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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文化作为封建统治时期中国文化体系的缩影，记载了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由兴起、繁荣到衰亡的历史过程。出生在富裕的封建官僚家庭中的曹禺，自然成了这个过程的见证人，在他的作品《雷雨》、《原野》、《北京人》中对这种家族文化便有如实的描写。同时作品中还展现了那些活在里面不断挣扎着的人们的性格悲剧。
一、曹禺作品中的家族文化
“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做他的表层构造。”家族制度最大弊害是家长专制，对“人”这个个性主体的个性空间的压制。
雷雨中的周朴园，这位父权、夫权的象征者，为了让家庭成员纳入最圆满，最有秩序的轨道，他的话便成了家里的法律，苛酷的要求每一个人。他有的只是封建家长的那种冷酷、伪善和独裁。周萍被他教化得犹豫、怯弱；周冲被他调教得懦弱、胆小；繁漪被他压抑得麻木，乖戾。这个家因为有周朴园为代表的封建家长而让每个人觉得是那样的郁闷和死气沉沉。
《原野》中的焦母，虽是个瞎老婆子，但作为家中父权代表者，却是一个令人感到既可憎恨又可怕的人物。她也有封建家长友善的一面，在和越狱回乡后的仇虎的谈话中表现得惟妙惟肖。她佯装亲热：“咱们娘俩谈谈”，实质是正试探对方，明拉暗攻。而仇虎的针锋相对，步步紧逼，使焦母卑鄙、丑恶的嘴脸暴露无遗。焦母的存在使焦家无法安宁；她和儿媳无休止的争斗，以及儿子躲之不及的无奈，将这个封建家族制度下每个成员的生活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北京人》中，到曾皓年老時曾家家道已趋于衰落，已失去周朴园那样的绝对威势，但他仍坚持“以诗礼为不可更改的信条。”“他非常注意场面上的繁文缛节，以为这是士大夫门第必不可少的家教，往往故意夸张他在家里当家长的威严。”念念不忘曾家曾经的权势，动辄教训儿孙。儿媳曾思懿是曾家伦理纲常的执行者，当瑞贞不肯听她的话喝下安胎药时，她勃然大怒，声色俱厉地斥责道：“叫她喝，要她喝！她要不听话，你告诉我，看我怎么灌她喝！”曾思懿虽是女性，但在思想上却尊崇男权主义，是一种父权符号的象征。
家族文化不仅肆意扼杀家族内的主体生命，而且在更大范围内限制了人的心灵空间和精神视野，集中体现在仇虎身上。仇虎激烈的复仇行动最终演变为家族宗法观念的外化，他的反抗愈激烈，愈彻底，他受传统家族文化的束缚也愈深。对家族文化清醒的认识，可以使人们从封建主义精神束缚下挣脱出来，避免陷入新的精神危机。
二、曹禺作品中的性格悲剧
“性格，是现实的历史内容所造成”。周朴园这个家族制度的执行者，既是悲剧的制造者，同时也是最大的悲剧承担者。三十年前，他与女仆相爱了。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中的长子，一个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现代青年，在封建社教的束缚下迈出了这一步，不能认为他与侍萍的爱是假的。“门当户对”的封建婚姻观念不允许他这位周家大少爷去接受一个下层阶级社会的侍女，而只能迎娶一位富家小姐。周朴园是个封建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他要做的是“社会上的好人物”，于是三十年前的侍萍成了他这一追求的抛弃品，终于酿成了三十年后的悲剧。他一直留侍萍的儿子在身边，在向自己时时提醒着孩子的母亲——侍萍，经常不经意的触动他对侍萍的回忆。在他日后不完满的婚姻生活中，便显露出对繁漪的专横冷酷，恩威并施，以维持他的威严，建立起他引以自豪的家庭秩序。他怀恋与侍萍之间一段真挚美好的生活以缓解自身道德重负和内心枯冷。但当侍萍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又惊惶失措，声色俱厉。
繁漪是《雷雨》中一个最具“雷雨”性格的人物。她的所作所为，使得周萍、四凤离开周公馆的行动失败，也使侍萍与周朴园之间一段悲剧根源被发掘出来，打乱原来的局面，完成了这出悲剧。她要周萍陪伴自己，但她真正需要的不仅仅是周萍，是在用周萍对自己的地位、处境做出的一种反抗，对周朴园所加给她的种种束缚限制对周朴园的专横统治的一种反抗。她是一个外形沉静，可“爱起你来像一团火，那样热烈，恨起你来也会像一团火，把你烧毁”的女子。她被周朴园软禁在这个仿佛是与世隔绝的周公馆里整整十八年，使得繁漪“雷雨”式的性格与现实相悖，人性的本能追求被压抑的生活使得她的存在也以一出悲剧的形式出现。
从乡间跑来的年轻人周萍，使繁漪这株行将枯死的花得到了点滴雨露的滋润，逐渐有了生气。她按自己的性格爱了，把生命，名誉整个交给了周萍。虽然年轻的周萍与年轻时的父亲有着相似之处，但周萍毕竟不是周朴园，他犹豫怯弱，胆小怕事，决不值得繁漪爱，更不值得为他牺牲。周萍作为周公馆的大少爷，受过“五四”时期民主思想的洗礼，不满于父亲的专横与不尊重女性，他与繁漪的乱伦也是个解放的一种要求。但作为周朴园的衣钵传人和长子，他竭力想成为周朴园所代表的那个社会和阶级的忠臣孝子。基于这一立场，他对周朴园惟命是从，无限恭顺，周朴园的一言一行，他几乎都无条件地赞成。他爱上了四凤，竭力想逃出周公馆，中断与繁漪的关系。同时他害怕与繁漪的关系张扬出去，不容于父亲，不容于家族，不容于社会。他不敢与周朴园及其代表的社会力量决裂，遵循封建社会标榜的“良心”。
可繁漪是不允许周萍从这一性格悲剧中解脱出来的，她的性格雷雨般爆发“一个女子，不能受两代的欺辱”。这个带着新思想的女性不可能放弃了斗争。为了报复周家她不择手段近乎疯狂：把自己的儿子拉出来破坏周萍和四凤的结合，最后一幕又利用周朴园阻止周萍和四凤的出走，不顾一切地摧毁着别人的快乐和幸福。报复是成功了，可繁漪却彻头彻尾的失败了：死的死、疯的疯，活着的也都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痛苦之中，上演了一出家族文化导致下的性格悲剧。
仇虎于世家子弟不同，他不属于封建家庭，他是黑暗下的受害者和叛逆者，复仇是他向恶势力挑战的特定方式，然而他的复仇是典型的家族复仇，是以血亲利害为尺度的。当虎仇发现焦阎王已死，复仇对象不复存在，便在家族情绪催动下，以“父债子还”为由，残酷的杀害了焦大星和小黑子，以便焦阎王“断子绝孙”。由此可见家族文化不仅肆意扼杀家族内人的性格发展，而且在更大范围内限制了人的心灵空间和精神世界。 生活在曾家大院里的长子曾文清，身上更具有传统士大夫家庭的烙印，他外表清俊飘逸，谈吐不俗，琴棋书画，茶道养鸽，无一不精，然而他生活在“仿佛生来就该长满须，迈着四方步”的曾家，關起门来过着自生自灭的生活。养成沉滞、懒惰的个性。性格懦弱到连自己的情感都没有勇气去正视，面对真诚爱他的表妹愫芳，他不敢表达内心情感，只会躲到一边去吟诵陆游的《钗头凤》。他不敢涉足社会，即便下决心走出家门，外边的风雨一下子就把他吓了回来。
三、曹禺作品中性格悲剧的意义
曹禺小的时候过着很优裕的生活，但是他却感到“闷的很”，“觉得整个家庭都是郁闷的”。他说他自己“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这使他更能深切地体会到人类的悲惨处境，引发了他对人类生存环境和终极目的的思考。想让人从最根本的生命价值层面上去感悟人生。
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写道：“悲剧之产生主要在于个人与社会力量抗争中的无能为力。这些社会、自然力量虽然可以用因果关系去加以解释，但却像昔日盲目的命运一样沉重地压在人的头上。”⑥把这句话用来形容曹禺的命运也是十分恰当的。《雷雨》中的八个人物都像笼里的困兽，无法逃脱。他笔下的宇宙像一张大网，人在其中挣扎，永远处在压抑与抗争之中，有无可消除的无望和恐惧，人类的软弱性制造着他们永恒的悲剧人生。
在曹禺笔下，“雷雨”式的“郁热”，不只是戏剧的氛围，同时暗示着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不可遏制的情热，超常态的欲望和对欲望超常态的压抑，二者互相撞击激起生命白热化的爆发，又迅速跌入黑暗的深渊。曹禺痛苦地审视他的人物，发现了生命的无奈和挣扎：每个人都渴望把自己从不堪忍受的生存方式中解放出来，却没有自我拯救的力量，只能心造一个幻影（周冲、周萍兄弟对四凤，繁漪对周萍），死死揪住不放，却不自知地犯了更可怕的罪恶，导致最后的死亡-------这才是剧作家真正的恐惧和愤怒。
曹禺从生命力的角度思考人类的历史走向他不喜欢没有生命热情的人，即使他们对社会敷衍得很好。曹禺对命运的思考立足在人类生存的悲剧性体验上，表现为人在恶劣、荒谬的生存环境下的无助和无奈。让人眼睁睁的看着美好的东西被无情地摧残，撕裂，不能不感到无比的愤慨和恐惧，同时让观众一点一点地感受到人性的力量，并与自我内心渴望冲破樊篱的冲动相结合，激发出对生命的憧憬和激情。
在那个郁闷的年代，曹禺的悲剧是一种抗争，是一种探寻，更是一种对生命的呼喊。正是有了对现实和人的本性的关注，曹禺的悲剧世界才会具有那种夺人心魄的热力和长久不衰的魅力。
参考书目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曹禺文集》第1、2卷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曹禺作品中的家族文化
“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做他的表层构造。”家族制度最大弊害是家长专制，对“人”这个个性主体的个性空间的压制。
雷雨中的周朴园，这位父权、夫权的象征者，为了让家庭成员纳入最圆满，最有秩序的轨道，他的话便成了家里的法律，苛酷的要求每一个人。他有的只是封建家长的那种冷酷、伪善和独裁。周萍被他教化得犹豫、怯弱；周冲被他调教得懦弱、胆小；繁漪被他压抑得麻木，乖戾。这个家因为有周朴园为代表的封建家长而让每个人觉得是那样的郁闷和死气沉沉。
《原野》中的焦母，虽是个瞎老婆子，但作为家中父权代表者，却是一个令人感到既可憎恨又可怕的人物。她也有封建家长友善的一面，在和越狱回乡后的仇虎的谈话中表现得惟妙惟肖。她佯装亲热：“咱们娘俩谈谈”，实质是正试探对方，明拉暗攻。而仇虎的针锋相对，步步紧逼，使焦母卑鄙、丑恶的嘴脸暴露无遗。焦母的存在使焦家无法安宁；她和儿媳无休止的争斗，以及儿子躲之不及的无奈，将这个封建家族制度下每个成员的生活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北京人》中，到曾皓年老時曾家家道已趋于衰落，已失去周朴园那样的绝对威势，但他仍坚持“以诗礼为不可更改的信条。”“他非常注意场面上的繁文缛节，以为这是士大夫门第必不可少的家教，往往故意夸张他在家里当家长的威严。”念念不忘曾家曾经的权势，动辄教训儿孙。儿媳曾思懿是曾家伦理纲常的执行者，当瑞贞不肯听她的话喝下安胎药时，她勃然大怒，声色俱厉地斥责道：“叫她喝，要她喝！她要不听话，你告诉我，看我怎么灌她喝！”曾思懿虽是女性，但在思想上却尊崇男权主义，是一种父权符号的象征。
家族文化不仅肆意扼杀家族内的主体生命，而且在更大范围内限制了人的心灵空间和精神视野，集中体现在仇虎身上。仇虎激烈的复仇行动最终演变为家族宗法观念的外化，他的反抗愈激烈，愈彻底，他受传统家族文化的束缚也愈深。对家族文化清醒的认识，可以使人们从封建主义精神束缚下挣脱出来，避免陷入新的精神危机。
二、曹禺作品中的性格悲剧
“性格，是现实的历史内容所造成”。周朴园这个家族制度的执行者，既是悲剧的制造者，同时也是最大的悲剧承担者。三十年前，他与女仆相爱了。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中的长子，一个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现代青年，在封建社教的束缚下迈出了这一步，不能认为他与侍萍的爱是假的。“门当户对”的封建婚姻观念不允许他这位周家大少爷去接受一个下层阶级社会的侍女，而只能迎娶一位富家小姐。周朴园是个封建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他要做的是“社会上的好人物”，于是三十年前的侍萍成了他这一追求的抛弃品，终于酿成了三十年后的悲剧。他一直留侍萍的儿子在身边，在向自己时时提醒着孩子的母亲——侍萍，经常不经意的触动他对侍萍的回忆。在他日后不完满的婚姻生活中，便显露出对繁漪的专横冷酷，恩威并施，以维持他的威严，建立起他引以自豪的家庭秩序。他怀恋与侍萍之间一段真挚美好的生活以缓解自身道德重负和内心枯冷。但当侍萍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又惊惶失措，声色俱厉。
繁漪是《雷雨》中一个最具“雷雨”性格的人物。她的所作所为，使得周萍、四凤离开周公馆的行动失败，也使侍萍与周朴园之间一段悲剧根源被发掘出来，打乱原来的局面，完成了这出悲剧。她要周萍陪伴自己，但她真正需要的不仅仅是周萍，是在用周萍对自己的地位、处境做出的一种反抗，对周朴园所加给她的种种束缚限制对周朴园的专横统治的一种反抗。她是一个外形沉静，可“爱起你来像一团火，那样热烈，恨起你来也会像一团火，把你烧毁”的女子。她被周朴园软禁在这个仿佛是与世隔绝的周公馆里整整十八年，使得繁漪“雷雨”式的性格与现实相悖，人性的本能追求被压抑的生活使得她的存在也以一出悲剧的形式出现。
从乡间跑来的年轻人周萍，使繁漪这株行将枯死的花得到了点滴雨露的滋润，逐渐有了生气。她按自己的性格爱了，把生命，名誉整个交给了周萍。虽然年轻的周萍与年轻时的父亲有着相似之处，但周萍毕竟不是周朴园，他犹豫怯弱，胆小怕事，决不值得繁漪爱，更不值得为他牺牲。周萍作为周公馆的大少爷，受过“五四”时期民主思想的洗礼，不满于父亲的专横与不尊重女性，他与繁漪的乱伦也是个解放的一种要求。但作为周朴园的衣钵传人和长子，他竭力想成为周朴园所代表的那个社会和阶级的忠臣孝子。基于这一立场，他对周朴园惟命是从，无限恭顺，周朴园的一言一行，他几乎都无条件地赞成。他爱上了四凤，竭力想逃出周公馆，中断与繁漪的关系。同时他害怕与繁漪的关系张扬出去，不容于父亲，不容于家族，不容于社会。他不敢与周朴园及其代表的社会力量决裂，遵循封建社会标榜的“良心”。
可繁漪是不允许周萍从这一性格悲剧中解脱出来的，她的性格雷雨般爆发“一个女子，不能受两代的欺辱”。这个带着新思想的女性不可能放弃了斗争。为了报复周家她不择手段近乎疯狂：把自己的儿子拉出来破坏周萍和四凤的结合，最后一幕又利用周朴园阻止周萍和四凤的出走，不顾一切地摧毁着别人的快乐和幸福。报复是成功了，可繁漪却彻头彻尾的失败了：死的死、疯的疯，活着的也都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痛苦之中，上演了一出家族文化导致下的性格悲剧。
仇虎于世家子弟不同，他不属于封建家庭，他是黑暗下的受害者和叛逆者，复仇是他向恶势力挑战的特定方式，然而他的复仇是典型的家族复仇，是以血亲利害为尺度的。当虎仇发现焦阎王已死，复仇对象不复存在，便在家族情绪催动下，以“父债子还”为由，残酷的杀害了焦大星和小黑子，以便焦阎王“断子绝孙”。由此可见家族文化不仅肆意扼杀家族内人的性格发展，而且在更大范围内限制了人的心灵空间和精神世界。 生活在曾家大院里的长子曾文清，身上更具有传统士大夫家庭的烙印，他外表清俊飘逸，谈吐不俗，琴棋书画，茶道养鸽，无一不精，然而他生活在“仿佛生来就该长满须，迈着四方步”的曾家，關起门来过着自生自灭的生活。养成沉滞、懒惰的个性。性格懦弱到连自己的情感都没有勇气去正视，面对真诚爱他的表妹愫芳，他不敢表达内心情感，只会躲到一边去吟诵陆游的《钗头凤》。他不敢涉足社会，即便下决心走出家门，外边的风雨一下子就把他吓了回来。
三、曹禺作品中性格悲剧的意义
曹禺小的时候过着很优裕的生活，但是他却感到“闷的很”，“觉得整个家庭都是郁闷的”。他说他自己“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这使他更能深切地体会到人类的悲惨处境，引发了他对人类生存环境和终极目的的思考。想让人从最根本的生命价值层面上去感悟人生。
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写道：“悲剧之产生主要在于个人与社会力量抗争中的无能为力。这些社会、自然力量虽然可以用因果关系去加以解释，但却像昔日盲目的命运一样沉重地压在人的头上。”⑥把这句话用来形容曹禺的命运也是十分恰当的。《雷雨》中的八个人物都像笼里的困兽，无法逃脱。他笔下的宇宙像一张大网，人在其中挣扎，永远处在压抑与抗争之中，有无可消除的无望和恐惧，人类的软弱性制造着他们永恒的悲剧人生。
在曹禺笔下，“雷雨”式的“郁热”，不只是戏剧的氛围，同时暗示着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不可遏制的情热，超常态的欲望和对欲望超常态的压抑，二者互相撞击激起生命白热化的爆发，又迅速跌入黑暗的深渊。曹禺痛苦地审视他的人物，发现了生命的无奈和挣扎：每个人都渴望把自己从不堪忍受的生存方式中解放出来，却没有自我拯救的力量，只能心造一个幻影（周冲、周萍兄弟对四凤，繁漪对周萍），死死揪住不放，却不自知地犯了更可怕的罪恶，导致最后的死亡-------这才是剧作家真正的恐惧和愤怒。
曹禺从生命力的角度思考人类的历史走向他不喜欢没有生命热情的人，即使他们对社会敷衍得很好。曹禺对命运的思考立足在人类生存的悲剧性体验上，表现为人在恶劣、荒谬的生存环境下的无助和无奈。让人眼睁睁的看着美好的东西被无情地摧残，撕裂，不能不感到无比的愤慨和恐惧，同时让观众一点一点地感受到人性的力量，并与自我内心渴望冲破樊篱的冲动相结合，激发出对生命的憧憬和激情。
在那个郁闷的年代，曹禺的悲剧是一种抗争，是一种探寻，更是一种对生命的呼喊。正是有了对现实和人的本性的关注，曹禺的悲剧世界才会具有那种夺人心魄的热力和长久不衰的魅力。
参考书目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曹禺文集》第1、2卷中国戏剧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