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无法确切回忆起那是何年何月的故事了。记得那天我病得很厉害，从半夜起开始发高烧，坚持到清晨时，祖母请了邻村的赤脚医生来给我打了退烧针。我在野狗一般顽强的生命力的召唤下，体能迅速地恢复了过来，于是，我决定去学校上学。
　　对于上学读书，我是有着先天的喜好的。从开始上学起，每一个学期都没有落下过三好学生奖状。我喜爱所有的老师，所有的老师也都喜欢我。所以，学生时代，只要能去学校，我是决不会放弃上课而躺在家中休息的。
　　我背着书包，晕晕乎乎地穿过村落、走过田埂、蹚过小河，走进了破旧的校园，走到同样破旧的教室门前。
　　门，虚掩着，教室里传来吕先生年轻的声音。他在给同学们上英语课。
　　我怯怯地推开门，怯怯地喊了一声“报告”。我知道迟到就是违反纪律，所以不得不胆怯。
　　先生扭头看了看我，复又转过身去。似乎我只是一阵偶尔拂过门边的风，无色也无形。
　　我便被晾在了门前，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得呆呆地站着。同学们的目光聚合成了《地雷战》中鬼子手上的探雷器，不断地透过门缝，在我身上探测。
　　吕先生大约是感觉这样影响了同学们的正常学习，便停止了授课，从讲台上走到门边，轻轻地把门关严实了。他的目光从我身上越过时，似乎没有碰到任何的障碍，没有一丝的迟疑。
　　那时该有9点多钟了吧。室外的阳光似乎很灿烂，照在身上很温暖。我便挪了挪身体，靠到一边的土墙上，然而，眼泪却不争气地跑了出来，越过鼻梁和嘴角，滑落到大地母亲的怀抱中。
　　也许是那场高烧烧坏了我的大脑，也许是那教室门前同学们的目光烧焦了我的信心，反正是从那时起，我的英语成绩就庐山瀑布般的“飞流直下三千尺”了。当我越过初中的门槛，迈进高中的大门后，英语之外的其他功课，我总能做到不下于年级前五的位置，而英语则只能是在最后五名中争夺“冠军”。从1981年到1983年，我3次参加高考，有两次总分已超出了录取线，但英语成绩却一直在20分左右徘徊。
　　大学毕业考试时，尽管我竭尽了全力，英语仍是补考才过了关。这以后，眼看着一个个同学和朋友考取了研究生，看着大家顺利通过职称英语考试而成为中级、高级教师，我却始终在英语这个拦路虎前止步不前。
　　此刻，当我坐在电脑前敲击着键盘写出以上文字时，大脑中吕先生的形象早已模糊不清了。其实我一直知道，我的所有坎坷，和吕先生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也许那天他仅仅是心情不好，也许他仅仅是因为对逃学的孩子的一种莫名的怨愤，也许他太想让学生能够认真地跟他学习他所钟爱的英语了，所以，他才不让我在那时那地走进教室。
　　在他，这般的罚站，也许就是一种善意的惩戒；在我，这般的罚站，却是一种无上的酷刑。那时的我，实在是太过于被宠爱，太过于缺乏承受挫折的能力了。更重要的，是太过于缺少哪里跌倒哪里爬起的勇气和决心，而只会凭借兴趣喜好率性而为，浪费了宝贵的青春年华。
　　如果没有那一站，我的人生是否会是另外的模样？我无法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