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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家许杰在逗留新马期间，主要从事《枯岛》文艺副刊编辑工作，经他努力，《枯岛》成为南洋第一个明确倡导“新兴文学”？的文艺副刊。与此同时，许杰还十分关注南洋地方文艺发展方向，并围借助《枯岛》培养了一批当地的革命文学青年，为当时的新马文学发展时指出了一条具有开创意义的路向。
关键词：许杰；《枯岛》；新马文
中图分类号：I1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4-0136-03
在中国文坛上，许杰先生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文学理论家，还是海外文艺社会活动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杰先生不仅留下了《惨雾》、《赌徒吉顺》等闻名遐迩的文学佳作，还在避难南洋期间担任华侨《益群日报》总编辑，利用文艺副刊《枯岛》倡导中国新文学运动，团结和培养了一批华侨和土著文学青年，并创作了许多以南洋华侨反帝斗争为题材的小说和散文，被誉为“国语之父”。然而回顾整个文学史，有关许杰先生海外的这段历史却极少涉及。他在南洋的文学、社会活动理应成为他整个文学生涯的一环，对他与南洋的关系加以研究才可更准确地揭示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1928年7月，许杰抵达吉隆坡，当月的25日即走马上任，担任《益群日报》总编辑。此后，许杰在吉隆坡开始了长达1年零3个月的主编工作。《益群日报》紧跟时代潮流，根据不同读者的需要，先后创办过36个副刊[1]。而创办于1928年10月4日的《枯岛》是《益群日报》第一个纯文艺副刊[2]，共出版了78期。许杰作为该刊的创办人编辑了前59期，发表作品达226篇。该刊的诞生不仅改变了《益群日报》副刊一贯以来的重政论、轻文艺、缺少趣味性和娱乐性的毛病，更重要的是对新兴文学的大力提倡，对南洋文学的大力推动以及发掘并培养了当地一支新兴的创作队伍，使《枯岛》在当时不仅“成为当地与南下知识分子聚集交流和开花结果的园地”，并一度“成为当时中马的中坚副刊”[3]，“给中马文艺活动带来了一个新纪元”[4]，号称“当时马来联邦的整个马华新文学运动的蒿矢”[5]。许杰在创刊伊始，本想拟该刊的名字为“沙岛”，但其中的“沙”字使总经理熊升初联想到沙面，联想到广州沙基的惨案，有暗藏反帝的嫌疑，便弃而不用，许杰只得改称为《枯岛》。但无论是“沙岛”也好，《枯岛》也罢，其本意是“想做一点拓荒的工作，散布一点文艺的种子”，“发展与繁荣南洋的文化”[6]。故而，在《枯岛》的版式安排上，经常是以一篇“新兴文艺”短论开头，然后是各类体裁作品，其中以新诗居多，最后是许杰写的“编后论”。他戏称其为《尾巴的尾巴》，因为当时习惯称副刊为“报屁股”或“尾巴”[7]。翻阅《枯岛》，前有反映许杰当时文艺思想的“新兴文艺”短论，后有反映其当时文艺观点的《尾巴的尾巴》。只要对此资料加以整理，就会发现许杰对当地文学艺术、社会思想各方面所做的开拓性工作。
一、南洋“新兴文艺”的倡导
早在远赴南洋之前，许杰就指出了文艺是时代的先声，并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可在南洋因为因为有所禁忌，许杰有时也以“新兴文学”指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他看来无产阶级就是新兴的阶级力量，所以“新兴文学”也就是指“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枯岛》上，许杰写了大约占该刊论文百分之六十[8]的关于“新兴文学”的短论。这些短论旗帜鲜明地宣传革命文艺理论，倡导革命文学的创作。其中第一篇是许杰以六叔的笔名的《自己的目标》[9]，作者阐述了革命文学的实质：“文艺是一个阶级，即一个营垒的宣传，也是为革命的有力的工具，正如一切机关枪、手榴弹为革命的工具一样。佳人才子们的文艺是用来吟花咏月的，名人雅士们的文艺是用来怡情悦性的，浪漫颓废的朋友们的文艺是用来无病呻吟发牢骚的。但是，如今的革命的文艺却是用来射穿敌人的心的，是用来如枪炮一样的做革命的工具的。”以及革命文学的作用：“革命文学既不是什么歌功颂德的贵族们的馈赠酬酢的礼物，也不是赏心乐事的富人客厅中的装饰品，它已经成为平民的喉舌，代表了平民们、劳动者——总之是下层社会的人们的集体的呼声。”在许杰看来，文学应该同情被压迫的贫苦人民，但如果全是同情也没有多大意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应该是在“同情之上”的文学：“普罗文学，所要走的及其所充满的精神，却是超于同情以上的同情，他是除了同情之外，还要指示他方向，鼓励他勇气，觉醒他自我的地位、责任及其意识，敦促他找出路，走上必然的光明的大道。要这样的同情，才是真同情，更伟大，更高超，更有实益的同情。”[10]除了以上作者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发表的见解外，还对当时文坛流行的“恋爱文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抨击。在文艺论文《恋爱文学之没落》中，作者指出戀爱文学“乃是冲破了封建社会的藩篱，而极端主持个人主义的，代表中产阶级与民主时代的产儿，它不过是代表社会中之一部分有闲阶级的消遣品……”[11]所以说，在现代社会，恋爱文学应该被革命文学所取代。
从整体上来说，许杰在《枯岛》上所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评论“有点像他的《明日的文学》的续篇”[12]。作者对于“文学与宣传的关系、文学作品的主题与题材、文学的流派、文学批评的演进以及革命文学的读者”[13]等众多问题，都进行了很详尽的分析。“已经脱离了单纯论证是否应该倡导的水平，进入了系列的有次序的对其具体内容探讨的层面”[14]。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由许杰的推动，三五年间，革命文学思想便成为“盘踞”在当地文坛最为鲜活、强劲的文艺潮流，而具有新兴意识文学的刊物在他的引领下更是如雨后春笋，至1930年底，新创办的刊物有20余种[15]。
二、南洋“地方色彩”的关注
刚到南洋的许杰，不仅为在南洋地区培养中国革命文学理论而禅精竭力，也十分注意南洋文化本身的特点，他的理论素养使他认识到在新马提倡具有南洋色彩文艺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其实，早在20年代末，新马文学界就提出“南洋色彩的文艺”。滔滔就在《对于南国文艺的商榷》中表示：“在南洋和世界的经济联锁上和世界的潮流上，我认为南洋文艺的方向应该无疑义地是‘普罗’的。”然而，“南国有它的质，而应该有它地方色彩的文艺。像植物般的，南国有它的蔬朗的椰影或阴郁的橡林，北国的浓艳的牡丹总不会在这儿开放奇葩吧，文艺也是一个样儿”[16]。悠悠在《南国文艺的方向》中也表示：“南国只有建设一种独立的，能表现南国各色民族特性的，能表现南国地方色彩的，能做普化武器的普罗文艺……在南国说南国，在南国建设南国的文艺，是千该万确。然而，我们却不可不注意整个社会的进化的大流。”[17]上述见解反映了作为中国革命文学理论的传播者要想让革命文学在新马得到推广，就要结合新马社会所独具的地方特色。1927年《新民日报》之文艺副刊《荒岛》的编者提出要“把南洋的色彩放入文艺里去”，并呼唤有“地方色彩”的文艺作品出现时，这种呼声不仅获得许杰的首肯，并在其编辑的《枯岛》副刊的积极推动下，使这一命题日益成为新马华文文坛的一个核心命题，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新马华文作家对自身审美定位的思考。南洋与中国无论在自然环境还是社会形态上都存在着差异，因此，在南洋强调“地方色彩”对新马华文学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许杰在第10期的《枯岛》编后话《尾巴的尾巴》中指出：“南洋有南洋底历史、风俗、人情、风景，作者不要如何穷搜远处，都是俯拾即是的东西……文学是要有地方色彩，比如我们一说到南洋，便觉得有椰林、高树、旷野、草屋、牛车等等，徊现在我们的脑际。如果作者能够把这种地方色彩捉住，表现在文艺里，那便是绝好的文艺了。因为《枯岛》的产地是在南洋，所以《枯岛》应该负创作、栽培有南洋色彩的文艺的使命。”[18]许杰在副刊中还提出了“焦点作品”的概念，即把时代精神看成一条直线，地方色彩看作一条横线，当这两条线交叉在一点上时便是所谓的“焦点”，而这“焦点”上的作品，便是编者最渴望的作品[19]。《枯岛》把倡导具有南洋色彩的文学当作自己的历史使命，指导当地的文艺创作者及爱好者写出具有南洋色彩的文学作品，推出了一批反映下层民众反抗剥削阶级压迫与表现南洋色彩风土人情的诗歌、小说、散文[20]。这些作品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先前新马文坛在文艺创作方面以中国文学马首是瞻、完全脱离马华社会实际的尴尬局面。 三、南洋文艺青年的扶掖
许杰通过办《枯岛》，为新马文坛培养和造就了一支新兴的创作队伍，在其编辑的59期周刊里就发表约一百名作家的作品。许杰常常通过他的《尾巴的尾巴》来具体指导青年们的创作，并提出很多宝贵意见：“编者更相信有思想的青年，也一定是喜欢文艺的青年。革命并不一定要荷枪实弹，驰驱沙场，与敌人决一死活，才可算数的，只要有革命的精神，才能够揭发社会的罪恶，与恶势力恶环境战，也就是革命啊！有了这种精神的文学，是革命的有力的手榴弹呢！”而针对当时文坛上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的文学创作以及对恋爱题材的过于热衷等现象，许杰在《尾巴的尾巴》里予以批评：“编者曾经说过，革命的文艺青年，直接便是思想革命的战士，倘使是光用吟花弄月的闲情逸志来做几篇你爱我爱的文章，那冤枉了自己，糟蹋了组织，于社会毫不補益。”“编者近日觉得，个人主义的浪漫主义的色彩和文字，是充满南洋，——至少，是投到《枯岛》里的稿子，社会的，革命的，总不及自我表现的牢骚式的文章来得多。……便是这些倾向于个人主义自我表现的作品，编者给他暂时压下去了。”对于《枯岛》上尚显稚嫩的创作，许杰除了在原则上加以指导之外，还对作品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技巧具体分析，例如：“……曾经的《王盾钱》……虽然技巧不十分纯熟，但以中国为经，以南洋为纬底那种意悲底情调，是使人们感到特别强烈底。至于陶醉的《烦恼的夜》，我却觉得个人色彩太浓了，有点个人主义，颓废主义底的今派底。他中间虽然也有反抗底感情，但那不过表现小资产阶级没落时的游移心理的悲哀，没有正确的社会意识的。”“这一时期的作品，青君的《历史的使命》，短而有劲，很可值得读者注意一下。杏劳君的《学打铁去》，意境文字都是很不差的，尤其要紧的是在打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智识青年的迷梦的主要精神。惟全篇的结构不甚好，看不到作品中主人翁的进程，这是很可惜的。”这些点评既不拖泥带水又一针见血，使许多年轻作者们受益匪浅。
在《枯岛》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进步的文艺青年，对此，周维介先生评价道：“《枯岛》是新马新兴文艺副刊中，拥有最多知名革命文学作者耕耘的副刊。”“除吉隆坡外，新加坡、槟城、印尼等地都有许多的作者群聚于《枯岛》。”而其他一些文艺副刊“都无法将当时的重要作者集于一旗帜下”[21]。
整体而言，如若对许杰在新马文坛做出的贡献做一评价，我们不妨参考杨松年先生在介绍文艺副刊《枯岛》的一段话：“《枯岛》在许杰的策划与编辑下，不但发掘不少爱好文艺的青年，而且也成为早期积极响应建设南洋文艺色彩与推动新兴文学的副刊。它是战前中马文坛的重镇，也是新马文学史上不可不提的一个文艺园地。”[22]
注 释：
{1}本文指涉的20世纪30年代的南洋概念固定于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地，通称马来亚，南洋文艺由此可理解为新马文艺。
参考文献：
〔1〕〔2〕〔3〕〔9〕〔13〕徐艰奋.铁笔春秋——马来亚《益群报》风云录[M].新加坡：新社出版，2003. 207，204，88，229，230
〔4〕〔11〕〔19〕〔20〕杨松年.战前新马报章文艺副刊析论（甲集）[M].新加坡：新加坡同安会馆出版，1986.99，115，118，121-127.
〔5〕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A].铁笔春秋——马来亚《益群报》风云录[C].新加坡：新社出版，2003.226.
〔6〕〔21〕〔22〕许杰.坎坷道路上的足迹七[J].新文学史料，1984，（03）：77.78.
〔7〕〔8〕〔10〕〔14〕许玄.绵绵清溪水——许杰纪传[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91，95.
〔12〕〔18〕许杰.坎坷道路上的足迹七[J].新文学史料，1984，（04）：82，77.
〔15〕饶梵子.中国文学在东南亚[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62.
〔16〕滔滔.对于南國文艺的商榷[A].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一[C].吉隆坡：星洲世界书局，1971.80.
〔17〕悠悠.南国文艺的方向[A].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一[C].吉隆坡：星洲世界书局，1971.100.
（责任编辑 孙国军）
关键词：许杰；《枯岛》；新马文
中图分类号：I1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4-0136-03
在中国文坛上，许杰先生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文学理论家，还是海外文艺社会活动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杰先生不仅留下了《惨雾》、《赌徒吉顺》等闻名遐迩的文学佳作，还在避难南洋期间担任华侨《益群日报》总编辑，利用文艺副刊《枯岛》倡导中国新文学运动，团结和培养了一批华侨和土著文学青年，并创作了许多以南洋华侨反帝斗争为题材的小说和散文，被誉为“国语之父”。然而回顾整个文学史，有关许杰先生海外的这段历史却极少涉及。他在南洋的文学、社会活动理应成为他整个文学生涯的一环，对他与南洋的关系加以研究才可更准确地揭示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1928年7月，许杰抵达吉隆坡，当月的25日即走马上任，担任《益群日报》总编辑。此后，许杰在吉隆坡开始了长达1年零3个月的主编工作。《益群日报》紧跟时代潮流，根据不同读者的需要，先后创办过36个副刊[1]。而创办于1928年10月4日的《枯岛》是《益群日报》第一个纯文艺副刊[2]，共出版了78期。许杰作为该刊的创办人编辑了前59期，发表作品达226篇。该刊的诞生不仅改变了《益群日报》副刊一贯以来的重政论、轻文艺、缺少趣味性和娱乐性的毛病，更重要的是对新兴文学的大力提倡，对南洋文学的大力推动以及发掘并培养了当地一支新兴的创作队伍，使《枯岛》在当时不仅“成为当地与南下知识分子聚集交流和开花结果的园地”，并一度“成为当时中马的中坚副刊”[3]，“给中马文艺活动带来了一个新纪元”[4]，号称“当时马来联邦的整个马华新文学运动的蒿矢”[5]。许杰在创刊伊始，本想拟该刊的名字为“沙岛”，但其中的“沙”字使总经理熊升初联想到沙面，联想到广州沙基的惨案，有暗藏反帝的嫌疑，便弃而不用，许杰只得改称为《枯岛》。但无论是“沙岛”也好，《枯岛》也罢，其本意是“想做一点拓荒的工作，散布一点文艺的种子”，“发展与繁荣南洋的文化”[6]。故而，在《枯岛》的版式安排上，经常是以一篇“新兴文艺”短论开头，然后是各类体裁作品，其中以新诗居多，最后是许杰写的“编后论”。他戏称其为《尾巴的尾巴》，因为当时习惯称副刊为“报屁股”或“尾巴”[7]。翻阅《枯岛》，前有反映许杰当时文艺思想的“新兴文艺”短论，后有反映其当时文艺观点的《尾巴的尾巴》。只要对此资料加以整理，就会发现许杰对当地文学艺术、社会思想各方面所做的开拓性工作。
一、南洋“新兴文艺”的倡导
早在远赴南洋之前，许杰就指出了文艺是时代的先声，并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可在南洋因为因为有所禁忌，许杰有时也以“新兴文学”指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他看来无产阶级就是新兴的阶级力量，所以“新兴文学”也就是指“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枯岛》上，许杰写了大约占该刊论文百分之六十[8]的关于“新兴文学”的短论。这些短论旗帜鲜明地宣传革命文艺理论，倡导革命文学的创作。其中第一篇是许杰以六叔的笔名的《自己的目标》[9]，作者阐述了革命文学的实质：“文艺是一个阶级，即一个营垒的宣传，也是为革命的有力的工具，正如一切机关枪、手榴弹为革命的工具一样。佳人才子们的文艺是用来吟花咏月的，名人雅士们的文艺是用来怡情悦性的，浪漫颓废的朋友们的文艺是用来无病呻吟发牢骚的。但是，如今的革命的文艺却是用来射穿敌人的心的，是用来如枪炮一样的做革命的工具的。”以及革命文学的作用：“革命文学既不是什么歌功颂德的贵族们的馈赠酬酢的礼物，也不是赏心乐事的富人客厅中的装饰品，它已经成为平民的喉舌，代表了平民们、劳动者——总之是下层社会的人们的集体的呼声。”在许杰看来，文学应该同情被压迫的贫苦人民，但如果全是同情也没有多大意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应该是在“同情之上”的文学：“普罗文学，所要走的及其所充满的精神，却是超于同情以上的同情，他是除了同情之外，还要指示他方向，鼓励他勇气，觉醒他自我的地位、责任及其意识，敦促他找出路，走上必然的光明的大道。要这样的同情，才是真同情，更伟大，更高超，更有实益的同情。”[10]除了以上作者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发表的见解外，还对当时文坛流行的“恋爱文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抨击。在文艺论文《恋爱文学之没落》中，作者指出戀爱文学“乃是冲破了封建社会的藩篱，而极端主持个人主义的，代表中产阶级与民主时代的产儿，它不过是代表社会中之一部分有闲阶级的消遣品……”[11]所以说，在现代社会，恋爱文学应该被革命文学所取代。
从整体上来说，许杰在《枯岛》上所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评论“有点像他的《明日的文学》的续篇”[12]。作者对于“文学与宣传的关系、文学作品的主题与题材、文学的流派、文学批评的演进以及革命文学的读者”[13]等众多问题，都进行了很详尽的分析。“已经脱离了单纯论证是否应该倡导的水平，进入了系列的有次序的对其具体内容探讨的层面”[14]。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由许杰的推动，三五年间，革命文学思想便成为“盘踞”在当地文坛最为鲜活、强劲的文艺潮流，而具有新兴意识文学的刊物在他的引领下更是如雨后春笋，至1930年底，新创办的刊物有20余种[15]。
二、南洋“地方色彩”的关注
刚到南洋的许杰，不仅为在南洋地区培养中国革命文学理论而禅精竭力，也十分注意南洋文化本身的特点，他的理论素养使他认识到在新马提倡具有南洋色彩文艺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其实，早在20年代末，新马文学界就提出“南洋色彩的文艺”。滔滔就在《对于南国文艺的商榷》中表示：“在南洋和世界的经济联锁上和世界的潮流上，我认为南洋文艺的方向应该无疑义地是‘普罗’的。”然而，“南国有它的质，而应该有它地方色彩的文艺。像植物般的，南国有它的蔬朗的椰影或阴郁的橡林，北国的浓艳的牡丹总不会在这儿开放奇葩吧，文艺也是一个样儿”[16]。悠悠在《南国文艺的方向》中也表示：“南国只有建设一种独立的，能表现南国各色民族特性的，能表现南国地方色彩的，能做普化武器的普罗文艺……在南国说南国，在南国建设南国的文艺，是千该万确。然而，我们却不可不注意整个社会的进化的大流。”[17]上述见解反映了作为中国革命文学理论的传播者要想让革命文学在新马得到推广，就要结合新马社会所独具的地方特色。1927年《新民日报》之文艺副刊《荒岛》的编者提出要“把南洋的色彩放入文艺里去”，并呼唤有“地方色彩”的文艺作品出现时，这种呼声不仅获得许杰的首肯，并在其编辑的《枯岛》副刊的积极推动下，使这一命题日益成为新马华文文坛的一个核心命题，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新马华文作家对自身审美定位的思考。南洋与中国无论在自然环境还是社会形态上都存在着差异，因此，在南洋强调“地方色彩”对新马华文学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许杰在第10期的《枯岛》编后话《尾巴的尾巴》中指出：“南洋有南洋底历史、风俗、人情、风景，作者不要如何穷搜远处，都是俯拾即是的东西……文学是要有地方色彩，比如我们一说到南洋，便觉得有椰林、高树、旷野、草屋、牛车等等，徊现在我们的脑际。如果作者能够把这种地方色彩捉住，表现在文艺里，那便是绝好的文艺了。因为《枯岛》的产地是在南洋，所以《枯岛》应该负创作、栽培有南洋色彩的文艺的使命。”[18]许杰在副刊中还提出了“焦点作品”的概念，即把时代精神看成一条直线，地方色彩看作一条横线，当这两条线交叉在一点上时便是所谓的“焦点”，而这“焦点”上的作品，便是编者最渴望的作品[19]。《枯岛》把倡导具有南洋色彩的文学当作自己的历史使命，指导当地的文艺创作者及爱好者写出具有南洋色彩的文学作品，推出了一批反映下层民众反抗剥削阶级压迫与表现南洋色彩风土人情的诗歌、小说、散文[20]。这些作品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先前新马文坛在文艺创作方面以中国文学马首是瞻、完全脱离马华社会实际的尴尬局面。 三、南洋文艺青年的扶掖
许杰通过办《枯岛》，为新马文坛培养和造就了一支新兴的创作队伍，在其编辑的59期周刊里就发表约一百名作家的作品。许杰常常通过他的《尾巴的尾巴》来具体指导青年们的创作，并提出很多宝贵意见：“编者更相信有思想的青年，也一定是喜欢文艺的青年。革命并不一定要荷枪实弹，驰驱沙场，与敌人决一死活，才可算数的，只要有革命的精神，才能够揭发社会的罪恶，与恶势力恶环境战，也就是革命啊！有了这种精神的文学，是革命的有力的手榴弹呢！”而针对当时文坛上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的文学创作以及对恋爱题材的过于热衷等现象，许杰在《尾巴的尾巴》里予以批评：“编者曾经说过，革命的文艺青年，直接便是思想革命的战士，倘使是光用吟花弄月的闲情逸志来做几篇你爱我爱的文章，那冤枉了自己，糟蹋了组织，于社会毫不補益。”“编者近日觉得，个人主义的浪漫主义的色彩和文字，是充满南洋，——至少，是投到《枯岛》里的稿子，社会的，革命的，总不及自我表现的牢骚式的文章来得多。……便是这些倾向于个人主义自我表现的作品，编者给他暂时压下去了。”对于《枯岛》上尚显稚嫩的创作，许杰除了在原则上加以指导之外，还对作品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技巧具体分析，例如：“……曾经的《王盾钱》……虽然技巧不十分纯熟，但以中国为经，以南洋为纬底那种意悲底情调，是使人们感到特别强烈底。至于陶醉的《烦恼的夜》，我却觉得个人色彩太浓了，有点个人主义，颓废主义底的今派底。他中间虽然也有反抗底感情，但那不过表现小资产阶级没落时的游移心理的悲哀，没有正确的社会意识的。”“这一时期的作品，青君的《历史的使命》，短而有劲，很可值得读者注意一下。杏劳君的《学打铁去》，意境文字都是很不差的，尤其要紧的是在打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智识青年的迷梦的主要精神。惟全篇的结构不甚好，看不到作品中主人翁的进程，这是很可惜的。”这些点评既不拖泥带水又一针见血，使许多年轻作者们受益匪浅。
在《枯岛》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进步的文艺青年，对此，周维介先生评价道：“《枯岛》是新马新兴文艺副刊中，拥有最多知名革命文学作者耕耘的副刊。”“除吉隆坡外，新加坡、槟城、印尼等地都有许多的作者群聚于《枯岛》。”而其他一些文艺副刊“都无法将当时的重要作者集于一旗帜下”[21]。
整体而言，如若对许杰在新马文坛做出的贡献做一评价，我们不妨参考杨松年先生在介绍文艺副刊《枯岛》的一段话：“《枯岛》在许杰的策划与编辑下，不但发掘不少爱好文艺的青年，而且也成为早期积极响应建设南洋文艺色彩与推动新兴文学的副刊。它是战前中马文坛的重镇，也是新马文学史上不可不提的一个文艺园地。”[22]
注 释：
{1}本文指涉的20世纪30年代的南洋概念固定于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地，通称马来亚，南洋文艺由此可理解为新马文艺。
参考文献：
〔1〕〔2〕〔3〕〔9〕〔13〕徐艰奋.铁笔春秋——马来亚《益群报》风云录[M].新加坡：新社出版，2003. 207，204，88，229，230
〔4〕〔11〕〔19〕〔20〕杨松年.战前新马报章文艺副刊析论（甲集）[M].新加坡：新加坡同安会馆出版，1986.99，115，118，121-127.
〔5〕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A].铁笔春秋——马来亚《益群报》风云录[C].新加坡：新社出版，2003.226.
〔6〕〔21〕〔22〕许杰.坎坷道路上的足迹七[J].新文学史料，1984，（03）：77.78.
〔7〕〔8〕〔10〕〔14〕许玄.绵绵清溪水——许杰纪传[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91，95.
〔12〕〔18〕许杰.坎坷道路上的足迹七[J].新文学史料，1984，（04）：82，77.
〔15〕饶梵子.中国文学在东南亚[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62.
〔16〕滔滔.对于南國文艺的商榷[A].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一[C].吉隆坡：星洲世界书局，1971.80.
〔17〕悠悠.南国文艺的方向[A].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一[C].吉隆坡：星洲世界书局，1971.100.
（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