了其为所有孩子提供公平机会的承诺，这对社会造成了明显的不良后果。而且，有数百万中产阶级担心失去自己已有的地位，教育恐慌现象十分严重。
父母学历低下的孩子上大学的几率只有学者家庭出生孩子的1/3。底层孩子学会游泳的年龄普遍更晚，体型更胖，更容易在街道交通中受伤，也更容易成为暴力行为的受害者。
从牙齿上也能看出很多问题。学校牙医发现，大部分学龄儿童都有一口得到完美护理的牙齿，而底层孩子的牙齿健康状况十分糟糕。穷人除会出现由吮吸大拇指等坏习惯造成的牙齿缺陷之外，还会有很多这样那样的健康问题，他们的平均寿命也比富人更短。高收入和低收入男性的人均寿命相差10.8岁，女性相差8.4岁。
劳动力市场和职业研究所的一项新研究告诉我们，对于260万依赖社会救济金的低收入家庭儿童来说，日常生活最重要的关键词是“放弃”和“短缺”。其中76%的儿童每年甚至连一周的度假时间都没有。而对于家庭收入有保障的孩子来说，这个数字只有21%。
根据研究，54%的贫困儿童无法做到一个月去一次电影院、剧院或音乐会，31%的儿童无法请朋友吃饭。如果问起他们是否可以偶尔给自己买件新衣服，29%的孩子给出了否定的回答。14%的孩子没有上网的机会，10%的孩子没有足够的冬衣，而他们正生活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德国政治界并没有忽略这个问题，每份新的贫困主题报告都会引起联邦议会各党派的愤慨。在联盟党和社民党达成的大联盟协议中，很多都是关于“战胜贫困”、“教育公平”和“机会公平”的。德国联邦议院设有专门的儿童委员会，常常邀请专家听会，讨论“接受教育的权利”等主题。
教育资金也并不缺乏。德国每年支出2000亿欧元在支持儿童、婚姻和家庭上。“教育和共享计划”“父母的机会就是孩子的机会”等国家层面的福利项目，也是不胜枚举。联邦家庭部的专家们曾试图将所有资助项目和援助手段都列入一张表中，结果一共列出了约160项，具体数目他们自己都不甚清楚。
但是很多福利金都繞过了实质性的贫困问题，或是获得了与预期相反的效果。政府的资助承诺被证实只是个谎言。前联邦家庭部长马努埃拉·施威斯希曾在讲话中呼吁为托儿所基础设施投入更多资金，预告将出台《托儿所质量法》。施威斯希表示，要真正改善穷人的经济状况，不该给他们多塞钱，而应该在教育供给上多投资。
然而后来这位部长在联邦议院介绍了她的《家庭计划草案》。根据草案，超过10亿欧元的资金被用在提高育儿免税金、子女补贴费和儿童津贴上，而这主要是对中高层收入人群利好的举措。对于基础设施的投入则没有增加一分钱，所谓的《托儿所质量法》也没有了下文。
另外，大联盟政府的本意是鼓励父母将孩子送进托儿所，但是现在它每月付给不送孩子上托儿所，让他们在家看电视的父母150欧元补贴。 而“教育和共享计划”项目太过复杂和官僚化，实际上使得对贫困儿童的资助变得更加困难。联邦、州和乡镇之间的权限争夺战也使得数亿欧元的援助金无法到达真正需要社会救济的家庭。最新研究表明，针对贫穷家庭的国家援助项目太少以孩子们的需求为导向，因此常常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而专家们仍然一致认为，要确保机会均等，必须扩建幼儿园、中小学等公共设施，在底层孩子越小的时候开始提供资助越好。专家们认为剥夺父母的教育权不是重点，因为大部分底层父母实际上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更好地成长，但是有必要为这些父母提供支持和建议，给予咨询服务，并为学龄前儿童提供更好的教育选择。
由于人们的劳动付出程度不同，一个自由的社会肯定具有一定的不公平性，但是孩子们仅仅因为不幸投生到了“错误”的肚子里，就无法得到符合其能力的充分成长，这实在令人无法容忍。
游戏
里兹别墅托儿所和儿童王国托儿所之间相距不过短短5公里，其条件却是从奢华到贫苦可谓天壤之别。
经济条件优裕的波茨坦人送他们的孩子去私立的里兹别墅托儿所，因为那里的教学内容非常丰富，课程有钢琴、小提琴和吉他，空手道和芭蕾，马术和舞蹈，不时会组织去自然博物馆参观，甚至还建有配有桑拿室的小型游泳池，5岁的孩子就已经在学中文。在这个贵族托儿所的厨房中，一日三餐都是新鲜制作的营养有机食物。两位幼教和两位保育员一起照顾最多13个孩子。
然而，那里的孩子每月至少要交上千欧元学费。负担不起这笔费用的波茨坦人会把孩子送进像儿童王国这样的托儿所。那里没有游泳池，教学楼急需修葺，地板革有了磨损和裂纹，有些窗框上的粘合剂已经裂开掉落，运动场上的爬行架已有20年历史。那里没有小提琴课，外出参观游览的机会也极少，因为资金十分短缺。勃兰登堡州每年为每个孩子的乐器、郊游、书本、笔和玩具等支出投入35欧元，摊到每个月只有2.92欧元。
儿童王国托儿所周围主要是板楼，有很多福利住房，附近还有个难民营。托儿所超过60%的儿童来自依赖社会救济金的家庭。29岁的托儿所所长凯文·库恩认为这些孩子的未来不容乐观。约有一半本应在夏季进入小学的孩子，实际上却无法跟上教学进度。“他们的语言能力达不到同龄水平，”库恩说，“学得很吃力。”
在里兹别墅托儿所，平均一位教员照顧3个孩子，而在儿童王国托儿所，这个比例为1：12。而在勃兰登堡州关于托儿所的立法中，对于照顾3-6岁的孩子，这个比例被认为是合理的。然而在儿童王国托儿所，就是这个比例，实际上也只有在中午时分早晚班交接的时候才能达到。在有教员度假或请病假时，有时一位教员需要独自照看多达24个孩子。
德国政府对于托儿所应该承担的职能有明确的要求：孩子们应该学习语言、运动，发展对艺术、音乐和自然科学的兴趣。在各联邦州关于托儿所的立法中，很多是关于“获得技能”“促进发展”的，但是如果一个教员需要同时照顾24个孩子，究竟要如何才能达到这些要求？
而且在儿童王国托儿所，一些孩子需要得到特殊帮助。比如一个难民家庭的孩子由于经历过空袭，每次看见飞机飞过都会害怕得躲起来。对此，德国政府决定实施“早期机会”项目。收有很多需要特殊帮助的儿童的托儿所可以得到微薄的补贴。儿童王国托儿所可以雇佣一个每天工作半天的教员，帮助孩子们学习语言。但是要照顾到190个孩子的需求，这个教员要做的实在是太多了。
经合组织认为，德国把优先权放错了地方。比如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相比，德国在支付发展资金上非常大方，但是在支持婴幼儿的发展上非常吝啬。而这是不对的，因为学龄前阶段决定了来自底层的孩子在上小学后是能跟上课程进度，还是被远远抛在后面。
经合组织估计，要使德国托儿所的教育能力达到真正能促进儿童发展的水平，需要花费约90亿欧元。而这太多了，相当于德国政府最新养老金计划的全部预算金额。
游泳
“四年级结束时，小学生学会游泳。”在柏林《小学体育教学计划》中这样写道。对于中产阶级聚集的施特格利茨-策伦多夫区的三年级学生来说，这个政治目标很容易达成——在柏林西南部，只有7.5%的三年级孩子不会游泳。相反，在经济欠发达的新克尔恩，要实现这个教学计划的小学还需要做很多。在这里，三年级结束时，不会游泳的学生占40.2%。问题是，一些小学根本没有为四年级学生开设游泳课，原因是缺乏师资，没有足够的游泳池。而新克尔恩那不会游泳的40.2%的孩子要如何学会游泳？尤其是一些穆斯林父母原本就禁止他们的女儿进入公共泳池。
在德国的公共游泳池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政府如何在教育设施建设上逃避责任。据游泳救生员协会数据，自2007年起，德国共有约300家游泳池关门，另有500家面临关闭的风险。2011年，新克尔恩区的“格罗皮乌斯城市”游泳池也不得不暂停营业，整修长达3年多。此外，新建游泳池更注重滑行和漩涡等高级体验功能。 与此同时，小学还在致力于节约游泳课开支，一个孩子是否会学习游泳主要依赖于家长愿意为孩子投入多少金钱和精力。私人游泳学校顾客盈门，为期10小时的初学者课程收费超过100欧元。中层家庭的父母不能指望他们的孩子能在小学学习游泳，他们认为国家不可靠，每个人都必须看清自己的位置。
不管怎样，今年夏天，国有柏林游泳公司将重新为初学者提供假期游泳课，费用为15小时75欧元。在3周的课程之后，孩子们要参加考试，其中包括一次潜水练习和从游泳池边缘勇敢跳下。问题是，来自贫穷家庭的孩子是否也能从中受益。一个月75欧元的费用可能对于领取失业救济金的家庭来说太贵了。虽然“北海”海鲜快餐连锁店等赞助商可以为贫困孩子赞助课程费用，但是预算只够500个名额，仍是杯水车薪。
餐饮
莱茵河畔多尔马根贝尔塔-冯-苏特纳综合小学的食堂前排起了长队，今天的主菜是很多孩子都爱吃的鸡肉土豆泥。45分钟内，600多名小学生就都吃上了饭。
不该有底层孩子饿着肚子上下午的课。如果不是前德国家庭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出台了“教育和共享计划”，贝尔塔-冯-苏特纳综合小学可能早就达成这个目标了。
在这之前，无法承担孩子膳食费的父母普遍可以得到补贴。这个项目叫做“所有孩子都有饭吃”，资金来自学校售货亭的收入，有些年份只勉强够用，但是原则上所有人都很满意：贫困孩子可以很快获得帮助，管理支出被清晰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但是自从冯德莱恩部长的“教育和共享计划”实施以来，贝尔塔-冯-苏特纳综合小学的穷孩子们处境越来越艰难。无法承担子女膳食费的家长得先在学校食堂的承包商协会登记，并领取《教育和共享资助申请表》。然后，他们要拿着这张表去福利部门，根据情况可能再去诺伊斯的工作中心，或多尔马根市政厅的“青少年、福利、住房和小学”主管部门，或难民身份申请机构。这些机构会核实申请是否有效。如果申请有效，学生就能每天得到1.45欧元的补助，在学校食堂吃顿午餐的价格减少到1欧元。
但是，这笔钱并非直接付给孩子父母，而是汇给学校食堂的承包商协会，资助时长为6周到6个月不等。如果这段时间过后家长还是很穷，就得重新走一遍程序。北威州社会福利部为此起草了一份说明手册，共有119页。
而这一新规定导致小学食堂的承包商必须雇佣新的劳动力——不是为烹饪或分发食物，而是为完成冗繁的信函往来等文书工作。“官僚主义支出大大增加了。”食堂经理古德伦·卡尔巴赫说。多尔马根市福利局也增加了人手：得有人接收、审核并在合适的情况下同意《教育和共享资助申请表》。
前多尔马根市长海因茨·赫爾格斯估计，行政管理上的新增人事支出比支付给贫困学生的资助总额还要高出数倍。“这很可能是德国最昂贵的温暖午餐。”赫尔格斯说。
然而学生并没有从中获益多少。实际上，现在人们甚至比以往更为不满。比如，如果家长忘记及时递交申请，食堂协会的古德伦·卡尔巴赫就必须撰写催促信，而相关学生实际上就不能吃午餐。卡尔巴赫说：“但是这当然不会发生。”分发食物的女士会按自己的想法行事，就像以前一样——所有孩子都该有饭吃，只要饿了就可以吃饭。
德国儿童保护联合会认为“教育和共享计划”是失败的，哪怕它听起来是个睿智的计划：贫穷的家庭应该得到具体的帮助，从午餐补贴到体育协会会费补贴。但是现在这个项目已经变成为官僚主义者创造工作岗位的举措了。劳工和福利部门的办事员得根据情况一一决定，一个孩子是否有权要求补习英语或数学以避免留级。
班级郊游活动的所有补贴都被管控着，每个颜料盒都被审核着。不是所有申请都会得到批准。例如在柏林，那75欧元的游泳初学课学费至今无法通过“教育和共享计划”进行结算。德国儿童保护联合会估计，在工作中心和福利局，约有1万全职员工做着“教育和共享计划”相关管理工作，由此产生的人事费用约为每年8.5亿欧元。
“教育和共享计划”是德国官僚主义风气的一个典型例子，但也反映了德国家庭政策中默认的奇怪家长形象：一方面，政府固执地认为家长不知道一顿温暖的午餐对于他们的孩子有多重要，担心他们可能把这笔钱用在买酒或香烟上，因此补贴并不是直接打到他们的账上;另一方面，政治家们又对父母抱有过高的期望，要求他们研读120页使用说明，要1万名办事员马不停蹄忙个不停。
到底要如何才能各方协调？要真正帮助到贫困儿童，究竟应该做些什么？
家庭助产士制度
卡特琳·舒马赫清楚地知道领取失业救济金的家庭是如何生活的。她是个有很多天赋的女人，熟识妇科、儿科和营养学，是半个心理治疗师，也是半个社会福利工作者。而一名合格的家庭助产士必须拥有所有这些能力，以便为因贫穷、生病或其他各种原因急需帮助的年轻母亲提供咨询。
比如18岁的卡特琳·布洛特尼基。布洛特尼基中学没毕业，靠社会救济生活，这是她第一次怀孕，心情十分焦虑。家庭助产士舒马赫对布洛特尼基在药房购买了医生推荐的维生素表示赞赏，为她讲解去往孕妇咨询处的步行路线，建议她向母子基金会申请新生儿补助金。
通过家庭助产士向准妈妈们给予咨询建议是德国政府支持贫穷父母的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措施，也能为那些因为害怕受到管束、无法信任或是宁愿独自承担，只因不想和行政机关打交道的家庭提供帮助。
家庭助产士会电话联系青少年福利局，预约儿科医生，或是给贫困的母亲们建议。尤其重要的是，面对上门提供帮助的助产士，这些女人不会感到尴尬。
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家庭助产士制度十分成功。她们免费提供上门访视，对来自市中心的富裕家庭父母和移民区的移民家庭父母一视同仁。就连丹麦王妃玛丽也在儿子克里斯蒂安出生后得到了一位儿科护士的访视。
与此相反，在德国，很少有乡镇政府会雇佣家庭助产士。在2012年到2015年间，德国只在这个项目中投入了1.77亿欧元，在有些地区，就算母亲主动询问，也无法得到相关帮助。 家庭研究者萨比娜·安德勒森发现，对教育和养护孩子漠不关心的底层父母形象是失真的，实际上很多父母都因无法给孩子提供足够好的条件而感到痛苦。他们非常愿意为了孩子的幸福牺牲自身利益，但是他们在很多方面都受到限制。“这些父母知道教育有多重要，却无法帮助自己的孩子。”安德勒森这样说道。他们常常觉得很难和行政部门打交道。
安德勒森认为，如果政策能够更好地利用父母对孩子的爱，那么很多孩子的状况都会得到改善。父母不应该被视作问题的肇事者，而应该被争取为教育同盟。
预防措施
2015年，德国很多幼儿园都发生了罢工事件。教员认为自己收入太低，刚入职的员工每月税前收入为2367欧元，几年后可能达到3290欧元，大约等同于火车司机的水平，而后者对自己的收入水平也相当不满。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应该将资金用于雇佣更多教员，而不是审核饮食补助申请的办事员。
德国福利体系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收取一些人的钱发给另一些人，以此实现社会公平。大约6650亿欧元资金被按照这种逻辑重新分配，占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
但是这种公平概念可能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错误的。当一个社会试图尽可能地消除所有差距时，并不能说它就是公平的，只有当一个社会不管其所有公民的出身和地位，为他们提供同等的机会，才在真正意义上更接近公平。
德国经济研究所评论道：“几乎没有一个发达工业国家的机会公平度比德国更低。”这表现在总收入的巨大差距，德国的基尼系数（经济学家用来衡量一个社会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越大，表示不平等程度越高）高于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数。在社会保障基金的再分配作用下，德国基尼系数才有所下降。
德国经济研究所所长马塞尔·弗拉茨舍尔指出，这种模式背后有结构性错误。比起事后填补不公平造成的差距，不如从一开始就避免出现差距，建设一个预防性福利国家。
一個预防性福利国家会将力量集中在尽早资助孩子，提升他们成功的机会。会将比今天多很多的钱投入建设孕妇咨询机构、幼儿园、中小学、游泳馆、体育协会和青少年俱乐部，建设起一套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的国家基础设施。
一个预防性福利国家不会试图取代家长的作用，但也不会让孩子是成为学者、工厂老板还是社会救济金领取者、零时工，成为完全由投胎决定的命运。
尤其是，一个预防性福利国家会减少中产阶级对失去自身经济地位和收入的担忧，让他们相信国家基础设施会给予他们支持。
夏利特医院主治医生克里斯多福·布勒公布了一项有趣的研究结果。他和同事一起分析了过去几年13万名柏林儿童接受小学教育的情况。研究结果首先证实了他的担忧：父母越贫困的孩子，就越需要社会教育学层面的帮助。他的很多早产儿由于体重过轻，社会地位低下，学业情况非常糟糕。但是布勒也看到了一线希望：一些早产儿成功地弥补了自己的劣势，而他们都至少上了两年幼儿园。
[译自德国《明镜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