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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注社会发展的主流问题，成为社会主流人群所倚重的资讯来源和思想来源的主流报纸，在危机报道中的德性行为，是其德性的表象，且这一行为直接体现了主流报纸及其从业者的德性品质。德性行为在主流报纸中的表现，内容上，要保持客观与公正，不偏不倚地展现事件全貌；价值上，要体现正义，表现出以公共利益为归依的责任意识；效果上，要提供服务与帮助，降低公众的应激反应。主流报纸通过强化自身的德性，以实现公共利益为报道的最终目标，方能突破媒介介质的束缚，进入报纸永恒的春天。
【关键词】主流报纸；危机报道；德性
问题的提出及相关说明
主流媒体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于1997年提出。中国传媒界于1998年引入此概念，并形成对概念的多种理解。著名报人席文举认为：“报纸有整合社会资源的作用，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就成为主流。主流，就是主导、主推，就像主持人一样，推动社会发展，这才叫主流。媒介要能够利用媒介推动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1]人民日报社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张首映认为，主流报章是指“在主流媒体和主流报章在国家民族或政党价值观上主要是弘扬主流价值的报章”[2]。孙子夜认为，党报是中国主流报纸的代表。[3]基本而言，国内多以党报或中央报纸为研究对象定义主流报纸。本文指称的主流报纸，“是在报业竞争中形成的必须关注社会发展的主流问题，成为社会主流人群所倚重的资讯来源和思想来源的高级报纸，它是传播面广、影响力大、公信度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好的报纸，是报业市场与大众化报纸相对应而存在的一种高级报纸”[4]。基于此理解，符合概念标准的《新京报》成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2003年非典事件，引发了媒体对于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报道的新探索。9年时间，这一领域的典型事件有2006年5月至8月间的齐二药、安徽华源药物不良反应事件；2008年3月至5月的安徽阜阳手足口病流行事件；2009年5月起的甲型H1N1流感事件；2010年3月的山西“疫苗致死”事件。2012年4月15日，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播出节目《胶囊里的秘密》，曝光河北一些企业用生石灰处理皮革废料进行脱色漂白和清洗，随后熬制成工业明胶，卖给浙江新昌县药用胶囊生产企业，最终流向药品企业，进入消费者腹中。记者调查发现有9家药厂的13个批次药品所用胶囊重金属铬含量超标。与前述事件相比，“问题胶囊”事件既是公共危机，又是管理危机，且在管理危机中，具有政府监管与企业管理两重属性。“救人的药品，变成了害人的毒物，小小的胶囊竟然暗藏如此玄机，令人震惊。”[5]故新闻播出后，全国报纸或以此为新闻转载稿，或以此为新闻线索，对事件进行大规模报道。
本文以2012年4月16日至24日《新京报》为研究对象，以其关于“問题胶囊”的事实性新闻与言论性新闻为研究文本，以话语分析法为方法，尝试对以《新京报》为代表的中国主流报纸危机报道的德性表现作出阐释。
《新京报》“问题胶囊”事件报道中的德性行为
“德性是一种获得性人类品质，这种德性的拥有和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缺乏这种德性，就无从获得这些利益。”[6]主流报纸在危机报道中的德性行为，是其德性的表象，且这一行为直接体现了主流报纸及其从业者的德性品质。德性行为在主流报纸中的表现，可以从内容、价值、效果等几方面展现。
内容：事实性报道保持客观与公正，不偏不倚地展现事件全貌。
危机报道的要点，是快速、准确、全面地传递真实信息，这一报道，会对集体记忆产生影响。社会心理学认为，危机和灾难会成为一个国家、一个种群的集体记忆。媒体危机报道中，对特定事件的第一选择，会成为集体记忆的第一步。以2008年汶川地震报道为代表的危机报道，在国人心中留下了“多难兴邦”的导引，这一导引在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事件中形成重要影响。因而，媒体在事实性新闻报道中，特定事件的第一表述，不仅是媒体态度的单纯表达，还是媒体社会责任、德性品质的综合体现。
“问题胶囊”事件发生后，自4月16日起至24日，《新京报》用12个版面，以新华社稿《用皮革明胶 13胶囊停售停用》开启连续性报道。在报道中，《新京报》客观表现事件，“9家药厂13批次胶囊重金属铬含量超标，最多超90多倍；河北、浙江公安部门介入调查，4企业负责人被控”，新闻标题中，事件起因、影响面、事件处理得以展现。“9家药厂13批次胶囊重金属铬含量超标，最多超90多倍”并未回避政府监管不力的事实，“河北、浙江公安部门介入调查”的信息选择，则报道了政府对于危机事件处理的积极行为，“4企业负责人被控”是危机局面得到控制的一个表现——在公共卫生事件的集体记忆中，这是受众关心的重点，这一关心重点，也成为《新京报》后续的报道重点。相比较“皮革废料下锅熬工业明胶 制药用胶囊查出铬毒超标 央视揭一条龙黑幕，9家药厂13批次药品检出问题”[7]，《新京报》无论是事件的全面展现，还是态度的客观理智，都可谓主流报纸危机报道行为的德性代表。
价值：事实性新闻报道，体现正义，表现出以公共利益为归依的责任意识。
4月17日，《新京报》在A10版“热点”中，刊发《北京医院药店停售“问题胶囊”》，在新闻中，追访“问题胶囊”该由谁监管，“皮革胶囊”将如何处罚。报纸的新闻报道活动，是从业者道德理念的综合体现。在危机报道中，正义是媒体不可或缺的宝贵品质。“正义作为社会原则，是‘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础’，应以‘公共利益为依归’。”[8]“问题胶囊”事件是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发生负向性变化的表现，《新京报》追访这一事件的责任主体，即是在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与政策方针，表现出对片面追求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否定，对公共利益的维护。
效果：事实性新闻报道，提供服务与帮助，降低公众的应激反应。
应激反应是突发事件发生时，个体所表现出来的心理与行为上的改变。此次“问题胶囊”事件，事涉多家企业及多种药品，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或许并未过分关注自己所购药品的厂家、批次，也很难对已使用药品是否属于问题胶囊做出清晰对应。但广播、电视、报纸、网络、手机，触目所及的媒介都在密切关注这一事件，并对其生产过程进行循环传递时，受众难免会从媒介中对应相关细节，并放大到生活中，从而震惊、恐慌、不知所措。为降低胶囊带来的危险性，各种防范招数层出不穷。《新京报》4月18日在A07版提醒公众，“剥开胶囊吞药粉不可取”，“铬的金属形式通过消化道吸收率很低。虽然胶囊铬含量超标，但人们在一定时限内摄入的药物胶囊剂量有限，即便含有‘六价铬’，也不可能导致急性中毒的发生”。此类新闻，客观报道与冷静并重，旨在减缓个体的应激反应，从而降低负面社会影响，有助于尽快恢复社会秩序。 除以事实性新闻关注危机进展，《新京报》还以言论性新闻报道，寻找引发危机事件的深层因素，从而体现出主流报纸于危机中的价值判断，为受众提供和搭建互动平台，形成对话空间。
危机报道不能改变危机本身，却能影响危机带给人的感受与印象。相对于事实性新闻的告知，言论性新闻则是媒介代公众立言，发起与管理者的对话形式，这一形式，一则有助于疏导社会情绪，二则有助于引导话题，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危机伤害。
4月16日，《新京报》以社论《把皮革明胶当药品“三聚氰胺”严查》，展开了对“问题胶囊”报道的对话。相比较网络舆论中，或是对这一事件相对表层的善恶评价，或是公共危机事件出现后一以贯之的抱怨与谩骂，《新京报》的社论，直指这一事件对社会价值层面的损害：
明胶在药物原料成本中的比例，其实非常之小，这些药企为了节约这一点点生产成本，采用有毒的皮革明胶，其责任何在，底线何在？从皮革明胶的制造，到药用胶囊的生产，再到制药企业检测形同虚设，从中可以看到，和三聚氰胺事件一样的整个产业链的集体溃败。
相关企业如此置民众健康于不顾，药监和司法部门当尽快彻查，严厉追究这些无良企业的法律责任。然而，值得深究的是，“皮革明胶”污染的，仅僅是被曝光的这些企业的药品吗？面对暴利的诱惑，会不会还有更多企业铤而走险？
“占据舆论高地，为时局谏言，为民生代言”是《新京报》言论性新闻的定位。在常态社会状态下，这一定位有助于公众间不同意见的集纳，以表现不同意见的交流与争议，在危机事件发生时，这一定位则有助于对社会价值观的修复。
《新京报》以言论性新闻为对话空间。相对于其他体裁而言，社论多了些教化色彩。继17日的社论问责药品企业，18日的社论问责政府监管，19日的言论不再以社论形式出现，“议事堂”集纳了5篇小文，媒体人、法学院教授、学者、作家纷纷上阵，从各自角度展开对话，对话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对话却充满着平等、参与的现代精神，表现出在危机事件中，国人意见表达的多样与自由，这恰是《新京报》公共利益维护的德性体现。
结 语
互联网的崛起，新阅读时代的来临，似乎都预示着报纸进入了一个“寒冬”。2010年9月8日，有着160年辉煌历史的《纽约时报》掌门人小阿瑟·苏兹伯格称：“《纽约时报》正在经历由印刷版向网络版的转变，其终点就是印刷版的消失。”[9]中国的报纸经过30年的努力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个别都市报甚嚣尘上的背后，对刺激性绯闻、犯罪、腐败的关注，对日常生活领域信息的无序、过度开发，更有甚者将人生重大问题变成廉价的闹剧。与这些都市类报纸相比，党报固守着其新闻传统，却由于话语表现的曲高和寡而发行量日低。报纸的种种表现似乎是对狄更斯《双城记》中话语的注解：“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报纸想要于失望中走向希望、于寒冬中走向春天，就需要强化自身的德性，以诚实、正义、人道为德性追求，以坚守新闻职业道德，不偏不倚地报道事实，发表具有独特价值判断的言论为德性表现，以实现公共利益为报道的最终目标，唯有如此，报纸方能突破媒介介质的束缚，进入报纸永恒的春天。
（本文为新疆财经大学科研基金项目《边疆民族地区新闻话语中文化认同意识建构——以新疆报纸为例》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1XJ016）
参考文献：
[1]庄向阳，席文举.都市报使中国成为报纸大国[N].晶报，2008-11-06（A15）.
[2]张首映.主流报章的“三二律”——湖北日报社2011年12月30日讲稿[EB/OL].人民网，2011-10-10.
[3]孙子夜.主流媒体的宝贵资源[N].人民日报，2011-10-18（20）.
[4]吕尚彬.中国大陆报纸转型[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184.
[5]把皮革明胶当药品“三聚氰胺”严查[N].新京报，2012-04-16（2）.
[6]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德性之后[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41.
[7]南方都市报[N]，2012-04-16（A04）.
[8]燕道成.传媒德性何以构成[J]．当代传播，2011(5).
[9]小阿瑟·苏兹伯格.《纽约时报》印刷版终将消失[EB/OL].中国网，2007-02-17.
（作者为新疆财经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
编校：张红玲
【关键词】主流报纸；危机报道；德性
问题的提出及相关说明
主流媒体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于1997年提出。中国传媒界于1998年引入此概念，并形成对概念的多种理解。著名报人席文举认为：“报纸有整合社会资源的作用，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就成为主流。主流，就是主导、主推，就像主持人一样，推动社会发展，这才叫主流。媒介要能够利用媒介推动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1]人民日报社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张首映认为，主流报章是指“在主流媒体和主流报章在国家民族或政党价值观上主要是弘扬主流价值的报章”[2]。孙子夜认为，党报是中国主流报纸的代表。[3]基本而言，国内多以党报或中央报纸为研究对象定义主流报纸。本文指称的主流报纸，“是在报业竞争中形成的必须关注社会发展的主流问题，成为社会主流人群所倚重的资讯来源和思想来源的高级报纸，它是传播面广、影响力大、公信度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好的报纸，是报业市场与大众化报纸相对应而存在的一种高级报纸”[4]。基于此理解，符合概念标准的《新京报》成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2003年非典事件，引发了媒体对于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报道的新探索。9年时间，这一领域的典型事件有2006年5月至8月间的齐二药、安徽华源药物不良反应事件；2008年3月至5月的安徽阜阳手足口病流行事件；2009年5月起的甲型H1N1流感事件；2010年3月的山西“疫苗致死”事件。2012年4月15日，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播出节目《胶囊里的秘密》，曝光河北一些企业用生石灰处理皮革废料进行脱色漂白和清洗，随后熬制成工业明胶，卖给浙江新昌县药用胶囊生产企业，最终流向药品企业，进入消费者腹中。记者调查发现有9家药厂的13个批次药品所用胶囊重金属铬含量超标。与前述事件相比，“问题胶囊”事件既是公共危机，又是管理危机，且在管理危机中，具有政府监管与企业管理两重属性。“救人的药品，变成了害人的毒物，小小的胶囊竟然暗藏如此玄机，令人震惊。”[5]故新闻播出后，全国报纸或以此为新闻转载稿，或以此为新闻线索，对事件进行大规模报道。
本文以2012年4月16日至24日《新京报》为研究对象，以其关于“問题胶囊”的事实性新闻与言论性新闻为研究文本，以话语分析法为方法，尝试对以《新京报》为代表的中国主流报纸危机报道的德性表现作出阐释。
《新京报》“问题胶囊”事件报道中的德性行为
“德性是一种获得性人类品质，这种德性的拥有和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缺乏这种德性，就无从获得这些利益。”[6]主流报纸在危机报道中的德性行为，是其德性的表象，且这一行为直接体现了主流报纸及其从业者的德性品质。德性行为在主流报纸中的表现，可以从内容、价值、效果等几方面展现。
内容：事实性报道保持客观与公正，不偏不倚地展现事件全貌。
危机报道的要点，是快速、准确、全面地传递真实信息，这一报道，会对集体记忆产生影响。社会心理学认为，危机和灾难会成为一个国家、一个种群的集体记忆。媒体危机报道中，对特定事件的第一选择，会成为集体记忆的第一步。以2008年汶川地震报道为代表的危机报道，在国人心中留下了“多难兴邦”的导引，这一导引在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事件中形成重要影响。因而，媒体在事实性新闻报道中，特定事件的第一表述，不仅是媒体态度的单纯表达，还是媒体社会责任、德性品质的综合体现。
“问题胶囊”事件发生后，自4月16日起至24日，《新京报》用12个版面，以新华社稿《用皮革明胶 13胶囊停售停用》开启连续性报道。在报道中，《新京报》客观表现事件，“9家药厂13批次胶囊重金属铬含量超标，最多超90多倍；河北、浙江公安部门介入调查，4企业负责人被控”，新闻标题中，事件起因、影响面、事件处理得以展现。“9家药厂13批次胶囊重金属铬含量超标，最多超90多倍”并未回避政府监管不力的事实，“河北、浙江公安部门介入调查”的信息选择，则报道了政府对于危机事件处理的积极行为，“4企业负责人被控”是危机局面得到控制的一个表现——在公共卫生事件的集体记忆中，这是受众关心的重点，这一关心重点，也成为《新京报》后续的报道重点。相比较“皮革废料下锅熬工业明胶 制药用胶囊查出铬毒超标 央视揭一条龙黑幕，9家药厂13批次药品检出问题”[7]，《新京报》无论是事件的全面展现，还是态度的客观理智，都可谓主流报纸危机报道行为的德性代表。
价值：事实性新闻报道，体现正义，表现出以公共利益为归依的责任意识。
4月17日，《新京报》在A10版“热点”中，刊发《北京医院药店停售“问题胶囊”》，在新闻中，追访“问题胶囊”该由谁监管，“皮革胶囊”将如何处罚。报纸的新闻报道活动，是从业者道德理念的综合体现。在危机报道中，正义是媒体不可或缺的宝贵品质。“正义作为社会原则，是‘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础’，应以‘公共利益为依归’。”[8]“问题胶囊”事件是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发生负向性变化的表现，《新京报》追访这一事件的责任主体，即是在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与政策方针，表现出对片面追求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否定，对公共利益的维护。
效果：事实性新闻报道，提供服务与帮助，降低公众的应激反应。
应激反应是突发事件发生时，个体所表现出来的心理与行为上的改变。此次“问题胶囊”事件，事涉多家企业及多种药品，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或许并未过分关注自己所购药品的厂家、批次，也很难对已使用药品是否属于问题胶囊做出清晰对应。但广播、电视、报纸、网络、手机，触目所及的媒介都在密切关注这一事件，并对其生产过程进行循环传递时，受众难免会从媒介中对应相关细节，并放大到生活中，从而震惊、恐慌、不知所措。为降低胶囊带来的危险性，各种防范招数层出不穷。《新京报》4月18日在A07版提醒公众，“剥开胶囊吞药粉不可取”，“铬的金属形式通过消化道吸收率很低。虽然胶囊铬含量超标，但人们在一定时限内摄入的药物胶囊剂量有限，即便含有‘六价铬’，也不可能导致急性中毒的发生”。此类新闻，客观报道与冷静并重，旨在减缓个体的应激反应，从而降低负面社会影响，有助于尽快恢复社会秩序。 除以事实性新闻关注危机进展，《新京报》还以言论性新闻报道，寻找引发危机事件的深层因素，从而体现出主流报纸于危机中的价值判断，为受众提供和搭建互动平台，形成对话空间。
危机报道不能改变危机本身，却能影响危机带给人的感受与印象。相对于事实性新闻的告知，言论性新闻则是媒介代公众立言，发起与管理者的对话形式，这一形式，一则有助于疏导社会情绪，二则有助于引导话题，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危机伤害。
4月16日，《新京报》以社论《把皮革明胶当药品“三聚氰胺”严查》，展开了对“问题胶囊”报道的对话。相比较网络舆论中，或是对这一事件相对表层的善恶评价，或是公共危机事件出现后一以贯之的抱怨与谩骂，《新京报》的社论，直指这一事件对社会价值层面的损害：
明胶在药物原料成本中的比例，其实非常之小，这些药企为了节约这一点点生产成本，采用有毒的皮革明胶，其责任何在，底线何在？从皮革明胶的制造，到药用胶囊的生产，再到制药企业检测形同虚设，从中可以看到，和三聚氰胺事件一样的整个产业链的集体溃败。
相关企业如此置民众健康于不顾，药监和司法部门当尽快彻查，严厉追究这些无良企业的法律责任。然而，值得深究的是，“皮革明胶”污染的，仅僅是被曝光的这些企业的药品吗？面对暴利的诱惑，会不会还有更多企业铤而走险？
“占据舆论高地，为时局谏言，为民生代言”是《新京报》言论性新闻的定位。在常态社会状态下，这一定位有助于公众间不同意见的集纳，以表现不同意见的交流与争议，在危机事件发生时，这一定位则有助于对社会价值观的修复。
《新京报》以言论性新闻为对话空间。相对于其他体裁而言，社论多了些教化色彩。继17日的社论问责药品企业，18日的社论问责政府监管，19日的言论不再以社论形式出现，“议事堂”集纳了5篇小文，媒体人、法学院教授、学者、作家纷纷上阵，从各自角度展开对话，对话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对话却充满着平等、参与的现代精神，表现出在危机事件中，国人意见表达的多样与自由，这恰是《新京报》公共利益维护的德性体现。
结 语
互联网的崛起，新阅读时代的来临，似乎都预示着报纸进入了一个“寒冬”。2010年9月8日，有着160年辉煌历史的《纽约时报》掌门人小阿瑟·苏兹伯格称：“《纽约时报》正在经历由印刷版向网络版的转变，其终点就是印刷版的消失。”[9]中国的报纸经过30年的努力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个别都市报甚嚣尘上的背后，对刺激性绯闻、犯罪、腐败的关注，对日常生活领域信息的无序、过度开发，更有甚者将人生重大问题变成廉价的闹剧。与这些都市类报纸相比，党报固守着其新闻传统，却由于话语表现的曲高和寡而发行量日低。报纸的种种表现似乎是对狄更斯《双城记》中话语的注解：“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报纸想要于失望中走向希望、于寒冬中走向春天，就需要强化自身的德性，以诚实、正义、人道为德性追求，以坚守新闻职业道德，不偏不倚地报道事实，发表具有独特价值判断的言论为德性表现，以实现公共利益为报道的最终目标，唯有如此，报纸方能突破媒介介质的束缚，进入报纸永恒的春天。
（本文为新疆财经大学科研基金项目《边疆民族地区新闻话语中文化认同意识建构——以新疆报纸为例》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1XJ016）
参考文献：
[1]庄向阳，席文举.都市报使中国成为报纸大国[N].晶报，2008-11-06（A15）.
[2]张首映.主流报章的“三二律”——湖北日报社2011年12月30日讲稿[EB/OL].人民网，2011-10-10.
[3]孙子夜.主流媒体的宝贵资源[N].人民日报，2011-10-18（20）.
[4]吕尚彬.中国大陆报纸转型[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184.
[5]把皮革明胶当药品“三聚氰胺”严查[N].新京报，2012-04-16（2）.
[6]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德性之后[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41.
[7]南方都市报[N]，2012-04-16（A04）.
[8]燕道成.传媒德性何以构成[J]．当代传播，2011(5).
[9]小阿瑟·苏兹伯格.《纽约时报》印刷版终将消失[EB/OL].中国网，2007-02-17.
（作者为新疆财经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