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2年12月中旬从上海来北京前，学者吴景平收到定居美国纽约的宋子文长女冯宋琼颐女士的电子邮件：“海南宋氏祖居文化公园项目进展如何？什么时候奠基？我已经84岁了，再不去就没时间去了。”尽管吴景平比冯宋琼颐小22岁，却无碍两人成为忘年交——一位是宋子文的家人，另一位是研究宋子文最权威的学者。早在4年前，冯宋琼颐就授权复旦大学吴景平教授整理和出版典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宋子文档案，因为她知道，研究宋子文近30年的吴景平会对她父亲负责，对历史负责。
除了冯宋琼颐，藏有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孔祥熙档案及其它重要史料的胡佛研究院也非常信任吴景平。2012年11月底，胡佛研究院与复旦大学共同主办“现状与未来：档案典藏机构与近代人物研讨会”，与会者除了美、英、俄、德、日等国以及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知名档案机构、图书馆的代表，还不乏近代中国知名人物的后代，有些重要档案文献更是首次较全面地被专门介绍到中国大陆。
“我们要把世界各地的档案文献集中起来。近代中国人物的档案有很多散落海外，尤其是民国时期那几十年的历史，空白太多。现在中国强大起来了，讲求文化软实力，树立民族自信，如果我们对自己过去的了解都不完整，是说不过去的。”吴景平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到世界各地搜集中国近代历史档案这项工作，他已经做了8年。
发现了一个新宝藏
上世纪80年代，吴景平读硕士期间，研究的是国民党的对日政策，其中涉及国民党主要人物蒋介石、宋子文等人。到了博士阶段，他研究的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思想史其实研究的就是人物思想”。当时，吴景平面临几个选择，比如研究孙中山、李大钊或陈独秀等人的政治思想，但他却选择了宋子文。一方面是因为在查阅前人对宋子文的研究成果时，他发现没有一篇专门研究宋的论文，“关于他的文集、选集、资料汇编，都是空白”；另一方面，吴景平在自己搜集资料的过程中，体会到宋子文的与众不同：“他是国民党代表人物中很早就明确‘中国绝不能对日本妥协’观点的人，而蒋介石则是一会儿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一会儿又联共抗日。宋子文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他的意见经常和蒋介石、汪精卫发生很大的冲突，他反对国民党政权为了内战、‘剿共’而举债。他告诉蒋介石：‘我已经承诺不会这样做，你们还要我做，那我只能辞职。’已经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中非常清楚地记载了抗战爆发前夕中共对宋的高度评价，对他寄予极大的希望，认为宋子文的态度、立场、作用是可以相信的。”吴景平说。
吴景平看过大量的旧报刊和美、英等国的外交档案，其中都有关于宋子文的记载。为了使自己的博士论文有所创新，他把这些散落各处的资料汇集起来，想看看会有什么发现。经过整理、研究，终于写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
因为是第一篇专门研究宋子文的论文，吴景平的文章被海内外学者广泛引用。2004年，胡佛研究院与吴景平取得联系：“你研究宋子文，那你应该来我们这里看看他的档案。”原来，宋子文的档案很早以前就由他的后人捐给了胡佛研究院。从那一年起，吴景平开始蹲守在胡佛研究院，查阅、整理和研究宋子文档案；并于2012年10月起，开始对宋子文档案进行高精度彩色扫描，推进宋子文档案的数据库制作。
在胡佛研究院，吴景平对宋子文又有了很多新的发现。“关于蒋介石与宋子文的关系，以往我们理解得比较简单，都知道蒋、宋不和，至于不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却不清楚。”在宋子文的档案中，吴景平发现，早在广州国民政府时期，两人就有矛盾了。当时，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宋子文是央行行长，两人因为军费问题产生了矛盾。蒋介石要求增加额外军费8万元，宋子文则反对，蒋介石就找到当时的财政部长廖仲恺，试图通过廖给宋施加压力。胡佛档案馆的档案中就保留了宋子文给廖仲恺的亲笔信，大意为：“廖部长：您打算给蒋将军8万元，我知道您的难处，也知道蒋将军的难处，但没有人知道我的难处，今后我也不敢奢望得到别人的理解。我答应过当月15日给您25万元，如果您现在提出8万元，这笔款子必须从25万元中扣除，不然的话我只有辞职，别无选择。”结果，廖仲恺接受了宋子文的意见。
吴景平并不是那种全面肯定他的研究对象的学者。“了解蒋宋矛盾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体制——更偏重人治。宋子文制定的方案得不到遵守，制度往往被打破，宋子文有时也不得不妥协。”
在美国，吴景平也发现了很多其他人物的历史档案。“很丰富，包括清政府的、孙中山的，有关于蒋介石政权的，也有汪伪政权的，等等，国内都没有。”吴景平说。“真像发现了一个新宝藏，你会发现这些档案原来可以让你的历史观发生那么多的改变。它们如此重要，却静静地被安放在一个国内学者够不到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的研究会面临更大的困难。我想，现在我们的研究条件和经济条件都很好，学者应该有所作为。”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对海外档案着迷。不但屡次亲自或派人去胡佛研究院摘录档案，还拜访国外多所大学，寻找档案的蛛丝马迹。
这些年来，吴景平也算是找档案出了“名”。胡佛研究院和复旦大学主办的研讨会结束后，陈立夫的侄孙女和她丈夫专门从美国到中国，找到吴景平，拿出了很多陈立夫晚年的手稿和照片。她说：“这些东西怎么处理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不能扔，但是我们年纪大了，我们的孩子是不是会扔掉，我们就无法左右了。虽然我们人已经移居到美国，但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恐怕还是中国需要。”
有些文物级档案成为碎片后，只能当垃圾扫掉
环球人物杂志：您为整理流落在国外的民国档案花费了很多时间、精力。又要亲自去摘抄、扫描，又要组织学术研讨会，您认为这个工作的价值在哪里？
吴景平：很简单，就是让这些史料回归祖国。比如说宋子文档案原件的所有权属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回归中国有一定困难，但在和我们合作之后，他们第一次允许学者把原件电子化，我们就把电子版带回来了。 近代中国社会动荡，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曾非常低下。中国人做出过的各种努力、我们曾经有过的各种机会，这些相关记载对我们的今天和未来都非常重要，但在国内这方面记载并不完整。比如，我们经常讲到创办过《万国公报》的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可是多少年来关于他，我们所写的东西就是那几句话、那几件事：《万国公报》是1868年9月5日在上海由林乐知等传教士创办的一份刊物；同时也是对中国近代发展影响巨大而深远的刊物之一；1899年2月《万国公报》还最早把马克思以及他的《资本论》介绍到中国来……其它就没有了。现在，林乐知的完整档案我们在美国找到了，位于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图书馆里有大量他当年在中国生活时的书信、文稿，还有他当时拍摄的照片。这其实只是一个小角落，海外关于中国的历史资料文献远比我们想象中丰富。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这些档案会散落海外？
吴景平：战乱和社会不安定是一方面。另外，晚清以来，来华的外国人很多，他们的目的、所到的地区、接触的社会阶层都不一样，总会留下一些记录。而很多中国近代知名人物，随着他们本人及子女在海外定居，档案也会跟着出去。
可以这样说，晚清以来，尤其是国民政府时期，我们所知道的那些知名人物，大部分或绝大部分都在海外有资料。比如胡佛研究院有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张嘉等人的档案，哥伦比亚大学有张学良和赵四小姐、顾维钧、陈光甫等人的档案，还有关于西安事变、国共合作的档案。有些中间人士，像中国青年党（于1923年12月2日在法国巴黎成立，曾经是中国现代史上仅次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三大政党）领导人曾琦、陈启天等，曾经在民国时期有过重要地位，他们个人的回忆录、日记等档案，我们在美国都发现了，也是由他们的后人分别捐给胡佛研究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的。
环球人物杂志：档案对于历史学者来说，重要性有多大？
吴景平：档案包括公务活动所形成的有制约性的文件，法律和非法律的，也有私人函稿和日记等。除了文字，还有照片、录音、图像及其它载体。历史已经过去，无法再现，但凭借档案，我们就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历史，更重要的是理解历史，证实历史的可信度。没有档案，我们只能相信或依靠口头传述的内容，这是留不下一部信史的。我们要重视历史的可信度，尤其是近现代以来这段历史，档案文献在里边起到的是关键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比如西藏问题。1943年，中英就西藏到底是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争得不可开交，西藏当局通过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服务处对美国当局说，希望美国支持西藏。美国国务院方面就告诉战略情报服务处的负责人说，美国历届政府一直认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支持西藏当局的独立要求。我们今天只要把这句话搬出来，美国就不能说“这个问题是悬而未决的”这样的话。
现在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很多近现代档案在海外这么多年来，很少有人去全面梳理和研究。而国内学者又不了解外面的情况，什么地方有档案？包括什么内容？都不清楚。
环球人物杂志：全面梳理的工作量很大。有些档案即使现在扫描了，可能未来几十年也不会被看到和用到。
吴景平：很多工作往往都不会马上就有明显的效果，也不列入考核计划。但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做。
尊重历史，包括尊重和善待这些历史档案。在国外的档案馆里，好多中国档案一方面利用得很少，另一方面，不容易被管理。比如档案只有英文版目录，而且目录中有很多错误，甚至连中国人的人名在英文中该怎么翻译都搞不清楚。这么珍贵的档案，却被人们手上的汗、灰来回折腾，要复印了就把档案放到机器上压一下，再经过强光照射，久而久之，很多文物级档案拿出来后就会成为碎片……这样的情景，很多学者都亲身经历过。
每次阅读完以后，能放回去还好，如果有碎片掉下来，就完了。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碎片在原件中处于什么位置，只能当垃圾扫掉。如果我们不去寻找、整理、抢救现存档案的话，它们很可能会永远消失。
打破“庆龄爱国，霭龄爱钱，美龄爱权”的思维定式
环球人物杂志：长期以来，档案缺失，是不是会影响我们对历史的认识？
吴景平：是会影响到人们历史认识的完整、客观、真实。比如宋美龄，以往人们会认为她是一个政治人物。宋氏三姐妹中宋庆龄爱国、宋霭龄爱钱、宋美龄爱权，这种认识已经基本上是一个定式了。但通过对胡佛研究院里宋美龄书信的研究，可以看出，宋美龄和蒋介石成婚以后，非常明确地提出保留自己的独立性，不希望简单成为一个将军或委员长的夫人，所以她后来对妇女、儿童工作，医疗卫生，难民工作持之以恒的关注，都不是偶然。像这样的历史人物，以往很难出现新的研究、评价，因为没有新的资料。在已经把她定义为负面人物后，很少有人再去研究这些问题。现在看来，对历史，我们有必要做出更为客观、全面、科学的理解和评价，无论是为了还原历史还是理解历史。
环球人物杂志：但全面掌握只能是相对而言，我们可能永远做不到全面掌握。
吴景平：至少要有这种意识。我们有时没有全面掌握，甚至完全不掌握，可自认为已经都知道了。在这个基础上给出的历史重大问题、史实的论述和那些结论性的判断，是有愧于历史的，无法给人启迪。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流行的历史书写方法中，以人物为主体的不多，人物都被碎片化，您为什么要把人物作为主要研究的对象和线索？
吴景平：在我们现有的主流历史叙述中，个人是没有完整、全面的地位的，只有所谓的通史。这种历史写法的好处是，可以把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与走向描绘出来，比如抗战时中国牺牲了多少人，生命、财产损失了多少。但在这种写法之下，每个个体都没有他们的地位，他们的存在价值实际上处于一种被无视的状态，对后人没有意义。只注重这种历史叙述的话，史观会发生扭曲，我们这一代人最终也会被后人漠视，乃至遗忘。
不尊重历史的国家也好，民族也好，某一个企业、个人也好，都是没有希望的。它的昨天已经没有了，也不会有明天。它只有今天。
除了冯宋琼颐，藏有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孔祥熙档案及其它重要史料的胡佛研究院也非常信任吴景平。2012年11月底，胡佛研究院与复旦大学共同主办“现状与未来：档案典藏机构与近代人物研讨会”，与会者除了美、英、俄、德、日等国以及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知名档案机构、图书馆的代表，还不乏近代中国知名人物的后代，有些重要档案文献更是首次较全面地被专门介绍到中国大陆。
“我们要把世界各地的档案文献集中起来。近代中国人物的档案有很多散落海外，尤其是民国时期那几十年的历史，空白太多。现在中国强大起来了，讲求文化软实力，树立民族自信，如果我们对自己过去的了解都不完整，是说不过去的。”吴景平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到世界各地搜集中国近代历史档案这项工作，他已经做了8年。
发现了一个新宝藏
上世纪80年代，吴景平读硕士期间，研究的是国民党的对日政策，其中涉及国民党主要人物蒋介石、宋子文等人。到了博士阶段，他研究的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思想史其实研究的就是人物思想”。当时，吴景平面临几个选择，比如研究孙中山、李大钊或陈独秀等人的政治思想，但他却选择了宋子文。一方面是因为在查阅前人对宋子文的研究成果时，他发现没有一篇专门研究宋的论文，“关于他的文集、选集、资料汇编，都是空白”；另一方面，吴景平在自己搜集资料的过程中，体会到宋子文的与众不同：“他是国民党代表人物中很早就明确‘中国绝不能对日本妥协’观点的人，而蒋介石则是一会儿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一会儿又联共抗日。宋子文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他的意见经常和蒋介石、汪精卫发生很大的冲突，他反对国民党政权为了内战、‘剿共’而举债。他告诉蒋介石：‘我已经承诺不会这样做，你们还要我做，那我只能辞职。’已经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中非常清楚地记载了抗战爆发前夕中共对宋的高度评价，对他寄予极大的希望，认为宋子文的态度、立场、作用是可以相信的。”吴景平说。
吴景平看过大量的旧报刊和美、英等国的外交档案，其中都有关于宋子文的记载。为了使自己的博士论文有所创新，他把这些散落各处的资料汇集起来，想看看会有什么发现。经过整理、研究，终于写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
因为是第一篇专门研究宋子文的论文，吴景平的文章被海内外学者广泛引用。2004年，胡佛研究院与吴景平取得联系：“你研究宋子文，那你应该来我们这里看看他的档案。”原来，宋子文的档案很早以前就由他的后人捐给了胡佛研究院。从那一年起，吴景平开始蹲守在胡佛研究院，查阅、整理和研究宋子文档案；并于2012年10月起，开始对宋子文档案进行高精度彩色扫描，推进宋子文档案的数据库制作。
在胡佛研究院，吴景平对宋子文又有了很多新的发现。“关于蒋介石与宋子文的关系，以往我们理解得比较简单，都知道蒋、宋不和，至于不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却不清楚。”在宋子文的档案中，吴景平发现，早在广州国民政府时期，两人就有矛盾了。当时，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宋子文是央行行长，两人因为军费问题产生了矛盾。蒋介石要求增加额外军费8万元，宋子文则反对，蒋介石就找到当时的财政部长廖仲恺，试图通过廖给宋施加压力。胡佛档案馆的档案中就保留了宋子文给廖仲恺的亲笔信，大意为：“廖部长：您打算给蒋将军8万元，我知道您的难处，也知道蒋将军的难处，但没有人知道我的难处，今后我也不敢奢望得到别人的理解。我答应过当月15日给您25万元，如果您现在提出8万元，这笔款子必须从25万元中扣除，不然的话我只有辞职，别无选择。”结果，廖仲恺接受了宋子文的意见。
吴景平并不是那种全面肯定他的研究对象的学者。“了解蒋宋矛盾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体制——更偏重人治。宋子文制定的方案得不到遵守，制度往往被打破，宋子文有时也不得不妥协。”
在美国，吴景平也发现了很多其他人物的历史档案。“很丰富，包括清政府的、孙中山的，有关于蒋介石政权的，也有汪伪政权的，等等，国内都没有。”吴景平说。“真像发现了一个新宝藏，你会发现这些档案原来可以让你的历史观发生那么多的改变。它们如此重要，却静静地被安放在一个国内学者够不到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的研究会面临更大的困难。我想，现在我们的研究条件和经济条件都很好，学者应该有所作为。”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对海外档案着迷。不但屡次亲自或派人去胡佛研究院摘录档案，还拜访国外多所大学，寻找档案的蛛丝马迹。
这些年来，吴景平也算是找档案出了“名”。胡佛研究院和复旦大学主办的研讨会结束后，陈立夫的侄孙女和她丈夫专门从美国到中国，找到吴景平，拿出了很多陈立夫晚年的手稿和照片。她说：“这些东西怎么处理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不能扔，但是我们年纪大了，我们的孩子是不是会扔掉，我们就无法左右了。虽然我们人已经移居到美国，但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恐怕还是中国需要。”
有些文物级档案成为碎片后，只能当垃圾扫掉
环球人物杂志：您为整理流落在国外的民国档案花费了很多时间、精力。又要亲自去摘抄、扫描，又要组织学术研讨会，您认为这个工作的价值在哪里？
吴景平：很简单，就是让这些史料回归祖国。比如说宋子文档案原件的所有权属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回归中国有一定困难，但在和我们合作之后，他们第一次允许学者把原件电子化，我们就把电子版带回来了。 近代中国社会动荡，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曾非常低下。中国人做出过的各种努力、我们曾经有过的各种机会，这些相关记载对我们的今天和未来都非常重要，但在国内这方面记载并不完整。比如，我们经常讲到创办过《万国公报》的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可是多少年来关于他，我们所写的东西就是那几句话、那几件事：《万国公报》是1868年9月5日在上海由林乐知等传教士创办的一份刊物；同时也是对中国近代发展影响巨大而深远的刊物之一；1899年2月《万国公报》还最早把马克思以及他的《资本论》介绍到中国来……其它就没有了。现在，林乐知的完整档案我们在美国找到了，位于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图书馆里有大量他当年在中国生活时的书信、文稿，还有他当时拍摄的照片。这其实只是一个小角落，海外关于中国的历史资料文献远比我们想象中丰富。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这些档案会散落海外？
吴景平：战乱和社会不安定是一方面。另外，晚清以来，来华的外国人很多，他们的目的、所到的地区、接触的社会阶层都不一样，总会留下一些记录。而很多中国近代知名人物，随着他们本人及子女在海外定居，档案也会跟着出去。
可以这样说，晚清以来，尤其是国民政府时期，我们所知道的那些知名人物，大部分或绝大部分都在海外有资料。比如胡佛研究院有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张嘉等人的档案，哥伦比亚大学有张学良和赵四小姐、顾维钧、陈光甫等人的档案，还有关于西安事变、国共合作的档案。有些中间人士，像中国青年党（于1923年12月2日在法国巴黎成立，曾经是中国现代史上仅次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三大政党）领导人曾琦、陈启天等，曾经在民国时期有过重要地位，他们个人的回忆录、日记等档案，我们在美国都发现了，也是由他们的后人分别捐给胡佛研究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的。
环球人物杂志：档案对于历史学者来说，重要性有多大？
吴景平：档案包括公务活动所形成的有制约性的文件，法律和非法律的，也有私人函稿和日记等。除了文字，还有照片、录音、图像及其它载体。历史已经过去，无法再现，但凭借档案，我们就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历史，更重要的是理解历史，证实历史的可信度。没有档案，我们只能相信或依靠口头传述的内容，这是留不下一部信史的。我们要重视历史的可信度，尤其是近现代以来这段历史，档案文献在里边起到的是关键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比如西藏问题。1943年，中英就西藏到底是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争得不可开交，西藏当局通过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服务处对美国当局说，希望美国支持西藏。美国国务院方面就告诉战略情报服务处的负责人说，美国历届政府一直认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支持西藏当局的独立要求。我们今天只要把这句话搬出来，美国就不能说“这个问题是悬而未决的”这样的话。
现在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很多近现代档案在海外这么多年来，很少有人去全面梳理和研究。而国内学者又不了解外面的情况，什么地方有档案？包括什么内容？都不清楚。
环球人物杂志：全面梳理的工作量很大。有些档案即使现在扫描了，可能未来几十年也不会被看到和用到。
吴景平：很多工作往往都不会马上就有明显的效果，也不列入考核计划。但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做。
尊重历史，包括尊重和善待这些历史档案。在国外的档案馆里，好多中国档案一方面利用得很少，另一方面，不容易被管理。比如档案只有英文版目录，而且目录中有很多错误，甚至连中国人的人名在英文中该怎么翻译都搞不清楚。这么珍贵的档案，却被人们手上的汗、灰来回折腾，要复印了就把档案放到机器上压一下，再经过强光照射，久而久之，很多文物级档案拿出来后就会成为碎片……这样的情景，很多学者都亲身经历过。
每次阅读完以后，能放回去还好，如果有碎片掉下来，就完了。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碎片在原件中处于什么位置，只能当垃圾扫掉。如果我们不去寻找、整理、抢救现存档案的话，它们很可能会永远消失。
打破“庆龄爱国，霭龄爱钱，美龄爱权”的思维定式
环球人物杂志：长期以来，档案缺失，是不是会影响我们对历史的认识？
吴景平：是会影响到人们历史认识的完整、客观、真实。比如宋美龄，以往人们会认为她是一个政治人物。宋氏三姐妹中宋庆龄爱国、宋霭龄爱钱、宋美龄爱权，这种认识已经基本上是一个定式了。但通过对胡佛研究院里宋美龄书信的研究，可以看出，宋美龄和蒋介石成婚以后，非常明确地提出保留自己的独立性，不希望简单成为一个将军或委员长的夫人，所以她后来对妇女、儿童工作，医疗卫生，难民工作持之以恒的关注，都不是偶然。像这样的历史人物，以往很难出现新的研究、评价，因为没有新的资料。在已经把她定义为负面人物后，很少有人再去研究这些问题。现在看来，对历史，我们有必要做出更为客观、全面、科学的理解和评价，无论是为了还原历史还是理解历史。
环球人物杂志：但全面掌握只能是相对而言，我们可能永远做不到全面掌握。
吴景平：至少要有这种意识。我们有时没有全面掌握，甚至完全不掌握，可自认为已经都知道了。在这个基础上给出的历史重大问题、史实的论述和那些结论性的判断，是有愧于历史的，无法给人启迪。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流行的历史书写方法中，以人物为主体的不多，人物都被碎片化，您为什么要把人物作为主要研究的对象和线索？
吴景平：在我们现有的主流历史叙述中，个人是没有完整、全面的地位的，只有所谓的通史。这种历史写法的好处是，可以把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与走向描绘出来，比如抗战时中国牺牲了多少人，生命、财产损失了多少。但在这种写法之下，每个个体都没有他们的地位，他们的存在价值实际上处于一种被无视的状态，对后人没有意义。只注重这种历史叙述的话，史观会发生扭曲，我们这一代人最终也会被后人漠视，乃至遗忘。
不尊重历史的国家也好，民族也好，某一个企业、个人也好，都是没有希望的。它的昨天已经没有了，也不会有明天。它只有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