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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官员许松佶第一次进京面圣，雍正对他做出的综合评价是“中上”，而最有趣的评语是这位福建人“不似福建人，言语亦清楚”。
四天后，雍正突然颁布上谕：有“莅民之贵”的官员，“其语言必使人人共晓，然后可以通达民情，熟悉地方事务，而办理无误”。雍正更进一步指出，倘使这些满口乡音的福建和广东官员到他省任职为官，“又安能宣读训谕，审断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
在雍正自诩逻辑圆满的圣明烛照下，福建和广东两省难治的病因终于找到了，那就是官民之间语言不通，而治病良方也同样被发明出来，那就是在这两省推广一种使人通晓的语言——“官话”。同年，雍正还发布了一道谕旨，规定鸿胪寺朝会上唱赞的序班官员，只录用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四省生员。
但雍正和朝臣都很清楚，让那些福建和广东人都操一口流利的“京片子”绝对不可能。因此，在一番权衡考虑之下，在各部议奏的最后方案中，只提到让广东、福建人学习“官话”。为了使雍正的意旨不致成为一纸空文，朝臣特意拟定了具体的惩治办法——学习官话以八年为限，不然将停止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科举考试。
在执行皇帝意旨方面，地方永远比朝廷急进。上谕颁布后的一年时间里，福建各地就先后设立了名为“正音”的书馆和书院110所，平均每个县都有一所。而广东更是走在这场官话运动的前列，在每个城乡都设立社学“以训官音”。据统计，整个广东省有2000所以上的正音社学在一两年内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官话运动如潮水般汹涌而来，迅速淹没了福建、广东两省，并且根据朝廷“通行凡有乡音之省，一体遵行”的议奏，这股洪流大有从福建和广东向各地泛滥的趋势，在雍正绝对意旨的推动下，似乎没有哪种力量可以阻挡这场运动蔓延全国。但上谕颁布四年后，一名官员就以特殊的方式提出了异议。
1732年，广东巡抚杨永斌在写给雍正的密折中，提及这场“官话运动”开展四年来的成果——毫无成果。杨永斌也解释，这当然不是皇帝和朝廷的政策不妥，而是这群广东士子不可救药。他还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重新修葺省城广州旧有的粤秀书院，将每年考试中的优等生拨入书院就读，再让从这里毕业的优等生各回本籍去教授那些“陋劣”之徒，最后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
乍看起来，杨永斌的奏折与之前颁布推广官话的上谕并无二致，实则暗度陈仓，将意图隐藏在字里行间。雍正在上谕中认为是因为语言不通所以才导致福建和广东两省民风浇薄难治，但杨永斌却在密折中指出情况恰恰相反，是因为广东士人品行低劣，所以才导致学艺不精，官话不通。所以比起各地大张旗鼓地推广官话，提高广东士人的道德素质才是当务之急。
不过，道德原因永远不会是最根本的原因。雍正钦定的官话运动所遭遇的最大阻力不是一群道德败坏的士子，而是一个更现实的原因：缺钱。
杨永斌在密折中暗含了这一点，他在提出重修粤秀书院时，特意提及会将流民垦荒所收的千余石官租用于粵秀书院的“膏火之资”，也就是作为书院的专项资金来源。尽管雍正批复同意了这一奏请，但从另一个侧面也体现了，如果没有皇帝亲自下达旨意划拨专款，地方上兴办学校面临着无钱可用的窘况。
有清一代的财政制度在集权程度上位居列朝之冠，从制度上讲，地方征收的所有赋税都是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只有朝廷才有权对其进行调拨分配。严格的财政制度使地方官员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规的灵活手段。杨永斌这样从基层出来的官员当然心知肚明，但这些官员的不幸之处在于他们遇到了一个最难缠的对手：雍正。
雍正的充沛精力和察察为明的鲜明个性，使地方官员进行暗箱操作的难度大大增加，所以，那些四年前奉旨大张旗鼓创办的正音社学必然面临经费来源严重不足的问题。而雍正四年前颁布上谕时，只是把推广官话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推给地方，却没有提供配得上它浩大声势的专项资金，在帝国严格的财政制度下，是没有多余资金用于这种突如其来的新兴地方教育机构的。
因此，在只有政策精神，却没有资金来源的情况下，地方官员就只有乞灵于他们早已谙熟的灰色手段。广东官员想出的办法是挪用地方存留款项，但中央划拨地方支出的存留款项中并没有正音社学一栏，所以只能借用地方正规官学的银两来完成雍正额外派给的政治任务。
而福建官员除了动用公费之外，同时也将原先地方正规官学经营的学田收入划给正音书院。福建全省兴建的一百余所正音书院中，有半数是旧房改造再利用建造起來的。对地方官员来说，这些在雍正谕旨号召下仓促建立起来的书院，在缺钱少粮的状况下能存活下去，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但奇迹不能持久。当杨永斌在奏折中写到“粤人狃于积习，历今四年，仍未能渐移”时，就已经在暗示雍正这场“官话运动”已经遇到了瓶颈。他巧妙地提醒雍正，是应该重新审视“官话运动”的现状和它的将来了。
而对雍正来说，他要思虑的还不止这些。1732年是雍正的失败之年，他那些早年推行的极富个性的改革措施在这两年里弊端凸显，“官话运动”的失利只能算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烦恼。三年后，雍正去世，他还来不及见到福建和广东两省官话运动培养的第一批人才进京觐见。但事实证明，这无论是对已死的雍正，还是对福建、广东民众，都是一种幸运。
1777年，乾隆接见六旬老臣陈汝捷，证明官话运动彻底失败。陈汝捷是福建人，十岁时赶上那场大张旗鼓的官话运动，49年后面见乾隆，“应对每形艰涩”。
同样的语言问题过了半个世纪又摆在了雍正的继任者乾隆面前，但乾隆并没有再次掀起大规模的推广官话运动，他只是在陈汝捷的引见单上用朱笔注明：“中材，只可止此，水师派。”两年后陈汝捷因为功绩卓著升任福建全省陆路提督军门。他糟糕的官话水平并没有影响他的仕宦生涯，而雍正那道独出心裁的推广官话的上谕却被一步步埋入遗忘的深渊。
这一埋葬的过程从乾隆即位的第一年就开始了。当时恰好是雍正规定的八年期限的最后一年，福建、广东的士子面临一场决定他们未来命运的语言考核，倘使考核不合格，这两省将会被取消科举资格。而最终的考核情况是“问以官话，多属茫然”。但朝廷并没有取消这两省的科举资格，而是决定把最后期限再次延长到三年之后。
可仅仅一年后，朝廷又下达新的决议，不仅承认官话运动徒劳无功，更下令将原先从邻省派送教习官话的教职全部撤回，甚至连最终期限也彻底取消了。
到乾隆接见陈汝捷时，昔日轰轰烈烈的官话运动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那些少数仍然试图收拾这场失败的运动残片，打算重整旗鼓的人，也在乾隆严厉的命令下被迫罢手。
四天后，雍正突然颁布上谕：有“莅民之贵”的官员，“其语言必使人人共晓，然后可以通达民情，熟悉地方事务，而办理无误”。雍正更进一步指出，倘使这些满口乡音的福建和广东官员到他省任职为官，“又安能宣读训谕，审断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
在雍正自诩逻辑圆满的圣明烛照下，福建和广东两省难治的病因终于找到了，那就是官民之间语言不通，而治病良方也同样被发明出来，那就是在这两省推广一种使人通晓的语言——“官话”。同年，雍正还发布了一道谕旨，规定鸿胪寺朝会上唱赞的序班官员，只录用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四省生员。
但雍正和朝臣都很清楚，让那些福建和广东人都操一口流利的“京片子”绝对不可能。因此，在一番权衡考虑之下，在各部议奏的最后方案中，只提到让广东、福建人学习“官话”。为了使雍正的意旨不致成为一纸空文，朝臣特意拟定了具体的惩治办法——学习官话以八年为限，不然将停止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科举考试。
在执行皇帝意旨方面，地方永远比朝廷急进。上谕颁布后的一年时间里，福建各地就先后设立了名为“正音”的书馆和书院110所，平均每个县都有一所。而广东更是走在这场官话运动的前列，在每个城乡都设立社学“以训官音”。据统计，整个广东省有2000所以上的正音社学在一两年内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官话运动如潮水般汹涌而来，迅速淹没了福建、广东两省，并且根据朝廷“通行凡有乡音之省，一体遵行”的议奏，这股洪流大有从福建和广东向各地泛滥的趋势，在雍正绝对意旨的推动下，似乎没有哪种力量可以阻挡这场运动蔓延全国。但上谕颁布四年后，一名官员就以特殊的方式提出了异议。
1732年，广东巡抚杨永斌在写给雍正的密折中，提及这场“官话运动”开展四年来的成果——毫无成果。杨永斌也解释，这当然不是皇帝和朝廷的政策不妥，而是这群广东士子不可救药。他还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重新修葺省城广州旧有的粤秀书院，将每年考试中的优等生拨入书院就读，再让从这里毕业的优等生各回本籍去教授那些“陋劣”之徒，最后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
乍看起来，杨永斌的奏折与之前颁布推广官话的上谕并无二致，实则暗度陈仓，将意图隐藏在字里行间。雍正在上谕中认为是因为语言不通所以才导致福建和广东两省民风浇薄难治，但杨永斌却在密折中指出情况恰恰相反，是因为广东士人品行低劣，所以才导致学艺不精，官话不通。所以比起各地大张旗鼓地推广官话，提高广东士人的道德素质才是当务之急。
不过，道德原因永远不会是最根本的原因。雍正钦定的官话运动所遭遇的最大阻力不是一群道德败坏的士子，而是一个更现实的原因：缺钱。
杨永斌在密折中暗含了这一点，他在提出重修粤秀书院时，特意提及会将流民垦荒所收的千余石官租用于粵秀书院的“膏火之资”，也就是作为书院的专项资金来源。尽管雍正批复同意了这一奏请，但从另一个侧面也体现了，如果没有皇帝亲自下达旨意划拨专款，地方上兴办学校面临着无钱可用的窘况。
有清一代的财政制度在集权程度上位居列朝之冠，从制度上讲，地方征收的所有赋税都是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只有朝廷才有权对其进行调拨分配。严格的财政制度使地方官员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规的灵活手段。杨永斌这样从基层出来的官员当然心知肚明，但这些官员的不幸之处在于他们遇到了一个最难缠的对手：雍正。
雍正的充沛精力和察察为明的鲜明个性，使地方官员进行暗箱操作的难度大大增加，所以，那些四年前奉旨大张旗鼓创办的正音社学必然面临经费来源严重不足的问题。而雍正四年前颁布上谕时，只是把推广官话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推给地方，却没有提供配得上它浩大声势的专项资金，在帝国严格的财政制度下，是没有多余资金用于这种突如其来的新兴地方教育机构的。
因此，在只有政策精神，却没有资金来源的情况下，地方官员就只有乞灵于他们早已谙熟的灰色手段。广东官员想出的办法是挪用地方存留款项，但中央划拨地方支出的存留款项中并没有正音社学一栏，所以只能借用地方正规官学的银两来完成雍正额外派给的政治任务。
而福建官员除了动用公费之外，同时也将原先地方正规官学经营的学田收入划给正音书院。福建全省兴建的一百余所正音书院中，有半数是旧房改造再利用建造起來的。对地方官员来说，这些在雍正谕旨号召下仓促建立起来的书院，在缺钱少粮的状况下能存活下去，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但奇迹不能持久。当杨永斌在奏折中写到“粤人狃于积习，历今四年，仍未能渐移”时，就已经在暗示雍正这场“官话运动”已经遇到了瓶颈。他巧妙地提醒雍正，是应该重新审视“官话运动”的现状和它的将来了。
而对雍正来说，他要思虑的还不止这些。1732年是雍正的失败之年，他那些早年推行的极富个性的改革措施在这两年里弊端凸显，“官话运动”的失利只能算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烦恼。三年后，雍正去世，他还来不及见到福建和广东两省官话运动培养的第一批人才进京觐见。但事实证明，这无论是对已死的雍正，还是对福建、广东民众，都是一种幸运。
1777年，乾隆接见六旬老臣陈汝捷，证明官话运动彻底失败。陈汝捷是福建人，十岁时赶上那场大张旗鼓的官话运动，49年后面见乾隆，“应对每形艰涩”。
同样的语言问题过了半个世纪又摆在了雍正的继任者乾隆面前，但乾隆并没有再次掀起大规模的推广官话运动，他只是在陈汝捷的引见单上用朱笔注明：“中材，只可止此，水师派。”两年后陈汝捷因为功绩卓著升任福建全省陆路提督军门。他糟糕的官话水平并没有影响他的仕宦生涯，而雍正那道独出心裁的推广官话的上谕却被一步步埋入遗忘的深渊。
这一埋葬的过程从乾隆即位的第一年就开始了。当时恰好是雍正规定的八年期限的最后一年，福建、广东的士子面临一场决定他们未来命运的语言考核，倘使考核不合格，这两省将会被取消科举资格。而最终的考核情况是“问以官话，多属茫然”。但朝廷并没有取消这两省的科举资格，而是决定把最后期限再次延长到三年之后。
可仅仅一年后，朝廷又下达新的决议，不仅承认官话运动徒劳无功，更下令将原先从邻省派送教习官话的教职全部撤回，甚至连最终期限也彻底取消了。
到乾隆接见陈汝捷时，昔日轰轰烈烈的官话运动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那些少数仍然试图收拾这场失败的运动残片，打算重整旗鼓的人，也在乾隆严厉的命令下被迫罢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