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州的吉利德科学公司成功研发的Sovaldi是治疗C-型肝炎的特效药，临床实验报告显示，在一个12周的疗程后，高达90%的患者得以痊愈。Sovaldi最终获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批准并在2013年年底上市。这对拥有约1.7亿C-型肝炎患者的世界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福音。但不好的消息是Sovaldi奇贵，每个药片价格竟为1000美元，一个疗程需84片药，也就是8.4万美元。
　　自新药上市后，仅2014年上半年吉利德就获高达58亿美元的销售额。专家指责公司的贪婪，医疗保险机构及美国国会呼吁其降价。但是，该公司就是坚持不降价，并声称Sovaldi体现了价值，它极大地节省了未来的医疗费——按此逻辑，我们众多的药品都应该大幅地涨价。
　　但更令美国老百姓恼怒的是，同样的药在其他国家却是以极低价销售。Sovaldi计划在印度以900美元一个疗程的价格上市，这只是美国售价的1%。而且吉利德执行副总裁格雷格·奥尔顿还表示，将与印度一些仿制药生产商合作，以生产药品供应当地市场，那时的价格还会进一步下降。为何会有这种巨大的价格差别。以格雷格·奥尔顿的辩解，公司定价是根据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及发病率为依据。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09～2013年，印度人均收入仅为1499美元，美国则是53143美元，同时印度有1200万慢性丙型肝炎（HCV）患者。
　　可是，即使按人均收入的比率，Sovaldi所卖价格也应该高于900美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跨国药厂如此不合理的定价策略？
　　其实，公司在印度大幅减价，也是迫不得已，所体现的是主权大于财产私有权的现实。如认为专利药对于本国市场太过昂贵，印度政府有权力行使强制许可权，允许本土仿制药商生产廉价仿制药。若是那样，跨国制药公司不仅丧失在印度的销售收入，更可能失去其产品的专利权。由此看来，Sovaldi之所以在各个国家售价不同，在美国为8.2万美元，德国6.7万美元，在英国和加拿大5.5万美元，而印度及埃及等只有美国价格的百分之一。归根结底，是因为不同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不同。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权衡的结果。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创新，包括新技术、新配方、新的流程等，体现的是新知识，所带来的是效率的提高和社会进步。但是，知识类于公共产品，具非排他性特征，它可以多方使用。如当吉利德开发出Sovaldi后，它会生产这种药，而且其他公司也可使用此技术，其结果是更大人类群体受益。那么，从社会角度看，那就不应该去保护知识产权，以利创新的普及，使社会进步。但若没有知识产权，创新者也就无法从创新中获利，那就没有动力去创新，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在创新上落后。最终，社会的选择是两者的折中：给予创新者专利保护，但只有一定期限，这期限在医药等行业为二十年。
　　一个新药的开发实属不易，要经过十年以上的研究和临床实验，需要巨大投入，而且在此过程中的极大部分，会因各种原因被淘汰。但医药公司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是因为若有一个新药品获得FDA的批准，那就是特许经营权，它的定价因素就不是成本，而是买方的可承受能力，那是暴利时期。
　　而且药品专利权的性质尚与其他类的知识产权不同。书籍电影也有版权保护，但卖方不能由此而漫天要价，因为那促使买方去寻找其他替代产品。药是治病救命的，它的价值就与生命等同，那无论什么样的高价都会有买方需求，更何况很多药是医疗保险支付的。显然，若完全由市场机制主导，那些针对致命性疾病，且没有很好替代品的专利药卖到“天价”，也就是必然的了。
　　那是否就应该用政府去影响专利药的定价？不同的社会作出了自己的选择。美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它坚持诉求以市场主导的价格机制，从而也就有最昂贵的专利药价，而其他一些国家，存在着政府行政和法律干预的压力，也就会抑制价格，而政府甚至可以取消专利，如印度那样，那价格的底线就是边际成本了，这在药品业真是微不足道的。
　　到底哪种社会选择更具合理性？这个问题没有正确答案，它取决于一个社会在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主流价值观。但是，我们看到，是美国的制度为创新者提供了更大报酬和经济动力，固然这更加导致社会两极化趋势。无怪乎，美国能在创新上领先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