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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利益格局的调整，价值观念的变迁， 以民生为内容、信访为载体的社会矛盾纠纷日益显现，其对抗性也不断增强，不时引发群体性事件或极端恶性事件，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深入推进社会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工作，已成为当前检察机关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涉检信访的基本特点
一是起因的合理性。除个别确属无理取闹的外，大多数信访的起因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既有案件本身的瑕疵，也有信访人理解上的“不公”，还有法律之外、情理之中的“委屈”。二是利益的主导性。不管信访反映问题如何纷繁复杂，信访人最终目的指向均与其自身利益、权益保障、甚至是个人恩怨等方面息息相关。三是手段的对抗性。为给办案单位施压，信访人往往会择机上访，甚至是扬言自残、自杀，在网络上发表不合事实的煽动言论等非法手段。
二、涉检信访的成因
（一）检察机关自身因素是导致涉检信访的基础原因
在办案中审查不细、把关不严、定性不准，使案件质量不高；片面追求工作目标，忽视了涉检信访风险的产生；善后考虑不周，扣押、冻结款物处理不当，造成案件的瑕疵。部门间业务职能和工作重点不同，导致了答复不全、说理不透、针对性不强现象的产生，引起案件当事人的误解，进而激化矛盾。对一些历史老案件，涉及征地拆迁、企业改制等案件，处置不力，矛盾纠纷出口不畅，致使信访人长期纠缠在检察机关。
（二）信访人的主观因素是导致涉检信访的直接原因
有的信访人受人治思想和传统“找清官”、“告御状”观念的影响，存在信上不信下、信官不信法的心理，动辄赴省进京上，其结果是进一步强化了“唯官、唯上”情结。有的信访人为满足其一己私欲，故意歪曲事实，曲解法律，反复纠缠，以此来要挟检察机关。有的信访人因法律知识匮乏、经济条件有限等原因，放弃正常的法律诉讼程序而选择成本低、解决快且无时效限制的涉检信访途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观念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
（三）社会现实综合因素是导致涉检信访的客观原因
社会转型引起了社会整体结构的重大转变，利益阶层的分化，社会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多元化，诱发部分群众对社会的不满。这些社会问题最终以案件的形式汇聚到了检察机关。信访事项的多头管理、职能交叉重叠、信访信息交流不畅等现状，使信访人有多重选择信访渠道的可能性，造成一信多投、多重上访现象的产生，直接造就了信访老案、积案的形成。有关部门对无理缠访者，特别是恶意缠访人员打击不力，姑息迁就，一定程度助长了其缠访情绪。部分上访人摸着了基层单位害怕越级上访的心理，一定程度上坚定了其重复上访、越级缠访的信心。
三、对策和建议
（一）是建立健全自上而下的责任体系
实行涉检信访工作一把手工程。进一步明确检察长是涉检信访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疑难涉检信访问题，要亲自组织召开涉检信访工作会议，亲自听取案件办理进度和处置情况，亲自协调处理有关事项。落实领导包案制度。所有涉检信访案件应一律采取了领导包案。包案领导要亲自接待案件当事人，亲自审查案件材料、核查相关证据，亲自参与案件善后处理，做好释法明是工作直至信访人息诉罢访。严格部门首办责任制。将息诉罢访贯穿于案件办理的始终，切实增强法律文书的说理性，有针对性地答复信访人直至案结事了，切实将息诉息访纳入考核管理体系。发挥控申牵头协调职能。切实将控申部门从千头万绪的应付中解脱出来，发挥其牵头协调作用，加强的定期分析，加大案件的催办、督办力度，深入剖析涉检信访积案的成因和教训，建立涉检信访长效工作制度。
（二）是建立健全自下而上的预防体系
实行涉检信访风险评估制度。在各执法办案环节，要根据不同的案情、被害人或双方当事人的情况以及案件的社会影响等方面情况，按照案件的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对案件进行了风险评估，提前规避可能发生的风险或制定有效的应对措施。实行矛盾纠纷定期排查制度。对未结案、已结案未息诉的信访积案、新发生的信访问题以及可能引发涉检信访的隐患，定期进行深入排查，不留死角，确保全部积案心中有数。实行公开处理工作制度。对结而不息、久拖不决、诉求过高等疑难复杂信访案件，要开展公开答复和公开听证工作，缓解信访人的对立情绪，增强检察机关办案公信力，达到息诉罢访的目的。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全面推进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工作机制，制定了有关办理轻微刑事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的规定，促进当事人刑事和解，尽可能修复被损坏的社会关系，最大限度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
（三）建立健全多方畅通的出口体系
严格信息报送制度。对排查出来的涉检上访案件，要建立相应的台帐管理系统。在敏感时期，对涉检信访信息，要严格实行“零报告”制度。对一些社会影响大、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要及时报告当地党委、政府和上级检察机关，并通报有关部门，积极采取相应措施，把隐患和问题消除在萌芽阶段，决不让其形成现实危害。对一些影响大的案件和突发事件，要及时、有针对性地引导社会舆论，疏导化解社会情绪，掌握舆论主导权。积极开展社会救助工作。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寻求其他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帮助，努力推动司法救助工作的社会化、制度化，将检察服务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有效化解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对因涉检信访问题造成特殊困难的，要按规定进行一次性司法救助；仍有困难的，要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纳入政府救济、社会救济、民间互助范围，妥善解决信访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扩大检调对接效应。要自觉把涉检信访工作纳入社会“大调解”格局，充分依靠党委政府，借助社会力量，共同化解矛盾纠纷，形成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检察调解的整体合力，进一步放大“检调对接”的工作效应。对确实不属检察机关管辖的案件，要及时移送有关部门处理。对需要其他部门协同处理的案件，要通过党委政法委及时通报有关部门，协同妥善处理。对法度之外、情理之中的诉求，要主动协调有关力量，将解决法律问题、思想问题和实际困难结合起来进行化解。
作者简介：
时忠，南京大学法学院。
一、涉检信访的基本特点
一是起因的合理性。除个别确属无理取闹的外，大多数信访的起因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既有案件本身的瑕疵，也有信访人理解上的“不公”，还有法律之外、情理之中的“委屈”。二是利益的主导性。不管信访反映问题如何纷繁复杂，信访人最终目的指向均与其自身利益、权益保障、甚至是个人恩怨等方面息息相关。三是手段的对抗性。为给办案单位施压，信访人往往会择机上访，甚至是扬言自残、自杀，在网络上发表不合事实的煽动言论等非法手段。
二、涉检信访的成因
（一）检察机关自身因素是导致涉检信访的基础原因
在办案中审查不细、把关不严、定性不准，使案件质量不高；片面追求工作目标，忽视了涉检信访风险的产生；善后考虑不周，扣押、冻结款物处理不当，造成案件的瑕疵。部门间业务职能和工作重点不同，导致了答复不全、说理不透、针对性不强现象的产生，引起案件当事人的误解，进而激化矛盾。对一些历史老案件，涉及征地拆迁、企业改制等案件，处置不力，矛盾纠纷出口不畅，致使信访人长期纠缠在检察机关。
（二）信访人的主观因素是导致涉检信访的直接原因
有的信访人受人治思想和传统“找清官”、“告御状”观念的影响，存在信上不信下、信官不信法的心理，动辄赴省进京上，其结果是进一步强化了“唯官、唯上”情结。有的信访人为满足其一己私欲，故意歪曲事实，曲解法律，反复纠缠，以此来要挟检察机关。有的信访人因法律知识匮乏、经济条件有限等原因，放弃正常的法律诉讼程序而选择成本低、解决快且无时效限制的涉检信访途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观念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
（三）社会现实综合因素是导致涉检信访的客观原因
社会转型引起了社会整体结构的重大转变，利益阶层的分化，社会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多元化，诱发部分群众对社会的不满。这些社会问题最终以案件的形式汇聚到了检察机关。信访事项的多头管理、职能交叉重叠、信访信息交流不畅等现状，使信访人有多重选择信访渠道的可能性，造成一信多投、多重上访现象的产生，直接造就了信访老案、积案的形成。有关部门对无理缠访者，特别是恶意缠访人员打击不力，姑息迁就，一定程度助长了其缠访情绪。部分上访人摸着了基层单位害怕越级上访的心理，一定程度上坚定了其重复上访、越级缠访的信心。
三、对策和建议
（一）是建立健全自上而下的责任体系
实行涉检信访工作一把手工程。进一步明确检察长是涉检信访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疑难涉检信访问题，要亲自组织召开涉检信访工作会议，亲自听取案件办理进度和处置情况，亲自协调处理有关事项。落实领导包案制度。所有涉检信访案件应一律采取了领导包案。包案领导要亲自接待案件当事人，亲自审查案件材料、核查相关证据，亲自参与案件善后处理，做好释法明是工作直至信访人息诉罢访。严格部门首办责任制。将息诉罢访贯穿于案件办理的始终，切实增强法律文书的说理性，有针对性地答复信访人直至案结事了，切实将息诉息访纳入考核管理体系。发挥控申牵头协调职能。切实将控申部门从千头万绪的应付中解脱出来，发挥其牵头协调作用，加强的定期分析，加大案件的催办、督办力度，深入剖析涉检信访积案的成因和教训，建立涉检信访长效工作制度。
（二）是建立健全自下而上的预防体系
实行涉检信访风险评估制度。在各执法办案环节，要根据不同的案情、被害人或双方当事人的情况以及案件的社会影响等方面情况，按照案件的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对案件进行了风险评估，提前规避可能发生的风险或制定有效的应对措施。实行矛盾纠纷定期排查制度。对未结案、已结案未息诉的信访积案、新发生的信访问题以及可能引发涉检信访的隐患，定期进行深入排查，不留死角，确保全部积案心中有数。实行公开处理工作制度。对结而不息、久拖不决、诉求过高等疑难复杂信访案件，要开展公开答复和公开听证工作，缓解信访人的对立情绪，增强检察机关办案公信力，达到息诉罢访的目的。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全面推进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工作机制，制定了有关办理轻微刑事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的规定，促进当事人刑事和解，尽可能修复被损坏的社会关系，最大限度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
（三）建立健全多方畅通的出口体系
严格信息报送制度。对排查出来的涉检上访案件，要建立相应的台帐管理系统。在敏感时期，对涉检信访信息，要严格实行“零报告”制度。对一些社会影响大、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要及时报告当地党委、政府和上级检察机关，并通报有关部门，积极采取相应措施，把隐患和问题消除在萌芽阶段，决不让其形成现实危害。对一些影响大的案件和突发事件，要及时、有针对性地引导社会舆论，疏导化解社会情绪，掌握舆论主导权。积极开展社会救助工作。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寻求其他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帮助，努力推动司法救助工作的社会化、制度化，将检察服务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有效化解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对因涉检信访问题造成特殊困难的，要按规定进行一次性司法救助；仍有困难的，要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纳入政府救济、社会救济、民间互助范围，妥善解决信访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扩大检调对接效应。要自觉把涉检信访工作纳入社会“大调解”格局，充分依靠党委政府，借助社会力量，共同化解矛盾纠纷，形成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检察调解的整体合力，进一步放大“检调对接”的工作效应。对确实不属检察机关管辖的案件，要及时移送有关部门处理。对需要其他部门协同处理的案件，要通过党委政法委及时通报有关部门，协同妥善处理。对法度之外、情理之中的诉求，要主动协调有关力量，将解决法律问题、思想问题和实际困难结合起来进行化解。
作者简介：
时忠，南京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