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农民想富,家里没有健康的劳动力是不行的”,这是王彦峰对“健康是生产力”理论的通俗解释,他说他不放弃向上面解释这个说法,因为他知道这样的理念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我们算过一笔账,如果按一个人得病一次住院两周计算,那么2008年中国的人均医疗花费是5058元,也就是说,每增加一个健康人就能省下或者‘创造’出5058元,所以我说健康就是生产力。”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王彦峰说。
“健康是生产力”,这话王彦峰已经说了四年。2005年12月,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成立;再之前,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召开时,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逐步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为这事基金会已经努力了四年。四年的时间里,内蒙古的许多牧民在“流动医疗车”上有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就医体验;上万名乡村医生经过培训,有了农民觉得“够用”的水平;不少的城市人有了可能将伴其一生的健康档案……
健康是生产力
王彦峰不愿人们把“健康是生产力”的提法归功为他的理论创新,他说这本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劳动者、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是构成生产力的三个因素,而对生产力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永远是健康的劳动者。”王彦峰说。
“不过,劳动者的健康也一直是我们不太重视的因素”,王彦峰又说。
他凭的是实打实的数据。据世界银行的专家分析,在过去的40余年间,世界经济增长总量中的8%～10%应归功于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数据显示,2002年,美国的医疗卫生支出占GDP比重已高达14.9%,巴西为8%;同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越南等近年来也经常保持在5%左右。
而在中国,2009年11月,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援引中国财政部的数据指出,当年医疗卫生开支占GDP比重约为1.2%。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如此境遇与高楼大厦和高速公路的纵横蔓延形成了鲜明反差,“典型的只见物,不见人”,王彦峰说,“因为有些领导干部还没有意识到健康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基金会曾经遭遇的那些尴尬事,于是便也获得了解释。2006年初,刚刚成立的基金会计划在河北省某市建立一个试点项目。当这个城市的市长得知一个手无分文的基金会要搞医疗卫生项目,而且还要靠向当地企业募集资金来运作时,王彦峰说,“他们真的往外撵我们。”当基金会不愁“基金”之后,它又不得不反过来支持本应获其支持的主管单位——卫生部。为了奖励全国的优秀乡村医生,这个在王彦峰看来“可怜的很”的部级机关,竟然穷到每年要借助基金会的力量筹措奖金。
“如果政府的观念不变,那么就算是对老百姓健康有好处的事也难以办好”,王彦峰谈到这些事时颇为感慨,更令他感慨的是,观念的转变可能比办事还难。
2006年,王彦峰以“健康是生产力”为题写成了一篇文章,并准备在一份国家级大报上发表。然而见报之日,文章的标题却被改作“健康就是幸福”。“这个说法的内容不错,但力度降低了”,王彦峰对此事这样评价;“还没听到‘上面’有‘健康是生产力’这个说法”,王彦峰在向报社寻问改题原因时,报社给了王彦峰这样的回答。
至于是否听到过“下面”的说法,人们难以得知,不过,类似“奔小康,盼健康,一场大病全泡汤”的民谚已在很多地方流传许久却是事实。“农民想富,家里没有健康的劳动力是不行的”,这是王彦峰对“健康是生产力”理论的通俗解释,他说他不放弃向上面解释这个说法,因为他知道这样的理念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看病难的“非常”解法
比致富更强烈的渴望是健康地活着,只是在中国的一些地方,看病保健康这件事格外难办。
蒙古包里住着一家四口,一个锅、四个碗、一个水桶、一大包止疼片和使女主人常年无法劳动的三四种慢性病是这家人拥有的全部。基金会事业发展部部长马玉和对初次到内蒙古牧区考察时的情形记忆犹新,他说没想到看病难让一些牧民贫困至此。
牧民看病难,难就难在了交通上。
内蒙古地广人稀,医院大都建在人口相对集中的城镇、县、旗和苏木(乡)。对于那些“离群索居”的牧民来说,这样的现实意味着每次在解决疾病问题之前,必须先解决距离问题——为了去医院,有的牧民甚至需要辗转三天三夜,危重病人在路上“上路”的事已算不得新鲜。马玉和说,“从蒙古包到医院之间的路好像永远也走不完。”
既然走不完,很多人干脆就选择了不走。一些牧民便终生与医院无缘。牧区的妇女通常在蒙古包里,靠用火消毒的剪子完成分娩;对有些病人来说,止疼片往往是他们仅有的“药”。“小病扛,大病捱,重病、急病就只能等死”,这话里有牧民生活中真实的沉重。
比看病还难的是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牧区建一座二级甲等医院大概需要2000万元,即使有钱建设,由于牧区人少,也不见得每天都有人去医院看病。能够预见的结果是资源闲置和医生流失,所以,这个最容易想到的办法因最不实际而成为空想。事实上,城镇医院里的医生也有下牧区巡诊的任务,但医生所能做的,最多是从随身药箱里掏出些牧民们不常见的药品。由于无法携带医疗设备,巡诊医生很难为病人做细致的检查,手术治疗则更是无从谈起,何况对于巡诊医生来说,交通同样是个难题。
国家的三级医疗体制不能有效解决牧民们的看病问题,2006年9月王彦峰在考察内蒙古牧区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问自治区领导打算怎么办,领导摇头说“难”。对付难题就要用“非常”的解法,王彦峰想到了当年为牧民送戏上门的“乌兰牧骑”。一次会上,王彦峰向自治区卫生厅提出建设送医上门的“流动医院”的想法。卫生厅只有一个问题:拿什么送?在征询了汽车业界的意见之后,王彦峰答:福田客车。
2007年“五一”,由福田汽车公司捐资150万元生产的第一辆“健康中国流动医院”车开到了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牧民们的家门口。“这辆特制的大客车装有自动生化仪、微型X光机、B超机、心电图机等,设备配置相当于一座二甲医院的水平”,马玉和介绍道,“医生来自城里的医院,在‘流动医院’进行常规检查和微创手术、分娩手术不成问题。参加‘新农合’的农民拿着‘蓝本’就可以到定期巡诊的‘流动医院’车上免费就医。省钱、救命,还少跑路。”马玉和说,“流动医院”曾经在一个苏木一次查出了四个肺结核病患者,而他们本人只知道自己平时“爱发烧”。
两个月后,一个更加迫切的问题被反映到王彦峰那里——这样的“流动医院”能不能多些?王彦峰说,从2006年至今,基金会总共筹集资金3000多万元,并通过与福田汽车公司及各地政府合作,为青海、云南、内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广人稀的省、自治区捐献了36辆“流动医院”车。许多地方的政府在看到“流动医院”的良好效果之后,也开始把“流动医院”的建设提上工作日程。“在国家现有医疗体制不能有效覆盖的地方,包括我们基金会在内的社会公益组织有责任去探寻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新方法,并且发挥出示范效应”,王彦峰说,“老百姓希望有人把这样的事做下去。”
缺什么 补什么
不过对于更多中国人来说,看病难、看病贵的症结还不是“距离”。“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平衡,以及缺乏防病保健意识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王彦峰这样分析,于是基金会就有了“培训乡医”和在城市中倡导健康生活的各种项目,王彦峰说这叫“缺什么,补什么”。
农村最缺少的就是医务人才,农民们不去村镇诊所而纷纷到城里就医与此不无关系,城里医院门前的长队和来往住宿的开销又直接导致了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王彦峰说,建医学院校培养高水平的医生是条路,但农民们等不得,所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对现有的乡村医务人员进行培训。
从2006年至今,王彦峰已经记不清基金会在全国培训了多少名村医,不过有一件事他能确定,那就是基金会每到一处投下几百万元培训费后不久,当地政府都会欣然追加更多的资金用来培训更多的基层医生。在广东的揭阳、云浮、清远如此,陕西的老区延安和青海的黄南藏族自治州等地同样如此。“他们看到乡村医生对这个项目非常欢迎,而且跑到城里大医院看病的人少了”,王彦峰说。
“其实农村不需要大专家。村医经过半个月的培训,学会治疗更多的常见病,农民们就已经很满足了。所以我们培训一名农村医生大概1000元就够了,而培养一个中专水平的医科学生至少也要二、三万。”王彦峰的话透露出农民和基金会的无奈,他说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组织有力量解决农村的医疗问题,“我们只能救急,我们只能为国家完善医疗体制争取一点延缓的时间。”
不过对于改变医疗经费分配不均的状况,城市居民也并非无可作为。有数据显示,当前中国的年人均治病费用,如果用于疾病预防,则可以使8.5个人受益。这意味着,如果享有良好医疗卫生条件的城市居民都能提高自身的保健和防病水平,那么,即使在医疗总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农村也能分得更多的经费资源,而这两个结果,显然也是城市居民所期待的。
“现在很多城市居民缺乏保健意识和相关知识”,王彦峰介绍道,“比如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每人每天食盐量不应超过6克,而北京人每天要吃12到14克。”可举的例子不只这一个,伴随经济建设而生的环境污染,生活富裕引发的富贵病、慢性病增加等现象,都说明城市居民的防病保健水平正亟待提高。
为此,基金会借北京奥运会的契机于2007年初发起了“健康奥运,健康北京——全民健康活动”。北京不少市民家的厨房里出现了基金会派发的限盐勺、限油壶;老人、儿童得以定期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基金会印制的《首都市民预防传染病手册》几乎每家都发得一本。
此外,自2007年起,基金会还在河南、河北等省及北京、上海、天津部分地区为居民建立了健康档案。王彦峰说,这几个试点其实是在为全国铺开健康档案摸索经验,成功的经验就是示范。无论理论还是实践,越来越多的社会示范能够转变为体制内的关怀总是好事,对此,王彦峰看起来很期待。
“我们算过一笔账,如果按一个人得病一次住院两周计算,那么2008年中国的人均医疗花费是5058元,也就是说,每增加一个健康人就能省下或者‘创造’出5058元,所以我说健康就是生产力。”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王彦峰说。
“健康是生产力”,这话王彦峰已经说了四年。2005年12月,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成立;再之前,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召开时,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逐步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为这事基金会已经努力了四年。四年的时间里,内蒙古的许多牧民在“流动医疗车”上有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就医体验;上万名乡村医生经过培训,有了农民觉得“够用”的水平;不少的城市人有了可能将伴其一生的健康档案……
健康是生产力
王彦峰不愿人们把“健康是生产力”的提法归功为他的理论创新,他说这本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劳动者、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是构成生产力的三个因素,而对生产力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永远是健康的劳动者。”王彦峰说。
“不过,劳动者的健康也一直是我们不太重视的因素”,王彦峰又说。
他凭的是实打实的数据。据世界银行的专家分析,在过去的40余年间,世界经济增长总量中的8%～10%应归功于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数据显示,2002年,美国的医疗卫生支出占GDP比重已高达14.9%,巴西为8%;同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越南等近年来也经常保持在5%左右。
而在中国,2009年11月,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援引中国财政部的数据指出,当年医疗卫生开支占GDP比重约为1.2%。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如此境遇与高楼大厦和高速公路的纵横蔓延形成了鲜明反差,“典型的只见物,不见人”,王彦峰说,“因为有些领导干部还没有意识到健康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基金会曾经遭遇的那些尴尬事,于是便也获得了解释。2006年初,刚刚成立的基金会计划在河北省某市建立一个试点项目。当这个城市的市长得知一个手无分文的基金会要搞医疗卫生项目,而且还要靠向当地企业募集资金来运作时,王彦峰说,“他们真的往外撵我们。”当基金会不愁“基金”之后,它又不得不反过来支持本应获其支持的主管单位——卫生部。为了奖励全国的优秀乡村医生,这个在王彦峰看来“可怜的很”的部级机关,竟然穷到每年要借助基金会的力量筹措奖金。
“如果政府的观念不变,那么就算是对老百姓健康有好处的事也难以办好”,王彦峰谈到这些事时颇为感慨,更令他感慨的是,观念的转变可能比办事还难。
2006年,王彦峰以“健康是生产力”为题写成了一篇文章,并准备在一份国家级大报上发表。然而见报之日,文章的标题却被改作“健康就是幸福”。“这个说法的内容不错,但力度降低了”,王彦峰对此事这样评价;“还没听到‘上面’有‘健康是生产力’这个说法”,王彦峰在向报社寻问改题原因时,报社给了王彦峰这样的回答。
至于是否听到过“下面”的说法,人们难以得知,不过,类似“奔小康,盼健康,一场大病全泡汤”的民谚已在很多地方流传许久却是事实。“农民想富,家里没有健康的劳动力是不行的”,这是王彦峰对“健康是生产力”理论的通俗解释,他说他不放弃向上面解释这个说法,因为他知道这样的理念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看病难的“非常”解法
比致富更强烈的渴望是健康地活着,只是在中国的一些地方,看病保健康这件事格外难办。
蒙古包里住着一家四口,一个锅、四个碗、一个水桶、一大包止疼片和使女主人常年无法劳动的三四种慢性病是这家人拥有的全部。基金会事业发展部部长马玉和对初次到内蒙古牧区考察时的情形记忆犹新,他说没想到看病难让一些牧民贫困至此。
牧民看病难,难就难在了交通上。
内蒙古地广人稀,医院大都建在人口相对集中的城镇、县、旗和苏木(乡)。对于那些“离群索居”的牧民来说,这样的现实意味着每次在解决疾病问题之前,必须先解决距离问题——为了去医院,有的牧民甚至需要辗转三天三夜,危重病人在路上“上路”的事已算不得新鲜。马玉和说,“从蒙古包到医院之间的路好像永远也走不完。”
既然走不完,很多人干脆就选择了不走。一些牧民便终生与医院无缘。牧区的妇女通常在蒙古包里,靠用火消毒的剪子完成分娩;对有些病人来说,止疼片往往是他们仅有的“药”。“小病扛,大病捱,重病、急病就只能等死”,这话里有牧民生活中真实的沉重。
比看病还难的是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牧区建一座二级甲等医院大概需要2000万元,即使有钱建设,由于牧区人少,也不见得每天都有人去医院看病。能够预见的结果是资源闲置和医生流失,所以,这个最容易想到的办法因最不实际而成为空想。事实上,城镇医院里的医生也有下牧区巡诊的任务,但医生所能做的,最多是从随身药箱里掏出些牧民们不常见的药品。由于无法携带医疗设备,巡诊医生很难为病人做细致的检查,手术治疗则更是无从谈起,何况对于巡诊医生来说,交通同样是个难题。
国家的三级医疗体制不能有效解决牧民们的看病问题,2006年9月王彦峰在考察内蒙古牧区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问自治区领导打算怎么办,领导摇头说“难”。对付难题就要用“非常”的解法,王彦峰想到了当年为牧民送戏上门的“乌兰牧骑”。一次会上,王彦峰向自治区卫生厅提出建设送医上门的“流动医院”的想法。卫生厅只有一个问题:拿什么送?在征询了汽车业界的意见之后,王彦峰答:福田客车。
2007年“五一”,由福田汽车公司捐资150万元生产的第一辆“健康中国流动医院”车开到了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牧民们的家门口。“这辆特制的大客车装有自动生化仪、微型X光机、B超机、心电图机等,设备配置相当于一座二甲医院的水平”,马玉和介绍道,“医生来自城里的医院,在‘流动医院’进行常规检查和微创手术、分娩手术不成问题。参加‘新农合’的农民拿着‘蓝本’就可以到定期巡诊的‘流动医院’车上免费就医。省钱、救命,还少跑路。”马玉和说,“流动医院”曾经在一个苏木一次查出了四个肺结核病患者,而他们本人只知道自己平时“爱发烧”。
两个月后,一个更加迫切的问题被反映到王彦峰那里——这样的“流动医院”能不能多些?王彦峰说,从2006年至今,基金会总共筹集资金3000多万元,并通过与福田汽车公司及各地政府合作,为青海、云南、内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广人稀的省、自治区捐献了36辆“流动医院”车。许多地方的政府在看到“流动医院”的良好效果之后,也开始把“流动医院”的建设提上工作日程。“在国家现有医疗体制不能有效覆盖的地方,包括我们基金会在内的社会公益组织有责任去探寻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新方法,并且发挥出示范效应”,王彦峰说,“老百姓希望有人把这样的事做下去。”
缺什么 补什么
不过对于更多中国人来说,看病难、看病贵的症结还不是“距离”。“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平衡,以及缺乏防病保健意识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王彦峰这样分析,于是基金会就有了“培训乡医”和在城市中倡导健康生活的各种项目,王彦峰说这叫“缺什么,补什么”。
农村最缺少的就是医务人才,农民们不去村镇诊所而纷纷到城里就医与此不无关系,城里医院门前的长队和来往住宿的开销又直接导致了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王彦峰说,建医学院校培养高水平的医生是条路,但农民们等不得,所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对现有的乡村医务人员进行培训。
从2006年至今,王彦峰已经记不清基金会在全国培训了多少名村医,不过有一件事他能确定,那就是基金会每到一处投下几百万元培训费后不久,当地政府都会欣然追加更多的资金用来培训更多的基层医生。在广东的揭阳、云浮、清远如此,陕西的老区延安和青海的黄南藏族自治州等地同样如此。“他们看到乡村医生对这个项目非常欢迎,而且跑到城里大医院看病的人少了”,王彦峰说。
“其实农村不需要大专家。村医经过半个月的培训,学会治疗更多的常见病,农民们就已经很满足了。所以我们培训一名农村医生大概1000元就够了,而培养一个中专水平的医科学生至少也要二、三万。”王彦峰的话透露出农民和基金会的无奈,他说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组织有力量解决农村的医疗问题,“我们只能救急,我们只能为国家完善医疗体制争取一点延缓的时间。”
不过对于改变医疗经费分配不均的状况,城市居民也并非无可作为。有数据显示,当前中国的年人均治病费用,如果用于疾病预防,则可以使8.5个人受益。这意味着,如果享有良好医疗卫生条件的城市居民都能提高自身的保健和防病水平,那么,即使在医疗总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农村也能分得更多的经费资源,而这两个结果,显然也是城市居民所期待的。
“现在很多城市居民缺乏保健意识和相关知识”,王彦峰介绍道,“比如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每人每天食盐量不应超过6克,而北京人每天要吃12到14克。”可举的例子不只这一个,伴随经济建设而生的环境污染,生活富裕引发的富贵病、慢性病增加等现象,都说明城市居民的防病保健水平正亟待提高。
为此,基金会借北京奥运会的契机于2007年初发起了“健康奥运,健康北京——全民健康活动”。北京不少市民家的厨房里出现了基金会派发的限盐勺、限油壶;老人、儿童得以定期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基金会印制的《首都市民预防传染病手册》几乎每家都发得一本。
此外,自2007年起,基金会还在河南、河北等省及北京、上海、天津部分地区为居民建立了健康档案。王彦峰说,这几个试点其实是在为全国铺开健康档案摸索经验,成功的经验就是示范。无论理论还是实践,越来越多的社会示范能够转变为体制内的关怀总是好事,对此,王彦峰看起来很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