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洁是在父母的陪同下来我这里看病的。听了他们的叙述后，我初步得出结论，她患了反应性精神障碍。然后，我向林洁的父母说出我的理由。
　　首先，林洁有创伤性体验的反复重现。她常常会控制不住地回想受打击的经历。而且，会反复 “触景生情”:当她走进教室，见到班主任，或听到同学的讥讽时，她会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有时，连梦的内容也常常与这次事件有关:梦见自己与高健“同居”的丑闻公诸于全校，校园里贴了大大的布告，校方认为他俩“同居”违反了校规，作了开除两人学籍的决定，等等。更让父母担心的是，林洁总是怀疑同学在嘲笑自己。她常问父母:“同学有没有来自己家，耳边似乎总有他们议论和讽刺的声音。”这常常扰乱她的思维，带来不愉快的情绪，甚至使她经常哭泣。这些正是反应性精神障碍的表现之一。
　　其次，林洁存在持续的警觉性增高。事发之后，她常常失眠、多梦、易惊醒;上课时心不在焉，常常走神;不愿看见同学和老师，对他们的脸色、言谈举止都十分在意，总担心他们对自己不怀好意，使自己重复体验那份伤感、苦闷。
　　林洁总是极力不去想（回忆）当时的情景，所以她怕见同学和老师，甚至害怕听到他们的声音，并因此而不愿上学。她对未来失去憧憬，做事没有计划，有时成天在家睡觉，对什么都没兴趣。这说明她有较为严重而且是持续的回避症状。事发两星期后，她的症状持续加重，痛苦越来越多，逃学越来越频。
　　因为林洁胆小、脆弱、孤僻、敏感、多疑、易激动，所以她有发生反应性精神障碍的性格基础。同时，又有足以引起她产生强烈情感反应的精神刺激因素等，所以我最终做出诊断:林洁患的是反应性精神障碍中的“延迟性应激反应性精神障碍”。于是，我根据林洁的具体情况，对治疗做出了安排。
　　鉴于林洁已经受到该事件的严重伤害，心理上已严重失衡，我对她的不幸遭遇表示了同情，同时全力支持她、鼓励她，促使她的心态尽量恢复平静，并使她正视自己当前的困难处境，重新审视她和高健的行为。我还要求她面对现实:对眼前的事实不要视而不见，更不要逃避，要勇敢去面对，平静地去分析，坚持尽一切努力改变现实的状况。
　　我还让林洁重新评价这一事件的经过，改变自己的认知结构。事发之后，林洁面对同学的嘲笑、老师严厉惩罚、父母的震怒和不近人情，失去了对是与非的辨别力。于是，我帮助她冷静分析事件原委和经过。我告诉她，在没有发生任何不规范男女关系的前提下，留宿高健是无可指责的，所以并没有原则性的错误。而后来这件事对她造成伤害又是有原因的。她最大的委屈正是来自人们对她和高健行为的误解。经过我细心的解释，她认识到事情并没有人们说的那么严重、可怕，而她和高健也都不应该受到指责、惩罚。
　　我努力为林洁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先是做她父母的工作，要求他们要完全相信女儿:她并未做错什么，却受了那么多的委屈，父母此时该怎么做呢——应该毫不犹豫地站在女儿的一边，支持、指导和帮助她有效地应对这不该发生的不幸，为她出谋划策，做她最坚强的后盾，勉励她接受考验，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坚持真理。我还要求他们尽力做个好榜样，启发孩子运用心理防御技巧保护自己，保持心态平衡。
　　另外，我要求林洁的老师要尽力挽回自己的陈旧观念和错误做法所带来的影响，要求他们在信任学生、确信他们并未做错什么的基础上，给予科学的教育和引导。同时，老师应向全班同学讲明真相，消除误解，并要求全班同学不再议论此事，对造谣滋事者应予以严厉批评。我还动员更多的同学主动接近林洁和高健，尤其鼓励原来就是林洁朋友的同学多与她交流沟通，说明他们误解了这件事，同学们是没有敌意的，希望她不要在意。
　　老师和同学对林洁的心理支持，对她逐渐克服精神障碍起了关键作用。
　　我还对林洁进行了药物治疗，以保证她能有较好的睡眠和较安定的情绪。治疗的同时，我再三告知林洁及其家人，对精神障碍的治疗要有充分的信心和耐心。要把创伤性体验不断“闪回”的过程终止，更要把对创伤性体验的记忆慢慢抹去，这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贵在坚持，不能中断，不能懈怠。
　　经过治疗，林洁已开始逐步恢复正常生活。我希望她在不久的将来，能重新回到校园。我也衷心希望全社会对青少年的成长多一些关爱，多一些有的放矢的指导，而不要主观臆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