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目前我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这一数字刺痛着公众们敏感的神经。收入改革分配方案进入最后拉锯中，呼之未出的原因令人心忧
在今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在我任职的最后一年，我们政府将做几件困难的事情，一定要做，努力做好，而不留给后人。”这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按照这个要求，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在年内就会出台。
2010年发改委曾上报了一个版本的方案，但是被退回修改，然后无果。这8年中多次听到方案即将出台的消息，但是这一拉锯战目前仍未结束。长期关注收入分配改革问题的迟福林，曾提出要“以国富优先破题收入分配改革”，首提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他看来进行收入分配改革不能再拖了，已经到了一个“该做决断”的时候了。
利益关系失衡成改革阻力
《小康》：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迟迟没有出台，请您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是？
迟福林：收入分配改革走到这一步，利益关系失衡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矛盾，收入分配改革很长时间没有出台，重要的原因是改革在调节利益失衡方面应该说没有突破，甚至是没有破题，这样收入分配改革出台的难度就逐渐增大。主要的矛盾是利益关系，在利益关系失衡的背景下，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是不可避免的。
《小康》：收入分配改革从2004年开始启动，8年中政府也在不断尝试改革，您认为这8年中最大的突破点是什么？有何评价？
迟福林：应该说这8年多政府在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的再分配方面成效是明显的，从2003年到现在在改善民生、加快基本公共服务进程上面力度是比较大的，出台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但是在理顺初次分配矛盾方面，我们还面临着诸多的问题。
《小康》：您说过“收入分配改革”的共识正在增加，“共识”表现在哪些方面？
迟福林：共识有三大方面：一、已经开始意识到收入分配改革不仅仅是社会领域的一个改革，而且是成为牵动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甚至推动政府转型的决定性因素；二、现在矛盾问题看得越来越清楚了，认识打破利益失衡成为社会转型与改革的突出矛盾；三、解决问题的矛盾点大家又有共识了，比如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包括收入分配秩序混乱这些问题大家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小康》：目前，官员财产公开还停留在财产申报阶段，且申报并未全面施行，而是部分地区带头试行，比如广东“晒官员”，为什么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建立如此艰难？应该怎么做？
迟福林：财产公开制度实际上是一个“玻璃门”，打开这个门的困难在于它更深刻地触及了利益关系。在我看来这件事情做起来并不难，可以让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另外也可以采取局部先做，比如对新走上领导岗位的人员可以要求财产公开，要及早起草相关的规定及法律，以规范性的制度和法律来奠定推进这个制度的基础。
《小康》：由于缺乏工资调整机制的立法程序，公务员收入增减又多是在内部“秘密完成”，导致社会信任度降低，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有何解决办法？
迟福林：政府在整个国民收入大蛋糕里切的比重是过大的，而且劳动报酬这几年是有所下降的，这是不合理的。这些年公务员存在很多不规收入，同样的公务员在不同的地区享受的收入是有差距的，公务员的收入需要规范，需要约束，公务员收入的公开性不强因此社会对它的监督约束也是不到位的。
《小康》：您对即将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何预见和期望？
迟福林：有多方面的期望。一、收入分配改革一定要实现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的“两个同步”(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一定要是实际的同步。二、要建立一个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制度建设尤为重要。三、把中等收入群体作为我们改革的一个大目标，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四、理顺收入分配秩序能够破题，尤其是财产公开一定要下决心了。
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小康》：您多次提到过收入分配改革要从“民富优先”破题，应该怎么去落实？
迟福林：要做到民富优先必须加大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力度，明显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要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还应该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切实改善民生。未来一两年，能否以民富优先破题收入分配改革，对消费主导的转型具有牵动全局的决定性影响。
《小康》：怎样提高中等收入人群比重？
迟福林：首先改革制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税制结构，对城乡居民实施全面的结构性减税，使国民财富更多地向居民倾斜；其次加强居民财产权利保护，尤其是保障广大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建立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机制，使农村居民通过土地要素增值来积累财富。
《小康》：您是首先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学者，现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实施“5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比如广东省，您关注过此事吗？有什么评价？
迟福林：广东、江苏、海南等省都先后提出来，这些地方的GDP的实际增速都在两位数以上，五年左右如果能够率先保持“两个同步”，是有条件来实现国民收入倍增的。二、这些地方都处在经济转型的一个过程中，也迫切需要国民收入倍增来提升国内消费市场。三、这些地方在改善民生、推进公共服务进程中做的是比较好的，为我们全国逐步实现国民收入倍增起到了率先示范的作用。
《小康》：有人对收入倍增计划是质疑的，认为这一计划很可能会增加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如果整体倍增，贫富差距将难以缩小。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就已经不错了，现在连“同步”都没有做到，谈何翻番，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迟福林：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从整体上而言，像江苏、广东这些省份来说，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用“两个同步”就完全可以在5年里实现国民收入倍增，不可能所有的地方都能一下子做到国民收入倍增。二、强调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先行一步。三、通过发达地区先行一步，对落后地区也是一个拉动作用。四、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提出，对促进中国尽快走入消费主导的转型、对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有促进作用的。
《小康》：从初分配的角度看，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制定工资增长计划？
迟福林：制定工资增长计划有三条很重要：一、要形成工资增长的机制，比如说协商谈判机制；二、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合理的确定最低工资收入水平；三、现在行业收入差距很大，一些垄断性行业职工人数占总职工人数不到8%左右，他们的工资和福利加在一起等于全部职工收入的50%左右，要实现工资正常的增长，就要逐步调节行业差距；四、在中小企业工资增长和服务业转型发展过程中和结构性减税相结合。
在今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在我任职的最后一年，我们政府将做几件困难的事情，一定要做，努力做好，而不留给后人。”这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按照这个要求，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在年内就会出台。
2010年发改委曾上报了一个版本的方案，但是被退回修改，然后无果。这8年中多次听到方案即将出台的消息，但是这一拉锯战目前仍未结束。长期关注收入分配改革问题的迟福林，曾提出要“以国富优先破题收入分配改革”，首提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他看来进行收入分配改革不能再拖了，已经到了一个“该做决断”的时候了。
利益关系失衡成改革阻力
《小康》：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迟迟没有出台，请您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是？
迟福林：收入分配改革走到这一步，利益关系失衡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矛盾，收入分配改革很长时间没有出台，重要的原因是改革在调节利益失衡方面应该说没有突破，甚至是没有破题，这样收入分配改革出台的难度就逐渐增大。主要的矛盾是利益关系，在利益关系失衡的背景下，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是不可避免的。
《小康》：收入分配改革从2004年开始启动，8年中政府也在不断尝试改革，您认为这8年中最大的突破点是什么？有何评价？
迟福林：应该说这8年多政府在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的再分配方面成效是明显的，从2003年到现在在改善民生、加快基本公共服务进程上面力度是比较大的，出台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但是在理顺初次分配矛盾方面，我们还面临着诸多的问题。
《小康》：您说过“收入分配改革”的共识正在增加，“共识”表现在哪些方面？
迟福林：共识有三大方面：一、已经开始意识到收入分配改革不仅仅是社会领域的一个改革，而且是成为牵动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甚至推动政府转型的决定性因素；二、现在矛盾问题看得越来越清楚了，认识打破利益失衡成为社会转型与改革的突出矛盾；三、解决问题的矛盾点大家又有共识了，比如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包括收入分配秩序混乱这些问题大家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小康》：目前，官员财产公开还停留在财产申报阶段，且申报并未全面施行，而是部分地区带头试行，比如广东“晒官员”，为什么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建立如此艰难？应该怎么做？
迟福林：财产公开制度实际上是一个“玻璃门”，打开这个门的困难在于它更深刻地触及了利益关系。在我看来这件事情做起来并不难，可以让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另外也可以采取局部先做，比如对新走上领导岗位的人员可以要求财产公开，要及早起草相关的规定及法律，以规范性的制度和法律来奠定推进这个制度的基础。
《小康》：由于缺乏工资调整机制的立法程序，公务员收入增减又多是在内部“秘密完成”，导致社会信任度降低，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有何解决办法？
迟福林：政府在整个国民收入大蛋糕里切的比重是过大的，而且劳动报酬这几年是有所下降的，这是不合理的。这些年公务员存在很多不规收入，同样的公务员在不同的地区享受的收入是有差距的，公务员的收入需要规范，需要约束，公务员收入的公开性不强因此社会对它的监督约束也是不到位的。
《小康》：您对即将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何预见和期望？
迟福林：有多方面的期望。一、收入分配改革一定要实现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的“两个同步”(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一定要是实际的同步。二、要建立一个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制度建设尤为重要。三、把中等收入群体作为我们改革的一个大目标，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四、理顺收入分配秩序能够破题，尤其是财产公开一定要下决心了。
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小康》：您多次提到过收入分配改革要从“民富优先”破题，应该怎么去落实？
迟福林：要做到民富优先必须加大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力度，明显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要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还应该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切实改善民生。未来一两年，能否以民富优先破题收入分配改革，对消费主导的转型具有牵动全局的决定性影响。
《小康》：怎样提高中等收入人群比重？
迟福林：首先改革制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税制结构，对城乡居民实施全面的结构性减税，使国民财富更多地向居民倾斜；其次加强居民财产权利保护，尤其是保障广大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建立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机制，使农村居民通过土地要素增值来积累财富。
《小康》：您是首先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学者，现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实施“5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比如广东省，您关注过此事吗？有什么评价？
迟福林：广东、江苏、海南等省都先后提出来，这些地方的GDP的实际增速都在两位数以上，五年左右如果能够率先保持“两个同步”，是有条件来实现国民收入倍增的。二、这些地方都处在经济转型的一个过程中，也迫切需要国民收入倍增来提升国内消费市场。三、这些地方在改善民生、推进公共服务进程中做的是比较好的，为我们全国逐步实现国民收入倍增起到了率先示范的作用。
《小康》：有人对收入倍增计划是质疑的，认为这一计划很可能会增加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如果整体倍增，贫富差距将难以缩小。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就已经不错了，现在连“同步”都没有做到，谈何翻番，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迟福林：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从整体上而言，像江苏、广东这些省份来说，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用“两个同步”就完全可以在5年里实现国民收入倍增，不可能所有的地方都能一下子做到国民收入倍增。二、强调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先行一步。三、通过发达地区先行一步，对落后地区也是一个拉动作用。四、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提出，对促进中国尽快走入消费主导的转型、对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有促进作用的。
《小康》：从初分配的角度看，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制定工资增长计划？
迟福林：制定工资增长计划有三条很重要：一、要形成工资增长的机制，比如说协商谈判机制；二、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合理的确定最低工资收入水平；三、现在行业收入差距很大，一些垄断性行业职工人数占总职工人数不到8%左右，他们的工资和福利加在一起等于全部职工收入的50%左右，要实现工资正常的增长，就要逐步调节行业差距；四、在中小企业工资增长和服务业转型发展过程中和结构性减税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