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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主流意识形态与民间文化的共存，或者说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共存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其中，政治话语所解决的是作品的合法性问题；在“十七年”的政治语境中，一个没有政治意义的作品不可能得到体制化文坛的承认；随后也就不可能被出版或发表，也不可能得到与读者见面的机会。而民间话语承担的功能是可读性、娱乐性。“十七年”虽然突出强调文学的政治性、阶级性，但是一个作品如果真正就变成了一个政治的说辞，除了政治，其他一无所有，这种作品也注定会是一个失败的作品（实际上只有到了“文革”中，才出现了像《虹南作战史》那种纯政治口号式的作品）。因此“十七年”绝大多数作品是在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之间谋求一种结合与平衡。
“十七年”小说，因为作家的身份、经历、价值观和艺术趣味的不同，在话语的配置上一直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受制于时代环境、作家的修养等各种因素，而反过来，它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作品观照生活的视角、结构，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部作品的成色。能够很好地处理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关系的作家通常能够既博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赏识，同时也能使作品具有较高的可读性、娱乐性和艺术欣赏价值。“十七年”被奉为经典的几部作品，像柳青的《创业史》、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实际上也正是在这个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作品。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的“政治话语”当然是一个相当广泛的概念，但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它大致的内涵也还是比较确定的。因为“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所写主要是建国以后在农村广泛开展的合作化运动，从互助组到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多数作品涉足的主要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里的“政治话语”主要内容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那个阶段的农村政策，也就是大力倡导合作化、推进合作化的政治诉求。表现在文学中，就是通过塑造无产阶级新人的形象，通过典型与范例，营造一种氛围，用文学的手段全面配合党的中心工作，让文学成为党的农村政策的补充与示范。当然除了农村题材这个具体的领域外，这里的“政治话语”还包括“无产阶级文学”的很多普遍的要求。如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分析农村生活的现实，用阶级斗争学说理解各种社会现象等等。
所谓“民间话语”则是一个含义更广泛的概念。在“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它主要是指作家对包括在“民间”的范畴中生成的各种现象的描述与反映。大致可以分成两类。首先是带有民间色彩的人物在作品中的呈现。作家必须尊重来自民间人物的生存环境与习性，包括他们的思维方式与性格特点，给这些人物呈示自己的“民间本性”留下空间。而非总是从政治和政策的需要出发，恣意篡改这些性格。其次，“民间话语”还应当是农村各种生活、社会现象的真实反映。包括风俗人情、地理风貌、民间生活习惯和带有民俗特点的生活场景等等。
二
从这个角度来说，“十七年”三部具有经典意义的长篇小说《创业史》、《三里湾》和《山乡巨变》就分别代表了那个时代农村题材小说话语组合的三种方式：《创业史》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的深度融合；《三里湾》是有限的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的融合；《山乡巨变》则是两种话语的分层结合。
柳青是一个理论素养很高的作家，同时对《创业史》寄予厚望，这是他倾生命之力写出的书，创作态度十分严谨。其次，作品的立意、观照生活的角度都与“十七年”的主流意识形态表现了高度的一致，它基本上是按照阶级分析的方法理解生活，也是从这个角度组织生活的。当然，作者同时也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对民间文化有着充分的了解和把握。
在政治与民间话语的配置方面，柳青的策略是，将两种话语尽可能有机地融合起来，让作品中的所有文学形象都既是政治的，又是民间的，力求做到水乳交融。
《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在“十七年”是被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成功典范；按说这个人物应当基本上是那个时代政治话语的集中体现。事实上，这个小说发表以后，严家炎很快就指出了这个人物的“三多三不足”。即：“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① 但是今天看来柳青也还是尽量将人物身上的政治因素与人物自身的、即来自生活环境的因素结合起来。在小说中梁生宝一直还是一个很朴素的人物，他的身上处处显示了农民的质朴。去郭县买稻种一段中，梁生宝不舍得住旅店，吃饭也只买五分钱的汤面，用面汤泡自己带来的干粮。结帐时拿出了最破的五分钱纸币。这些细节都表现了作者的一个追求：写出梁生宝“新”与“旧”的两个方面。
梁三老汉是“中间人物”，但是在这个“中间人物”身上，作者也不是把他完全交付给“民间话语”。在这个“中间人物”身上，柳青也是尽量突出他“新”的一面。
梁三老汉虽然一直质疑合作化道路的可行性，但是对合作化优于个人的发家致富他也不是完全没有想过，应当说他是在这两者之间犹豫和徘徊。而且越是往后，他身上新的东西就越多一些。这至少是作者的一个努力与追求。小说中，在梁生宝进山之前，梁三老汉曾与支书卢明昌有一次谈话，谈话过后，梁三老汉思想有很大变化，给家人说：“儿子是干大事的，愿意老天保佑他。”农技员韩培生搞稻秧密植获得成功，梁三老汉翘起大拇指，连说：“共产党！共产党！”
概括地说，柳青力求把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结合起来，完成一种深度的交流与融合。这种话语策略的优点在于，作品即便写到所谓社会主义新人，仍不至于过于枯涩，因为，作者始终用民间因素补充之。缺点则是作品中所有空间均有政治意识、政治性的渗透——作者追求的是政治与民间的均匀的结合——所以，没有什么空间、角落是非政治的。小说缺少那种民间性真正的畅流与活泼。
赵树理的小说其实也是从政治出发，但是这位作家与农民有更多的联系，其农民立场的草根性，使他不能像柳青那样攀升到很高的理论高度。因此，赵树理与柳青的区别是，他更多地是从农民的立场出发看待和理解生活。不能说他未采取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生活，而实际情况是，当阶级斗争学说与他见到的东西相一致，他就将其融入作品中；而当这种理论与生活有出入，赵树理似乎更愿意相信自己耳闻目击的东西。他在创作中坚持“现实生活中有多少符合党的政策的事，我就写多少符合党的政策的事”②。在《〈三里湾〉写作前后》中，赵树理提到自己的小说有三个缺点：“一是重事轻人……二、旧的多新的少……三、有多少写多少……这三个缺点见于我的每一个作品中……再如富农在农村的坏作用，我自己见到的不具体就根本没有提”③。而按照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在地主被镇压了以后，富农应当是反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力量。
这样就是说，同样是从政治出发，赵树理远没有把政治的标杆定得那样高。他也是从政治出发，但这个政治是农民的政治。在小说中主要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农民在致富和发展中碰到的问题。周扬在评价《三里湾》时曾批评：赵树理没有看到农民的革命精神与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所产生的巨大力量。
因为这个政治的标杆本来就不高，因此，赵树理也比较容易地在自己作品中做到了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的交汇与融合。《三里湾》的人物谱系中，不要说马多寿、范登高、袁天成、“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这些人物带有鲜明的民间性，就是王金生、王玉生也有浓重的“土”气。《三里湾》中的“新人”只是比普通人稍高一点的形象。
三
周立波是一位资深的革命家，1930年代就参加左翼批评活动和翻译活动，1940年代在“鲁艺”曾开设“名著选读”，深受学员欢迎。这位作家在开始创作之前，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就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因此在进入生活时，这位作家与主流意识形态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周立波认识生活的角度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这是一种以经济关系决定人的政治立场的理论与学说。
而另一方面，与《暴风骤雨》和《铁水奔流》这样作品的创作有所不同，《山乡巨变》是一部描写作者家乡生活的作品；乡情、乡思与对乡土生活的厚爱，使作者在小说中融入了大量乡土的、民间的东西。作为一个南方作家，多年生活在北方，当他回到故土，特别是拿起笔书写故乡生活时，这不啻是一次精神的还乡、灵魂的还乡。就从小说中那些响亮的方言土语中，读者也能感到洋溢在作品中的那种兴奋与欢乐。
另外，从创作个性方面说，周立波是个非常单纯的作家，单纯的个性与单纯的人格；这些因素都使他不大可能像柳青那样在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之间谋求一种深层的融合。在这个问题上，周立波的方略正像他的个性一样，他谋求的是另外一种较单纯的组合方式，即把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相对的分开，各自划出一个相应的空间和方域。这样，政治话语有自己一块领地，而民间话语也有自己独立的空间，民间话语就是更纯粹的民间话语。
《山乡巨变》观照生活的角度以及小说的整体结构显然是高度政治化甚至政策化的。小说正面描写了清溪乡合作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与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想象也是有高度的一致性。
小说所写清溪乡的合作化就像当时多数作品一样，也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就是党中央发动，下面的干部执行；农民是身不由己，“被迫”参加了互助组或合作社。这种形式与《创业史》中那种把合作化写成农民自发的要求、自下而上的过程显然有很大的不同。一位研究者曾经批评《山乡巨变》包括此前的《暴风骤雨》，说它们“都有一个外来者‘进入’的相似的开头，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场景：旧有农村秩序的破坏及重建是由外来者的进入来完成的，或者我们可以说小说的叙述是借助一个外来者的视点来完成。不过这个外来者是党的化身”④。
在小说中作者似乎也不是像赵树理那样，在生活中看到什么写什么，而是有一个更高的、超越生活本身的出发点。作者力图按照阶级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理解生活，把阶级对立看作建国后农村的一种基本对立；把阶级斗争看作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当生活不能给作者对农村的想象提供材料和佐证的时候，作品就安排了龚子元夫妇作为一对暗藏的阶级敌人，甚至还安排了反革命希望暴动的情节。
这样，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山乡巨变》中就出现了具有不同阶级立场的对立的双方。一方以党的干部邓秀梅、李月辉、刘雨生为首，包括积极分子陈大春、盛清明、盛淑君；另一方主要是龚子元夫妇，包括落后分子张桂秋、王菊生等。小说中作者也力图使阶级斗争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主要动力。《山乡巨变》下卷中“反目”、“牛伤”和“短见”三节是下卷中的一个小高潮，而这个情节主要缘起，一个是龚子元房客的挑唆，另一个就是她直接拿刀子砍伤了谢庆元饲养的牛，这两个动作直接导致谢庆元夫妇的反目和谢庆元吃水莽藤自杀。
对《山乡巨变》中的这种阶级斗争模式，有人提出批评：“作品偏离了从生活出发的现实主义精神，把常青社建成后出现的一连串矛盾、纠纷的根子，都归到龚子元夫妇的阴谋破坏上，最后还编造了龚子元持刀胁迫张桂秋，和去泗庙联络同党，妄图发动反革命暴动，拉队伍上山这样一些耸人听闻而又显得不大合情理的情节，这就明显地夸大了反革命分子的破坏作用”⑤。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说《山乡巨变》在整体框架上基本上是一种政治想象，那么小说中的民间话语同样也来得比较纯粹。就是在民间话语的这个空间中，周立波在使用民间材料时是比较放松的，他很少像柳青那样在民间人物、民间现象上也要尽量掺入意识形态的元素。
这样，在“十七年”农村题材几部有代表性的作品中，《山乡巨变》的特点就显现出来，即这部作品的话语组合，更倾向于一种单纯的分层组合：政治话语有强烈的阶级性、时代性，其中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鲜明体现；民间话语则来自1950年代的湖南乡村，带有草根性的人物与故事。
《山乡巨变》的民间话语主要有两个内涵，一是在历史、自然环境中生成的人物，作者尊重他们的历史性与文化习惯，尊重他们的思维方式与生活原则，能够按照人物自身的逻辑演绎他们的生活，而不是把某种想象的东西强加给他们。二是尊重生活自身的规律与惯例，在写作中力图还原某些带有民间特点、甚至原始意味的生活场景，而非总是回避或忽略它们，也不是用某些现代的、政治的理想改造这些民间场景。
按照“十七年”塑造人物的原则，《山乡巨变》中，李月辉、刘雨生应当是居于主要人物的位置。但是作者写到这两个人物，只是在他们身上加上了一个干部的身份，他们农民还是农民，性格和思维的逻辑都是农民的。作者并没有试图把某种理想强加在他们身上。
李月辉，外号“婆婆子”，性格绵软，所有人都喜欢他，但是没有人怕他。这似乎不是读者想象中的那种干部的形象，一点也不高大；倒是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离“十七年”文学要求的那种英雄形象实在是太远了。作者无意把他拔高到什么位置，因此也无意避讳。他的缺点、他的软弱，甚至作为农民的滑稽，作者总是一径写出。合作化初期李月辉犯了右倾的错误，别人批评他是右倾小脚女人，他理直气壮地反驳：“我只懒气得，小脚女人还不也是人？有什么气得？”谈到自己的过去他对邓秀梅说：“不瞒你说，秀梅同志，解放前，我也算是一个赖皮子，解放后，才归正果的。”他还把自己打小牌，“隆日隆夜，打得飞起来”都说出来了。
刘雨生在《山乡巨变》中的位置更相似于梁生宝在《创业史》中的位置，但是拿这两个人物做比较，他们之间的距离非常大。首先，梁生宝是贯穿作品的主要人物，《创业史》实际上就是围绕这个人物展开的。而在《山乡巨变》中，作者写人物更类似于中国古代小说的散点透视，是众多人物平分篇幅。在上卷中，邓秀梅占据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但在下卷，邓秀梅竟然淡出了。而刘雨生，在上卷中并不是一个突出的人物。只是到了下卷，成为常青社社主任以后，占的篇幅才多了一点。其次，刘雨生身上一点也没有那种英雄气。上卷堂客的离去曾使他灰心丧气。早期办社的时候，“他自己心里对互助合作，也有点犹豫。互助组到底好不好？他还没有想清楚。”面对堂客的离去，他不是没有犹豫，当然邓秀梅来了以后他办社的思想才坚定了起来。
正因为《山乡巨变》给人物的“民间性”留下了较大的空间，所以出版以后就有批评的声音，认为小说中的正面人物没有表现出“共产党员的心灵美”⑥，“看不见农村中轰轰烈烈的合作化场面，也不能完全看到广大农民迫切要求走合作化道路的热情”，“没有鲜明、准确地体现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和政策”。⑦ 而现在看来，这其实正说明周立波是从生活出发，让民间性给作品提供了重要的补充。
《山乡巨变》对“中间人物”、“落后人物”更是充分尊重他们的性格逻辑。小说中的亭面糊，应当是“中间人物”的代表，也是作者在小说中着墨很多的人物。按说，中国共产党对农村改造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这一类农民的改造。但是在小说中作者注意到这类农民，他们的思想性格是在漫长的历史与传统中形成，这个改造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小说虽然也写到亭面糊入社以后的变化，但是他的性格内核在整个小说中都是稳定的。
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还总是尽力展现民间生活场景，还原与表现生活的原生态。
在盛佳秀偷偷地给刘雨生做饭那一段中，小说似乎把田螺姑娘的故事写进了作品中。最有意思的是当刘雨生去见父母亲的时候，家里人对这件事情的猜疑。刘雨生的母亲确信儿子被精怪“笼”了。还讲了一个临近梓山村一个堂客被狐狸精“笼”了的故事。刘雨生的弟弟不信这事，但他讲起了自己在对门山里碰见鬼火的事，讲得神神道道。在这些非常质朴的农民生活中，他们的思维方式，对生活的理解都得到了充分表现。
《山乡巨变》的框架的确是按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构建的，作者切入生活的角度也是高高在上的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意识。但是一方面是因为作家对家乡的挚爱，另一方面，周立波毕竟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也非常懂得艺术的规律。因此，在作品中，给民间话语留出了大片的空间。在作品中显示了民间文化的鲜活与充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的研究者在比较了《创业史》与《山乡巨变》以后说：“我也不同意长期以来盛行的将《创业史》作为‘十七年文学’农村题材小说最高成就的观点，我认为，《山乡巨变》具有比《创业史》更高的艺术性，也具有更高的文学价值。”⑧
注释
①严家炎：《关于梁生宝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
②赵树理：《谈谈花鼓戏〈三里湾〉》，《湖南文学》1962年第1、2期。
③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赵树理全集》第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④《试论五十到七十年代“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
⑤胡光凡：《周立波评传》，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⑥肖云：《对〈山乡巨变〉的意见》，《读书》1958年第13期。
⑦唐庶宜：《对〈山乡巨变〉的意见》，《人民文学》编辑部编：《评〈山乡巨变〉》，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⑧贺仲明：《真实的尺度——重评50年代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在“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主流意识形态与民间文化的共存，或者说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共存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其中，政治话语所解决的是作品的合法性问题；在“十七年”的政治语境中，一个没有政治意义的作品不可能得到体制化文坛的承认；随后也就不可能被出版或发表，也不可能得到与读者见面的机会。而民间话语承担的功能是可读性、娱乐性。“十七年”虽然突出强调文学的政治性、阶级性，但是一个作品如果真正就变成了一个政治的说辞，除了政治，其他一无所有，这种作品也注定会是一个失败的作品（实际上只有到了“文革”中，才出现了像《虹南作战史》那种纯政治口号式的作品）。因此“十七年”绝大多数作品是在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之间谋求一种结合与平衡。
“十七年”小说，因为作家的身份、经历、价值观和艺术趣味的不同，在话语的配置上一直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受制于时代环境、作家的修养等各种因素，而反过来，它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作品观照生活的视角、结构，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部作品的成色。能够很好地处理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关系的作家通常能够既博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赏识，同时也能使作品具有较高的可读性、娱乐性和艺术欣赏价值。“十七年”被奉为经典的几部作品，像柳青的《创业史》、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实际上也正是在这个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作品。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的“政治话语”当然是一个相当广泛的概念，但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它大致的内涵也还是比较确定的。因为“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所写主要是建国以后在农村广泛开展的合作化运动，从互助组到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多数作品涉足的主要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里的“政治话语”主要内容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那个阶段的农村政策，也就是大力倡导合作化、推进合作化的政治诉求。表现在文学中，就是通过塑造无产阶级新人的形象，通过典型与范例，营造一种氛围，用文学的手段全面配合党的中心工作，让文学成为党的农村政策的补充与示范。当然除了农村题材这个具体的领域外，这里的“政治话语”还包括“无产阶级文学”的很多普遍的要求。如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分析农村生活的现实，用阶级斗争学说理解各种社会现象等等。
所谓“民间话语”则是一个含义更广泛的概念。在“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它主要是指作家对包括在“民间”的范畴中生成的各种现象的描述与反映。大致可以分成两类。首先是带有民间色彩的人物在作品中的呈现。作家必须尊重来自民间人物的生存环境与习性，包括他们的思维方式与性格特点，给这些人物呈示自己的“民间本性”留下空间。而非总是从政治和政策的需要出发，恣意篡改这些性格。其次，“民间话语”还应当是农村各种生活、社会现象的真实反映。包括风俗人情、地理风貌、民间生活习惯和带有民俗特点的生活场景等等。
二
从这个角度来说，“十七年”三部具有经典意义的长篇小说《创业史》、《三里湾》和《山乡巨变》就分别代表了那个时代农村题材小说话语组合的三种方式：《创业史》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的深度融合；《三里湾》是有限的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的融合；《山乡巨变》则是两种话语的分层结合。
柳青是一个理论素养很高的作家，同时对《创业史》寄予厚望，这是他倾生命之力写出的书，创作态度十分严谨。其次，作品的立意、观照生活的角度都与“十七年”的主流意识形态表现了高度的一致，它基本上是按照阶级分析的方法理解生活，也是从这个角度组织生活的。当然，作者同时也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对民间文化有着充分的了解和把握。
在政治与民间话语的配置方面，柳青的策略是，将两种话语尽可能有机地融合起来，让作品中的所有文学形象都既是政治的，又是民间的，力求做到水乳交融。
《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在“十七年”是被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成功典范；按说这个人物应当基本上是那个时代政治话语的集中体现。事实上，这个小说发表以后，严家炎很快就指出了这个人物的“三多三不足”。即：“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① 但是今天看来柳青也还是尽量将人物身上的政治因素与人物自身的、即来自生活环境的因素结合起来。在小说中梁生宝一直还是一个很朴素的人物，他的身上处处显示了农民的质朴。去郭县买稻种一段中，梁生宝不舍得住旅店，吃饭也只买五分钱的汤面，用面汤泡自己带来的干粮。结帐时拿出了最破的五分钱纸币。这些细节都表现了作者的一个追求：写出梁生宝“新”与“旧”的两个方面。
梁三老汉是“中间人物”，但是在这个“中间人物”身上，作者也不是把他完全交付给“民间话语”。在这个“中间人物”身上，柳青也是尽量突出他“新”的一面。
梁三老汉虽然一直质疑合作化道路的可行性，但是对合作化优于个人的发家致富他也不是完全没有想过，应当说他是在这两者之间犹豫和徘徊。而且越是往后，他身上新的东西就越多一些。这至少是作者的一个努力与追求。小说中，在梁生宝进山之前，梁三老汉曾与支书卢明昌有一次谈话，谈话过后，梁三老汉思想有很大变化，给家人说：“儿子是干大事的，愿意老天保佑他。”农技员韩培生搞稻秧密植获得成功，梁三老汉翘起大拇指，连说：“共产党！共产党！”
概括地说，柳青力求把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结合起来，完成一种深度的交流与融合。这种话语策略的优点在于，作品即便写到所谓社会主义新人，仍不至于过于枯涩，因为，作者始终用民间因素补充之。缺点则是作品中所有空间均有政治意识、政治性的渗透——作者追求的是政治与民间的均匀的结合——所以，没有什么空间、角落是非政治的。小说缺少那种民间性真正的畅流与活泼。
赵树理的小说其实也是从政治出发，但是这位作家与农民有更多的联系，其农民立场的草根性，使他不能像柳青那样攀升到很高的理论高度。因此，赵树理与柳青的区别是，他更多地是从农民的立场出发看待和理解生活。不能说他未采取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生活，而实际情况是，当阶级斗争学说与他见到的东西相一致，他就将其融入作品中；而当这种理论与生活有出入，赵树理似乎更愿意相信自己耳闻目击的东西。他在创作中坚持“现实生活中有多少符合党的政策的事，我就写多少符合党的政策的事”②。在《〈三里湾〉写作前后》中，赵树理提到自己的小说有三个缺点：“一是重事轻人……二、旧的多新的少……三、有多少写多少……这三个缺点见于我的每一个作品中……再如富农在农村的坏作用，我自己见到的不具体就根本没有提”③。而按照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在地主被镇压了以后，富农应当是反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力量。
这样就是说，同样是从政治出发，赵树理远没有把政治的标杆定得那样高。他也是从政治出发，但这个政治是农民的政治。在小说中主要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农民在致富和发展中碰到的问题。周扬在评价《三里湾》时曾批评：赵树理没有看到农民的革命精神与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所产生的巨大力量。
因为这个政治的标杆本来就不高，因此，赵树理也比较容易地在自己作品中做到了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的交汇与融合。《三里湾》的人物谱系中，不要说马多寿、范登高、袁天成、“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这些人物带有鲜明的民间性，就是王金生、王玉生也有浓重的“土”气。《三里湾》中的“新人”只是比普通人稍高一点的形象。
三
周立波是一位资深的革命家，1930年代就参加左翼批评活动和翻译活动，1940年代在“鲁艺”曾开设“名著选读”，深受学员欢迎。这位作家在开始创作之前，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就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因此在进入生活时，这位作家与主流意识形态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周立波认识生活的角度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这是一种以经济关系决定人的政治立场的理论与学说。
而另一方面，与《暴风骤雨》和《铁水奔流》这样作品的创作有所不同，《山乡巨变》是一部描写作者家乡生活的作品；乡情、乡思与对乡土生活的厚爱，使作者在小说中融入了大量乡土的、民间的东西。作为一个南方作家，多年生活在北方，当他回到故土，特别是拿起笔书写故乡生活时，这不啻是一次精神的还乡、灵魂的还乡。就从小说中那些响亮的方言土语中，读者也能感到洋溢在作品中的那种兴奋与欢乐。
另外，从创作个性方面说，周立波是个非常单纯的作家，单纯的个性与单纯的人格；这些因素都使他不大可能像柳青那样在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之间谋求一种深层的融合。在这个问题上，周立波的方略正像他的个性一样，他谋求的是另外一种较单纯的组合方式，即把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相对的分开，各自划出一个相应的空间和方域。这样，政治话语有自己一块领地，而民间话语也有自己独立的空间，民间话语就是更纯粹的民间话语。
《山乡巨变》观照生活的角度以及小说的整体结构显然是高度政治化甚至政策化的。小说正面描写了清溪乡合作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与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想象也是有高度的一致性。
小说所写清溪乡的合作化就像当时多数作品一样，也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就是党中央发动，下面的干部执行；农民是身不由己，“被迫”参加了互助组或合作社。这种形式与《创业史》中那种把合作化写成农民自发的要求、自下而上的过程显然有很大的不同。一位研究者曾经批评《山乡巨变》包括此前的《暴风骤雨》，说它们“都有一个外来者‘进入’的相似的开头，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场景：旧有农村秩序的破坏及重建是由外来者的进入来完成的，或者我们可以说小说的叙述是借助一个外来者的视点来完成。不过这个外来者是党的化身”④。
在小说中作者似乎也不是像赵树理那样，在生活中看到什么写什么，而是有一个更高的、超越生活本身的出发点。作者力图按照阶级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理解生活，把阶级对立看作建国后农村的一种基本对立；把阶级斗争看作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当生活不能给作者对农村的想象提供材料和佐证的时候，作品就安排了龚子元夫妇作为一对暗藏的阶级敌人，甚至还安排了反革命希望暴动的情节。
这样，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山乡巨变》中就出现了具有不同阶级立场的对立的双方。一方以党的干部邓秀梅、李月辉、刘雨生为首，包括积极分子陈大春、盛清明、盛淑君；另一方主要是龚子元夫妇，包括落后分子张桂秋、王菊生等。小说中作者也力图使阶级斗争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主要动力。《山乡巨变》下卷中“反目”、“牛伤”和“短见”三节是下卷中的一个小高潮，而这个情节主要缘起，一个是龚子元房客的挑唆，另一个就是她直接拿刀子砍伤了谢庆元饲养的牛，这两个动作直接导致谢庆元夫妇的反目和谢庆元吃水莽藤自杀。
对《山乡巨变》中的这种阶级斗争模式，有人提出批评：“作品偏离了从生活出发的现实主义精神，把常青社建成后出现的一连串矛盾、纠纷的根子，都归到龚子元夫妇的阴谋破坏上，最后还编造了龚子元持刀胁迫张桂秋，和去泗庙联络同党，妄图发动反革命暴动，拉队伍上山这样一些耸人听闻而又显得不大合情理的情节，这就明显地夸大了反革命分子的破坏作用”⑤。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说《山乡巨变》在整体框架上基本上是一种政治想象，那么小说中的民间话语同样也来得比较纯粹。就是在民间话语的这个空间中，周立波在使用民间材料时是比较放松的，他很少像柳青那样在民间人物、民间现象上也要尽量掺入意识形态的元素。
这样，在“十七年”农村题材几部有代表性的作品中，《山乡巨变》的特点就显现出来，即这部作品的话语组合，更倾向于一种单纯的分层组合：政治话语有强烈的阶级性、时代性，其中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鲜明体现；民间话语则来自1950年代的湖南乡村，带有草根性的人物与故事。
《山乡巨变》的民间话语主要有两个内涵，一是在历史、自然环境中生成的人物，作者尊重他们的历史性与文化习惯，尊重他们的思维方式与生活原则，能够按照人物自身的逻辑演绎他们的生活，而不是把某种想象的东西强加给他们。二是尊重生活自身的规律与惯例，在写作中力图还原某些带有民间特点、甚至原始意味的生活场景，而非总是回避或忽略它们，也不是用某些现代的、政治的理想改造这些民间场景。
按照“十七年”塑造人物的原则，《山乡巨变》中，李月辉、刘雨生应当是居于主要人物的位置。但是作者写到这两个人物，只是在他们身上加上了一个干部的身份，他们农民还是农民，性格和思维的逻辑都是农民的。作者并没有试图把某种理想强加在他们身上。
李月辉，外号“婆婆子”，性格绵软，所有人都喜欢他，但是没有人怕他。这似乎不是读者想象中的那种干部的形象，一点也不高大；倒是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离“十七年”文学要求的那种英雄形象实在是太远了。作者无意把他拔高到什么位置，因此也无意避讳。他的缺点、他的软弱，甚至作为农民的滑稽，作者总是一径写出。合作化初期李月辉犯了右倾的错误，别人批评他是右倾小脚女人，他理直气壮地反驳：“我只懒气得，小脚女人还不也是人？有什么气得？”谈到自己的过去他对邓秀梅说：“不瞒你说，秀梅同志，解放前，我也算是一个赖皮子，解放后，才归正果的。”他还把自己打小牌，“隆日隆夜，打得飞起来”都说出来了。
刘雨生在《山乡巨变》中的位置更相似于梁生宝在《创业史》中的位置，但是拿这两个人物做比较，他们之间的距离非常大。首先，梁生宝是贯穿作品的主要人物，《创业史》实际上就是围绕这个人物展开的。而在《山乡巨变》中，作者写人物更类似于中国古代小说的散点透视，是众多人物平分篇幅。在上卷中，邓秀梅占据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但在下卷，邓秀梅竟然淡出了。而刘雨生，在上卷中并不是一个突出的人物。只是到了下卷，成为常青社社主任以后，占的篇幅才多了一点。其次，刘雨生身上一点也没有那种英雄气。上卷堂客的离去曾使他灰心丧气。早期办社的时候，“他自己心里对互助合作，也有点犹豫。互助组到底好不好？他还没有想清楚。”面对堂客的离去，他不是没有犹豫，当然邓秀梅来了以后他办社的思想才坚定了起来。
正因为《山乡巨变》给人物的“民间性”留下了较大的空间，所以出版以后就有批评的声音，认为小说中的正面人物没有表现出“共产党员的心灵美”⑥，“看不见农村中轰轰烈烈的合作化场面，也不能完全看到广大农民迫切要求走合作化道路的热情”，“没有鲜明、准确地体现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和政策”。⑦ 而现在看来，这其实正说明周立波是从生活出发，让民间性给作品提供了重要的补充。
《山乡巨变》对“中间人物”、“落后人物”更是充分尊重他们的性格逻辑。小说中的亭面糊，应当是“中间人物”的代表，也是作者在小说中着墨很多的人物。按说，中国共产党对农村改造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这一类农民的改造。但是在小说中作者注意到这类农民，他们的思想性格是在漫长的历史与传统中形成，这个改造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小说虽然也写到亭面糊入社以后的变化，但是他的性格内核在整个小说中都是稳定的。
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还总是尽力展现民间生活场景，还原与表现生活的原生态。
在盛佳秀偷偷地给刘雨生做饭那一段中，小说似乎把田螺姑娘的故事写进了作品中。最有意思的是当刘雨生去见父母亲的时候，家里人对这件事情的猜疑。刘雨生的母亲确信儿子被精怪“笼”了。还讲了一个临近梓山村一个堂客被狐狸精“笼”了的故事。刘雨生的弟弟不信这事，但他讲起了自己在对门山里碰见鬼火的事，讲得神神道道。在这些非常质朴的农民生活中，他们的思维方式，对生活的理解都得到了充分表现。
《山乡巨变》的框架的确是按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构建的，作者切入生活的角度也是高高在上的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意识。但是一方面是因为作家对家乡的挚爱，另一方面，周立波毕竟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也非常懂得艺术的规律。因此，在作品中，给民间话语留出了大片的空间。在作品中显示了民间文化的鲜活与充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的研究者在比较了《创业史》与《山乡巨变》以后说：“我也不同意长期以来盛行的将《创业史》作为‘十七年文学’农村题材小说最高成就的观点，我认为，《山乡巨变》具有比《创业史》更高的艺术性，也具有更高的文学价值。”⑧
注释
①严家炎：《关于梁生宝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
②赵树理：《谈谈花鼓戏〈三里湾〉》，《湖南文学》1962年第1、2期。
③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赵树理全集》第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④《试论五十到七十年代“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
⑤胡光凡：《周立波评传》，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⑥肖云：《对〈山乡巨变〉的意见》，《读书》1958年第13期。
⑦唐庶宜：《对〈山乡巨变〉的意见》，《人民文学》编辑部编：《评〈山乡巨变〉》，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⑧贺仲明：《真实的尺度——重评50年代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