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萨德（Mossad），全称为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The Institute for Intellingence and Special Operations），由以色列军方于1948年建立，以大胆、激进、诡秘著称于世。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英国军情六处，并称为“世界四大情报组织”。
　　最近热度暴增的伊朗核协议问题中，以色列仿佛神来之笔一样的，突然在关键时刻抛出了一批，据说是来自伊朗核计划的机密文件，根据以色列的说法这批文件充分证明了伊朗当年在签署核协议的时候充满了欺瞒，签署之后仍然没有认真遵守。
　　以色列披露这批总重达500公斤的文件是自己的情报机关摩萨德从伊朗政府一个伪装严密的仓库内秘密获取的。且不说这批文件成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坚决退出核协议的主要借口，有可能就此改变中东局势走向，光是能够从伊朗政府警卫严密的仓库里获得这么大一批实物文件已经令常人难以想象，再考虑到伊朗的社会秩序并非处于混乱状态，其国内的安全机关仍然在有效运转当中，摩萨德还能悄無声息地将其偷运出伊朗，真的足以成为在世界情报史可圈可点的一笔。
　　2016年3月，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出席7在罗什佩纳举行的摩萨德前局长梅尔达甘的葬礼。
　　不过如果对于摩萨德过去的“事迹”有所了解的话，那么也许此事虽然看起来了不起但也并非全然不可想象。毕竟从成立以来，摩萨德“无孔不入，行事果断和作风狠辣”的特点使其足以与任何一个大国的情报机关比肩。作为一个地处中东的弹丸小国以色列，能够拥有一个如此强大的情报机关，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理解都会让人感觉惊讶。

摩萨德的前生轶事

　　早在以色列建国前十几年，犹太社团为了自卫和对抗英国殖民当局的压制，逐步建立了自己的准军事组织“哈加纳”、“伊尔贡”和后来分化出来的“斯特恩帮”。
　　耐人寻味的是，这些秘密组织的骨干成员的来源是五花八门的，有些人是经过法西斯政权下的奇维塔韦基亚军事学院毕业，有些人则是在波兰南部沃尔温省一个小镇，接受了波兰共和国政府军提供的，关于爆破、刺杀和其他地下活动的技能培训。
　　这些组织一经成立就立即开始针对英国殖民当局的反抗活动，期间因为二战爆发后纳粹德国成为共同的敌人，他们暂时宣布了对英国的停火并鼓励其成员加入了英军在当地驻军。不过二战一结束，他们立即又将矛头对准了英国殖民当局。1946年7月22日，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饭店突然遭到炸弹袭击，这起事件正是“伊尔贡”为了刺杀当天到场的英国总督而策划的。事件中有92人死亡，58人受伤，其中大多是平民，被英国时任首相艾德礼指斥为“有史以来最卑鄙的罪行”。

摩萨德的诞生

　　以色列建立之后，“哈加纳”因为其规模最大和组织训练最为正规，以色列政府直接将其改建为以色列国防军。其附属的情报机构主体当然成为以色列国防军情报部，原本负责犹太人定居点内部安全事务的部分被组建为负责以色列国内安全事务的“辛贝特”（以色列安全局）。
　　继续保持独立的“伊尔贡”和“斯特恩帮”虽然在战争中也出力不小，但是他们不受控制的行为还是招来了许多的麻烦，经过几次与以色列政府和国防军的摩擦之后，其头面人物总算识得大体接受了以色列国防军的整编。
　　这种快速的军备整改无疑需要大量的人力，偏偏情报机构的特点决定了即便是整改也不可以“萝卜快了不洗泥”，有着长期地下活动历史的犹太人深知这一点的重要。于是这些情报机构首先对那些已经被整合进了国防军的“伊尔贡”和“斯特恩帮”成员敞开了大门，毕竟他们是这一行的老手了。
　　由此当年这些秘密组织的行事原则诸如“针对袭击必须以牙还牙”和“对付敌人可以不择手段”等都被丝毫不差地带入了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成为传统，甚至从关系紧张乃至敌对的国家组织犹太移民偷渡到以色列，这种事情仍然是以色列情报机构的法定职能。
　　这种情报机构的整合也带来了不少问题，例如经常会出现三家机构好像竞拍一样，争夺某个线人，结果是不仅浪费大量的金钱之外，还使得所获情报经常是重复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混乱状态。
　　以色列的首任总理本·古里安对此忍无可忍，最后痛下决心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改革，在这三个机构之上另外成立一个专门统管一切情报和安全工作的部门。1949年12月13日，摩萨德正式成立了。随后在1951年4月正式定名为“情报和秘密使命局”，伊塞尔·哈雷尔成为改组后的摩萨德局长。

“双星”照耀下的摩萨德

　　被提升为直属总理的摩萨德，除了负有对原有的三个情报机构的统管和协调职能外，从其名称我们就可以发现，它并非一个单纯的情报机构，“秘密使命”同样是其重要职责。随后的事实表明，摩萨德除了直接开展大量的情报搜集工作之外，从在世界各地追杀纳粹战犯和袭击以色列人员的巴解成员，到冲破禁运获取武器装备；从与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进行秘密官方接触，到将犹太人从所在国偷运至以色列，简直无所不为。
　　在这一系列活动中，以色列几家情报机构之间的协调显得非常密切，这也许与摩萨德改组后两任局长，哈雷尔身兼摩萨德和辛贝特的局长，其后任阿密特则同时身兼摩萨德和阿穆恩局长，这种特殊任用方式密不可分。哈雷尔充分认识到，如果能够协调好几家机构的相互配合，那么无疑会成倍的发挥作用，反之则可能重蹈内耗不休覆辙。
　　对于一切被以色列视为“国家威胁”的人员，摩萨德会毫不犹豫地发扬老前辈“伊尔贡”和“斯特恩帮”的作风：能绑架的则绑架，无法绑架的就刺杀。这些绑架或者暗杀行动往往是摩萨德无法独立完成的，在此时摩萨德会果断调用辛贝特下属的力量。
　　1957年，摩萨德特工发现埃及正大量使用纳粹德国的火箭专家为其导弹计划服务，哈雷尔果断从辛贝特调用了一批精通如何制造信件炸弹的人员向这批德国专家寄去了信件炸弹，最终使得这些火箭专家惊恐万分地逃离了埃及。 　　1960年摩萨德又从南美，将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艾希曼绑架到了以色列进行审判。1986年将叛逃并且泄露核计划秘密的核专家瓦努努，从意大利绑架回以色列判处了长期徒刑。西方的一些调查者认为，这两件事情同样是摩萨德和辛贝特紧密合作的成果。
　　阿米特接掌摩萨德之后，也同样注重情报机构之间的协调。他利用自己同时兼任阿穆恩局长的便利，将以军的特种部队与摩萨德完美地融合到了一起。1988年，摩萨德特工又发现巴解组织的武装部队领导人阿布·杰哈德隐匿在突尼斯某地，于是摩萨德火速引导来自阿穆恩的一个三人小组潜入当地对其进行追踪。这个三人小组在摩萨德的协助下，有效地為随后潜入突尼斯的以军特种部队准确指示了刺杀目标，完成任务后悄然撤离。
　　当然，除了绑架和刺杀这种小事之外，摩萨德和阿穆恩联手做大事的时候也不少。1969年12月25日，法国的瑟堡造船厂里一批为以色列建造的导弹艇突然集体开出了港口消失在茫茫大海上，一天后得知此事的法国国防部长勃然大怒，派出大批飞机搜索并且准备摧毁这批导弹艇。原来这批导弹艇本就是以色列向法国订造的，但是由于戴高乐总统不满以色列时常越境打击与法国有传统关系的黎巴嫩而下达武器禁运命令，结果导致这批导弹艇在建造完毕后不得不长期滞留瑟堡。
　　摩萨德在此期间一边协调以色列外交部表示以方同意就此退货要求法国返还货款，另一边则派出特工伪装为一家挪威的海洋石油勘探公司去购买这批尚未配备武装的“船只”。阿穆恩则立即协调以色列海军将大批水兵伪装成了“商船水手”派往了瑟堡接船。最后在摩萨德的协调下，水兵利用“圣诞节”假期法国人放假的松懈机会突然将船开出法国领海返回了以色列。

新时代遇挑战，毁誉参半

　　在目前以色列的法律框架内，摩萨德的行为、任务目标、组织结构和职权是超越宪法的，所有一切活动都不公开只针对总理负责。唯有以色列议会内部专设两个小组委员会——情报和秘密活动监督委员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有权定期对其报告进行审议。
　　应当说，以色列这种赋予情报机构高度保密、直属总理的独特地位是其发挥自己特有职能的有效保障。但是长期没有足够的监管，也让摩萨德逐渐出现了行事无法无天和能力退化等许多问题。例如特T活动遭到曝光导致被捕，引发了一连串的外交风波等。虽然经过以色列政府的诸多外交努力，最后都将特工换回，但是以色列究竟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仍然是个谜，想来代价不会太小。
　　其实暗杀活动，是否真的好像以色列人所期望的那样有效，本身也是个问题，哈马斯的高级领导人接连遭到暗杀的现象，丝毫没有阻止其在加沙地带取得控制权；而伊朗的火箭专家和核专家多人死于摩萨德的暗杀行动，也未见真的挡住了伊朗导弹开发和核能力的步伐。否则，这次以色列不惜拉美国下水，为新的一轮中东危机埋下如此大的隐患又所为何事呢？
　　此次摩萨德偷出核文件看着似乎又立下不世奇功，但是考虑到目前的世界形势，美国退出核协议真的就能改变大局否，仍未可知。但是以色列却充分暴露了，为了自己的地区霸权不惜推动整个地区再陷动荡，并且严重损害欧洲国家利益的面目。最后恐怕犹太人著名的精明会导致他们“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结局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