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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岁的加拿大老人赫尔穆特·奥伯兰德等来了加拿大联邦上诉法院的文件:驳回上诉,维持原有裁决。
白发苍苍的奥伯兰德目光黯淡下来,24年的“国籍保卫战”彻底溃败,他将很快被自己居住了65年的国家加拿大驱逐出境,无处可归。
从1995年到2019年的24年间,加拿大政府前后4次剥夺了奥伯兰德的国籍,理由是他曾加入纳粹行刑队——就算是没有直接参与杀人,但依然有罪。
而这24年间,奥伯兰德也不断奔走在和国家打官司的路上,期间,他失去了自己最亲密的盟友——妻子玛格丽特。
加入纳粹时,17岁的奥伯兰德怎么也不曾料到,这个决定会影响自己的一生。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部小城滑铁卢的社区里,邻居们眼中的奥伯兰德夫妇是一对“温和”“谦逊”的模范夫妻。奥伯兰德事业成功,是家庭的经济支柱,而玛格丽特则是一位优秀的妻子,二人共同将孩子抚养长大。
1954年,奥伯兰德夫妇在加拿大魁北克入境。那时,刚步入而立之年的奥伯兰德身材挺拔,会讲德语、俄语,加上有建筑方面的经验,很快他就在建筑公司找到了工作,并举家搬到了滑铁卢。
奥伯兰德在工作上非常努力,4年后,他成立了自己的建筑公司。
1960年,奥伯兰德夫妇获得了加拿大公民身份。对于社区的邻居们来说,获得加拿大国籍,对这样一对“遵纪守法”“努力为社区做贡献”的夫妻来说,是理所應当的。
但1995年1月,奥伯兰德的人生走向了另一条路。两名加拿大军官突然到访,询问了他过去在纳粹德国的服役情况。
资料显示,奥伯兰德于1924年出生在哈尔施塔特(今属奥地利),祖父和父亲都是内科医生,母亲是护士。
1941年,哈尔施塔特被德军占领,由于从小就读于俄德双语学校,17岁的奥伯兰德凭借语言优势,被德军征作翻译。
根据非政府组织德加议会在2018年披露的一份名为《奥伯兰德案件始末》的文件显示,奥伯兰德的工作职责是窃听和翻译苏联广播、在谈判期间担任口译员、参与德国军方对当地民众的审问、看守军事用品等。
不过,在1953年接受加拿大移民官员问询时,奥伯兰德的这段经历并没有被记录在案。事实上,他曾在纳粹行刑队服役过一年半的时间。有统计显示,该组织在二战期间屠杀了近10万人,其中包括婴儿、妇女等。
1995年的这一天,奥伯兰德向来访的加拿大军官坦白了自己的纳粹经历,几天后,他被加拿大政府诉以反人类罪。时任加拿大司法部长的艾伦·洛克指出:“加拿大战争委员会提交的针对奥伯兰德的证据令人惊讶。”
从这一年起,奥伯兰德开始了漫长的“国籍保卫战”。
“虽然曾在17岁时加入过纳粹,但我是被胁迫的,从来未认可过纳粹的理念,也没有杀过任何人。”遭到起诉后,奥伯兰德坚称自己无罪,并称当时未成年的自己也是一名受害者。
记录也显示,他的母亲确实多次向德军提出抗议,但均遭到拒绝。
尽管如此,2000年加拿大联邦法官安德鲁·麦凯依然宣布,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奥伯兰德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反人类罪行,但他在接受移民官员问询时存在隐瞒行为。基于此,根据加拿大法律,加拿大政府有权剥夺其国籍,并将其驱逐出境。2001年,加拿大政府首次撤销了奥伯兰德的国籍。
随后,一份来自加拿大全国各地12000人的联名请愿书——其中700份签名来自滑铁卢居民——提交到了加拿大安大略省议会,请求政府宽大处理奥伯兰德。请愿书中写道,奥伯兰德的品行获得了家人和朋友们的认可,“他在移民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不应该成为驱逐他的理由。奥伯兰德为社区贡献了40多年,是加拿大的好公民”。
2004年5月31日,加拿大联邦上诉法院三名法官一致认为,应该恢复奥伯兰德的加拿大公民身份。
这一决定引发了加拿大犹太人团体的强烈抗议。加拿大以色列和犹太事务中心负责人西蒙公开表示:“奥伯兰德正在利用加拿大司法体系逃避责任。”
“加拿大永远不应该成为战争犯的避难所。”时任加拿大移民部长艾哈迈德·胡森也发表严正声明。
在移民部的“死磕”下,2007年5月17日,奥伯兰德第二次被撤销加拿大国籍。
但一年半后,加拿大联邦上诉法院法官以2比1的结果,再次宣布恢复奥伯兰德的加拿大公民身份。当时支持奥伯兰德的法官认为,撤销奥伯兰德公民身份的决定,忽视了当年他加入纳粹的现实原因。
“对奥伯兰德的裁决,是加拿大政府在对待纳粹问题上失败的象征。”裁决公布后,人权倡导者、加拿大犹太人大会前负责人伯尼·法伯称,“整个故事充满了悲伤和讽刺,奥伯兰德十分清楚说谎让他获得了公民身份,但我们却在接受一个完全违背事实的呼吁。”
移民部仍然没有放弃。2012年11月,时任加拿大移民部长再次通知奥伯兰德,他的加拿大籍公民身份被撤销。
多方争议了两年多后,2015年1月,上诉法院法官认为奥伯兰德仅为纳粹工作了3到4年的时间,在战争结束时他是自愿选择投降的,因此第三次宣布恢复奥伯兰德的加拿大公民身份。 这期间,奥伯兰德的妻子玛格丽特去世。女儿艾琳·鲁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父亲的晚年生活十分艰难,他失去了自己的妻子,仍在为身份而努力。他希望看到公正,希望看到自己被正名。”
但加拿大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后裔委员会前主席西德尼则表示:“奥伯兰德隐瞒了自己的滔天罪行,选择了加拿大这样开放的国家安度余生。对于受害者及其家属来说,这始终是一个难以愈合的伤口。”
“对加拿大政府来说这是永远的耻辱。”知名“纳粹猎人”迈蒙尼德更是直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达5000名战犯逃往加拿大,但在该国没有一名纳粹被成功起诉。”
不过,事情正在发生变化。
随着世界各国对二战纳粹分子的追踪和审判,越来越多的纳粹“小人物”浮出水面,他们当年可能是会计、翻译、守卫……
个体在集体罪责中究竟该承担什么责任,没有直接参与屠杀的“纳粹齿轮们”到底是“有罪”还是“无辜”,如何划清两者间的界限,这些成为国际上争议越来越大的问题。
“恶的化身不都是残暴,也有可能是平凡、敬业、忠诚的小公务员……由于没有思想、盲目服从而犯下的罪,也并不能以‘听命行事’或‘国家行为’的借口得到赦免。”德国犹太裔哲学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一书中的这段话,逐渐被认可。
2015年,“奥斯维辛的会计”、时年93岁的奥斯卡,被德国法院判刑4年,他被指控是屠杀30万名匈牙利籍犹太人的帮凶。在1942至1944年间,奥斯卡作为德国党卫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执勤,主要任务是管理囚徒们的钱币、首饰等有价值物品。
当时,奥斯卡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表示了悔恨,但是,受害者及家属并没有原谅他。
一名参与纳粹战犯审判的法官表示,正是由于这些人的参与,希特勒的“死亡机器”才得以運转。因此,无论在纳粹中从事什么工作,是否杀过人,只要为集中营工作过,就可治罪。
2018年,94岁的约翰·雷柏根作为“共犯”在德国法庭受审,他曾于1942至1944年间在波兰北部的斯图特霍夫集中营担任过守卫,这个集中营中有6万多人被杀害。
“看到老人坐在轮椅上进入审判室,心里并不好受。”一位大屠杀幸存者的孙子本杰明·科恩在采访中说,但他更为70年后才迟迟到来的审判感到遗憾。
鉴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2017年6月,奥伯兰德的加拿大国籍第四次被撤销。
奥伯兰德依旧提起了上诉,但这一次,联邦上诉法院没有再为奥伯兰德“正名”。
2019年4月24日,奥伯兰德的上诉被驳回。他的律师博尔顿说,奥伯兰德家人对裁决感到非常震惊,“试想一下,95岁的奥伯兰德,身体虚弱地被塞进飞机,远离自己的家人……人们应该冷静地看待问题”。
人权倡导者伯尼·法伯的回应是,“想想纳粹受害者的悲惨经历,他们可没活到95岁”。
〔本刊责任编辑 周 雨〕
〔原载《看天下》2019年第14期〕
白发苍苍的奥伯兰德目光黯淡下来,24年的“国籍保卫战”彻底溃败,他将很快被自己居住了65年的国家加拿大驱逐出境,无处可归。
从1995年到2019年的24年间,加拿大政府前后4次剥夺了奥伯兰德的国籍,理由是他曾加入纳粹行刑队——就算是没有直接参与杀人,但依然有罪。
而这24年间,奥伯兰德也不断奔走在和国家打官司的路上,期间,他失去了自己最亲密的盟友——妻子玛格丽特。
加入纳粹时,17岁的奥伯兰德怎么也不曾料到,这个决定会影响自己的一生。
老邻居是一名纳粹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部小城滑铁卢的社区里,邻居们眼中的奥伯兰德夫妇是一对“温和”“谦逊”的模范夫妻。奥伯兰德事业成功,是家庭的经济支柱,而玛格丽特则是一位优秀的妻子,二人共同将孩子抚养长大。
1954年,奥伯兰德夫妇在加拿大魁北克入境。那时,刚步入而立之年的奥伯兰德身材挺拔,会讲德语、俄语,加上有建筑方面的经验,很快他就在建筑公司找到了工作,并举家搬到了滑铁卢。
奥伯兰德在工作上非常努力,4年后,他成立了自己的建筑公司。
1960年,奥伯兰德夫妇获得了加拿大公民身份。对于社区的邻居们来说,获得加拿大国籍,对这样一对“遵纪守法”“努力为社区做贡献”的夫妻来说,是理所應当的。
但1995年1月,奥伯兰德的人生走向了另一条路。两名加拿大军官突然到访,询问了他过去在纳粹德国的服役情况。
资料显示,奥伯兰德于1924年出生在哈尔施塔特(今属奥地利),祖父和父亲都是内科医生,母亲是护士。
1941年,哈尔施塔特被德军占领,由于从小就读于俄德双语学校,17岁的奥伯兰德凭借语言优势,被德军征作翻译。
根据非政府组织德加议会在2018年披露的一份名为《奥伯兰德案件始末》的文件显示,奥伯兰德的工作职责是窃听和翻译苏联广播、在谈判期间担任口译员、参与德国军方对当地民众的审问、看守军事用品等。
不过,在1953年接受加拿大移民官员问询时,奥伯兰德的这段经历并没有被记录在案。事实上,他曾在纳粹行刑队服役过一年半的时间。有统计显示,该组织在二战期间屠杀了近10万人,其中包括婴儿、妇女等。
1995年的这一天,奥伯兰德向来访的加拿大军官坦白了自己的纳粹经历,几天后,他被加拿大政府诉以反人类罪。时任加拿大司法部长的艾伦·洛克指出:“加拿大战争委员会提交的针对奥伯兰德的证据令人惊讶。”
从这一年起,奥伯兰德开始了漫长的“国籍保卫战”。
“整个故事充满了悲伤和讽刺”
“虽然曾在17岁时加入过纳粹,但我是被胁迫的,从来未认可过纳粹的理念,也没有杀过任何人。”遭到起诉后,奥伯兰德坚称自己无罪,并称当时未成年的自己也是一名受害者。
记录也显示,他的母亲确实多次向德军提出抗议,但均遭到拒绝。
尽管如此,2000年加拿大联邦法官安德鲁·麦凯依然宣布,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奥伯兰德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反人类罪行,但他在接受移民官员问询时存在隐瞒行为。基于此,根据加拿大法律,加拿大政府有权剥夺其国籍,并将其驱逐出境。2001年,加拿大政府首次撤销了奥伯兰德的国籍。
随后,一份来自加拿大全国各地12000人的联名请愿书——其中700份签名来自滑铁卢居民——提交到了加拿大安大略省议会,请求政府宽大处理奥伯兰德。请愿书中写道,奥伯兰德的品行获得了家人和朋友们的认可,“他在移民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不应该成为驱逐他的理由。奥伯兰德为社区贡献了40多年,是加拿大的好公民”。
2004年5月31日,加拿大联邦上诉法院三名法官一致认为,应该恢复奥伯兰德的加拿大公民身份。
这一决定引发了加拿大犹太人团体的强烈抗议。加拿大以色列和犹太事务中心负责人西蒙公开表示:“奥伯兰德正在利用加拿大司法体系逃避责任。”
“加拿大永远不应该成为战争犯的避难所。”时任加拿大移民部长艾哈迈德·胡森也发表严正声明。
在移民部的“死磕”下,2007年5月17日,奥伯兰德第二次被撤销加拿大国籍。
但一年半后,加拿大联邦上诉法院法官以2比1的结果,再次宣布恢复奥伯兰德的加拿大公民身份。当时支持奥伯兰德的法官认为,撤销奥伯兰德公民身份的决定,忽视了当年他加入纳粹的现实原因。
“对奥伯兰德的裁决,是加拿大政府在对待纳粹问题上失败的象征。”裁决公布后,人权倡导者、加拿大犹太人大会前负责人伯尼·法伯称,“整个故事充满了悲伤和讽刺,奥伯兰德十分清楚说谎让他获得了公民身份,但我们却在接受一个完全违背事实的呼吁。”
纳粹小人物的罪与罚
移民部仍然没有放弃。2012年11月,时任加拿大移民部长再次通知奥伯兰德,他的加拿大籍公民身份被撤销。
多方争议了两年多后,2015年1月,上诉法院法官认为奥伯兰德仅为纳粹工作了3到4年的时间,在战争结束时他是自愿选择投降的,因此第三次宣布恢复奥伯兰德的加拿大公民身份。 这期间,奥伯兰德的妻子玛格丽特去世。女儿艾琳·鲁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父亲的晚年生活十分艰难,他失去了自己的妻子,仍在为身份而努力。他希望看到公正,希望看到自己被正名。”
但加拿大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后裔委员会前主席西德尼则表示:“奥伯兰德隐瞒了自己的滔天罪行,选择了加拿大这样开放的国家安度余生。对于受害者及其家属来说,这始终是一个难以愈合的伤口。”
“对加拿大政府来说这是永远的耻辱。”知名“纳粹猎人”迈蒙尼德更是直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达5000名战犯逃往加拿大,但在该国没有一名纳粹被成功起诉。”
不过,事情正在发生变化。
随着世界各国对二战纳粹分子的追踪和审判,越来越多的纳粹“小人物”浮出水面,他们当年可能是会计、翻译、守卫……
个体在集体罪责中究竟该承担什么责任,没有直接参与屠杀的“纳粹齿轮们”到底是“有罪”还是“无辜”,如何划清两者间的界限,这些成为国际上争议越来越大的问题。
“恶的化身不都是残暴,也有可能是平凡、敬业、忠诚的小公务员……由于没有思想、盲目服从而犯下的罪,也并不能以‘听命行事’或‘国家行为’的借口得到赦免。”德国犹太裔哲学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一书中的这段话,逐渐被认可。
2015年,“奥斯维辛的会计”、时年93岁的奥斯卡,被德国法院判刑4年,他被指控是屠杀30万名匈牙利籍犹太人的帮凶。在1942至1944年间,奥斯卡作为德国党卫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执勤,主要任务是管理囚徒们的钱币、首饰等有价值物品。
当时,奥斯卡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表示了悔恨,但是,受害者及家属并没有原谅他。
一名参与纳粹战犯审判的法官表示,正是由于这些人的参与,希特勒的“死亡机器”才得以運转。因此,无论在纳粹中从事什么工作,是否杀过人,只要为集中营工作过,就可治罪。
2018年,94岁的约翰·雷柏根作为“共犯”在德国法庭受审,他曾于1942至1944年间在波兰北部的斯图特霍夫集中营担任过守卫,这个集中营中有6万多人被杀害。
“看到老人坐在轮椅上进入审判室,心里并不好受。”一位大屠杀幸存者的孙子本杰明·科恩在采访中说,但他更为70年后才迟迟到来的审判感到遗憾。
鉴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2017年6月,奥伯兰德的加拿大国籍第四次被撤销。
奥伯兰德依旧提起了上诉,但这一次,联邦上诉法院没有再为奥伯兰德“正名”。
2019年4月24日,奥伯兰德的上诉被驳回。他的律师博尔顿说,奥伯兰德家人对裁决感到非常震惊,“试想一下,95岁的奥伯兰德,身体虚弱地被塞进飞机,远离自己的家人……人们应该冷静地看待问题”。
人权倡导者伯尼·法伯的回应是,“想想纳粹受害者的悲惨经历,他们可没活到95岁”。
〔本刊责任编辑 周 雨〕
〔原载《看天下》2019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