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7年8月，日寇进攻上海，逼近杭州。面对着战火中岌岌可危的学校，竺可桢决定带领全校1000多名师生走上“西迁”之路，在2600多公里的颠沛流离中，浙江大学（浙大）的教学科研不曾有半点懈怠，“求是”校训也诞生在西迁途中。
　　1938年11月19日，竺可桢在广西宜山主持召开校务会议。在他的倡议下，会议确定了“求是”为浙江大学校训。之后，竺可桢在历次演讲中反复强调：“求是”精神就是一种“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理”的精神，必须有严格的科学态度：“一是不盲从，不附和，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是不武断，不蛮横;三是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为了让学生们能够深刻理解“求是”的内涵，他不厌其烦地跟学生们说：“你们要做将来的领袖，不仅求得了一点专门的知识就足够，必须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深思熟虑，不肯盲从的习惯，而同时还要有健全的体格，肯吃苦耐劳，牺牲自己努力为公的精神。”
　　竺可桢不仅是“求是”精神的积极倡导者，而且也是一生笃行“求是”精神的楷模。在用人方面，“求是”精神的表现就是唯才是举，用人唯贤，没有私心，没有门户之见。竺可桢非常重视人才，1936年刚任校长时，他就强调“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并且真诚地表示要“竭诚尽力，豁然大公，以礼增聘国内专门的学者”。掌校期间，竺可桢一直在不遗余力地为学校网罗优秀人才。正是在他的努力下，浙大聚集了一大批当时各领域的精英知识分子。
　　1936年，28岁的谈家桢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非常渴望能为发展祖国科学事业而奋斗，希望能到一所国立大学工作。“但当时国内高校派系林立，壁垒森严，我是教会学校出身的，想进国立大学任教，不那么容易。竺可桢听说后，立刻给我寄来了聘书。”他回忆说。后来，沪江大学出身的涂长望和燕京大学来的谭其骧，也被竺可桢聘来浙大，并给予重用。可见，他在聘任教授方面，特别敢冲破壁垒。
　　王淦昌来浙大任教时只有29岁。竺可桢亲自陪他参观校园，还设家宴款待他。“在黔北浙大的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科研思想特别活跃、成就较多、最值得追忆的时光之一。”正是在那段时间，王淦昌培养了程开甲、谢学锦等一批著名学生。
　　竺可桢来浙大的时候，苏步青已经是数学系系主任。因为竺可桢有亲戚是国民党高官，苏步青最初不看好他出任校长。但竺可桢一直器重并关心他，西迁时更是极力照顾苏步青的家人。原来浙大开始西迁时，苏步青因担心家属拖累，将妻儿从建德送回老家温州。当浙大再迁到贵州遵义终于稳定下来时，竺可桢建议苏步青将家眷接来。苏步青没有钱，竺可桢马上就批了一笔经费。苏步青的夫人是日本人，竺可桢怕她路上遇险，事先还从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那里要来一张手谕，让沿途军警不得检查盘问。正是在竺可桢的细心关照下，苏步青的妻儿终于平安到达贵州。苏步青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总是说：“这样的好校长，把教师当宝贝，我们怎能不感动呢？只要是他要我做的事，不管情况如何困难，我都乐意去做。”
　　可以说，竺可桢以求是精神和人格魅力网罗了一大批名师大家。苏步青、王淦昌、束星北、贝时璋、谈家桢、蔡邦华、梅光迪、张其昀等中青年教授都是在浙大期间取得了丰硕的教学科研成果。
　　所谓求是，既要有“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又要有“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精神。竺可桢认为科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而追求真理的人必须要突破常人之所见、所识、所思，不为习俗所惑，不随大势所趋，一切以理智为依归，敢于向传统的权威提出质疑与挑战，即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正因如此，虽然抗战烽火连天，浙大人仍然弦歌不辍。每到一处安顿下来，师生们就打开教案，拿出课本复课，科学研究也没有停顿过。在贵州办学后，每个星期浙大都会邀请国内外一流的学者前来讲学，贵州的山沟沟一时间也因为这所大学和世界联系了起来。在竺可桢的倡导下，浙大的学术讨论之风盛行。
　　除了人这个最大能动力以外，科学研究特别是自然科学研究很重要的一个基本条件是要有必要的实验设备和器材。竺可桢曾说办好一所大学“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將图书仪器、校舍建筑与人才并列，可见竺可桢心目中对这些外在支撑条件的重视。考虑到图书文献很稀缺，特别是订阅外文期刊和专业刊物非常难，竺可桢拨了近万元费用专门托在上海的教授选购外文书刊。正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浙大人获得了一项又一项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正是竺可桢在浙大的13年期间，浙大整体办学水平大大提高，学风踏实，师生成果众多。这与他的影响和“求是”精神的熏陶不无关系。在竺可桢诞辰百年时，浙大出过一本纪念文集，400余页，全部都是浙大师生写的。每个人的回忆都是那样细微而真切，很多人都提到了竺校长的“人格魅力”。尤其，人们谈到最多的，是竺校长的“只问是非，不计利害”，是“求是”精神的丰厚遗产。
　　◎ 来源|《北京教育》杂志（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