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可谓是中国古代航海史上最后的辉煌，而这次壮举显然需要从几个方面提供必要的基础。首先，明朝雄厚的国力支撑了这支人员规模近3万人的船队、他们的给养，以及随船携带的丰厚礼物。第二，明朝初年把数百户工匠从沿海各地调集到南京，组建龙江船厂，他们的娴熟技艺带来了宝船这样的古代技术奇迹。第三点就在于从唐朝开始数百年间，朝廷对海外贸易的开放政策让中国人积累了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广泛了解。最后一点的重要性在于，这些知识不仅包括出海必需的洋流、风向、水文等航行经验，还提供了沿途各地的势力分布、风土人情、物产货用等信息——这无疑极有助于郑和达成中外友好往来的出使目的。
　　在前面专栏文章中，我们曾介绍过伊本·白图泰等阿拉伯旅行家对丝路沿途情况的记载。与他同时代的中国人也不遑多让，其中杰出代表当属生活在元朝晚期的汪大渊，他年轻时出洋周游20余国，以亲身经历为基础留下的翔实记载，不仅是我们今天了解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珍贵史料，即便在当时也堪称郑和船队的外交指南。

弱冠远游

　　汪大渊的生平仅见于他所著的《岛夷志略》。该书原非单行著作，而是元朝末年吴鉴所编《清源续志》的附录《岛夷志》。清源是什么地方呢？原来就是现在的福建泉州，这里自11世纪末起就设立了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市舶司，是此后近300年里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甚至首要窗口，汇集许多异邦人士。因此对海外诸国的描述显然是这里地方志不可或缺，同时也颇具特色的一个方面。
　　在吴鉴为汪大渊所撰文字所写序言里，历数了元朝建立后官方和民间在航海方面的成就，提到当时外国的风俗、土产、人物乃至奇闻逸事，以及进口的奇珍异宝，在中国已经不稀罕，然而要想打破砂锅问到底，考察其实际情况，则亲历者多三缄其口。只有豫章人汪焕章，既有亲涉海外的经历，又言必可信，因此把他的记录附于县志之后，以供后人参考，并且彰显国家“怀柔百蛮”的胸怀。
　　这位汪焕章，就是汪大渊的字。他籍贯豫章，也就是江西人。在另一篇序言中，曾有人提到他“冠年尝两附舶东西洋”，这里的“冠年”，指古代男子二十岁而冠，另汪大渊在文中曾说在1330年冬泊于大佛山（今斯里兰卡岛西岸）下，则他有可能在此年年初乘东北季风从中国南下，在东南亚等待冬季刮起东风向印度进发。如果是这样，那么可推算出汪大渊生于1311年。
　　在20多岁时，汪大渊2次从泉州出海，第1次经历5年，第2次则用时3年。凡所过之处，他都非常用心地对山川、土俗、风景、物产等方面赋诗记录，很多事情在旁人眼中“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但在他那里都是“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的实际情况。对于道听途说之事，他则弃而不记。

亲历之书

　　比汪大渊更早或同时代，也有不少其他中国人撰写的记述海外信息的著作，如宋朝赵汝适的《诸蕃志》、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元朝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元末明初周致中的《异域志》等。但这些著作要么是身不出海的作者对历代文献的辑录或对域外商人的询问，要么仅局限于部分所到地区，要么所记简略且荒诞无稽。尽管汪大渊本人并非科学家，但在“身游目识，能详其实”的求真态度下，《岛夷志略》在同类著作中展现出突出的科学价值。
　　现存《岛夷志略》共收录99条对所至国家或港口。这些地域东起澎湖，西到阿拉伯与东非海岸，这些地方大多为作者亲身所到之处。也有一些地名因地处内陆（例如位于现土库曼斯坦马雷的“马鲁涧”和现伊拉克摩苏尔的“麻呵斯离”），令人怀疑作者是否真的靠陆上岸远行至此。总体来说，此书涵盖了海上丝路沿线的东海、南海周边各地，以及从东、北、西三个方向环绕北印度洋的广大区域。
　　对于各地方位，《岛夷志略》所记并不详细，尽管它提示了一些地方容易迷失航向或搁浅等风险，但这并不是用作精确的导航指南。不过对于部分地方的地形和地貌，作者给出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如对于“麻里鲁”（今菲律宾马尼拉），汪大渊记载它“小港迢递，入于其地，山隆而水多卤股石”，这与马尼拉仅可从西南面有小岛扼峙的马尼拉湾出海、城依河而建，以及地表多由珊瑚层积岩石覆盖的实际情况相符。又如说“浡泥”（今文莱）“龙山 磾于其于其右”，在文莱以东，确实有座毛律山，其最高峰海拔达2 400余米，可见汪大渊所记多确有其事。
　　对于今越南南部海中的昆仑群岛，作者说它“山高而方，根盘几百里”。这里所用的“根盘”在“万里石塘”（今西沙群岛）条中得到呼应，这些珊瑚岛在汪大渊眼中，“迤逦如长蛇，横亘海中”，它们所展现的“石塘之骨”，源于潮州，分为至爪哇、至浡泥和古里地闷、至昆仑岛三个分支，海外之地就这样与中原连接起来。尽管这属于古代风水地理热衷的地脉学说，但也体现了汪大渊从地理角度跨越海洋分隔，构建域外与中国本土之间联系的尝试。

　　对于出洋经商者来说，最重要的一类信息当属各地物产。《岛夷志略》中这类经济地理资料翔实而丰富。书中对各地矿物、农产品等时有提及。如在斯里兰卡西部的明家罗，“一岛土中红石，掘而取之，其色红活，名鸦鹘也”。这种吸引商人用金银换取的“鸦鹘”，就是阿拉伯语中的yaqut，即红刚玉，是古代丝路最名贵的宝石之一。此外，像马来半岛的花锡、爪哇的胡椒、苏禄的珍珠等丝路上的大宗商品，《岛夷志略》自然也不会漏过。除物产外，对于每个地方，汪大渊都记录了在这里做买卖比较受欢迎的商品，这是商人通常在所到每个港口都要销售和补货，因此市场交易品种是他们的必备知识。
　　总之，《岛夷志略》为我们展现的，是一位敏而好学、孜孜不倦而善于思考的年轻旅行家形象，这让我们在阅读该书时，不仅可以了解历史实况，同时领略作者鲜活的性情。

后世影响

　　汪大渊返乡后刊刻其著作，志在“以广其传”，不过这部书很长时间内可能只在专业人士圈子里流传，因为它并沒有被收入《永乐大典》等全国性类书。甚至我们现在都分不清楚《清源续志》所附的《岛夷志》和《岛夷志略》的内容是否完全相同。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汪大渊的著作对郑和航海活动曾带来直接的影响，因为郑和的翻译官马欢和费信都仔细阅读过《岛夷志》。
　　马欢在随郑和出航前就通览过《岛夷志》，并感慨道：“普天之下各地情况怎会如此不同。”直到他出洋见识过千万里鲸波浩渺后，亲历目睹各地天时气候、地理人物，才越发认识到《岛夷志》所记并不虚妄。另一名翻译官费信所著的《星槎胜览》，则有一半内容引自《岛夷志略》。此后，随着明朝推行海禁，知识分子了解域外信息的渠道更加狭窄，《岛夷志略》的内容又出现在晚明福建学者张燮所著《东西洋考》等著作之中。
　　然而，或许也是出于明朝严肃海防的原因，自汪大渊刊刻其著作后，到清朝已仅剩少数抄本。辗转抄写，难免给书中文字带来错误。尽管明朝有不少海外史地著作，但如前所述，它们或多或少受到《岛夷志略》影响，这部书的价值在很长时间内是难以取代的。然而在历史中，这种知识受政局影响而被抑制传播，反过来又影响人们进一步了解和创造知识的现象，实在令人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