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她这个级别按照标准应该交多少钱？最后结账，该交多少，就交多少”
郑：也不是吃她的钱？
程：虽然不花她的钱，她也不让工作人员的伙食标准同她差不多。因为到外地她交的伙食费比工作人员交得要多。
郑：她不愿意你们吃得好？
程：她要跟工作人员一样地交伙食费，坐一块吃她有可能愿意。怎么呢？她省钱了。但她那时候交的伙食费多。我认为她多交伙食费是应该的，因为她的工资比工作人员高，再说她吃的东西都是特做的，当然应该多交伙食费。
杨：那时候，开始地方上每天按4毛收工作人员的伙食费，收江青6毛，后来改收她8毛，因为她干部级别高。
李：伙食标准不一样，菜和饭也不一样？
杨：当然工作人员吃的比她差远了。
程：吃的和喝的都不一样，她喝老母鸡汤，工作人员就没有。
李：实际上您这4毛钱吃到的伙食也比市面上同样价格的伙食好？
程：当地有补助啊！我们个人交4毛，还有出差费都交到地方了。
杨：在海南有一次去元帅府，我们是第一次到那儿去，人家管理员跟我说，你们是营以下干部每天交6毛钱，江青是营以上干部每天交8毛钱。我说我们到哪儿也不说我们是营以下的，我们是排级干部，6毛钱我们交不起。以后我们到哪儿去一般都交4毛钱，当然个别的时候也有交5毛、6毛的，至于她交多少那我们就不管了。
程：有时候我给她交一块三，我不给她少交。怎么呢？我说人家首长交得多，江青也不能少交。
杨：1970年在庐山开会，江青住在一层，我住在二层。有一次她突然到了二层，看我们吃饭。正好那天的饭还不错，吃的肉丁包子，还有一碗甲鱼汤。她问：“你们吃什么？”我说吃包子。她说吃什么包子？“是肉丁的。”别看她不吃（肉丁不是有肥肉吗？她不吃肥肉），但她非要尝尝，咬了一口。还问：“这是什么汤啊？”一看是甲鱼汤。她什么也没说，就下去了。接着就给汪东兴打电话，叫汪东兴赶快来，说江西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把我们给收买了，这个事要汪调查清楚，看收买到什么程度啦？后来汪东兴和程世清两个人联名给她写了一封信，说这不是收买他们，他们是在大食堂吃饭，都是一样的。汪东兴见了江青，又当面给她解释，这才算完了。
李：程师傅，江青出门也带着您吧？
程：对，带着。
李：那在外地吃饭也是您去做，比如她交一块三也好，交8毛也好，她就把这钱交给当地？
程：当地接待部门的财务就收了。
李：据您当时的估算，您每天给她做的饭，以她这8毛也好，一块三也好，同实际价格相比，有距离吗？
程：有点距离，但相差不大，因为当地有补贴。再说每天按8毛钱标准交伙食费的情况，几乎没有。一般的我经手的，都是按国家规定交。我们每到一地，首先就问人家，她这个级别在这儿，按照标准应该交多少钱？最后结账，该交多少，就交多少。最多的我们曾按每天两元的标准给她交伙食费，工作人员交8毛。
李：那就是说在北京家里吃饭也就是这个水平？
程：哎，你算假如每天按一块三交伙食费，1个月要支付近40块钱。她到外地工作或视察应该算出差，她每天拿出一块三了，她也有出差费啊，她每天也有出差补助费，把这两项的钱加在一起，同在北京家里支付的钱差不多。计划着花钱，在她这个生活标准里，当时一天也得花3块多钱到4块钱。因为她有她的补助，再加上她本人拿出来的钱，她的伙食标准就比较高了。说实话，江青她也不在乎这个，咱们也不能给她少交，我把这个关把得挺严的。她临走的时候提出要什么吃的东西，都给她付钱，买什么都在伙食费账上。
“她很注意饭菜的营养、新鲜和卫生，从来不吃剩饭剩菜”
李：江青她本人是不是也比较注意这些事啊？
程：对，她自己想着这个。
李：比如您要带筐水果什么的回来，行吗？
程：不行，她吃的水果一般都是从北京带去的，她吃的苹果是印度苹果，当地还没有这种印度苹果。
李：当时那印度苹果贵吗？
程：跟咱们国光、富士的价钱差不多，但国光没有印度的个儿大，它是绿的，一点不酸，现在这品种没有了，以前玉泉山下边有那么几棵这种苹果树。
杨：咱们是否可以这么说，那时候的江青啊，拿咱们现在的话来说，还算廉洁啦！
李：是啊，要说江青政治上的事咱们先不管她，就这些事而论，她本人确实是廉洁啊！这些事上应该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要叫一般老百姓想，以江青的身份，那得吃多么高级的东西！还不得跟封建社会的娘娘那一张嘴似的，那天上飞的水里游的，还不是想吃啥有啥！当然，与当时普通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相比，那已经是完全两回事了。
程：江青在生活上确实不是堕落的。
郑：那印度苹果也是供应科里供应的？
程：玉泉山咱们警卫局自己栽的有印度苹果树。
郑：也不是专门从印度进来专门给江青个人吃的？
程：不是，不是。有一段时间市场上有印度苹果卖。江青吃的东西，一般来讲，还不是啥都吃。比方说广东的水果品种很多，但她喜欢吃的并不多。她很注意饭菜的营养、新鲜和卫生，从来不吃剩饭剩菜，即使她最喜欢吃的东西，也不能上顿、下顿连续给她吃。比如，有一年在北戴河她提出要吃西瓜，我就给她要了一个小西瓜， 上午我给她切了半个，她几乎都吃光了。下午她提出要同客人一同吃饭，这时我突然想到江青还有吃剩的半个西瓜。按常理江青不吃剩东西，她上午刚吃了西瓜，下午不应再送她吃。但我又一想，这西瓜是她花钱买的，她不吃剩东西，又不说叫别人吃，给她卖了吧，又是在外地，不方便处理，西瓜放久了就坏了，岂不浪费。于是趁下午江青请客人一同吃饭之机，我就将她吃剩的半个西瓜切切端上了饭桌。江青看到西瓜就很不高兴地说：“我上午刚吃的西瓜，下午怎么又给我吃？”实际上，江青不了解我的真实想法，假如她允许我把真实想法告诉她，与她评评理，她也得说我做得对——既保证了她的食品安全卫生，又注意了节约，一举两得啊！又比如说，我给她做个熏鸡，我得赶快给她吃，每次让她少吃一点，使她下顿还有胃口，否则一次送好多，她觉得好吃都吃光了，下次再送给她，她也不想吃了。即使让她少吃多餐，最多也超不过三顿。为了给江青节约，她吃不了的东西，我就交给供应科，送大食堂卖了。比如煮汤后的老母鸡，卖也卖不了多少钱，只能象征性地收点费入账。这些事在北京都能处理，如果出差在外地就不好办了。 杨：那煮汤后的鸡肉难吃着呢，跟干柴似的，没油水儿了嘛！
阎：1967年能吃上煮汤后的鸡肉就不错了，我吃过，觉得挺香、挺满意。
郑：那时候有冰箱吗？
程：有冰箱。
李：到各地去也都有冰箱吧？
程：外地的接待宾馆都有。1970年庐山会议时，江青住美庐，用的那冰箱，还是美国的，我还从来没用过这种产品，它底下有个螺丝就是盘丝的，像个窝头似地盘盘着，整个烧红了。这大概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蒋介石用过的。它也能制冷。
郑：江青除了正常吃饭以外，还吃不吃零食啊？或者吃宵夜？
程：有吃零食的时候，比如说加一次高蛋白，她吃的高蛋白是从美国进口的东西。加工方法就是高蛋白里搁点儿水，搅一搅放在火上一煮就可以了，煮开了以后像粥似的，也不用给加其他东西了。她吃高蛋白的时候，我每次就给她盛一小碗，她吃的也不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搬到钓鱼台住，她就极少同毛主席一起吃饭了”
郑：一般情况下她就一个人吃饭？
程：就她一个人吃，她也不让孩子跟她一起吃。
阎：李讷在大食堂吃饭，不跟她一块吃。
杨：她吃饭的时候，孩子在旁边坐着，也不让孩子吃她的东西。
阎：我们都觉得奇怪，偶尔李讷要跟她一起吃了顿饭，李讷就高兴得了不得，跑来告诉我们“今天妈妈叫我一起吃饭了”。
李：江青1个月吃饭大概能花多少钱？
程：100块钱左右，她吃的东西都得给她算上。
杨：对，水果啊，点心啊，还有茶叶啊，只要是入口的东西都给她算上。
李：噢，您说这100多块钱还包括茶叶？
程：对，全都给算上了。
郑：当时江青身边工作人员吃饭不是您给做吧？
程：不是。江青身边的所有工作人员，包括我自己，每顿饭都到机关大食堂去吃，上班不能去吃时，由其他人帮助给打回来。不吃她的，她要剩了我也不吃，我当时也有补助，就在食堂里吃饭。
郑：那江青吃不完，剩下的东西怎么办呢？
程：她吃大米饭每次吃多少我知道，她吃多少我给她做多少，她要说加个人吃饭，我再给她多来一碗儿，她不加人，我就给她蒸那么多。连煤气都得花钱啊，我得给她精打细算。
李：是吗，您说这100块钱还包括煤气哪？
程：不包括。煤气不属于入口的东西，要另外单算。就是水、电不花钱，煤气花钱算她账上。开始钓鱼台里没有用煤气罐的，每天烧那个大炉子，烧的煤那么多，怪浪费的。最后这规矩我给他们破了，江青已经用上煤气罐后，张耀祠还说钓鱼台周围300米以外才能用煤气罐，我说我自己注意点儿，不会出现安全问题。我用煤气快一年了没出事，在钓鱼台住的几个领导的厨师知道后，也着急了，也要求用煤气，很快就都用上了。
李：您觉得这方便是吧？
程：用煤气多方便啊，一开就着，马上就能做饭。使用炉灶要一会儿加煤，一会儿加煤，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用火，还不能让它灭了。
郑：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她跟毛主席在一起吃饭吗？
程：“文化大革命”之前，江青也跟毛主席一起吃啊！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搬到钓鱼台住，她就极少同毛主席一起吃饭了。怎么呢，她在钓鱼台这边办公，主席在中南海那边办公，就没办法在一起吃饭了。就20世纪50年代来说，江青和毛主席每天在一起吃顿饭也不容易，因为他们的作息时间和工作生活习惯不尽相同。江青晚上这顿饭，恰恰是主席的第一顿饭，只有晚上这顿饭，两人才能在一块儿吃，如果没有孩子，就主席和江青两人一起吃。上学的孩子礼拜六晚上回来，可以允许同父母在一起吃顿团圆饭。礼拜天小孩都得到机关食堂吃去。这是主席给规定的，小孩屋子里头不要铺地毯，吃饭要到大食堂。
李：他们一家都在一块儿吃饭热闹吗？
程：小孩们都不敢说话，热闹什么啊！主席问他们什么，他们回答什么，在一块儿吃顿饭，连江青都不敢大声大气。小孩也说在那儿吃饭拘束着呢，不如在厨房这儿舒服——过去小孩一般都在厨房里吃。以后主席不叫他们在那儿吃了，叫他们都到大食堂去吃。
郑：主席跟江青就是早晚在一起吃？
程：主席刚起来第一顿饭算早饭，而江青是晚饭。江青跟主席一起吃一顿饭，这顿饭也不好弄，一顿饭得几个菜，江青的菜和主席的菜得合并，既要主席能吃又要江青也能吃，这时候很难做，菜还得减一个。比如江青一荤一素，主席一荤一素，再加个半荤素的，两个人吃4个菜，很不好做，他俩口味儿不一样，主席的调味儿浓，葱、姜、蒜放得多，江青一点儿不让往里放。
“说心里话，谁也不愿意给江青做饭，当她的专职厨师”
李：我发现有的电影里毛主席总是边吃饭边拿着文件看，平时也是这样吗？
程：是，有这个习惯。
郑：主席的午饭，也是您给江青做完再给主席做？
程：不，主席有主席的厨师，江青有江青的厨师，各做各的。
郑：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
程：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的情况我不知道，而我看到和经历的情况都是这样，主席的厨师负责主席，江青的厨师负责江青，都有分工。我最早的时候跟李锡吾两人专门负责给主席做饭，后来主席将我推荐给江青做饭，他说“火车（整理者按：指毛主席专列）上的程师傅给你做饭适合你，第一他会做西餐，第二他会做点心，第三他做的中西餐的菜你都能吃”。如果没有主席的推荐，江青怎会盯上我？当时她并不太了解我。可你说她一点也不了解吧，也不是，她还了解一点。怎么了解的呢？就是那时她老跟主席一起吃饭，吃完饭就问：“这是谁做的菜？”老是问，问多了，就对我有所了解了，知道专列上有一个程师傅在为主席做饭。经毛主席向她推荐以后，江青心里就更有底了。但真正对我的了解和考察还是从1961年主席过生日这天起。我记得这天江青的厨师因为有事，请假回家了，这样就没有专职厨师给她做饭了。当时给毛主席做饭的除我一个固定的外，还有北京饭店的康师傅、上海一个饭店的邓师傅，他们二人都是比较有名的厨师。江青提出：“我的厨师不在，请你们三位师傅帮我做饭，每人给我做一天。”当时我是厨师长，我就给他们二位师傅做了分工。我说江青第一天的饭由邓师傅做，第二天的饭由康师傅做，第三天的饭由我来做。邓师傅做的第一天的饭，我对他做的饭菜和江青餐后的情况进行了仔细观察，发现每顿饭菜江青只吃了一半。对康师傅做的第二天的三顿饭和江青餐后的情况，我也进行了仔细观察，江青吃的情况同第一天相比，没有变化，每顿饭菜也都吃了一半。第三天轮到我，我发现我给江青做的每顿饭菜，她都吃得精光。我知道江青的目的是想换掉原来的厨师，让我们三个人每人给她做一天饭，这本身就是对我们的实际考察。三天的饭做完了，我知道“要坏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做的饭菜都只吃了一半，唯独我做的饭菜她全部吃光，说明我做的饭菜适合她的口味，由此来看，留下我做她的厨师恐怕没跑了。说心里话，谁也不愿意给江青做饭，当她的专职厨师。事后，我将上述情况报告了汪东兴。我同他说：“我估计江青要留下我做她的专职厨师。”汪说：“你怎么估计出来？”我就将三人每人给江青做一天饭的情况向他作了叙述，他听后笑了，看来他同意我的判断。以后情况的发展，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 李：为什么都不愿意当江青的专职厨师？
程：她那个饭不好做，女同志也事多，婆婆妈妈的，谁都知道她的情况。主席从来不在饭上计较咸了淡了的，他也顾不得。主席吃的东西量也大，吃的东西多厨师就好做。
李：您从什么时候开始给江青做饭？
程：我基本上就是从这时开始给她做饭了，一做就是16年。
李：您这16年可真不容易！
程：要不很多人见到我都说“你真不简单”！规规矩矩地讲，警卫局的同志，包括张耀祠、汪东兴也佩服我！怎么呢？我给他们少惹多少麻烦啊！那时候如果这个厨师给江青做不好饭，汪东兴一天也安稳不了啊！那时候她厉害着呢，根本没把张耀祠看在眼里，张耀祠怕她怕得厉害！张耀祠那时候要求给她修房子，他叫我进去给她送报告，她火了！她说为什么他自己不来送却让你替他送？这又不是你的事，你给他退回去！
李：退回去什么东西啊？
程：退回去的是报告和修房子的设计图。张耀祠为什么叫我给江青送去啊？他老认为我会对付她。
杨：江青说吃咸了，程师傅就基本不给她搁盐了。程师傅怎么敢这么对付她啊？听程师傅讲的这一段事情后，大家就理解了，江青离不开他。
郑：她也知道程师傅有情绪了，但是她也不敢说，唯恐啥时候撂挑子。假如再换一个人，她觉得远不如程师傅，所以程师傅有资本才不怕她。
程：主席病危的时候，她也在那儿守着，到点回来吃饭。有一天我准备给她做清蒸鱼吃。鱼要放盐早了，口感就没那么松了，放盐早了绝对不行，我等她回来了再放。当有人告诉我，她回来了，我就立即把鱼搁蒸锅里了，结果忘了往鱼里放盐。鱼做好了，端到饭桌上，江青一尝没味，就对护士说把那调料罐儿拿过来，程师傅没放盐，别跟他说。护士下来还是告诉了我，我一听：哎哟！坏了，今天的鱼确实一点盐也没放，忘了！她常跟护士说这样的话，咸了淡了，而对这件事，江青只是向护士提了一句，还不要护士告诉我。我心里还是有些不安。一般不用她说，我尽量把饭把菜做好，让她满意，但我也不一味地迎合她。
杨：江青从来都叫我“小杨”，也不叫名字，更不叫秘书。而对程师傅，她一直叫“程师傅”，这称呼就不一样。
阎：她住在钓鱼台，到人民大会堂或中南海开会，有时带着程师傅给她做饭，程师傅如果没去，中南海或人民大会堂的厨师要打电话问他怎么给江青做饭做菜。程师傅说，他因此还得了一个他当时还不解其意的绰号“遥控”。
程：人家给我打电话因为我跟他们都熟了。比如，江青喜欢吃烤鲥鱼，大会堂一直烤不好。现在这个鱼啊大概是比鱼翅还贵呢，一千多一斤，现在已经没有了。这个鱼只有长江和钱塘江出，别的地方还不出，现在钱塘江的鲥鱼少了，到长江那一带有。一般的厨师没见过这种鱼。烤鲥鱼在大会堂的厨师老做不好，做一次不行，再做一次还不行。大会堂的厨师长跟我是老乡，他最后提到餐厅科的科长。他就说你这个鲥鱼到底怎么做的？我说不跟你说了嘛，不行的话我哪天给你们烤一次去。江青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并不是每次都要我跟她去给她做饭。只要她提出“今天的饭让大会堂的师傅做”，我就可以不用随她到大会堂去了。当她提出“今天你到大会堂给我做饭”，我就得随她到大会堂去。大会堂的师傅没能烤好鲥鱼都是在我没跟江青到大会堂去做饭的情况下，他们烤的。其实江青很少让大会堂的师傅给她做饭。一听说“让大会堂的师傅给她做饭”，大会堂的师傅也“转腰子”。怎么呢？他们老说做不好江青的饭。我说关键是你们跟她接触的时间短，还不够了解江青，接触时间长了，掌握她的餐饮生活规律了就好了。
郑：大会堂的师傅巴不得你去给她做饭呢。
程：就是啊。我同大会堂有些师傅的关系是很好的，跟钓鱼台的那些师傅的关系也不错，我不像有的人那样“狗仗人势”，如果你属于这类人，人家即使看见你，也当没看见，不理你。其实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就是江青身边的一个厨师吗？要是换个角度，人家是江青身边的厨师，你跑到大会堂去作厨师，你不是也一样吗？因此，咱得尊重人家，遇事互相商量，互相帮助。中南海、大会堂、钓鱼台这些单位厨师的关系相当不错，包括领导一直到下边职工，也包括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很高的评价。不然，杨银禄、周金铭走了以后，大家不会一致推举我为江青身边工作人员的党支部书记。
“可能在全国周总理直接任命的党支部书记就您这么一个了”
杨：你是终身的党支部书记，谁也不能换。
程：周总理亲自任命的。周总理的苦心，我也明白。什么秘书、警卫、护士江青都批评了，就是没批评我，没点我的名了。总理亲自给我们开会，他说“支部书记叫大师傅当，叫程师傅当”，大家都赞成。
李：可能在全国周总理直接任命的党支部书记就您这么一个了。
程：啊，可能还真没有。
杨：当时也只能是他了，我走了以后那个秘书也是个新的，比我还新，对他信不过，怕他干不了，这总理看得特准。
郑：总理当时怎么跟你说？
程：他就说由你当。
阎：总理给你们开会是吧？
程：对，江青叫总理给我们开会，开会的时候周总理说你们这些人得有负责人吧。总理一看我的年龄比其他工作人员都大，老练点儿，他就提出“由程师傅任支部书记”。大家都鼓掌。我这个党支部书记就是这么提出来的。
李：这么多年，毛主席、江青那些孩子应该是在您眼前长大的？
程：还真是的，这几个孩子还都不错。
李：这几个孩子小时候什么样啊？这不是“格格”就是“王子”的。
程：比如说毛远新，他一到北京就到我家去看我去。我原来就住西城区草岚子胡同，“文革”后毛远新、李讷、李敏都去过，他们和我关系都不错。
李：听说江青对李敏也还行，没有一般民间说的什么后妈那劲儿的。
程：因为她的地位不同了，她的注意力也不可能用在孩子身上。再说孩子们的生活全靠主席的工资，用不着江青多费心。据我所知，李讷、李敏，还有江青的姐姐，主席一个月都给他们30块钱生活费，此外，主席还经常拿出工资周济困难的身边工作人员，再除去自己的伙食费，他每月的工资也就所剩无几了。主席老给工作人员钱，但是就没给过厨师钱。为什么呢？我在厨师里头拿钱最多，那三个厨师每月工资89.5元，比我少十来块钱，他们同我一样都属于一级厨师，但我比他们多了一份厨师长的钱。在铁道部任厨师长的时候就是这么规定的，有厨师长工资一项。我虽然被调到中南海毛主席身边当厨师，但工资关系一直在铁道部，工资由那里发。
李：毛远新是有传奇经历的人，少年时候怎么样啊？淘气吗？
程：他不淘气，因为他小时候的生活环境不是太好。跟李敏、李讷的关系还可以，没见他们吵过、闹过。他很少在家里呆着，就是礼拜六回来。
李：礼拜六他们一块儿玩吗？
程：也是回到各个的屋子里头，他们都挺用功的，都是看书。主席给李讷的批示多，因为李讷是学历史的，有时候警卫拿着主席的批示就找李讷来了。大部分都是送到厨房，因为李讷他们都在厨房吃饭。主席的批示我看到过，但什么内容我没印象了。
郑：那么江青骂他们几个人吗？
程：很少。江青在北京住的时候也不多，所以孩子们同她接触也少，当几个孩子上中学出来以后，一放假，毛远新就到江西找他妈去了，李敏也到上海找她妈去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时候，毛远新他妈朱丹华常来主席这里，我们都认识了，李敏她妈贺子珍这次也到庐山了。
李：您见过吗？
程：那时候没有，都不知道。但不只这一次，主席在上海也见过贺子珍。
李：哪一年啊？
程：不是1959年就是1960年。我跟韩阿福师傅两人那时候就在上海锦江饭店对过俱乐部住着，正在那儿和哨兵一起打扑克，突然警卫出来就说你们小点儿声啊，主席去散步了。他一说主席散步我们就看了看，哎，今天警卫没跟着，前面一个老太太和主席两人往俱乐部去散步去了，我们不知道是谁。事后，我们才知道那就是李敏的妈，大概是徐业夫弄车把她接来的。
李：这我还从来没听说过，
程：从来没公开报道过。
杨：在一本书上我看到过，讲毛主席在锦江饭店还是在哪儿见过贺子珍。
程：在锦江饭店对过儿的俱乐部。
杨：在庐山还见过一次。
李：哪次先哪次后啊？
程：我记得庐山那次好像在先，俱乐部这次在后。但是当时即使在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只能个别人知道，多数人不知道。
杨：对，我看到的那本书上说，有几天江青对主席很冷淡，说主席旧情不忘。
程：实际啊，主席是旧情不忘。江青知道这件事的可能性极小，为什么呢？包括当地的人，包括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不会跟她说，给她通风报信，这是绝对的。
郑：说起来，也都是人之常情。
谢谢程师傅今天给我们讲的这些故事！你在最难侍候的江青身边工作长达16年，而且做到“善始善终”，还得到上上下下的尊敬和好评，真不容易！我想，这和你做人的人品和智慧是分不开的，我也向你表示敬意！谢谢你！（全文完）
郑：也不是吃她的钱？
程：虽然不花她的钱，她也不让工作人员的伙食标准同她差不多。因为到外地她交的伙食费比工作人员交得要多。
郑：她不愿意你们吃得好？
程：她要跟工作人员一样地交伙食费，坐一块吃她有可能愿意。怎么呢？她省钱了。但她那时候交的伙食费多。我认为她多交伙食费是应该的，因为她的工资比工作人员高，再说她吃的东西都是特做的，当然应该多交伙食费。
杨：那时候，开始地方上每天按4毛收工作人员的伙食费，收江青6毛，后来改收她8毛，因为她干部级别高。
李：伙食标准不一样，菜和饭也不一样？
杨：当然工作人员吃的比她差远了。
程：吃的和喝的都不一样，她喝老母鸡汤，工作人员就没有。
李：实际上您这4毛钱吃到的伙食也比市面上同样价格的伙食好？
程：当地有补助啊！我们个人交4毛，还有出差费都交到地方了。
杨：在海南有一次去元帅府，我们是第一次到那儿去，人家管理员跟我说，你们是营以下干部每天交6毛钱，江青是营以上干部每天交8毛钱。我说我们到哪儿也不说我们是营以下的，我们是排级干部，6毛钱我们交不起。以后我们到哪儿去一般都交4毛钱，当然个别的时候也有交5毛、6毛的，至于她交多少那我们就不管了。
程：有时候我给她交一块三，我不给她少交。怎么呢？我说人家首长交得多，江青也不能少交。
杨：1970年在庐山开会，江青住在一层，我住在二层。有一次她突然到了二层，看我们吃饭。正好那天的饭还不错，吃的肉丁包子，还有一碗甲鱼汤。她问：“你们吃什么？”我说吃包子。她说吃什么包子？“是肉丁的。”别看她不吃（肉丁不是有肥肉吗？她不吃肥肉），但她非要尝尝，咬了一口。还问：“这是什么汤啊？”一看是甲鱼汤。她什么也没说，就下去了。接着就给汪东兴打电话，叫汪东兴赶快来，说江西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把我们给收买了，这个事要汪调查清楚，看收买到什么程度啦？后来汪东兴和程世清两个人联名给她写了一封信，说这不是收买他们，他们是在大食堂吃饭，都是一样的。汪东兴见了江青，又当面给她解释，这才算完了。
李：程师傅，江青出门也带着您吧？
程：对，带着。
李：那在外地吃饭也是您去做，比如她交一块三也好，交8毛也好，她就把这钱交给当地？
程：当地接待部门的财务就收了。
李：据您当时的估算，您每天给她做的饭，以她这8毛也好，一块三也好，同实际价格相比，有距离吗？
程：有点距离，但相差不大，因为当地有补贴。再说每天按8毛钱标准交伙食费的情况，几乎没有。一般的我经手的，都是按国家规定交。我们每到一地，首先就问人家，她这个级别在这儿，按照标准应该交多少钱？最后结账，该交多少，就交多少。最多的我们曾按每天两元的标准给她交伙食费，工作人员交8毛。
李：那就是说在北京家里吃饭也就是这个水平？
程：哎，你算假如每天按一块三交伙食费，1个月要支付近40块钱。她到外地工作或视察应该算出差，她每天拿出一块三了，她也有出差费啊，她每天也有出差补助费，把这两项的钱加在一起，同在北京家里支付的钱差不多。计划着花钱，在她这个生活标准里，当时一天也得花3块多钱到4块钱。因为她有她的补助，再加上她本人拿出来的钱，她的伙食标准就比较高了。说实话，江青她也不在乎这个，咱们也不能给她少交，我把这个关把得挺严的。她临走的时候提出要什么吃的东西，都给她付钱，买什么都在伙食费账上。
“她很注意饭菜的营养、新鲜和卫生，从来不吃剩饭剩菜”
李：江青她本人是不是也比较注意这些事啊？
程：对，她自己想着这个。
李：比如您要带筐水果什么的回来，行吗？
程：不行，她吃的水果一般都是从北京带去的，她吃的苹果是印度苹果，当地还没有这种印度苹果。
李：当时那印度苹果贵吗？
程：跟咱们国光、富士的价钱差不多，但国光没有印度的个儿大，它是绿的，一点不酸，现在这品种没有了，以前玉泉山下边有那么几棵这种苹果树。
杨：咱们是否可以这么说，那时候的江青啊，拿咱们现在的话来说，还算廉洁啦！
李：是啊，要说江青政治上的事咱们先不管她，就这些事而论，她本人确实是廉洁啊！这些事上应该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要叫一般老百姓想，以江青的身份，那得吃多么高级的东西！还不得跟封建社会的娘娘那一张嘴似的，那天上飞的水里游的，还不是想吃啥有啥！当然，与当时普通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相比，那已经是完全两回事了。
程：江青在生活上确实不是堕落的。
郑：那印度苹果也是供应科里供应的？
程：玉泉山咱们警卫局自己栽的有印度苹果树。
郑：也不是专门从印度进来专门给江青个人吃的？
程：不是，不是。有一段时间市场上有印度苹果卖。江青吃的东西，一般来讲，还不是啥都吃。比方说广东的水果品种很多，但她喜欢吃的并不多。她很注意饭菜的营养、新鲜和卫生，从来不吃剩饭剩菜，即使她最喜欢吃的东西，也不能上顿、下顿连续给她吃。比如，有一年在北戴河她提出要吃西瓜，我就给她要了一个小西瓜， 上午我给她切了半个，她几乎都吃光了。下午她提出要同客人一同吃饭，这时我突然想到江青还有吃剩的半个西瓜。按常理江青不吃剩东西，她上午刚吃了西瓜，下午不应再送她吃。但我又一想，这西瓜是她花钱买的，她不吃剩东西，又不说叫别人吃，给她卖了吧，又是在外地，不方便处理，西瓜放久了就坏了，岂不浪费。于是趁下午江青请客人一同吃饭之机，我就将她吃剩的半个西瓜切切端上了饭桌。江青看到西瓜就很不高兴地说：“我上午刚吃的西瓜，下午怎么又给我吃？”实际上，江青不了解我的真实想法，假如她允许我把真实想法告诉她，与她评评理，她也得说我做得对——既保证了她的食品安全卫生，又注意了节约，一举两得啊！又比如说，我给她做个熏鸡，我得赶快给她吃，每次让她少吃一点，使她下顿还有胃口，否则一次送好多，她觉得好吃都吃光了，下次再送给她，她也不想吃了。即使让她少吃多餐，最多也超不过三顿。为了给江青节约，她吃不了的东西，我就交给供应科，送大食堂卖了。比如煮汤后的老母鸡，卖也卖不了多少钱，只能象征性地收点费入账。这些事在北京都能处理，如果出差在外地就不好办了。 杨：那煮汤后的鸡肉难吃着呢，跟干柴似的，没油水儿了嘛！
阎：1967年能吃上煮汤后的鸡肉就不错了，我吃过，觉得挺香、挺满意。
郑：那时候有冰箱吗？
程：有冰箱。
李：到各地去也都有冰箱吧？
程：外地的接待宾馆都有。1970年庐山会议时，江青住美庐，用的那冰箱，还是美国的，我还从来没用过这种产品，它底下有个螺丝就是盘丝的，像个窝头似地盘盘着，整个烧红了。这大概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蒋介石用过的。它也能制冷。
郑：江青除了正常吃饭以外，还吃不吃零食啊？或者吃宵夜？
程：有吃零食的时候，比如说加一次高蛋白，她吃的高蛋白是从美国进口的东西。加工方法就是高蛋白里搁点儿水，搅一搅放在火上一煮就可以了，煮开了以后像粥似的，也不用给加其他东西了。她吃高蛋白的时候，我每次就给她盛一小碗，她吃的也不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搬到钓鱼台住，她就极少同毛主席一起吃饭了”
郑：一般情况下她就一个人吃饭？
程：就她一个人吃，她也不让孩子跟她一起吃。
阎：李讷在大食堂吃饭，不跟她一块吃。
杨：她吃饭的时候，孩子在旁边坐着，也不让孩子吃她的东西。
阎：我们都觉得奇怪，偶尔李讷要跟她一起吃了顿饭，李讷就高兴得了不得，跑来告诉我们“今天妈妈叫我一起吃饭了”。
李：江青1个月吃饭大概能花多少钱？
程：100块钱左右，她吃的东西都得给她算上。
杨：对，水果啊，点心啊，还有茶叶啊，只要是入口的东西都给她算上。
李：噢，您说这100多块钱还包括茶叶？
程：对，全都给算上了。
郑：当时江青身边工作人员吃饭不是您给做吧？
程：不是。江青身边的所有工作人员，包括我自己，每顿饭都到机关大食堂去吃，上班不能去吃时，由其他人帮助给打回来。不吃她的，她要剩了我也不吃，我当时也有补助，就在食堂里吃饭。
郑：那江青吃不完，剩下的东西怎么办呢？
程：她吃大米饭每次吃多少我知道，她吃多少我给她做多少，她要说加个人吃饭，我再给她多来一碗儿，她不加人，我就给她蒸那么多。连煤气都得花钱啊，我得给她精打细算。
李：是吗，您说这100块钱还包括煤气哪？
程：不包括。煤气不属于入口的东西，要另外单算。就是水、电不花钱，煤气花钱算她账上。开始钓鱼台里没有用煤气罐的，每天烧那个大炉子，烧的煤那么多，怪浪费的。最后这规矩我给他们破了，江青已经用上煤气罐后，张耀祠还说钓鱼台周围300米以外才能用煤气罐，我说我自己注意点儿，不会出现安全问题。我用煤气快一年了没出事，在钓鱼台住的几个领导的厨师知道后，也着急了，也要求用煤气，很快就都用上了。
李：您觉得这方便是吧？
程：用煤气多方便啊，一开就着，马上就能做饭。使用炉灶要一会儿加煤，一会儿加煤，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用火，还不能让它灭了。
郑：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她跟毛主席在一起吃饭吗？
程：“文化大革命”之前，江青也跟毛主席一起吃啊！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搬到钓鱼台住，她就极少同毛主席一起吃饭了。怎么呢，她在钓鱼台这边办公，主席在中南海那边办公，就没办法在一起吃饭了。就20世纪50年代来说，江青和毛主席每天在一起吃顿饭也不容易，因为他们的作息时间和工作生活习惯不尽相同。江青晚上这顿饭，恰恰是主席的第一顿饭，只有晚上这顿饭，两人才能在一块儿吃，如果没有孩子，就主席和江青两人一起吃。上学的孩子礼拜六晚上回来，可以允许同父母在一起吃顿团圆饭。礼拜天小孩都得到机关食堂吃去。这是主席给规定的，小孩屋子里头不要铺地毯，吃饭要到大食堂。
李：他们一家都在一块儿吃饭热闹吗？
程：小孩们都不敢说话，热闹什么啊！主席问他们什么，他们回答什么，在一块儿吃顿饭，连江青都不敢大声大气。小孩也说在那儿吃饭拘束着呢，不如在厨房这儿舒服——过去小孩一般都在厨房里吃。以后主席不叫他们在那儿吃了，叫他们都到大食堂去吃。
郑：主席跟江青就是早晚在一起吃？
程：主席刚起来第一顿饭算早饭，而江青是晚饭。江青跟主席一起吃一顿饭，这顿饭也不好弄，一顿饭得几个菜，江青的菜和主席的菜得合并，既要主席能吃又要江青也能吃，这时候很难做，菜还得减一个。比如江青一荤一素，主席一荤一素，再加个半荤素的，两个人吃4个菜，很不好做，他俩口味儿不一样，主席的调味儿浓，葱、姜、蒜放得多，江青一点儿不让往里放。
“说心里话，谁也不愿意给江青做饭，当她的专职厨师”
李：我发现有的电影里毛主席总是边吃饭边拿着文件看，平时也是这样吗？
程：是，有这个习惯。
郑：主席的午饭，也是您给江青做完再给主席做？
程：不，主席有主席的厨师，江青有江青的厨师，各做各的。
郑：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
程：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的情况我不知道，而我看到和经历的情况都是这样，主席的厨师负责主席，江青的厨师负责江青，都有分工。我最早的时候跟李锡吾两人专门负责给主席做饭，后来主席将我推荐给江青做饭，他说“火车（整理者按：指毛主席专列）上的程师傅给你做饭适合你，第一他会做西餐，第二他会做点心，第三他做的中西餐的菜你都能吃”。如果没有主席的推荐，江青怎会盯上我？当时她并不太了解我。可你说她一点也不了解吧，也不是，她还了解一点。怎么了解的呢？就是那时她老跟主席一起吃饭，吃完饭就问：“这是谁做的菜？”老是问，问多了，就对我有所了解了，知道专列上有一个程师傅在为主席做饭。经毛主席向她推荐以后，江青心里就更有底了。但真正对我的了解和考察还是从1961年主席过生日这天起。我记得这天江青的厨师因为有事，请假回家了，这样就没有专职厨师给她做饭了。当时给毛主席做饭的除我一个固定的外，还有北京饭店的康师傅、上海一个饭店的邓师傅，他们二人都是比较有名的厨师。江青提出：“我的厨师不在，请你们三位师傅帮我做饭，每人给我做一天。”当时我是厨师长，我就给他们二位师傅做了分工。我说江青第一天的饭由邓师傅做，第二天的饭由康师傅做，第三天的饭由我来做。邓师傅做的第一天的饭，我对他做的饭菜和江青餐后的情况进行了仔细观察，发现每顿饭菜江青只吃了一半。对康师傅做的第二天的三顿饭和江青餐后的情况，我也进行了仔细观察，江青吃的情况同第一天相比，没有变化，每顿饭菜也都吃了一半。第三天轮到我，我发现我给江青做的每顿饭菜，她都吃得精光。我知道江青的目的是想换掉原来的厨师，让我们三个人每人给她做一天饭，这本身就是对我们的实际考察。三天的饭做完了，我知道“要坏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做的饭菜都只吃了一半，唯独我做的饭菜她全部吃光，说明我做的饭菜适合她的口味，由此来看，留下我做她的厨师恐怕没跑了。说心里话，谁也不愿意给江青做饭，当她的专职厨师。事后，我将上述情况报告了汪东兴。我同他说：“我估计江青要留下我做她的专职厨师。”汪说：“你怎么估计出来？”我就将三人每人给江青做一天饭的情况向他作了叙述，他听后笑了，看来他同意我的判断。以后情况的发展，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 李：为什么都不愿意当江青的专职厨师？
程：她那个饭不好做，女同志也事多，婆婆妈妈的，谁都知道她的情况。主席从来不在饭上计较咸了淡了的，他也顾不得。主席吃的东西量也大，吃的东西多厨师就好做。
李：您从什么时候开始给江青做饭？
程：我基本上就是从这时开始给她做饭了，一做就是16年。
李：您这16年可真不容易！
程：要不很多人见到我都说“你真不简单”！规规矩矩地讲，警卫局的同志，包括张耀祠、汪东兴也佩服我！怎么呢？我给他们少惹多少麻烦啊！那时候如果这个厨师给江青做不好饭，汪东兴一天也安稳不了啊！那时候她厉害着呢，根本没把张耀祠看在眼里，张耀祠怕她怕得厉害！张耀祠那时候要求给她修房子，他叫我进去给她送报告，她火了！她说为什么他自己不来送却让你替他送？这又不是你的事，你给他退回去！
李：退回去什么东西啊？
程：退回去的是报告和修房子的设计图。张耀祠为什么叫我给江青送去啊？他老认为我会对付她。
杨：江青说吃咸了，程师傅就基本不给她搁盐了。程师傅怎么敢这么对付她啊？听程师傅讲的这一段事情后，大家就理解了，江青离不开他。
郑：她也知道程师傅有情绪了，但是她也不敢说，唯恐啥时候撂挑子。假如再换一个人，她觉得远不如程师傅，所以程师傅有资本才不怕她。
程：主席病危的时候，她也在那儿守着，到点回来吃饭。有一天我准备给她做清蒸鱼吃。鱼要放盐早了，口感就没那么松了，放盐早了绝对不行，我等她回来了再放。当有人告诉我，她回来了，我就立即把鱼搁蒸锅里了，结果忘了往鱼里放盐。鱼做好了，端到饭桌上，江青一尝没味，就对护士说把那调料罐儿拿过来，程师傅没放盐，别跟他说。护士下来还是告诉了我，我一听：哎哟！坏了，今天的鱼确实一点盐也没放，忘了！她常跟护士说这样的话，咸了淡了，而对这件事，江青只是向护士提了一句，还不要护士告诉我。我心里还是有些不安。一般不用她说，我尽量把饭把菜做好，让她满意，但我也不一味地迎合她。
杨：江青从来都叫我“小杨”，也不叫名字，更不叫秘书。而对程师傅，她一直叫“程师傅”，这称呼就不一样。
阎：她住在钓鱼台，到人民大会堂或中南海开会，有时带着程师傅给她做饭，程师傅如果没去，中南海或人民大会堂的厨师要打电话问他怎么给江青做饭做菜。程师傅说，他因此还得了一个他当时还不解其意的绰号“遥控”。
程：人家给我打电话因为我跟他们都熟了。比如，江青喜欢吃烤鲥鱼，大会堂一直烤不好。现在这个鱼啊大概是比鱼翅还贵呢，一千多一斤，现在已经没有了。这个鱼只有长江和钱塘江出，别的地方还不出，现在钱塘江的鲥鱼少了，到长江那一带有。一般的厨师没见过这种鱼。烤鲥鱼在大会堂的厨师老做不好，做一次不行，再做一次还不行。大会堂的厨师长跟我是老乡，他最后提到餐厅科的科长。他就说你这个鲥鱼到底怎么做的？我说不跟你说了嘛，不行的话我哪天给你们烤一次去。江青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并不是每次都要我跟她去给她做饭。只要她提出“今天的饭让大会堂的师傅做”，我就可以不用随她到大会堂去了。当她提出“今天你到大会堂给我做饭”，我就得随她到大会堂去。大会堂的师傅没能烤好鲥鱼都是在我没跟江青到大会堂去做饭的情况下，他们烤的。其实江青很少让大会堂的师傅给她做饭。一听说“让大会堂的师傅给她做饭”，大会堂的师傅也“转腰子”。怎么呢？他们老说做不好江青的饭。我说关键是你们跟她接触的时间短，还不够了解江青，接触时间长了，掌握她的餐饮生活规律了就好了。
郑：大会堂的师傅巴不得你去给她做饭呢。
程：就是啊。我同大会堂有些师傅的关系是很好的，跟钓鱼台的那些师傅的关系也不错，我不像有的人那样“狗仗人势”，如果你属于这类人，人家即使看见你，也当没看见，不理你。其实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就是江青身边的一个厨师吗？要是换个角度，人家是江青身边的厨师，你跑到大会堂去作厨师，你不是也一样吗？因此，咱得尊重人家，遇事互相商量，互相帮助。中南海、大会堂、钓鱼台这些单位厨师的关系相当不错，包括领导一直到下边职工，也包括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很高的评价。不然，杨银禄、周金铭走了以后，大家不会一致推举我为江青身边工作人员的党支部书记。
“可能在全国周总理直接任命的党支部书记就您这么一个了”
杨：你是终身的党支部书记，谁也不能换。
程：周总理亲自任命的。周总理的苦心，我也明白。什么秘书、警卫、护士江青都批评了，就是没批评我，没点我的名了。总理亲自给我们开会，他说“支部书记叫大师傅当，叫程师傅当”，大家都赞成。
李：可能在全国周总理直接任命的党支部书记就您这么一个了。
程：啊，可能还真没有。
杨：当时也只能是他了，我走了以后那个秘书也是个新的，比我还新，对他信不过，怕他干不了，这总理看得特准。
郑：总理当时怎么跟你说？
程：他就说由你当。
阎：总理给你们开会是吧？
程：对，江青叫总理给我们开会，开会的时候周总理说你们这些人得有负责人吧。总理一看我的年龄比其他工作人员都大，老练点儿，他就提出“由程师傅任支部书记”。大家都鼓掌。我这个党支部书记就是这么提出来的。
李：这么多年，毛主席、江青那些孩子应该是在您眼前长大的？
程：还真是的，这几个孩子还都不错。
李：这几个孩子小时候什么样啊？这不是“格格”就是“王子”的。
程：比如说毛远新，他一到北京就到我家去看我去。我原来就住西城区草岚子胡同，“文革”后毛远新、李讷、李敏都去过，他们和我关系都不错。
李：听说江青对李敏也还行，没有一般民间说的什么后妈那劲儿的。
程：因为她的地位不同了，她的注意力也不可能用在孩子身上。再说孩子们的生活全靠主席的工资，用不着江青多费心。据我所知，李讷、李敏，还有江青的姐姐，主席一个月都给他们30块钱生活费，此外，主席还经常拿出工资周济困难的身边工作人员，再除去自己的伙食费，他每月的工资也就所剩无几了。主席老给工作人员钱，但是就没给过厨师钱。为什么呢？我在厨师里头拿钱最多，那三个厨师每月工资89.5元，比我少十来块钱，他们同我一样都属于一级厨师，但我比他们多了一份厨师长的钱。在铁道部任厨师长的时候就是这么规定的，有厨师长工资一项。我虽然被调到中南海毛主席身边当厨师，但工资关系一直在铁道部，工资由那里发。
李：毛远新是有传奇经历的人，少年时候怎么样啊？淘气吗？
程：他不淘气，因为他小时候的生活环境不是太好。跟李敏、李讷的关系还可以，没见他们吵过、闹过。他很少在家里呆着，就是礼拜六回来。
李：礼拜六他们一块儿玩吗？
程：也是回到各个的屋子里头，他们都挺用功的，都是看书。主席给李讷的批示多，因为李讷是学历史的，有时候警卫拿着主席的批示就找李讷来了。大部分都是送到厨房，因为李讷他们都在厨房吃饭。主席的批示我看到过，但什么内容我没印象了。
郑：那么江青骂他们几个人吗？
程：很少。江青在北京住的时候也不多，所以孩子们同她接触也少，当几个孩子上中学出来以后，一放假，毛远新就到江西找他妈去了，李敏也到上海找她妈去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时候，毛远新他妈朱丹华常来主席这里，我们都认识了，李敏她妈贺子珍这次也到庐山了。
李：您见过吗？
程：那时候没有，都不知道。但不只这一次，主席在上海也见过贺子珍。
李：哪一年啊？
程：不是1959年就是1960年。我跟韩阿福师傅两人那时候就在上海锦江饭店对过俱乐部住着，正在那儿和哨兵一起打扑克，突然警卫出来就说你们小点儿声啊，主席去散步了。他一说主席散步我们就看了看，哎，今天警卫没跟着，前面一个老太太和主席两人往俱乐部去散步去了，我们不知道是谁。事后，我们才知道那就是李敏的妈，大概是徐业夫弄车把她接来的。
李：这我还从来没听说过，
程：从来没公开报道过。
杨：在一本书上我看到过，讲毛主席在锦江饭店还是在哪儿见过贺子珍。
程：在锦江饭店对过儿的俱乐部。
杨：在庐山还见过一次。
李：哪次先哪次后啊？
程：我记得庐山那次好像在先，俱乐部这次在后。但是当时即使在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只能个别人知道，多数人不知道。
杨：对，我看到的那本书上说，有几天江青对主席很冷淡，说主席旧情不忘。
程：实际啊，主席是旧情不忘。江青知道这件事的可能性极小，为什么呢？包括当地的人，包括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不会跟她说，给她通风报信，这是绝对的。
郑：说起来，也都是人之常情。
谢谢程师傅今天给我们讲的这些故事！你在最难侍候的江青身边工作长达16年，而且做到“善始善终”，还得到上上下下的尊敬和好评，真不容易！我想，这和你做人的人品和智慧是分不开的，我也向你表示敬意！谢谢你！（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