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安丘市第二中学
　　长期以来，大多数中学历史教师虽接受过系统地学科知识教育，但却受制于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已经习惯了一种程式化的教学。在我们身上，已经很少能够闪烁出人文的智慧，更缺乏教学的激情。我们所具备的人文素养是难以真正胜任新课程改革需要的。因此，尽快提高中学历史教师自身的人文素养，已是迫在眉睫。所谓“人文素养”，即“人文科学的研究能力、知识水平，和人文科学体现出来的以人為对象、以人为中心的精神”。人文素养的灵魂，不是“能力”，而是“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中心的精神”，其核心内容是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怀，这就是“人文精神”。基于此，我不禁想起了民国的教育，想起了被人一提起就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民国，想起了大学大师林立的民国，想起了人文素养厚重的民国。
　　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非常重视人文教育，并且人文教育是当时大学的主流。民国时主要的大学中，尤其是综合性大学都非常重视人文教育，比如北大、清华、浙大这些名校。比如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出身的竺可桢，本身并不属于人文学科，但他拥有非常高的人文素养，他对当时浙大学生的人文教育非常重视。他当时提出一个非常有名的口号叫做“不能只谋食而不谋道”，意指大学教育不能只注重物质层面，而应该多进行“人”的教育。他认为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精英，每一个人毕业之后都会成为所在领域的领袖，这种领袖并非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官员，而是一个行业的标杆。所以，他强调大学时期的跨学科教育、通识教育，一方面认为理工科学生应该拥有一定的人文素养，另一方面又认为文科学生应该了解基本的科学常识，这种教育方针背后就是一种人文教育的理念。对人文教育的重视在当时的高校是很普遍的，并且，民国大学先进的教育理念足以让当今大学汗颜。张伯苓创建南开的时候就抱着“痛矫时弊，育才救国“的崇高理想，熊庆来主政云大的时候一直向学生强调：为祖国复兴而勤奋学习。竺可桢认为：大学教育之目的，在于养成一国之领导人才，一方提倡人格教育，一方研讨专门学识，而尤重于锻炼人之思想，使其正大精确，独立不阿。有如此情怀的教育家，怎么可能办不成一流的大学呢？而他们的人才培养理念更是超越了那个时代。梅贻琦指出：“夫社会生活大于社会事业，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谓自通于人。” 人学了知识不仅仅是为了谋一份职业，更是为了升华自己，故而 “四年之短期间，而既须有通识之准备，又须专识之长处。偏重专科之弊，既在所必革。”此话真乃振聋发聩，即使在专才教育盛行，普遍忽视对人人格培养的今天，又有谁能像梅校长那有能对通才和专才之间的关系作如此深刻的阐释呢？又有谁能对教育体制做如此深刻的反思呢？
　　也许，只有让历史照进现实，我们才可以理解民国时期那么多的学校为何能保持与世界主流文明接近的状态，才可以理解当年的校长和教授为何会如此注重人文教育，才可以理解当年的大学生为何具有今天我们难以想象的激情、正义与良知。
　　历史学科作为人文学科的核心之一，充满着丰富的深远博大的人文资源，在陶冶人格、开阔视野、传承文化、继承创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根据现行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我们就能强烈清楚地感觉到这一点。与以往的历史课程改革相比，本次历史课程改革对历史教育价值的定位，核心在于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也就是正确的人文素养。这就对中学历史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作为一名高中历史教师，我认为首先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是关键，其次要将传授知识和培养学生的人文主义精神两者相结合。在新课程改革大背景下，才能真正彰显历史教育的人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