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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明大都是缘水而起的，如起源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起源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两河文明，发祥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相应地，古代建城也自然沿河选址，以水为邻、依水而建自然佳处颇多，然而也不免有一定的隐患。
古人有很多与城市水患斗争的例子，甚至也有为躲避水患而迁都的。如商代五次迁都，都是因彼时国都有河决之患，“乃自相而徙都于耿”。近年来，由于极端天气的影响，我国许多省份暴雨成灾，洪水肆虐，城市被淹，汽车成了渡船，经济损失巨大，百姓生活颇受影响。市民蹚水而行，交通严重堵塞甚至瘫痪，大批上、下班人群滞留在地铁站。其他一些城市也因暴雨骤至，出现了所谓“看海”奇观。于是，城市排水管理问题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对此，我们有必要从古人那里汲取排洪防灾的有益经验。
井井有条的开封城
大致说来，古代城市排水系统，一是依赖城内排水沟渠，二是依靠城中河道，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我国古代的城市排水，在夏商之前相对简陋，至西周以后渐次发展，逐步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排水系统。我国历代制定了许多与城市排水有关的制度和法规，值得今人借鉴。
古人已经深刻意识到，“水失其性，百川逆溢，坏乡邑，溺人民，而为灾也”，所以我国历朝都很重视排水沟渠的疏浚和整修，可谓代不乏人，史不绝书。例如，唐玄宗曾下诏修理两都街市、沟渠、道桥，而其旧沟渠，令当界乘闲整顿疏决。德宗时修石炭、贺兰两堰，并造土堰，开淘渠。五代十国时期，周太祖曾诏开封府淘疏旧壕，以免雨水毁坏百姓庐舍。民间也非常重视城中河道的日常疏通和维护。如唐懿宗咸通年间，“金陵秦淮河中，有小民棹扁舟业以淘河者”。可见，当时已经出现专门以养护河道为业的人，他们负责在河道上挖掘污泥、清除残秽，向管理部门领取报酬。
相对而言，宋代在城市排洪防灾方面所做的工作要更多一些，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制。宋朝对河渠的管理有一套严格而科学的制度，每年定期疏浚河渠，颇见成效。有些制度则以皇帝诏书的形式加以确定。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六月诏：自令后汴水添涨及七尺五寸，即遣禁兵三千，沿河防护。哲宗元祐四年十二月诏：京城内汴河两岸，各留堤面丈有五尺，禁公私侵牟。仁宗天圣二年，张君平等人推出治理河渠的八条建议，其中提及，“民或于古河渠中修建堰碍，节水取鱼，渐至淀淤，水潦暴集，河流不通，则致深害，乞严禁之”。其议被皇帝采纳，诏令颁行。
北宋都城汴京即今开封, 在城市排水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汴京城水系十分发达。英国加迪夫大学建筑系访问学者刘橄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介绍说，当时的北宋汴京城包括3重城壕、4 条穿城河道、各街巷的沟渠以及城内外湖池；外城城壕称护龙河, 宽80 米, 深4.8 米, 估算过水断面约372平方米, 长约30公里, 里城及宫城的城壕分别长12 公里和5.4 公里, 3重城壕总蓄水容量达1765.6万立方米；4 条穿城河道为汴、蔡、五丈和金水4 河。根据文献记载估算, 4条河道总长约30公里, 蓄水总容量约为86.63 万立方米。宋汴京城面积约50 公里,由此可知河道密度约为1.55公里/平方公里, 总蓄水容量约1852.23万立方米。此外,城市大街小巷有明渠暗沟等排水设施, 还有凝祥、金明、琼林、玉津4 个池沼, 据记载池面十分广阔。城市河道密度大、调蓄容量大是宋东京的特点, 整个城市排水系统的规划设计和建造体现了很高的科技水平, 城市排水设施的管理措施也很完备, 是古代城市排水的典范。
当时人们对于城市水系的排洪防灾作用已有深刻认识。成书于北宋元丰七年的《吴郡图经续记》就已明确指出，苏州城发达的河渠水系具有重要的排洪作用，能够“泄积潦，安居民”，“故虽名泽国，而城中未尝有垫溺荡析之患”。
北宋绍圣初年吴师孟著有《导水记》，记载了成都疏导城内河渠的情况，又据《宋史?河渠志》介绍，北宋绍圣元年十一月，李伟言：“清汴导温洛贯京都，下通淮、泗，为万世利。自元祐以来屡危急，而今岁特甚。臣相视武济山以下二十里名神尾山，乃广武埽首所起，约置刺堰三里余，就武济河下尾废堤，枯河基址增修疏导，回截河势东北行，留旧埽作遥堤，可以纾清汴下注京城之患。”在将近千年之前，我们的先民就有了这样的认识，确属难能可贵。
当然，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宋代官员的积极努力，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苏轼。宋神宗熙宁十年七月，黄河决口于澶州曹村，洪水“泛于梁山泊，溢于南靖河”，夺泗入淮，包围徐州城。苏轼称“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及时安定民心，组织当地百姓奋勇抗洪。正如明代诗人吴宽《赋黄鹤接送李贞伯》所赞誉的那样：“自公去后五百载，水流无尽恩无穷。”从这次抗洪至明天启四年的五百余年间，徐州虽水患不断，然终有长堤为屏，一直安然无恙。
苏轼还曾亲自指导疏浚运河，开浚西湖。茅山河、盐桥河是杭州城内的两条大河，北连大运河而入钱塘江。由于江水与河水相混，江潮带的泥沙常常倒灌淤积到河内，殃及市内稠密的居民区，每隔三五年就需要开浚一次，既妨碍航运又费人力物力，居民患厌已久。苏轼“率僚吏亲验视”，组织人员花半年时间整治二河，使“江潮不复入市”。苏轼还大力疏浚西湖，采用一举两得的办法：取淤泥、葑草直线堆于湖中，筑起一条贯通南北的长堤，堤上筑六桥，堤上两旁种植杨柳。为了日后能及时疏浚西湖，苏轼还建立“开湖司”，具体负责西湖的整治和疏浚。由于苏轼在杭州有德于民，当地人民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一长堤称作“苏公堤”。
北京城的排水艺术
明清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改、扩建而成的, 保留并疏浚了大都城的排水沟渠。明朝有记载的排水干渠有内城的大明壕、东沟与西沟和通惠河故道, 以及外城的龙须沟、虎房桥明沟、正阳门东南三里河等。到了清朝, 又增辟了一些新的渠道。最主要的是内城沿东西城墙内侧各开明沟一条、外城三里河以东从大石桥至广渠门内的明沟、以及崇文门东南横亘东西的花市街明沟。据刘橄估算, 明清北京城内河道密度为1.07公里/平方公里, 全城水系总容量为1935.29 万立方米, 每平方米有蓄水容量0.3215 立方米, 分别是唐长安的2.4、3.3 和4.5 倍。这应该是北京城罕有洪涝雨潦之灾的主要原因。 明清时期，人们对城市排洪防灾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清代对于城市排水系统的管护也十分重视，京城内外排水沟渠有专人分段进行管理。顺治元年，定令街道厅管理京城内外沟渠，以时疏浚。若旗民淤塞沟道，送刑部治罪。康熙五年，定修筑城壕例：护城河遇水冲坏处，内城由工部委官修筑；外城由顺天府及五城官修筑；城上挂漏处，由步军统领衙门会同工部委官修补。
彼时的皇宫内帏——紫禁城占地72公顷，宫殿建筑连檐接栋，地面大都为砖石铺设，设有完善排水系统，加之历年的掏挖养护，五百余年来几乎不见暴雨积水记载，可见其排水效果之良好。
宫城内利用自然坡降设计营造了纵横交错、主次分明、明暗结合的庞大的人工排水网络，包括干沟、支线、涵洞、沟眼（明沟穿过台阶或建筑物等障碍物的出入口，通常为券洞形式）等众多排水设施。
紫禁城内总的排水走向是将东西方向的支线排水汇集到南北干沟内，再流入内金水河，最后汇入护城河。各排水分区既要适应总排水趋势，又要根据具体情况酌情处理，以保障水流畅通无阻。为此各院落地面多留有“泛水”，即预先确定的庭院水流落差坡度。院落正中南北走向的御路或甬道，其断面多呈“熊背”式样，即庭院正中的南北向御路或甬道断面通常呈中间略高、两边稍低的形式，工匠以此构造作为院落的分水线。降水时节，雨水首先顺地面坡度流入房基四周的石槽明沟，明沟若遇有台阶或建筑物，则从“沟眼”穿过，或直接通过“钱眼”状的雨水石板汇入暗沟，而后依次通过支线、干线排入内金水河。除了排水干渠以外，紫禁城内外还布置有纵横如蜘蛛网般的二级排水沟（大街两旁的沟渠）和三级排水沟。
而北京另外一处排水艺术的杰作便是北京团城。团城始建于辽代，其内因古树而出名。由于北京地处温带半干旱、半湿润地区，受季风性气候影响，多年平均降水595mm，适合于松柏生长。另外，团城内独特的雨水渗排系统为古树的生长营造了适宜的环境。
刘橄介绍说，团城的优良排水系统源于团城地面除建筑物与古树外，全由青砖铺筑。极少一部分为非渗水青砖，专供人行走，而大部分为倒梯形青砖，底部有沟槽导水，进入涵洞，以蓄水。据李善征等测定，青砖又分为两种，一种上表面有致密层铺于城西北，另一种较小，砖内多气孔，吸水性强，铺于城南。此举减少了地面蒸发面积，充分利用城内降雨量。
在刘橄看来，另一重要设施是渗排涵洞，涵洞深埋，其壁及底部均由青砖铺筑，利于与地下水相互渗透；它在转折处设雨水口，便于清淤和地下通风；深埋的涵洞，有助于提高表层土壤地温，有利于古树生长。雨季时涵洞内积留的雨水渗入土地，而旱季，地下水渗入涵洞，涵洞内水易于流动，以此更易于团城内水源的交流补充。
关于土地利用, 先秦时期就有因地制宜、合理规划的思想。《商君书?算地篇》云:“故为国任地者, 山林居什一, 薮泽居什一, 溪谷流水居什一, 都邑蹊道居什四。”古人在规划城市的时候, 就充分考虑排水防洪的要求, 许多城市的排水设施是与宫殿、城墙等建筑同步规划、同步施工的。排水设施的规模充分考虑了城市发展的需要, 因此历千百年仍能发挥作用。
早在100多年前，法国文学家维克多?雨果就说过，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指出了城市排水系统的重要性。就城市市政建设和发展而言，排洪防灾工程的规划、设计和管护，需要一种科学、长远、可持续的眼光，一些只顾当下利益的短视行为，影响了城市的长远发展和百姓的正常生活，也丢弃了先民的思想智慧，必然是得不偿失。
古人有很多与城市水患斗争的例子，甚至也有为躲避水患而迁都的。如商代五次迁都，都是因彼时国都有河决之患，“乃自相而徙都于耿”。近年来，由于极端天气的影响，我国许多省份暴雨成灾，洪水肆虐，城市被淹，汽车成了渡船，经济损失巨大，百姓生活颇受影响。市民蹚水而行，交通严重堵塞甚至瘫痪，大批上、下班人群滞留在地铁站。其他一些城市也因暴雨骤至，出现了所谓“看海”奇观。于是，城市排水管理问题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对此，我们有必要从古人那里汲取排洪防灾的有益经验。
井井有条的开封城
大致说来，古代城市排水系统，一是依赖城内排水沟渠，二是依靠城中河道，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我国古代的城市排水，在夏商之前相对简陋，至西周以后渐次发展，逐步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排水系统。我国历代制定了许多与城市排水有关的制度和法规，值得今人借鉴。
古人已经深刻意识到，“水失其性，百川逆溢，坏乡邑，溺人民，而为灾也”，所以我国历朝都很重视排水沟渠的疏浚和整修，可谓代不乏人，史不绝书。例如，唐玄宗曾下诏修理两都街市、沟渠、道桥，而其旧沟渠，令当界乘闲整顿疏决。德宗时修石炭、贺兰两堰，并造土堰，开淘渠。五代十国时期，周太祖曾诏开封府淘疏旧壕，以免雨水毁坏百姓庐舍。民间也非常重视城中河道的日常疏通和维护。如唐懿宗咸通年间，“金陵秦淮河中，有小民棹扁舟业以淘河者”。可见，当时已经出现专门以养护河道为业的人，他们负责在河道上挖掘污泥、清除残秽，向管理部门领取报酬。
相对而言，宋代在城市排洪防灾方面所做的工作要更多一些，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制。宋朝对河渠的管理有一套严格而科学的制度，每年定期疏浚河渠，颇见成效。有些制度则以皇帝诏书的形式加以确定。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六月诏：自令后汴水添涨及七尺五寸，即遣禁兵三千，沿河防护。哲宗元祐四年十二月诏：京城内汴河两岸，各留堤面丈有五尺，禁公私侵牟。仁宗天圣二年，张君平等人推出治理河渠的八条建议，其中提及，“民或于古河渠中修建堰碍，节水取鱼，渐至淀淤，水潦暴集，河流不通，则致深害，乞严禁之”。其议被皇帝采纳，诏令颁行。
北宋都城汴京即今开封, 在城市排水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汴京城水系十分发达。英国加迪夫大学建筑系访问学者刘橄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介绍说，当时的北宋汴京城包括3重城壕、4 条穿城河道、各街巷的沟渠以及城内外湖池；外城城壕称护龙河, 宽80 米, 深4.8 米, 估算过水断面约372平方米, 长约30公里, 里城及宫城的城壕分别长12 公里和5.4 公里, 3重城壕总蓄水容量达1765.6万立方米；4 条穿城河道为汴、蔡、五丈和金水4 河。根据文献记载估算, 4条河道总长约30公里, 蓄水总容量约为86.63 万立方米。宋汴京城面积约50 公里,由此可知河道密度约为1.55公里/平方公里, 总蓄水容量约1852.23万立方米。此外,城市大街小巷有明渠暗沟等排水设施, 还有凝祥、金明、琼林、玉津4 个池沼, 据记载池面十分广阔。城市河道密度大、调蓄容量大是宋东京的特点, 整个城市排水系统的规划设计和建造体现了很高的科技水平, 城市排水设施的管理措施也很完备, 是古代城市排水的典范。
当时人们对于城市水系的排洪防灾作用已有深刻认识。成书于北宋元丰七年的《吴郡图经续记》就已明确指出，苏州城发达的河渠水系具有重要的排洪作用，能够“泄积潦，安居民”，“故虽名泽国，而城中未尝有垫溺荡析之患”。
北宋绍圣初年吴师孟著有《导水记》，记载了成都疏导城内河渠的情况，又据《宋史?河渠志》介绍，北宋绍圣元年十一月，李伟言：“清汴导温洛贯京都，下通淮、泗，为万世利。自元祐以来屡危急，而今岁特甚。臣相视武济山以下二十里名神尾山，乃广武埽首所起，约置刺堰三里余，就武济河下尾废堤，枯河基址增修疏导，回截河势东北行，留旧埽作遥堤，可以纾清汴下注京城之患。”在将近千年之前，我们的先民就有了这样的认识，确属难能可贵。
当然，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宋代官员的积极努力，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苏轼。宋神宗熙宁十年七月，黄河决口于澶州曹村，洪水“泛于梁山泊，溢于南靖河”，夺泗入淮，包围徐州城。苏轼称“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及时安定民心，组织当地百姓奋勇抗洪。正如明代诗人吴宽《赋黄鹤接送李贞伯》所赞誉的那样：“自公去后五百载，水流无尽恩无穷。”从这次抗洪至明天启四年的五百余年间，徐州虽水患不断，然终有长堤为屏，一直安然无恙。
苏轼还曾亲自指导疏浚运河，开浚西湖。茅山河、盐桥河是杭州城内的两条大河，北连大运河而入钱塘江。由于江水与河水相混，江潮带的泥沙常常倒灌淤积到河内，殃及市内稠密的居民区，每隔三五年就需要开浚一次，既妨碍航运又费人力物力，居民患厌已久。苏轼“率僚吏亲验视”，组织人员花半年时间整治二河，使“江潮不复入市”。苏轼还大力疏浚西湖，采用一举两得的办法：取淤泥、葑草直线堆于湖中，筑起一条贯通南北的长堤，堤上筑六桥，堤上两旁种植杨柳。为了日后能及时疏浚西湖，苏轼还建立“开湖司”，具体负责西湖的整治和疏浚。由于苏轼在杭州有德于民，当地人民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一长堤称作“苏公堤”。
北京城的排水艺术
明清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改、扩建而成的, 保留并疏浚了大都城的排水沟渠。明朝有记载的排水干渠有内城的大明壕、东沟与西沟和通惠河故道, 以及外城的龙须沟、虎房桥明沟、正阳门东南三里河等。到了清朝, 又增辟了一些新的渠道。最主要的是内城沿东西城墙内侧各开明沟一条、外城三里河以东从大石桥至广渠门内的明沟、以及崇文门东南横亘东西的花市街明沟。据刘橄估算, 明清北京城内河道密度为1.07公里/平方公里, 全城水系总容量为1935.29 万立方米, 每平方米有蓄水容量0.3215 立方米, 分别是唐长安的2.4、3.3 和4.5 倍。这应该是北京城罕有洪涝雨潦之灾的主要原因。 明清时期，人们对城市排洪防灾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清代对于城市排水系统的管护也十分重视，京城内外排水沟渠有专人分段进行管理。顺治元年，定令街道厅管理京城内外沟渠，以时疏浚。若旗民淤塞沟道，送刑部治罪。康熙五年，定修筑城壕例：护城河遇水冲坏处，内城由工部委官修筑；外城由顺天府及五城官修筑；城上挂漏处，由步军统领衙门会同工部委官修补。
彼时的皇宫内帏——紫禁城占地72公顷，宫殿建筑连檐接栋，地面大都为砖石铺设，设有完善排水系统，加之历年的掏挖养护，五百余年来几乎不见暴雨积水记载，可见其排水效果之良好。
宫城内利用自然坡降设计营造了纵横交错、主次分明、明暗结合的庞大的人工排水网络，包括干沟、支线、涵洞、沟眼（明沟穿过台阶或建筑物等障碍物的出入口，通常为券洞形式）等众多排水设施。
紫禁城内总的排水走向是将东西方向的支线排水汇集到南北干沟内，再流入内金水河，最后汇入护城河。各排水分区既要适应总排水趋势，又要根据具体情况酌情处理，以保障水流畅通无阻。为此各院落地面多留有“泛水”，即预先确定的庭院水流落差坡度。院落正中南北走向的御路或甬道，其断面多呈“熊背”式样，即庭院正中的南北向御路或甬道断面通常呈中间略高、两边稍低的形式，工匠以此构造作为院落的分水线。降水时节，雨水首先顺地面坡度流入房基四周的石槽明沟，明沟若遇有台阶或建筑物，则从“沟眼”穿过，或直接通过“钱眼”状的雨水石板汇入暗沟，而后依次通过支线、干线排入内金水河。除了排水干渠以外，紫禁城内外还布置有纵横如蜘蛛网般的二级排水沟（大街两旁的沟渠）和三级排水沟。
而北京另外一处排水艺术的杰作便是北京团城。团城始建于辽代，其内因古树而出名。由于北京地处温带半干旱、半湿润地区，受季风性气候影响，多年平均降水595mm，适合于松柏生长。另外，团城内独特的雨水渗排系统为古树的生长营造了适宜的环境。
刘橄介绍说，团城的优良排水系统源于团城地面除建筑物与古树外，全由青砖铺筑。极少一部分为非渗水青砖，专供人行走，而大部分为倒梯形青砖，底部有沟槽导水，进入涵洞，以蓄水。据李善征等测定，青砖又分为两种，一种上表面有致密层铺于城西北，另一种较小，砖内多气孔，吸水性强，铺于城南。此举减少了地面蒸发面积，充分利用城内降雨量。
在刘橄看来，另一重要设施是渗排涵洞，涵洞深埋，其壁及底部均由青砖铺筑，利于与地下水相互渗透；它在转折处设雨水口，便于清淤和地下通风；深埋的涵洞，有助于提高表层土壤地温，有利于古树生长。雨季时涵洞内积留的雨水渗入土地，而旱季，地下水渗入涵洞，涵洞内水易于流动，以此更易于团城内水源的交流补充。
关于土地利用, 先秦时期就有因地制宜、合理规划的思想。《商君书?算地篇》云:“故为国任地者, 山林居什一, 薮泽居什一, 溪谷流水居什一, 都邑蹊道居什四。”古人在规划城市的时候, 就充分考虑排水防洪的要求, 许多城市的排水设施是与宫殿、城墙等建筑同步规划、同步施工的。排水设施的规模充分考虑了城市发展的需要, 因此历千百年仍能发挥作用。
早在100多年前，法国文学家维克多?雨果就说过，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指出了城市排水系统的重要性。就城市市政建设和发展而言，排洪防灾工程的规划、设计和管护，需要一种科学、长远、可持续的眼光，一些只顾当下利益的短视行为，影响了城市的长远发展和百姓的正常生活，也丢弃了先民的思想智慧，必然是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