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纽约回北京，飞了27个小时，一路都是赶着黑夜走。飞机起飞的时候总是看到下面的城市激动万分地闪着光，好像迫不及待要跟我们分别。中途有7个小时，是在伊斯坦布尔机场里。因为没有签证，只能透过机场巨大的玻璃幕墻，远望清真寺的屋顶。
　　去年飞去纽约的时候，也是在这里转机。戴面纱的姑娘们都在一面红色的玻璃墙前拍照（的确是只露出一双大眼睛，的确是合影的时候不可能区分出彼此），我以为那是什么名胜，兴高采烈地过去看，发现上面赫然写着：“Everybody loves duty-free（每个人都爱免税）！”
　　我读过多次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但真的到了那里，却只能在机场里想象这个在他笔下代表着破败与忧伤的城市。还在北京的时候，曾收到一个朋友从伊斯坦布尔寄来的明信片，昏黄的帆船后是昏黄的城堡，他说：“时节恰好，开满了郁金香。”去超市买菜的路上，没有郁金香，只有三轮车掀起的烟尘，但是看到超市里的黄瓜青椒西红柿油麦菜，还有堆积如山的金黄色芒果，也让我觉得：时节恰好。
　　帕慕克在书里说，小时候他想象有另外一个自己：“每当我不快乐，便想象去另一栋房子、另一种生活、另一个奥尔罕的居处，而终究我总会说服自己或许我就是他，乐趣无穷地想象他是多么幸福，其乐趣一度使我觉得无须到另一个想象中的城区寻找另一栋房子。”就像现在，我总觉得应该另外有一个姑娘，坐在纽约皇后区一栋房子的后院台阶上，一边吃中国超市里买的黄飞鸿麻辣花生，一边计划着晚餐：“是把冰箱里的五花肉烧了，还是干脆把某人叫上，去超市买几斤新鲜海螺呢？”又或者，她应该坐在伊斯坦布尔机场里，百无聊赖地吃一碗日式鸡丝炒面。厨师是个金发碧眼的姑娘，面居然炒得还算地道，面下锅的时候，能清楚听到热油“刺啦”一声，硝烟四起。
　　但另一个理智的自己，明白这一切都不会发生。纽约还是清晨，伊斯坦布尔正当午夜，我甚至不在北京，而是坐在老家的房子里，穿着11年前的旧T恤和淘宝上买的15块钱的短裤，等待妈妈打麻将回来，给我做一顿有仔姜鸭和凉拌青豆的晚饭。
　　为了永生不死，伏地魔将灵魂分裂，制作成七种魂器。我不奢望永生，只不过是希望，自己停留过的城市，都会留下某一部分自己，不管我以后迁移到哪里，她们都可以留在原地，继续生活下去，就如同，我没有离开纽约，我还在伊斯坦布尔的机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