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在重庆采访时，我接到了一个采访对象的电话。对方劈头就说：“你的报道，我看到了。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我这么帮你，给你看那么多材料，你还这样写我！”电话那头，我感受到了对方的失落。
　　但我没有失落，因为报道，这些年接到类似电话的，太多了，我已经产生了极强的抗羞辱能力。
　　举例子吧。前几年，我的《XXX案件的反思》出刊时，XXX几乎歇斯底里地在电话里羞辱我，在她骂兴正浓时，她的老公又抢过她的电话，对我说“弄死你！”此外，XXX还在微博上，不停骂我，并不断地@大V或一些媒体同行。
　　曾在网上骂我的，还有×××和他的很多粉丝。除了他们，骂我的，还有《真假“馨海蝶”——云南“兰花草被盗大案”调查》中的兰花被盗者XXX。
　　当然，在心里骂我的，相信还有很多。
　　骂我的这些人，都有一些共同点：他们都曾是我的采访对象，且他们要么是在现实中遭遇不公，要么是在心理上认为自己有着十足的冤屈。也正因如此，他们才乐于接受采访——人都有趋利避害，即便他们有求媒体才配合采访，倒也无所厚非。
　　问题是：他们只愿意你报道对他们有利的，并乐于提供这方面的消息和证据。一些对他们不利的细节或证据，他们不会说，而且很排斥记者对这些问题的了解或报道。可记者的职责是报道真相，要求客观、独立。
　　客观、独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记者不要被社会情绪裹挟，不能因采访对象是弱者，就要义正辞严、责无旁贷地为对方撑腰。同样道理，不能因对方是贪官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通过道听途说，甚至是材料的捏造去痛打落水狗。
　　记者只讨好真相，他们谁也不讨好，这注定是孤独、没有朋友的。因为你的客观报道，或多或少会得罪你的一些采访对象，但这些采访对象又曾是帮助过你的人，甚至有的采访对象本身就是报道的主角，他们长时间接受你采访并给你提供很多证据和资料。
　　但记者还是“得罪”了他们，原因是：他们向记者叙述或提供证据时，只提供对他们有利的，对自身存在的问题，拒不承认或隐瞒。但一篇客观报道，记者不可能只采访他或她一个人，记者会采访很多人，通过对不同的采访对象，来掌握更详尽的资料和证据。随后，才在很多证据或口述的交叉中，还原真相。
　　我们知道：真相是残忍的，它不因你的好恶而存在或消失。通过对庞杂的采访内容进行分析，我们发现：谁说了谎话，谁隐瞒了什么？文章成稿的时候，揭示真相的记者，也就成了一个冷血的人，并为真相背骂名、背黑锅。
　　记者冤不冤？我们只是把这个真相揭开而已，我们和采访对象非亲非故，更没有理由故意去否定谁、肯定谁，但残忍的真相，真不是每个采访对象都能平静面对的。
　　这样，那些第一时间给你报料、积极反应诉求的人，潜意识里，他们认为你是他们叫来的，理所当然听他们的话。可最终，你还听了他的“敌对方”的说法，那简直是冒犯了他们，甚至认为“你可能拿了对方的好处”。
　　利益会让人不知不觉地扭曲自身。一些采访对象接受你的采访时，希望你客观报道。但事情有复杂、多面性，并不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还要看他说的，有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此外，除了尊重他说什么之外，他的“敌对方”讲的，对记者同样很重要。因为客观性是建立在对多方采访对象全面了解的基础上，而不是某个采访对象自认为的“那个客观”。
　　只有认清这点，被报道者在面对一些对他们不利的残忍真相时，才不会认为记者“出卖”了他、“背叛”了他。
　　对这类采访对象，他们原谅也好，痛骂也罢，记者都不应放弃自身使命：记者不是某个人的记者，记者应该是为公共利益而守望，他们的使命是为客观叙述真相而在。
　　但现实中，我们看到一些媒体在报道时，一看对方是社会底层、是弱势群体，就忙：不迭、不遗余力地为底层人呐喊。此情，感天动地，但不是一个职业记者应有的姿态和行为，记者只对真相负责。
　　但这类记者常常认为：对方都这么惨了，你还不能为他们说话，你太冷血了，还有没有道德啊？可是，媒体是民政部门吗？是司法部门吗？是为救济弱者而在吗？
　　事实上，一些急于为底层人站台的记者，在面对大官或资本大佬时，也常常无条件地写出“领导或资本大佬是绝对正确、完全英明”的稿子。他们在面对贪官时，也喜欢道听途说，甚至捏造“事实”去抹黑贪官，因为他们认为，“对方都成贪官了，怎么写都是安全的，已经没有人愿意为贪官说话或争辩了，贪官和他的家人此时在焦头烂额地应付，哪有空理会媒体的报道”。
　　但，这真的是我们社会需要的报道吗？
　　那么，记者究竟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我认为，记者一定要有底层人的情怀，怀有悲悯之心，关照底层人，但一定不能扭曲事实！因为记者的立场，是依附于事情的真相。换句话说，立场是由真相来决定的，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