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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一些作者，和军事评论家，往往喜欢从经济发展、政治运作、武器装备等方面对比两次战争里中日两国实力的巨大差距，又多以清廷的颟顸腐败、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为其主要原因。在我看来，倘若对当时中国和日本军人的文化素质多加考量。或许可能引发我们更加深刻的民族自省。
抗战前，中国大约95％的士兵是文盲，只有5％识字；日本98％以上的士兵是小学毕业。中国只有不足10％的军士接受过小学以上教育或是专门的士兵学校培训；日本有90％以上军士接受过中学以上教育或专业的士官学校毕业。中国只有约50％的低级军官，接受过中学以上教育或军事学校毕业；而日本超过50％的军官，具有高等教育或专业的军事专科学院毕业。
还可以比较的是，抗战前，中国不到2％的士兵有钢笔，日本士兵基本上都使用钢笔。中国大抵上只有军官才会有手表或闹钟，日本的军曹或少部分上等兵大抵上都有手表。中国大抵上只有少数下级军官才会有望远镜，日本的军曹这一级就有。中国只有少数中级军官才会用照相机，日本很多下级军官就有照相机。中国基本上只有高级军官才会有无线电或电话，在日本中级军官这一层已基本配备无线电或电话。
凡看过《东史郎日记》、《荻岛静夫日记》的中国读者，大概都会留下深刻印象——
“二战”期间，两人都是被派遣到中国战场的普通士兵，前者能细致描写他在侵华战争中的所作所为、见闻和心理，同时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后者除文笔同样不错外，还能‘熟练地使用照相机，驾驭全套暗房冲洗技术。而像东史郎、荻岛静夫这样的士兵，在侵华日军中绝非少数。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拥有坚强的体魄及意志。掌握了基本的摄影和绘画技术。又拥有合格的文字描写和数据搜集、分析能力，便具备了从事情报活动的基本素质。而所有这些能力，不但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平民不具备的，也是绝大多数中国军人所难以项背的。
作家方军曾在《财经时报》上刊登署名文章说：’
“看《荻岛静夫日记》后真是百感交集……我的父亲68年前参加八路军，他曾对我说：他的连队只有三个人有文化，而当时‘有文化’的概念就是‘识字’。多少次与日本鬼子的战斗表明，光勇敢还不成，使用常规武器也需要文化。步枪的弹道、架桥、炮弹的射程计算、望远镜、军事地图、通信联络、旗语、掷弹筒发射的角度等等。都需要文化。在战场上，日本鬼子的单兵作战技术很完美。”
指挥过淞护抗战、武汉战役和滇西大战的宋希濂将军曾估计：当时一个日军士兵的作战能力，相当于七到八名国军士兵：一个日军士兵凭借一支步枪。经常能阻击国军一个连的运动。
李宗仁将军在抗日战争中担任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指挥部队取得了著名的台儿庄大捷。抗战胜利后。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对日本人的战争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仍然难以忘怀。
至于日本军队的长处，那也确实是说不尽的。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的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做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这些都是日本军人的长处……
虽然“失道寡助”，日本军队仍像一根难啃的硬骨头，一块难咽下去的槽头肉，一个棘手的马蜂窝一样摆在中国人面前。其感受不但国民党人如此，共产党人亦如此。
1945年元旦那天，延安《解放日报》的新年献词是《争取胜利早日实现》，基调是胜利仍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不可能之处，便在于“如果不驱除政府中的失败主义、法西斯主义分子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而代之以代表人民意志与力量、能够领导中国走向胜利和自由的新人物，那么，日寇继续深入是无法阻止的，更谈不上配合盟国在远东战场上的海陆攻势。”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两封电报。
1945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正在实施南下战略(即与国民党军队争夺南方广大地区)的王震、李先念等：“美军由欧洲东调需要时间，日美决战当在明年夏季以后，故你们尚有一年至一年半以上时间可以利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
直至美国投放原子弹的前两天，8月4日，毛泽东在致李先念等人的电报中仍判断：“估计日寇明冬可能失败，还有一年时间供农民做准备工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
写于半个世纪后的一篇杂文里，有一段话最直截了当地传递了共产党人当时的真实感受：
“千万不要忘记，美国投掷原子弹时，日本还有一百几十万(一说二百万以上，包括东北在内)强大的军队占领着中国的领土……日本投降之前的整整两年，田家英和我二人就在胡乔木的耳提面命下，主要编了两年高中语文教科书，专供根据地农村使用，精神上已准备好还要在山沟里呆一二十年，我从未听说过要准备大反攻的半句话。原子弹一丢，便一切都变了，忽然如梦一般，日本投降了!单靠中国的力量要把日本打到无条件投降，是很难的。因此，美苏对日本的致命打击，我们都应该同样的感谢。”(曾彦修：《陈独秀与中国》)
投降之师也非一盘散沙。青岛的一位老人回忆，日本占领这个城市期间，几乎所有的中国人经过日本兵岗哨，无不低头鞠躬，畏畏缩缩。日本投降后，解除了武装的日本兵列队走过市区，围观的老百姓吐唾沫，扔石头，吼骂声震天。脸上沾有唾沫和血迹的日本兵不为所动，仍步履刷刷地行进。
当时作为战俘，日军每日只有给养，没有薪金。国军的薪给虽有限，但军官们还能得以酒足饭饱。一天，一名肩负守卫、监工之责的国军连长，购了不少酒食，私下招待几名日俘军官，被当时在国军中任中级军官、后来成了美籍华裔历史学家的黄仁宇发现，他刚一责问，连长即辩说：“报告贵参谋：人家打了败仗，亡了国，实在可怜啦!我不过带他们吃一顿饭。叫他们散散心，也没有旁的啦!”
动了恻隐之心的这位连长，显然低估了日本人。
倘若说，宛如一张被硬扎扎的猪鬃给撑破了的旧沙发，每一个毛孔里都塞满了索取欲的日本近代史，就是一部小国侵略、挑战甚至打败大国的历史，那么，恰似打落进煤灰堆里也精光逼人的猫眼石，每一双眼睛里都闪动着求知欲的日本人，组成了世界上可谓独一无二的情报国家。
岁月已经证明，以日本社会_的整体素质水准，国民忍辱负重的精神，再有建立在民族深刻忧患感之上的情报饥饿症，如同火狐一般跳跃的先导，这个总喊着“沉没”的岛国，想不在这个世界上“崛起”都难。
选自《情报日本》
抗战前，中国大约95％的士兵是文盲，只有5％识字；日本98％以上的士兵是小学毕业。中国只有不足10％的军士接受过小学以上教育或是专门的士兵学校培训；日本有90％以上军士接受过中学以上教育或专业的士官学校毕业。中国只有约50％的低级军官，接受过中学以上教育或军事学校毕业；而日本超过50％的军官，具有高等教育或专业的军事专科学院毕业。
还可以比较的是，抗战前，中国不到2％的士兵有钢笔，日本士兵基本上都使用钢笔。中国大抵上只有军官才会有手表或闹钟，日本的军曹或少部分上等兵大抵上都有手表。中国大抵上只有少数下级军官才会有望远镜，日本的军曹这一级就有。中国只有少数中级军官才会用照相机，日本很多下级军官就有照相机。中国基本上只有高级军官才会有无线电或电话，在日本中级军官这一层已基本配备无线电或电话。
凡看过《东史郎日记》、《荻岛静夫日记》的中国读者，大概都会留下深刻印象——
“二战”期间，两人都是被派遣到中国战场的普通士兵，前者能细致描写他在侵华战争中的所作所为、见闻和心理，同时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后者除文笔同样不错外，还能‘熟练地使用照相机，驾驭全套暗房冲洗技术。而像东史郎、荻岛静夫这样的士兵，在侵华日军中绝非少数。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拥有坚强的体魄及意志。掌握了基本的摄影和绘画技术。又拥有合格的文字描写和数据搜集、分析能力，便具备了从事情报活动的基本素质。而所有这些能力，不但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平民不具备的，也是绝大多数中国军人所难以项背的。
作家方军曾在《财经时报》上刊登署名文章说：’
“看《荻岛静夫日记》后真是百感交集……我的父亲68年前参加八路军，他曾对我说：他的连队只有三个人有文化，而当时‘有文化’的概念就是‘识字’。多少次与日本鬼子的战斗表明，光勇敢还不成，使用常规武器也需要文化。步枪的弹道、架桥、炮弹的射程计算、望远镜、军事地图、通信联络、旗语、掷弹筒发射的角度等等。都需要文化。在战场上，日本鬼子的单兵作战技术很完美。”
指挥过淞护抗战、武汉战役和滇西大战的宋希濂将军曾估计：当时一个日军士兵的作战能力，相当于七到八名国军士兵：一个日军士兵凭借一支步枪。经常能阻击国军一个连的运动。
李宗仁将军在抗日战争中担任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指挥部队取得了著名的台儿庄大捷。抗战胜利后。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对日本人的战争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仍然难以忘怀。
至于日本军队的长处，那也确实是说不尽的。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的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做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这些都是日本军人的长处……
虽然“失道寡助”，日本军队仍像一根难啃的硬骨头，一块难咽下去的槽头肉，一个棘手的马蜂窝一样摆在中国人面前。其感受不但国民党人如此，共产党人亦如此。
1945年元旦那天，延安《解放日报》的新年献词是《争取胜利早日实现》，基调是胜利仍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不可能之处，便在于“如果不驱除政府中的失败主义、法西斯主义分子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而代之以代表人民意志与力量、能够领导中国走向胜利和自由的新人物，那么，日寇继续深入是无法阻止的，更谈不上配合盟国在远东战场上的海陆攻势。”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两封电报。
1945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正在实施南下战略(即与国民党军队争夺南方广大地区)的王震、李先念等：“美军由欧洲东调需要时间，日美决战当在明年夏季以后，故你们尚有一年至一年半以上时间可以利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
直至美国投放原子弹的前两天，8月4日，毛泽东在致李先念等人的电报中仍判断：“估计日寇明冬可能失败，还有一年时间供农民做准备工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
写于半个世纪后的一篇杂文里，有一段话最直截了当地传递了共产党人当时的真实感受：
“千万不要忘记，美国投掷原子弹时，日本还有一百几十万(一说二百万以上，包括东北在内)强大的军队占领着中国的领土……日本投降之前的整整两年，田家英和我二人就在胡乔木的耳提面命下，主要编了两年高中语文教科书，专供根据地农村使用，精神上已准备好还要在山沟里呆一二十年，我从未听说过要准备大反攻的半句话。原子弹一丢，便一切都变了，忽然如梦一般，日本投降了!单靠中国的力量要把日本打到无条件投降，是很难的。因此，美苏对日本的致命打击，我们都应该同样的感谢。”(曾彦修：《陈独秀与中国》)
投降之师也非一盘散沙。青岛的一位老人回忆，日本占领这个城市期间，几乎所有的中国人经过日本兵岗哨，无不低头鞠躬，畏畏缩缩。日本投降后，解除了武装的日本兵列队走过市区，围观的老百姓吐唾沫，扔石头，吼骂声震天。脸上沾有唾沫和血迹的日本兵不为所动，仍步履刷刷地行进。
当时作为战俘，日军每日只有给养，没有薪金。国军的薪给虽有限，但军官们还能得以酒足饭饱。一天，一名肩负守卫、监工之责的国军连长，购了不少酒食，私下招待几名日俘军官，被当时在国军中任中级军官、后来成了美籍华裔历史学家的黄仁宇发现，他刚一责问，连长即辩说：“报告贵参谋：人家打了败仗，亡了国，实在可怜啦!我不过带他们吃一顿饭。叫他们散散心，也没有旁的啦!”
动了恻隐之心的这位连长，显然低估了日本人。
倘若说，宛如一张被硬扎扎的猪鬃给撑破了的旧沙发，每一个毛孔里都塞满了索取欲的日本近代史，就是一部小国侵略、挑战甚至打败大国的历史，那么，恰似打落进煤灰堆里也精光逼人的猫眼石，每一双眼睛里都闪动着求知欲的日本人，组成了世界上可谓独一无二的情报国家。
岁月已经证明，以日本社会_的整体素质水准，国民忍辱负重的精神，再有建立在民族深刻忧患感之上的情报饥饿症，如同火狐一般跳跃的先导，这个总喊着“沉没”的岛国，想不在这个世界上“崛起”都难。
选自《情报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