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与笔山书院有缘，在此求学六个春秋。
　　笔山书院坐落在古镇州城宾川一中校内，原为明代进士何邦宪之遗业，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为知州甘国辅购置，改建重修，因其背靠钟英山，取“钟英毓秀”之义，题名“育英书院”。雍正四年（1726年），知州周钺又捐资重修，因其面对笔架山而易名“笔山书院”。
　　笔山书院与后来的宾川教育一脉相承，具有教育开山、文化传承之历史功绩。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笔山书院改办官立高等小学堂。1929年，在此建立县立初级中学。1944年，又在此发展扩建，建立县私立正惠高级中学，与原县立初级中学分办合设。1950年，宾川县人民政府接管改造，两校合并，成立宾川中学。其后一再易名，至1961年，始定名为“宾川第一中学”。
　　我是1957年秋天考入宾川一中的，那时虽名为宾川初级中学，却是当时全县的最高学府。20世纪50年代初，全县总人口十二三万，只有这唯一的一所初级中学。1958年宾川初级中学才恢复高中招生，成为完中，成为宾川一中。1955年以前，全县一年只招收初中一个班，或两个班，那块白底红字的“宾川初级中学”学生佩戴的校徽，曾让1954年考入与之比邻的州城完小的我羡慕不已。
　　当年初中升学之难，与后来的升大学无异。1957年，全县唯一的这所初级中学，新生只招四个班，比上一年还少招了一个班。而那一年，全县却有小学毕业生1500多名，升学比例为1：7.5。就是说，那一年，升学的、参加工作当干部的、参军的除外，要有1200多人落榜。那个年代，学生成绩不排名次，学校升学录取名额不排名次，谁也不知道谁的成绩怎么样。
　　那时的初中毕业生，正赶上国家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出身好的都能分配工作。昆明有的工厂甚至把汽车开到学校大门口，直接动员你参加工作。有城镇户口的学生未能升学的，回家由城镇安排就业或待业，每月有国家定量的粮食油脂供应，不用下地干活、靠天吃饭。没有城镇户口的只能吃“黑市粮”。那时国家对粮食油脂等物资实行统购统销，把地下的非法交易叫“黑市”。农村灾荒年成粮食歉收，就要凭国家下达的指标，到当地粮管所购买，那叫吃“返销粮”。有无供应指标，供应的指标多少，就很难说。对农村人而言，唯一的出路就是读书。如我一样出身农村的中小学生，如考不上初中，初中毕业升不了学，就要回到农村，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自食其力，还未必能吃饱饭。一个农民的孩子要跳出“农门”，获得城镇户口，获得那个“城镇居民粮油供应证”，唯一只能靠读书升学，然后国家分配工作。
　　那时候，一块钱在我们小孩子眼里就是一笔巨款。农民帮人干活（那时不叫打工）一天也就两毛钱。参加工作后，住房分配居住，医疗公费报销，一个普通的小工人，月工资二三十元，日子过得蛮滋润的，可吃香了。那时候的姑娘找对象的标准是这么说的：“一工二干三军人，宁死不嫁老农民。”单位上的男职工找对象，除了要求对方“人才美貌辫子长”外，还有个条件，就是要“自带饭票”——那就是要有城镇户口，有工作，有固定的粮食油脂供应和固定的工资收入。
　　事实上，凡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一旦未能升学，就应该回乡去当农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那时的报刊上还发表过著名作家赵树理动员女儿回乡参加劳动的一封信（题为《愿你决心做一个劳动者》），发表过马烽写的短篇小说《韩梅梅》，康濯写的《小社员》，配合宣传动员。为加强中小学生的劳动教育，培养学生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理想，这两篇小说和赵树理给女儿的信，都曾作为教材选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上。韩梅梅成了我们学习的榜样，在老师布置的《我的理想》这篇命题作文里，大多数同学都有着“向韩梅梅学习”的决心。记得在《我的理想》这篇作文里，我还写过将来我要当一名拖拉机手。我们的课本里，就有一篇写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的课文；在《人民画报》里，我也曾看到过报道她的图片。做一名拖拉机手就是当年我的理想，曾被我多次写在这个命题作文里，她是那个年代的“偶像”。在课堂上，老师描述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生活，总是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那时，晚上照明点的是菜油灯，至于电话，连见都没见过，更不用说拖拉机。1956年春天，国营宾居农场引进两台产自罗马尼亚的KD—35型拖拉机，银灰色的机头，牵引着三个铧犁耕地。那个年代，农村里连自行车、马车都没有，更不用说摩托、汽车。有的学校就让学生背着行李徒步往返两三天来参观。我们学校离宾居农场不远，约两三公里。一天下午放学后，老师带着我们去参观，两台拖拉机“突突突”地正在翻犁一大片长满茅草野蒿的荒地，红土泥浪滚滚翻卷着涌向远方，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它毕竟不是此前我在宣传画上、在电影里看到的，后来被我写在初中升学考试的试卷上。那次语文考试的作文题目是《一件难忘的事》。
　　本来我是喜欢语文课的，开学拿到新课本，总是先把语文课本像读课外书一样，从头至尾看一遍。当时能找到阅读的课外书实在太少了，那些有趣的课文，就被我读过不止一遍。但是当时我却特别怕上语文课，因为老师总会让我们把一篇课文的生字注音、词句释义，然后把课文分段，写出段落大意，最后归纳中心思想，还要归纳出教育意义。鲜活有趣的内容被肢解归纳成几条干巴巴的筋。任性的我却很喜欢读书，甚至不时逃学到学校附近的菜园、池塘边、郊外的坟地里，看自己借来的课外书。课外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口，让生长在穷乡僻壤的我，知道在我看不见的远方，还有另一类人，过着跟我不一样的生活。
　　很多年后，讀到奈保尔青年时代给14岁的妹妹蜜娜写的信，他说：“你现在有没有喜欢上阅读？我亲爱的小姑娘，如果你没有，我对你深表遗憾。一个人必须把全部生命用于阅读与追求知识，否则就不要让生命开始……”关于阅读这个话题，我不知道还有谁比他说得更真切了。
　　虽然那时的升学之路无比艰难，但我最终跨过了宾川一中这道厚重的椿木门槛，迈进全县的最高学府。
　　二
　　原本定于9月1日开学，却因那一年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搞整风反右（派）运动，延迟到10月下旬才开学。当我背着简单的行李，挎着书包，离开我那小山村的老家，步行十余里，欣欣然往这座全县最高的学府赶去时，已是秋风萧瑟的深秋。 　　学校大门矗立在州城西街北侧，两侧有法式风格的砖砌线脚凸面圆方浮雕立柱装饰，一派洋气，而大门的石台阶上，两扇厚重古朴的椿木大门和门槛却是中式的。那时，每当我从学校大门外走过时，我都要往大门里张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规定公民必须遵循的五种基本道德规范“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简称“五爱”，就写在学校大门迎面的墙壁上。这几行用蓝颜料书写的仿宋体美术字，不论何时从学校大门外走过，抬头就能看見。
　　学校西面，原是这座古镇一段废弃的古城墙，墙基砌有巨大的石块，墙壁为厚重的城砖砌成，砖石的颜色已经苍黑似铁。最上一层的垛口上，枪眼、瞭望孔还很完整，当年鏖战的累累弹痕依稀可辨。学校用石头和工程砖把这段古城墙的一个个垛口垒起来，在石灰抹过的向外一侧的围墙上，书写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十二个大字。摹写的毛体草书龙飞凤舞，行人从古镇西城门外的公路上走过，老远就能看得见。那是毛泽东1952年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所做的题词。这一切都曾让我激动，让我向往。这道大门、这道围墙里面的一切，曾让我感到神秘，感到神圣。
　　走进宾川一中，先往西，再折往北，就来到笔山书院山门前。
　　书院坐东向西。山门、讲堂皆高踞台地而建，庄严雄浑，气宇轩昂。山门为三间三楼牌楼门，重檐歇山布瓦顶，屋面为双层底瓦，檐下均施斗拱，翼角高翘，细腻灵秀。山门与讲堂中间，有重檐歇山顶过厅，把书院分为前低后高两个院子。进山门，走过厅，上讲堂，青石台阶逐级而上，登上五六尺高的基座平台，给人以一种庄重的仪式感。
　　山门南侧横梁一端，粗钢丝绞起的钢绳悬挂着一口钟，原是一个轿车车轮的钢盆。上下课的钟声，被那个恪尽职守的老校工敲得有滋有味：当当！当当！当当！不疾不徐，预备上课。五分钟后，短促急迫：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上课了。四十五分钟过去了，钟声响起，仿佛什么事终于有个了结：当——！当——！当——！谁在那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又吁了一口气，下课了！
　　走进山门，院子南面一溜厢房就是学校的图书馆和阅览室，老式雕花的木门、木窗，窗棂上糊着白棉纸。北面厢房，一半做储藏室，一半为音乐教室。往里，再上四五级台阶就是过厅，两侧是学校教务处和总务处。过厅北面有个小天井的漏阁里，住着刘瑞儒校长一家，南面的漏阁则是教师食堂兼开水房。从过厅到书院讲堂，院子里有青砖铺筑的十字甬道。
　　书院的讲堂，矗立在石块镶嵌、条石铺陈的台坎上，梁柱额枋均绘彩画。抬眼向屋脊上望去，鳌鱼、宝顶、兽头，线条细腻，造型精致。台坎高过头顶，视野极阔。举目远眺，笔架山屏列西陲天际。
　　书院甬道两侧有花坛，院落四周有几株刺槐和油芦子树。讲堂台坎前，东南一角，还有一株苦楝子树。花坛没人照料，早已废弃。因为那时的主流话语有栽花种草会腐蚀革命者斗志的说法。
　　讲堂的山墙两侧，各有一个小院落。前面的南北厢房都是教室宿舍。北面厢房中间有道月亮门，门外的巷道通往后院。巷道一侧，坐北向南，有个礼堂，是三十年代在此创办县立初级中学时的建筑。我上学后，讲堂一直是教师会议室，墙上依次挂着历届毕业班师生的合影，礼堂则成了学校上大课的教室。
　　开学后，领到的新课本中，有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是那个年代常见的那种新闻纸印刷骑缝装订的合叶文选，内容是毛泽东刚刚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政治课时，我们就是坐在笔山书院北面那个礼堂里，听王扩俊副校长讲毛主席的这篇最新著作。王副校长常年一套中山装，气质高雅，雍容有度。上下课的钟声响了，无论走在路上，还是在课堂上，他都要对一下时间，抬起左手往前一伸，顺势再往后一摆，瞅一眼袖口下露出的手表。那时没几个中学老师能有手表戴的。
　　不久，又把毛主席11月在莫斯科大学接见中国留苏学生的报道特写，作为补充教材发给我们。毛主席接见留苏学生的讲话，开头一句就令人振奋：“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开学的新课本里，没有我喜欢的语文，却有一本文学课本、一本汉语课本。这套文学课本是按文学史的顺序编排的，选作教材的大都是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外国文学有都德的《最后一课》、契诃夫的《凡卡》，让我大开眼界。也有一部分时文，比如赵树理的《三里湾》和李凖的《不能走那条路》，都是那时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农业合作化的作品。更让我惊喜的是，那个有十几个大书架，数万册藏书的图书馆，就坐落在笔山书院里。我原先上学的乡村小学里是没有图书馆的。每天午饭或晚饭后，我常常跑到那里去借书、看书，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翻阅新到的报刊杂志。当时我并不知道，在我的潜意识里已经迷上了文学。
　　那时的物质生活太贫乏了，学生衣服上打个补丁是平常事，一日两餐的米饭里，掺了大半带壳蒸煮的老蚕豆，老师的也不例外。我自小体弱多病，体质差，体育竞技和体力劳动从来都不是我的强项。我年纪小，又吃不饱饭，衣着及日常用度也没法跟人比，是班里的“小萝卜头”，再加上出身不好，这让敏感、口讷又自尊心极强的我很自卑。课外文体活动，班级组织的篮球队、歌咏队，自然就没有我的份。课余时间之于我，才是一个人独处的宁静时光。笔山书院的幽深、宁静和厚重感，总让我身心有所归。我常把自己藏身于图书馆，尽可能少与他人接触，以免无端地受到歧视和伤害。我埋头于书页文字之中，想象自己在别处的生活来慰藉自己。这也是造成我一生不善于交际应酬的原因，学生时代的境遇造成的品性影响人的一生。
　　当年全国整风“反右”，报刊上揭发批判“右派分子”的文章连篇累牍。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读了揭发和批判刘绍棠的文章，竟让我对他暗生仰慕之心。虽然他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但在我的心里，他仍然是我的偶像，在当时让人知道了是很危险的。刘绍棠的这些作品，大部分我都在图书馆里找来看过，佩服得很。刘绍棠当时还有个话题，“为3万元存款而奋斗”，这也是他被批判的“罪状”之一。听老师们私下议论，3万元存款每月可得利息60元，那时一个中学教师的工资也就是五六十元。一位老师在《边疆文艺》上发表了4句民歌，稿费5元，我们一个月的伙食费才是6元。家庭困难的同学，每月可向学校申请助学金，最高可评3元。助学金全称“人民助学金”，简称“人助金”。 　　那时给我影响最大的，就是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使我面对艰难的生活充满了坚强的力量。记得上小学时，在新华书店买到过一本《高尔基的青少年时代》，是根据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改写的。还记得封面的上半部分画着一艘大轮船，停靠在一条大河岸边，河上挤满了大小船只，帆樯如林，那是俄罗斯的母亲河伏尔加河下诺夫戈罗德市的港口。
　　学生时代主动地有选择地读一些自己喜欢读的书，比在课堂上被动地接受灌输的东西留下的印象要深得多。在笔山书院的图书馆里，丰富的藏书打开了我狭窄的眼界，我迫不及待地吞食着那些有着鲜明时代烙印的精神食粮，一切以那个时代倡导的审美标准和价值观为准则来选择阅读的书籍。然而我后来的发展证明，由此带来了太多的无知与浅薄。眼界决定境界，胸怀决定格局，阅读的范围和深度对一个人的成长实在是太重要了。
　　三
　　我考入宾川中学的那一年，1957年，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一年后，这一“教育方针”又被概括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在接下来的“大跃进”的岁月中，除了在校内种菜、养猪、搞勤工俭学，一年有大半年，我们由班主任带着，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一去就是十天半月。我们一再被告诫，温室里的花朵是经不起风雨的，要“经风雨，见世面”，要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那时我们最爱唱前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共青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还有那支曲调强劲、气概昂扬的《勘探队员之歌》：“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我们被阳光般传递正能量的歌声鼓舞着，对生活寄予美好的憧憬，对未来怀着远大的理想。
　　1958年，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跃进”“大战红五月”运动，宾川一中800多师生在彩凤管理区吴江营、北山坡生产队，给棉花施肥、喷药，打井抗旱，挑灯夜战，奋战了十几天。时令已进入六月，坝子里的稻秧都转绿分蘖了。一天下午收工，有同学还提着一串薅秧时在稻田水沟里捉的泥鳅黄鳝，打算油煎黄焖了打“牙祭”，美餐一顿。谁知刚回到驻地，一声令下，老师说接到县委电话，立即开饭，饭后整装立即出发，要连夜赶到“三十五里坡”脚下的周能村住宿，明天要爬“三十五里坡”，过“四十五里箐”，赶到一个叫“平川”的山区栽秧。那串来不及烹调的泥鳅黄鳝，不得不送了驻地的房东。
　　出发不久，来到北山坡村后的山地里，展眼远眺，力角坝子尽收眼底，一览无余。坝子上空，东面苍青如黛的大山峰巅之上，乌云翻滚，电闪雷鸣。霎时间，狂风骤起，天昏地暗，天很快就黑下来了。黑魆魆的天空像一口盛满了水的大铁锅打翻了，哗哗地直往下倒水。我们没有雨具，没有照明手电、马灯，三个一伙，五个一群，紧跟着前头影影绰绰的人群，一步一挪，迤逦前行，一个个都淋成了“水獭猫”。路旁的一道道山箐沟，在漆黑的雨夜里，犹如神秘莫测的万丈深渊，让人胆战心惊。但不管怎样，十点钟左右，我们都赶到了周能村。而负责伙食的后勤，却因雨大天黑，运输粮食、蔬菜和炊具的驮马，中途受阻，未能准时到达周能村。
　　第二天一大早，没法开饭。那时，平川还未通公路，周能村就是一个大马店，往返平川、古底的马帮，去来都要在这里住宿。先期到达的学校领导和老师，临时跟这些马帮借来几袋马料豆，立马炒了，煮成几大锅糊皮豆，一人一勺。因数量有限，由作风板正、不苟言笑的王扩俊副校长亲自掌勺。
　　那天，就是吃了这样一勺糊皮豆，我们背着行李，徒步爬上了陡峭的“三十五里坡”，翻越了海拔2900多米的松坪哨垭口，再走完曲折崎岖的“四十五里箐”，跋山涉水，走到了平川。走不动，歇一歇，又继续往前走。磨磨蹭蹭，一直“磨”到傍晚，才挪动着沉重的步子，走进了平川街。还记得那天，我吃了糊皮豆，又在“四十五里箐”灌了一肚子山箐水，一路上拉肚子。但终究是年轻力壮，还是扛住了。我都有些不敢相信，在极限挑战面前，自己竟能有这样一种精神状态。
　　那年夏天没放暑假，7月底，学校安排李明老师带我们下乡到太和公社李相庄生产队劳动，住在生产队场院的仓库里。那天下午在棉田里捉虫、喷洒农药，突然下起雨来，我们都没带雨具，一路小跑回到住地，衣服都淋湿了。吃过晚饭，雨还在下，我们早早地就休息了。夜已经很深了，我们都睡熟了。突然一阵紧急集合的哨音，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李老师说，刚刚接到上级的通知，要我们连夜奔赴小江股，明天一早上山扑灭行军虫。他告诉我们行李就别带了，各人捆好，统一放在生产队的那两扇海簸里，明天会有人安排马车来拉。尽管天空漆黑一片，地上豪雨如注，四下里黑咕隆咚的，尽管我们师生都没有带雨具，也没有照明的马灯和手电筒，我们还是摸着黑、冒着雨上路了。
　　一出村走的又是窄窄的田埂子路，脚底滑溜溜的像抹了一层油，不时有人滑跌倒了，滚得一身泥浆。同学们三五个一伙、七八个一群，七前八后，一会儿就走散了。刚上路，眼前一片漆黑，凭感觉高一脚低一脚地跟着前面的同学往前走。走着走着，湿漉漉的夜空不知不觉间褪去了深沉浓重的夜色，成了一块灰蒙蒙的磨砂玻璃，模模糊糊地能辨认出眼前的小路、路旁的庄稼、走在前面的人影和不远处的树丛。空旷的田野上，雨点的声音很响，打在路旁的棉花叶子上“滴滴嗒嗒”，打在稻秧上“刷刷刷刷”，一声声像砸在人的心口上。稻秧深处，不时还传来一声两声蛙鸣，“咕啊——呱，咕啊——呱”，像一位长者在深夜里的深沉叹息。不久，我们来到了纳溪河边。我们挽起裤腿，手拉着手，趟过了水深至膝盖的纳溪河。
　　从县城牛井经过时，已经是下半夜了，有同学还去敲供销社门市部的门，买手电筒和电池。出了县城牛井，走在刚刚修筑的宾关公路上。这时雨已经停了，还未铺垫弹石的公路，泥滑路烂，坑坑洼洼，脚迹窝里积满了雨水，发着暗淡的亮光。走过一段泥泞的公路，我们又从公路上走下来，走在长满稻秧的田坝里，窄窄的田埂子路七拐八弯的。走在最前头的那几位同学一时辨不清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停下来问路。前面有几户人家，房前屋后芦竹丛生。有知道的同学说，这个小村子叫沟头上。一阵狗吠过后，有人开门出来指路。叫我们一直往西走，前面就是大营河，过了河再往前走，不远就是小江股了。我们又继续前进了。走着走着，果然就看见前面河堤上黑乎乎的树林，听得见河里哗啦啦的流水聲了。我们又趟过了冰凉刺骨的大营河。 　　在这下着雨的深夜里，河水大小深浅情况不明，要不是集体行动，要不是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鼓舞，我们谁敢两次徒步涉水过河！
　　我们来到了小江股生产队公共食堂的院子里。院子里已经燃起三四堆大火，长长的火舌呼啸着扭动着，舔着浓黑的夜空。同学们围着火堆，在那里转着身子，一会儿后背，一会儿前胸，烘烤湿透了的衣服。我还注意到火堆里熊熊燃烧的不是木柴，而是不知从哪儿拆来的椽子木头，让我惊骇不已。衣服烘烤干了，身子烘烤暖和了，我们瞌睡也上来了。这时候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只好在这食堂里，各自找个地方休息。有的枕着手扑在人家饭桌上打盹，有的躺在饭桌旁的板凳上和衣而卧。我也半睡半醒地蜷着腿，躺在一条板凳上，挨着等待天亮。离开火堆不久，我就感到了黎明前凛冽的寒气一阵阵袭来，让人无法入睡。何况在那条一米多长、十七八厘米宽的板凳上，你真要是睡着了，一翻身还不就滚下来了。
　　天还没大亮明，我们每人吃了一碗稀饭，就向村后的山地出发了。山坡上，路两旁，红薯地边，一个个火堆冒着青烟，空气中弥散着一股刺鼻的臭味。这股刺鼻的臭味，就是来自那一個个冒着青烟的火堆，是先来到地里的生产队社员，把他们用木棍戳死了的行军虫，集中放到火堆里焚烧散发出来的。行军虫有点像我们曾经见过的那种猪儿虫，但比猪儿虫大得多，草绿色，有拇指粗，有一拃长，密密麻麻的，在红薯地里蠕动快速爬行。行军虫们爬行过的地方，不仅红薯叶子被它们吃光了，就连长在地面上的红薯藤子也被啃光了。难怪叫它行军虫，这家伙太可怕了。我们立刻分散开来，像生产队的社员一样，各自撅一截棍子握在手里，在红薯地里一墒一沟地搜索扑杀行军虫。见了行军虫，就用棍子拦腰一下戳死，谁也不敢用手去捉。
　　当天中午，我们的行李也被生产队的马车从李相庄拉到了小江股。我们就在小江股住了下来，每天和生产队的社员一起上山扑杀行军虫。两三天后，这可恶的行军虫终于消灭光了，我们才回学校上课。
　　9月下旬，全校师生又奉令投入了“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我们背起行李，再次爬上“三十五里坡”，走过“四十五里箐”，奔赴平川钟英烧炭、挑炭，参加冶炼钢铁。去掉路程往返4天，一共战斗了68天。之所以至今还记得，是因为大会总结时，李明老师说道：“淮海战役作战共进行了68天，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大战钢铁也进行了68天，同样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们不仅炼了钢铁，还炼红了心！”那一年，全校师生停课外出劳动共173天。
　　在那个充满理想和激情的红色年代，因理想而点燃的激情熊熊燃烧，激发着我们报效祖国和人民的雄心壮志。我不仅学会了吃苦，学会了接受与理想截然不同的现实，也学会了在并不容易的生活中坚定信念，铸就坚韧前行的品格，没有因贫困和后来的挫折一蹶不振。
　　四
　　那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老师是班主任李明老师，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跟同学们下乡在一起，常常是一说二笑的，有同学还跟他开玩笑呢。他是父亲正惠高中时的同学，为尊者讳，我是从来不跟他说笑的，对他有如父亲般的敬畏。他就住在笔山书院讲台前南面厢房顶东头那一间，那棵春天开花满院花香的苦楝子树，就在他宿舍门前。学校图书馆阅览室的杂志是不外借的，我常到他那里去借他订阅的《文艺报》和《人民文学》，去交“人助金”申请。
　　李老师喜欢读书，也喜欢买书。他的那些书大多是从北京、上海、成都和昆明邮购来的，在我们这个边疆小县城的新华书店里是买不到的，学校的图书室里也没有。比如柳青的《创业史》，云南作家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刘澍德在全国引起争议的《归家》，刚刚出版他就买到了。在太和村秋收，他的枕边就放着《一个人的遭遇》，才翻译介绍到我国来的前苏联作家萧洛霍夫的新作。1999年，宾川一中70周年校庆，我和几个同学去看他，不知怎么，闲话说到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他说年轻时他自己买过一套，后来给儿子买过一套，现在又给孙子买了一套。当时我的心就“咯噔”一震，李老师给我的岂止是知识，还有身为语文教师的榜样。
　　李老师非常爱惜书籍，他的藏书，干净整洁，用牛皮纸包了书皮，扉页盖着藏书印鉴，书末一页右下角写着购书日期。但学生找他借书，他从不吝惜。我深知他爱书的癖好，从不弄脏损坏向他借来的书。在那个物质和精神都异常困乏的年代里，没有电视，连个收音机也没有，一年里难得看上两三场电影，一本新书一本好书就是一次极难得的精神会餐。
　　1960年夏天，在太和村劳动那一次，李明老师布置同学们写诗——让工人、农民和学生写诗，是“大跃进的新生事物”。同级邻班的一位同学，两年前曾写了这样四句：“一群猛虎下了田，干劲冲破九重天。但见锄头飞舞处，牛头土垡碎田间。”诗题为《打土垡》，上了当年在宾川一中任教的诗人谢本良老师编印的油印诗集，在同学中传诵。这让喜欢写作的我非常羡慕。但我写不出这种四言八句，整整齐齐，还要押韵的诗歌。
　　那一次，我写了几句自己下乡劳动的感受，以旁观者的口吻，写一个学生放下了手中的课本和钢笔，走出课堂，头戴草帽，脚穿草鞋，来到田间。春天来播种，夏天来中耕，秋天来收获。日晒雨淋，朝气蓬勃，脸盘被太阳晒成紫棠色，挽着的衣袖裤腿溅得泥点斑斑，握笔的手掌上被锄把磨起朵朵茧花。汗水雨水一次又一次把他洗礼……最后点题道：“他是谁呵？他是学生还是社员？”句子长短不一，不是民歌，也不是顺口溜，题名为《小社员》交了上去。
　　一天晚上，李老师把同学们交给他的诗稿看完了，就在生产队公共食堂的院子里，在一盏汽灯下，把大家集合起来做评讲。出乎我的意料，李老师竟把《小社员》表扬了一番，还说，作文最要紧的就是要“有真意”。
　　那时信息闭塞，中考前一天，学校主要领导从省城昆明开会回来，说今年高考已经结束，作文题目是《我在劳动中受到了锻炼》，要李老师抓一下作文复习，就抓记叙文。那天下午，4个毕业班的同学集中在笔山书院的那个礼堂里，李老师挑了几篇同学们平时写得较好的记叙文，一边念一边讲评，其中就有我的两篇。 　　那时，阶级出身的歧视已经公开化，学校搞军事训练，像我这一类出身的学生就不让参加了。本来在班里就数我年纪小、个子小，因而我在别人心目中就更“小”了，不用说有多自卑了。我的自信心就是李老师这样一点一点帮我找回来的，在我刚刚起步的人生道路上至关重要。
　　考试结束，我去学校领取录取通知书。那天我走进宾川一中大门，来到笔山书院山门前，正好遇到出来的李明老师走下台阶。见我来了，还未开口，他倒先说了句：“来了，等一下，我去上厕所。”我当即就感到心往下坠，头皮发紧。在笔山书院山门的台阶前，我站在几棵油芦子树下，等待命运判决的结果，心里七上八下翻腾不已。从刚才李老师面部严肃的表情上，我一点也看不出来是吉还是凶。李老师出来了，见了我，说声“走”，就径直走上台阶，朝前走去。我忐忑不安地跟在他的后面，来到他的宿舍。他拉开书桌抽屉，拿出一个花名冊，翻开看了一下，然后对我说：“你就录在我们学校里了。”我的一颗悬着的心才落地了。
　　后来得知，那年我校中考成绩，政治、数学、语文三科平均分分别居于全州22所中学的一、二、三名。校长刘瑞儒先后出席了大理州、云南省文教群英会，我校也因此被特批多招了一个高中班。刘校长出席省群英会，出现在一个群众场面的镜头里，让看电影的师生在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摄制的新闻简报里看到了，大家不约而同鼓起掌来。
　　1958年恢复高中招生的宾川一中，仅我们这一届招了两个班，到1966年“文革”停止招生，前后一共只招了9个班。就因为多招了一个班，我侥幸得以继续升学。
　　高中三年，我一面发愤努力读书，觉得前程无量；一面又隐隐地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焦虑，总觉得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倒霉事降临到自己头上。毕业前一年，毛主席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提出来了。其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以精简的名义，不少出身不好的在岗职工被下放到了农村或农场。这一次，我终于没能逃脱高考的“政审”，回家当了农民，这一“当”就是16年。直到1979年，我通过考试转正为公办教师，才获得了城镇户口、城镇居民粮油供应本、公费医疗证、工会会员证。
　　1969年，县革委文卫组决定撤销宾川一中，并提出“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大队”，全体教职工下放到各公社和大队完小开办学制两年的附设初中班。招生考试制度废除了，新生入学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这一年，附设初中班实现了全县“一片红”，共70个校点、83个班，一时造成全县初中师资极为缺乏。县文卫组又决定，在宾川一中举办师训班，为期3个月，培训附设初中班教师190多人，以解决下一年新生入学，全县即发展为160多个附设初中班，而教师严重不足的问题。我所在大队完小，也面临着下一年新生入学急需老师的问题，在村里当民办教师的我被抽调去培训。
　　12月，师训班的学员报到后，为了便于管理，培训就集中在笔山书院里进行。
　　师训班分语文、数学和理化三个排（实行军事化管理），每个排五六十人。也不知当初我是作何考虑的，总之，仿佛走异路，以我平时的爱好，原本是该参加语文培训的，却选择了数学。书院北面原来的礼堂已隔断成了两间，就做了语文排和理化排的教室。我们数学排学员相对要多一些，教室就安排在讲堂里，墙上从前挂着的历届毕业班师生的合影在“文革”中不知去向。
　　教师抽调了宾川一中原来的几位高中教师，有我的恩师张义举和杨灿明；还借调了大理师范的三位教师，包括诗人谢本良。谢老师原本就是宾川一中的语文老师，他原籍广东，1949年参军，以随军记者身份来到云南。“大跃进”时，下放到宾居农场劳动锻炼，被借调至宾川一中任教，一年后调大理师范。在宾川一中任教期间，他指导学生创作，并由他编辑油印过一本诗集。他不光教学认真，满口的普通话，还有与其他老师有别的做派。下课了，他总是自个把黑板擦干净了才走出教室，投寄的稿件，总是让书写较好的学生代为抄誊然后才寄出。他的名望、风度、气派，让人倾倒，在宾川一中曾有很好的口碑。
　　培训期间，我们民办教师不用缴伙食费，每月只需上交生产队分给的十几斤粮食，伙食费和粮食不足的部分由国家补助。
　　数学排就由张义举老师和大理师范的魏德贤老师授课。学员们大多是原宾川一中前后几届的同学，彼此原来都认识的。
　　师训班的学员原来都是小学教师，学历参差不齐，有初师、中师毕业的，有初中、高中毕业或修业的，来了，不论程度高低，或语文或数学或理化，就都编在同一个排里“一锅烩”。数学排的培训，就是在张老师和魏老师的指导下，把初中代数和平面几何的要点重点提纲挈领地从头至尾复习一遍。教育战线的“文革”大批判，其中一项就是批判所谓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智育第一”“业务挂帅”“分数挂帅”，县文卫组派来组织领导的几位老师“革命觉悟”都不低。课堂上虽然也布置作业，但做不做由你，老师也不检查批改；培训期间也不考试，培训结束也不考核，全凭各人自觉学习。
　　两年后，被撤销的宾川一中又恢复高中招生，笔山书院仍为教师会议室。那一年，全县附设初中班毕业学生达2740多人。1976年9月，牛井、宾居、蹇街、乔甸等6个公社中心完小分别开设两年制附设高中班，一共开设8个班。我又被调到蹇街中心完小附设高中班任教，我们任教的4位老师都是民办教师。
　　在飞扬激荡的时代风潮中，笔山书院山门已拆毁，仅存讲堂、南北厢房及过厅，现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虽然它已不再是教书育人的场所，失去了它原本的功能，成为一处历史遗迹，但在每一个宾川一中学子的心中，笔山书院更像是一座精神殿堂，供人瞻仰和怀念。当年那段特殊历史条件下一代人的成长经历，已凝结成无形的精神元素，像种子埋进我们的躯体，在岁月的流动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编辑手记：
　　始建于明清时期的笔山书院，坐落于历史悠久的宾川县州城镇。这座书院是宾川一中的前身，也是让作者张旗留下难忘记忆的求学之所。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作者在笔山书院度过了人生最重要的初中和高中时期，学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成为他最难以忘却的记忆。当时，中国政治云谲波诡，社会的动荡与变化也深刻影响着这一所小小的学校，影响着包括作者在内的每一位学生。相对而言，学校始终还是一处能让人暂时忘却世事纷争，专心投入知识海洋的“避难所”。尽管后来在政治号召下，农业生产占据了学生大量学习的时间，但也教会了他们更加积极地面对挫折，接受现实。命运和时代的不公并没有使作者陷于自卑，在笔山书院的培养下，他通过自身的刻苦勤勉，摆脱了自卑的处境，在写作和文学上获得自信。文学构筑了属于作者的个人世界，使作者拥有独立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相对稳定的校园环境之中，在良师的谆谆教诲之下，笔山书院开启了作者的文学之梦，成为包括作者在内的许多莘莘学子的梦想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