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日，由中国电影文学学会、湖南省文联、中国艺术报社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两岸三地编剧高峰论坛在长沙召开。中国电影文学学会、香港电影编剧家协会成员以及来自台湾的部分编剧等五十余人参加论坛。编剧们围绕“讲好中国故事”的主题，就华语电影的现状、编剧的创作和生存情况、两岸三地编剧的创作合作与交流等问题发表演讲，并进行了友好交流。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王兴东，湖南省文联主席谭仲池，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魏委等出席了此次论坛。中国艺术报社社长向云驹主持了开幕式。此次论坛的召开，对于加强两岸三地编剧的合作与交流，创作精品力作，推动华语电影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
　　电影的一切都是从剧本开始，从创意开始，从文学开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王兴东指出讲故事的人尊重编故事的人，这是洪流对源泉的尊敬，这是结果对根本的谢意，这不是修养，这也不是风度，这是知识。只有编剧作家对生活的发现，才有导演在荧幕上的体现和再现，才能有制作人的资本实现。中国电影文学学会成立于1983年，至今已有30年的历史。但是，目前在我国出现了重明星、重导演、轻编剧的现象。他认为可以有更多资金支持编剧，只有投资编剧，重视编剧抓根本，才是真正的科学发展观。《孤岛惊魂》导演钟继昌在谈到批评时，指出不可能创作出来的每部作品都很卖座，因此他希望同行之间可以多一些爱惜之情。《不敢说爱你》的编剧魏术学从编剧的署名权出发，希望影视公司不要实行唯名气论，要唯作品质量论；希望影院和电视台不要只看署名不看内容，要唯品质论；希望“编丝”们不要盲从迁就，要修炼、丰富、强大自己，在山下只要还能喘一口气，就要唯实力尊严论。要做到三步法，即下笔前有协议，明确署名权；著作完成后及时登记，坐实署名权；被侵权要上法院，夺回署名权。《永不消逝的电波》的编剧余飞认为，中国的电影导演中心制由来已久，但这种机制并没有让中国故事真正走向世界，引导世界潮流，影视产业更新换代已成定局。从某种程度上看，编导合一的模式是被真正的专业导演严重缺位逼迫所致。殊不知，编剧是讲故事的人，只要你还在讲故事，无论你用什么方式讲，即使你不把故事形成文字，但故事是不会消失的，导演拍的都是创意和故事，而这些都属于编剧，导演是为展示故事服务的。
　　二
　　要讲好一个故事，首先需要了解观众的心理，讲好中国故事，究竟讲给谁听？这一共识性的问题在论坛上也被许多编剧提出来进行讨论。《搞定岳父大人》的编剧李海蜀认为，其实中国电影没必要每天都在想怎样走出去，眼下，做好国内的电影市场是最重要的。我们虽然要有文化输出的决心，但不能一味去揣摩和迎合海外市场的口味。中国电影首先要拍给中国市场，当我们把中国电影做大做强以后，一定会引来那些追逐利润的外国资本，这将是中国电影输出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香港编剧陈国新把编剧比作以往坐在榕树下的一个说书人，他认为，我们的价值不在于多少人围坐在我们旁边听我们讲故事，而是最后还有几个人留下来听我们讲结局。编剧要把自己也当做听众，如果自己都不喜欢自己的故事，如何让其他听众喜欢自己的故事？台湾编剧梅衍康往往通过电影来表达自己想说的话。他认为编剧写出一个好故事不是为了文化输出，好的故事自然会引发共鸣，电影里厚积薄发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价值观不需要输出，也不需要刻意去强调。《疯狂的石头》《中国合伙人》的编剧周智勇提到中国刚刚开始商业化。在这个时候，编剧千万不要掩盖自己的想象力，而是要去提高自己的技术，做一个富有创意的人。把中国的电影讲给世界听，应该用西方能接受的方式写出中国人的想法。电影《锦衣卫》的编剧邝文伟表示，电影产品是文化产品，中国五千年的文化自然可以吸引外国人的目光，中国电影在兼顾娱乐性的同时，能够给外国观众带来“中国人了不起”的感觉，能传递真善美；反观美国电影，每部卖座的电影都在兼顾娱乐性的同时，传递美国文化。邝文伟解释称，所谓娱乐性，就是让人哭，让人笑，让人感动的内容，这是电影创作的时候需要把握的内容。年轻编剧不要为写剧本而写剧本，要为整个电影产业写剧本，因此编剧要了解市场，要多看看世界在做什么。
　　三
　　好的故事应该是能插上心灵的翅膀，跨越国际的藩篱；应该像黑夜里的烛光，照亮人类的心灵。优秀的故事能成为世界的共同语言，这是世界电影人的共识。
　　《泰囧》编剧束焕认为目前中国人所理解的“中国故事”与外国人所理解的“中国故事”有偏差。中国电影可以学习韩国，努力用类型片讲述自己的故事。编剧只要抓住“我是谁”和“爱能改变一切”这两个核心，就能写出好故事。
　　潇湘电影集团董事长、湖南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周丕学以“讲中国故事不能离开中国文化特色和个性”为切入点，结合潇湘电影集团三部成功进入国际知名的电影节，并受到观众青睐的影片，介绍了他对于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给世界听的看法。中国电影如何用中国文化的特色和个性来讲述中国的元素、中国的故事，这是中国电影人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中国的故事，要想激发海外观众的兴趣，还必须要有中华民族独特的东西，不但是有内容的独特性，还应该有视角的独特性，应该让受众感受到中国独特的民族文化气质。其着力点就是中国特色的文化特性讲述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把中国故事讲成世界性的故事，只有这样才能让世界对中国的故事感兴趣，同时也能让世界愿意听，并且能听懂中国故事。
　　在谈到编剧使命时，《春光灿烂猪八戒》的编剧李辉表示，编剧的责任是可以用自己的故事净化人与人的心灵，让观众在看了这些作品后，更加热爱自己居住的城市，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我们的文化。这就是编剧的使命和责任。但李辉表示，我国的很多影视作品里却有负能量，如果不把敌人打败他就活不下去，当丑恶无限放大，美丽可能就会黯然失色。
　　四
　　全球一体化正成为一种趋势。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已经把文化产业作为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举措，推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是国家战略。中国电影已经进入黄金机遇期和快速发展期，因此现在中国电影面临的不是要不要走出海外的问题，而是中国电影必须要走出海外，怎样走出海外的问题。中国电影是中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主动参与国际文化产业竞争与互动、推动华语电影走向世界已是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敌后武工队》编剧赵葆华认为中国电影走向海外应有明确的发展战略，应该坚守中国电影的文化身份，不要在与“他者”对话中，特别是与好莱坞文化对抗比拼中迷失自己，要张扬民族精神、民族气派和时代风情。就电影文化而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坚守中国电影的文化身份，就是坚守中国电影的文化立场、文化方向、文化精神、文化理想和文化传统。 　　湖南省文联主席谭仲池认为，以前我们电影艺术家讲给外国人的故事有的既不是真正的中国故事，也无法反映中国精神、中国人的美德和生活情趣，更无法反映中国人所有的天赋和高贵特质。只有艺术和现实真诚、理性、机智、幽默、自然、诗意地表达中国故事，才会让别国观众感受到中国的温情和谐。一部好的电影就是一首好诗，不管这个诗是抒情的，学理的，还是婉约的，都一定打动人，让人兴奋愉悦而久久不忘。其思想和意义产生的巨大能量和人性光芒，会照耀你实现自己生命世界最美丽的梦想。要让电影中国梦走向世界，首先要有坚定的文化自信，要深刻认识提升国家形象，传播中国文化与讲好中国故事，打造深含中国元素的电影作品是问题的关键和艺术创作的落脚点。
　　艺术没有国界，但艺术是有灵魂的。真正的艺术打动人的是作品中蕴含的思想光芒、人文情怀和感情波澜、艺术魅力。由之，我们必须将自己的思想和艺术眼界从本土向全球拓展，在坚持弘扬升华以中国元素为内核的基础上，通过生动地、形象地、诗性地向世界观众讲述中国故事中的人和事、情和理、爱和恨，将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与人类共同追求的向真、向善、向美的精神境界对接。让中国的文化得到国外观众认同，从而巧妙地用中国故事讲述人类共同关注和认可的话题，吸引世界目光转向东方。
　　作为编剧，作为讲故事的人，首先要讲好自己的故事，这是《铜雀台》的编剧汪海林强调的一点。讲中国的民族故事、讲中国对世界的看法的时候，不能被别人的口径限制我们的表达。《大魔术师》编剧刘浩良称在入行前，香港电影曾风靡世界，当时成龙很红，全世界都爱看李小龙。他认为，那个时代的香港并不特别，也没有刻意要把这些电影拍给世界去看。因此，如果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故事讲好，就做到讲好中国的故事了。其实在讲故事的时候，并不是先考虑故事讲给谁听，而是要首先做到自己把故事讲清楚，讲得好。如果做到这一点，世界将主动了解你。
　　香港编剧协会会长林超荣以朱自清的《背影》为例解释了这个观点。对于《背影》这个故事，东方人觉得很感动，表达了中国人的父子关系，即父亲为孩子奉献很多；而西方人由于对待父子关系与东方不同，所以这个故事无法感动外国人。林超荣认为我们的故事给外国人看，画面不是问题，而是文化方面的问题，中国电影要让外国人明白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艺术。如果不了解中国的文化，就无法了解中国的电影，因此讲中国的故事要从文化入手。《离开雷锋的日子》编剧韩志君以“华语作家需要关注人类共同的问题”为主题，提出关于怎么样把中国故事讲好，这需要编剧如何用世界各个民族所易于接受的语言，把中国的故事讲好。对于艺术创作者来说，如果心里总是想到票房、想到收视率、想到得奖，那么心灵便会不自由，艺术才华便难以充分地释放，就难以超越自己，更难以超越别人。韩志君认为，我们在创作上只要能够做到两个“无”字就足够了，现在无愧，将来无悔。要做到“现在无愧，将来无悔”，其中的关键在于编剧要真实、富有远见地表现生活，那样华语作家的作品，才不至于在时间的见证下褪色风化，甚至灰飞烟灭。《夺命金》黄劲辉说，他在尝试“文学家纪录片”，思考能否透过电影把香港的文学或者文化特质表现出来。很多成功的电影都来自文学，因此文学与电影的关系非常重要，一方面可以在内容上反映一个城市一个地方的特色，另一方面这个城市的表达方法是一种文化思考的特殊方法。
　　《周渔的火车》的编剧邵晓黎谈及目前壮大发展电影工业需要生产大量类型片，但拍摄类型片不一定要在故事和节奏方面毫无节制地复制好莱坞模式。中国电影渴望商业的心情可以理解，但需要在商业化过程中增加对民族文化的信心。不管千变万化都要讲中国人自己的故事，而且故事和价值观都要适应全球视野的要求，做到真实，言之有物。一般来说，东方人讲西方的世界大家比较容易理解，但是西方世界比较难理解东方人的故事。被誉为“喜羊羊”之父的卢永强说《喜羊羊与灰太狼》的创作初衷十分简单，就是给小朋友提供一些娱乐，为他们的艰苦学习生活提供一些快乐。曾经有位在上海工作的美国父亲带着他的孩子到访他的公司，虽然听不懂中文，他的儿子还是天天看《喜羊羊与灰太狼》；此外，《喜羊羊与灰太狼》的音乐剧在新加坡上演过。卢永强认为，这表明中国编剧的创意是可以打动世界的观众的。现在《喜羊羊与灰太狼》受到一些批评，他将深刻地检讨。他相信，他的故事最终一定可以打动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国籍的观众。
　　香港电影编剧家协会、香港电影金像奖前主席文隽在会上总结发言。他表示，在两岸三地的编剧或电影创作上，应加强人才、资源、题材、心态方面的融合。从观众的实际需求出发，用平和的心态来应对广阔的电影市场。
　　（作者单位：创作与评论杂志社）
　　责任编辑 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