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崇洋”史:欲与白人通婚改良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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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日本电视台”把过去曾拍摄成电影的《鹿鸣馆》翻拍成了电视剧在荧屏播放。该剧改编自日本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写的同名作品,講述的是日本明治时期在推行欧化政策的大背景下,在作为社交场所象征的鹿鸣馆中发生的爱恨情仇。这就把日本人已有些淡忘的“鹿鸣馆”又推到了众人的关注点上。
  豪奢的浮华交际场
  鹿鸣馆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在东京建的一所类似沙龙的会馆,专供当时西化的达官贵人在其中风雅聚会。整体建筑呈意大利文艺复兴式风格,兼有英国建筑的韵味。一楼是大餐厅、会议室和小型图书馆,二楼则是一个超过300平米的舞厅,附带酒吧和台球房。
  1883年11月28日,外务卿(1885年12月日本实行内阁制后改称外务大臣)井上馨与妻子主持了盛大的鹿鸣馆开馆典礼。参加开馆仪式的各级官员、各国公使以及王公等许多显贵和淑女共有1200多人。
  此后,鹿鸣馆就成为日本上层人士进行涉外社交活动的重要场所。井上馨和一些外交官为了招待来自欧美的高官,经常在鹿鸣馆举行有首相、大臣以及他们的夫人小姐参加的晚会、舞会。
  在富丽堂皇的鹿鸣馆内,全身西式打扮装束、受过西方社交礼仪培养的日本名门闺秀,伴着悠扬的舞曲与洋人翩翩起舞,舞姿优雅,华服翻飞,一派高贵典雅、和睦融融的景象。
  为了方便住在横滨的外国官员参加在鹿鸣馆举办的舞会,日方还会在舞会当天,开通从横滨到东京的专列。客人到达终点站新桥后,再由人力车拉到鹿鸣馆。此时的鹿鸣馆时常能见到帽插羽毛、拖着长裙的欧美贵妇出入。馆内鼓乐喧天,彻夜狂欢。宴会厅的餐桌上摆放着高档餐具,美酒佳肴琳琅满目,供客人尽情享用。夜晚,璀璨的烟火在鹿鸣馆外的天空绽放,为晚会增添气氛。
  1887年,首相伊藤博文在鹿鸣馆举办了有400人参加的大型化装舞会。他还在自己的官邸举办化装舞会。曾有人这样评论这场假面舞会,“美煞、笑煞、惊煞、苦煞整个都城。”
  日本文学家内田鲁庵曾这样描述:“当时欧化热的中心是永田町,这一带到处连接着洋式的房子和庭院,时常能够邂逅三三两两穿着洋装的贵妇人……一边沉浸在带有异国情调的贵族气息中,一边走过霞关,隔着坐落在日比谷公园的练兵场,从鹿鸣馆白色的墙壁传出管弦乐美妙的旋律吸引着行人,带来文明的醉熏。”
  有人这样评论鹿鸣馆的舞会,“黄色皮肤的脸面,佩戴着羽毛装饰,束细腰,手拿西式小饰物的日本女性,合着西洋音乐,踏着斯拉夫舞步。这是日本人为了看上去像西洋人而做出的滑稽而悲哀的努力。”
  欧风泛滥遭抵制
  鹿鸣馆落成后,井上馨还把以前成立的与外国人交际的机构挪到馆内,命名为“东京俱乐部”。该俱乐部实行会员制,普通人不许入会,只有日本皇族、高官及民间有财势的人才能加入,而且交谈只限于用英语,以彰显俱乐部的国际性。
  一时间,日本上层社会吃西餐、穿西服、留分头、跳交谊舞、盖洋楼等欧化习俗风靡一时。政府还规定,今后礼服一律采用西服。对西服,社会舆论形容为:“奇哉妙哉,世上洋服。头戴普鲁士帽,脚登法兰西鞋,衣袖英国海军式,裤衩美国陆军式。妇女衬衫贴身穿,大汉斗篷过小腿。”
  更有甚者,与“白人通婚、改良人种”也成了当时的一项倡议,理由是可以提高日本的地位和国民的素质。
  记者高桥义雄写了《日本人种改良论》一书。他提出,“日本人种身体亚于西洋人,因而无法和西洋人竞争。唯有在日本人和西洋人之间产生混血儿,将西洋人的血液输入日本人体内,日本才能够和西洋竞争。”
  明治政府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礼也认为,为了早日实现日本的独立和富强,日本应该改良人种。他甚而劝当时在美国留学的日本青年将美国女性娶回国内,从而为日本孕育出头脑、体质都优良的后代。
  在明治政府“文明开化”方针指引下,鹿鸣馆成了日本欧化主义的象征,不但开日本人穿西服、跳交谊舞的先河,连洋楼本身也成为日本建筑的一道风景。
  但对许多传统的日本人来说,这简直是不可接受的。日本教育家岩本善治在《女学杂志》中指责这种模仿“制造了荒淫的空气”;《国民之友》杂志则批评鹿鸣馆外交为媚外外交;有人嘲笑欧化之风“使日本国的妇女都成了洋人的妾”。
  明治政府的参议胜海舟更是备感忧国,列举出20条时弊,向伊藤博文进言:“近来,高官们无所事事,用于宴会、夜会等流于太平无事奢华之风,舞踏会盛行,成为淫风的媒介,国民对此议论纷纷。上述之事万万不可,当下应对此加以控制,使其适合时宜方可。”
  一味崇洋为修约
  其实,井上馨建造鹿鸣馆并非只是简单地要创造一个跳舞的交际场所,而是另有其更深的用意,那就是修改不平等条约,也就是日本所说的“条约改正”。
  井上馨认为要想达到条约改正的目的,就必须积极摄取欧美文化,“在欧美之力迫近东方之际,作为应对策略,就是要使日本及日本国民成为欧洲之一员、欧洲之国民。也就是说,要在东方建一欧洲式的新帝国。”在他看来,“直接输入西洋文明是日本现代化的特效药,在鹿鸣馆的殿堂里举行西洋式的社交宴会和舞会,就能够和西洋人一样享受同等水准的文化生活。将日本人的生活西洋化,日本就可以从不平等的桎梏中解脱。”
  日本开始尝试修改与外国的条约,始于1871年明治政府派遣的岩仓使团。在与欧美各国的谈判中,对方态度强硬,不仅拒绝了日方的要求,还提出更为苛刻的条件和方案,使团没有达到目的。
  日本第一次正式对外改约是在寺岛宗则就任外务卿时期(1873年-1879年)。1875年7月,日本大藏卿大隈重信照会外务卿寺岛,提出改订海关税则问题。他认为,修改条约是关系国家命脉的大事,尤以海关税更为重要,应当尽快改订,收回海关税则大权。1877年,日本与美英等国展开了收回关税自主权的谈判,遭到拒绝。
  后来改约的重任落在了井上馨肩上。1879年9月,井上馨继任外务卿,他把修改条约的重点从税权转移到治外法权。井上馨认为,要实现修改条约,必须先使日本成为“欧化新帝国”,只有这样,日本才能与世界先进国家立于同等地位。这就是井上馨修建鹿鸣馆大兴欧化之风的用意。然而,这种欧化政策并没有改变西方国家对日本的歧视和压迫。从1880年到1887年,日本政府用了整整八年时间,与欧美列强进行了马拉松式的谈判,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
  其间于1886年10月24日还发生了“诺曼顿”号事件。英国货轮“诺曼顿”号在日本纪州大岛海面沉没,船长和26名船员乘救生艇全部脱险,而25名日本乘客全部溺死。
  经过英国的领事裁判,仅判处船长囚禁3个月,对日本乘客分文未赔。方案公布后,舆论哗然。当年12月12日的《神户又新日报》以《向各位外国船长进一言》为题对此事抗议道:“目前为止,各国轮船对我日本乘客的态度如何呢?包括船长在内的其船员等对我日本人极其冷淡,不仅不把其当人看待,甚至把其视作一种连动物都不如的无生命的货物一般。”现实表明,西方列强拥有不合理的治外法权,政府的修约交涉毫无成效。在民众和部分官员的反对下,1887年7月末,政府宣布改约交涉无限延期。9月中旬,井上馨被迫辞职。
  事实证明,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任务并没有因为推行欧化政策而得到解决。一直到1899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外国在日本的治外法权才被废除,而日本收回关税自主权则是1911年,也就是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成为资本主义列强之时。
  井上馨下台后,欧化主义渐渐式微,日本国粹主义、国家主义势力高涨。1889年2月11日,文部大臣森有礼被刺杀,有传言说刺客是受国粹主义政治家指使。
  随着欧化主义风潮的没落,曾经风光一时的鹿鸣馆也成为无用之物,几经转卖,1927年被卖给了大和生命保险公司作为办公楼使用。1940年3月,大和保险将鹿鸣馆拆除。曾是日本“文明开化”殿堂的鹿鸣馆建筑从此销声匿迹。
  (《看历史》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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