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就在他的书中告诫说，尽管中国时刻都在变化与进步，但如果忽视了科学技术背后的道德支撑，发展出一种自私的物质主义而不再重视社会公共道德的话，即使富裕了，也不会是真正的富裕。
　　
　　100年前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非但现在的中国人不知所以，恐怕百年前的人们也说不出所以然。1910年，一位名叫E.A.罗斯的美国社会学家来到中国，他从华南到华北然后再到西南转了一大圈后，写了一本名叫《China in E.A.Ross’s Eyes》的观察集，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做了详细而不乏深刻的记载。
　　在六个月的行程中，罗斯看到了中国古老的城墙、狭窄拥挤的街道，人们在曲折不平的大路上赶着骡车或推着吱吱咯咯的独轮车；在黑夜来临的时候，街道上一片漆黑，只有北京和上海等极少数大城市装备有煤气灯；在多数地方，人们穿着质地粗糙但又厚实的深蓝色粗布衣服，它们的开口留向侧边而不是中间……
　　最令罗斯感到吃惊的是中国劳动力价格的低廉。据他的观察，一个在上海缫丝厂每天工作11小时的女工，月收入大概在8～11美元，而拥有5000工人的汉阳铁厂，一个普通工人的月薪不过3美元，仅为芝加哥钢铁公司最初级工人薪酬的十分之一。
　　当时西方经济学界盛行一种“黄祸论”的说法：“中国人既聪明又勤劳，一旦他们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用于本国的经济建设与人力开发，中国将迅速发展，其影响力也将无法消除。到那时，西方人仍想维持高工资并使经济不断增值将变得不可能，由此西方社会也不可能再继续拥有这样多的悠闲人士”；有人甚至预测，“中国将变成一个工业制造大国，将通过大量质优价廉的产品把西方国家的产品从中立国家的商品市场上赶走”。因此，西方国家应该联合起来，以制定统一的政策维护自己的利益。
　　罗斯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工业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不可逾越，中国工业的崛起至少需要好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因为中国企业必须先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然后才可能逐步进入国际商品市场，而就当时的平均购买力而言，中国实际消费水平还不到美国的七分之一。罗斯还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中国的劳动力价格越低，商品的价格反而越高，而这与劳动者的基本素质、技术水平及整体的科技水平低下是相关的。
　　对于“保路运动”，罗斯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中国现有的13条铁路中，基本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些铁路都打着“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建造”的旗帜，但工程的全部耗费却远远超过实际应该花的。譬如粤汉铁路，用股东们的话来说，“工程进展的速度几乎像蜗牛爬行一般”，而工地上露天堆放的铁轨、枕木，日晒雨淋，任其生锈腐烂；安徽铁路公司为工程支付了500万两白银，却连一英里的铁轨都不曾铺就。
　　令罗斯感到心惊的是，很多企业或工程的负责人都是标准的官僚，他们既无专业知识也无实际经验，却认为经营工作是“具体而又粗俗的”；公司内部裙带关系盛行，一些人每天抱着水烟袋吸烟却领着数目可观的薪水。一些地方官员，“丝毫不顾及私人企业的死活”，其所作所为就是勒索与要求上贡，以至于很多富有的华侨都不愿回乡投资。
　　基于种种因素，罗斯认为中国的工业化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取得巨大的成就，因为“资金的匮乏、劳动者的无知、官僚的腐败无能和勒索贪污、裙带关系、缺乏专家、经营管理效率低下”等不利因素将长期阻碍其发展，即使有大量廉价劳动力也无济于事。与很多观察者一样，罗斯的结论是：“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人都不必为中国工业发展的威胁感到担心，这将是我们的孙子们应考虑的问题。可以预测的是，如果中国能克服其发展中的种种不利因素，那么在20世纪的后半叶，中国的现代经济观念将有望逐渐形成，并进而影响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走势”。
　　罗斯在书末告诫说，尽管中国时刻都在变化与进步，但他们忽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科学技术背后的道德支撑。放弃了旧式教育后，中国如果发展出一种自私的物质主义而不再重视社会公共道德的话，即使中国富裕了，也不会是真正的富裕。
　　罗斯的书出版于1911年，也就是辛亥革命的那一年。一百年过去了，掩卷沉思，我们不得不为他的种种预见而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