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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危城》中的故事，发生在主创者以隐喻架空真实历史的所谓普城，这座普城正在因为一个人而成为一座危城，而这个人就是杀人狂魔官二代曹少璘。用影片中的原话介绍其人则为“狗军阀曹瑛的儿子，畜生里的畜生”。从历史解释探析，20世纪初叶的满清王朝末代，末世军阀横行霸道，百姓则惨遭屠戮。影片《危城》以危城中的传统文化建构起了向时代精神影射的基石，同时，亦由历史解释游刃于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之间，为时代精神赋予了一种形诸于传统文化历史解释的现实观照。《危城》具象化地描绘了封建军阀强权下的微弱社会正义的苟延残喘，同时，亦以普城具体而微的反噬向观众阐扬了一种“人心惟危”的群体意识觉醒。
一、 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表现
（一）中国传统文化表现
中国传统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共性，又是整个中华民族永远无法割舍的血脉联系，同时，更是中华民族形而上于血脉的一种根性灵魂。传统文化事实上早已为整个社会建构了上自精神、下至行为的可法良规，传统文化以时代精神规训着人类行为，同时，更以人类行为形成针对历史解释的一种现实观照。从电影《危城》内容来看，虽然剧情较为直白，就是地保斗军阀，或者说是普城人民斗军阀的故事，但其中的传统文化的宣教比比皆是。例如，在官二代曹少璘枪杀三条人命之后，官民对峙的一场戏中，“保我黎民”匾额下的即是“懂明伦，礼义明，尊道德，存孝悌”四律条，而在这律条规约下的普城中刚刚上演的却是强权对于公理法律正义的公然的极度亵渎与藐视，这种衬托式对比，更将强权的可恶演绎得昭然若揭。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背反
影片中以刘老板为首的犬儒主义者们围在官二代曹少璘的监牢前，乞求这个肆意杀人的恶魔出来时的那一副副奴颜婢膝的谄媚嘴脸，不由得不令观众产生一种由视觉震撼而深入内心的悲哀。虽然这是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截然背反的行为，但是在生死关头，这也是绝大多数普城民众所能作出的唯一“明智”选择，然而这些普城民众没有料到的却是，在释放了官二代曹少璘之后，等来的却是这个杀人恶魔的变本加厉，由原来的计划对普城民众屠杀一半临时改为全杀的大肆虐杀。这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犬儒主义式的背反，显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畸变，这种畸变间接，或者说直接地造成了强权的更加趾高气扬；这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犬儒主义式的背反，反而助长了强权的嚣张气焰；这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犬儒主义式的背反，也从此改变了中国整个封建王朝的命运，从而成为中国整个封建王朝覆灭的哧哧冒烟的导火索。
（三）时代精神表现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同时也是这部影片形之于外的主要视觉表象，然而在这部影片的短短半小时时空之内，相继发生的两起与传统文化极度背反的事件，却紧紧地扼住了传统文化的喉咙，在为观众带来强烈视觉震撼的同时，也形成了与传统文化大相径庭的陌生化戏剧效应，这种陌生化戏剧效应以历史解释反身观照了社会现实，给社会现实提出了由反面事例所揭示的社会至理，那就是，强权可以在某一时段之内暂时藐视公理，但是，时代精神在任何世代都将是一种永恒的存在，时代精神终将可持续地引领着普城人民，普城人民最终的胜利也以铁一般的事实印证了这一社会至理。《危城》这部影视作品中虽然没有开门见山式的说教，但蕴含于影片之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却分别由外在表象与内在意象，一隐一显，一背一反，一明一暗地诠释了出来。[1]
二、 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历史解释
（一）传统文化历史解释
纵观人类历史，我们看到，传统文化是其中一条虽看不见却一直在起着积极作用的主线，这条传统文化主线，事实上远比看似轰轰烈烈的王朝更叠等，更具现实探究意义与现实观照意义。显然，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起源是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虽然这种集体智慧在某种强权下能够暂时被扭曲，但是，不容忽视的则是，扭曲之后反弹的摧枯拉朽的力道。《危城》这部影视作品中的普城不仅民风淳朴，而且民众纯良，既懂得扶危济困，又兼有古道热肠，对待落难同胞全力收容。然而，正如影片的隐喻，马锋蒙着眼睛等太平一样，等来的竟是一场浴血抗争。诚然，人类历史巨变之交的社会与人性已经被强权所极度扭曲。其实，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解释，我们看到，每一次历史巨变之交，都是光明与晦暗并行；正面与负面并存；现实与荒诞并立。
（二）时代精神历史解释
传统文化的百年来论争，始终是莫衷一是，这就使得时代精神往往容易要么是游离于传统文化，要么是偏离于传统文化，而这种游离与偏离的结果，远有《危城》中的军阀割据生灵涂炭，近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血的事实与血的教训带给人类的不仅是历史观照下的传统文化解释，更是时代精神的历史解释。恰如《危城》一片中所言，时代精神很简单，能够分辨是非黑白，知道什么是对，这样的民众就已经觉醒了。在影片的最后，我们看到，当罪大恶极的官二代曹少璘甫一说出“我爸是……”这一现代标准官二代句式时，饱受凌虐的普城民众毫不犹豫地报以刀斧相加，官二代曹少璘倾刻毙命，由觉醒了的普城民众亲手终结了这场由“我爸是……”引发的血案。从架空历史的视角而言，这种普城民众反抗暴虐的义勇行为显然是一种时代精神的正确历史解释。[2]
（三）时代精神阐扬
《危城》一片中的情节虽不复杂，但其中的善恶抉择却令人殊难取舍，在面对肆意杀人的官二代曹少璘时，依社会正义杀之则可能引来报复，放之则可能避免普城民众流血，在这种“杀放曹”的纠葛过程中，即便是作为旁观者的观众，也会首先下意识地想到放，也会对小小地保斗军阀嗤之以鼻，但当“放曹”之后的杀戮来临时，普城民众才真正意识到正义的代价是什么。从影片中所建构的主要人物来看，官二代曹少璘无疑是大反派，阿寥则无疑是犬儒主义与正义两派的中间动摇派，民众则最初是犬儒派，最后却成为了坚定的有意识觉醒的正义派。当出于自身安危的恐惧，为了能够犬儒主义式地苟活，普城民众竟然集体跪下求地保杨团长释放肆意杀人的官二代曹少璘时，几乎所有人都跪下来的那一幕，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犬儒主义糟粕的强大，而当普城民众在血腥刺激下的有意识群体觉醒之际，属于那个时代的精神也得到了一种最佳的阐扬。 三、 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一体化观照
（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观照
影片《危城》中所讲述的虽然是中国近代史中不堪回首的一幕活闹剧，但是，这部影片的社会教育意义与现实意义尤为深远，更值得指出的是，在针对传统文化的追索过程中，传统文化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对于时代精神的现实观照。从《危城》这部影片最终的大结局中，我们看到了普城人民浴血苦斗并最终取得了全面胜利，也终结了“有强权无公理”的社会扭曲。片中的针对官二代曹少璘的“杀了那么多人，衣服竟是白的，心肯定是黑的”，可谓一语道出“有强权无公理，有强权丧良心”的满清末世军阀统治真相。《危城》一片中包含了浓浓的隐喻现实意义。也正因如此，影片中的人物、情节、事件都会令观众觉得似曾相识，而这恰是这部影片的高明之处，这种由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艺术联通，使得形诸于传统文化的影视表达，形成了一种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双向式互动，最终建构起了传统文化诉诸于时代精神的现实观照。[3]
（二）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历史解释观照
《危城》一片中的普城民众最初表现显然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典型的犬儒主义者，犬儒主义行为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在面对强权时的“明哲保身”的“最佳选择”，强权来时没人愿意强出头，那么，就只能如影片中所说的“先跪下，保住性命重要”“大家只想平平安安 安居乐业”，不想要什么社会正义、人间公理、人类尊严，然而，这些犬儒主义者却忘了，今天跪下，明天还能再站起来吗！正如影片中所言，一旦跪下去，普城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还能抬起头来做人吗，普城人民不是奴隶，普城人民才是真正的普城主人。事实上，即便是最终普城人民都跪下去了，强权得势后仍然会屠城，甚至更会变本加厉，普城人民越怕反而会死得越惨，覆巢之下没有完卵。只因为人民都不站起来，强权才能借此而成为强权，如果所有人民都站起来，就会不再有凌虐普城民众的强权，只有未来国家形态不可或缺的公理，而这也是唯一合理的时代精神历史解释观照。
（三）时代精神的根性灵魂观照
正如《危城》片中所言，满清王朝末世的社会公义要由普天下的普城人民一起去做才能有望实现，否则，整个社会就会沦为“有强权没公理”的畸形社会。人类唯有面对生死，才能真正参悟出生存的真正意义与生命的真正价值，普城民众的群体无意识的犬儒主义式的妥协同样在面对生死攸关时刻，才逆转为一种群体有意识的悍然觉醒。普城人民在面对正义、公理的最终时刻，才意识到人早晚会有一死，死要得有价值，死要死得其所。正义总是在许多无奈中纠结着，这种以无奈为织体的纠结正如影片中的师兄所言：“师弟，这是现实。”而这句话也最终一言成谶，成为了忠实的犬儒主义的师兄的一生封缄。[4]而身为强权代表的曹少璘也一而再地由其口中肆无忌惮地道出那句口头禅“有强权无公理”，当同样的这句“有强权没公理”由正反两方面角色的口中一再道出，其所带给观众的精神震撼自是可想而知，影片对于这句“有强权没公理”的终结，也与普城民众的群体意识觉醒一道，凝聚成为一种时代精神的根性灵魂观照。
结语
由《危城》中见危情，在满清王朝的末世，如普城一样的危城其实已经是比比皆是了，同时，“有强权无公理”的扭曲现象亦早已被普城民众看得通透，也正因如此，才有了犬儒主义的或投机、或屈从、或俯首的盛行。而《危城》一片也恰恰对这数种犬儒义主者进行了一并的意识批判。诚哉，人心惟危！在满清王朝的末世，其实又岂止普城这一座危城。纵观一座座危城，实在是人心呐。《危城》中的这种基于传统文化的群体有意识觉醒，恰是满清封建王朝与民主世界之交的时代精神所最为缺乏的，同时，也是由这种时代精神补完整个历史解释的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
参考文献：
[1]郑大圣，蒲剑，林黎胜，李镇，刘康.危城[J].当代电影，2013（1）：50-58，204.
[2]曾耀农.审丑观照的影像再现——中国近期影视后现代性评估[J].美与时代，2004（2）：6-8.
[3]袁宏琳.以影视史学为观照谈电影如何表述历史[J].武汉纺织大学学报，2014（1）：72-76.
[4]余梅.大众文化·主流文化·多元文化——对现今影视文化“培养分析”的观照[J].时代文学（下半月），2010（1）：225-226.
一、 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表现
（一）中国传统文化表现
中国传统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共性，又是整个中华民族永远无法割舍的血脉联系，同时，更是中华民族形而上于血脉的一种根性灵魂。传统文化事实上早已为整个社会建构了上自精神、下至行为的可法良规，传统文化以时代精神规训着人类行为，同时，更以人类行为形成针对历史解释的一种现实观照。从电影《危城》内容来看，虽然剧情较为直白，就是地保斗军阀，或者说是普城人民斗军阀的故事，但其中的传统文化的宣教比比皆是。例如，在官二代曹少璘枪杀三条人命之后，官民对峙的一场戏中，“保我黎民”匾额下的即是“懂明伦，礼义明，尊道德，存孝悌”四律条，而在这律条规约下的普城中刚刚上演的却是强权对于公理法律正义的公然的极度亵渎与藐视，这种衬托式对比，更将强权的可恶演绎得昭然若揭。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背反
影片中以刘老板为首的犬儒主义者们围在官二代曹少璘的监牢前，乞求这个肆意杀人的恶魔出来时的那一副副奴颜婢膝的谄媚嘴脸，不由得不令观众产生一种由视觉震撼而深入内心的悲哀。虽然这是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截然背反的行为，但是在生死关头，这也是绝大多数普城民众所能作出的唯一“明智”选择，然而这些普城民众没有料到的却是，在释放了官二代曹少璘之后，等来的却是这个杀人恶魔的变本加厉，由原来的计划对普城民众屠杀一半临时改为全杀的大肆虐杀。这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犬儒主义式的背反，显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畸变，这种畸变间接，或者说直接地造成了强权的更加趾高气扬；这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犬儒主义式的背反，反而助长了强权的嚣张气焰；这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犬儒主义式的背反，也从此改变了中国整个封建王朝的命运，从而成为中国整个封建王朝覆灭的哧哧冒烟的导火索。
（三）时代精神表现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同时也是这部影片形之于外的主要视觉表象，然而在这部影片的短短半小时时空之内，相继发生的两起与传统文化极度背反的事件，却紧紧地扼住了传统文化的喉咙，在为观众带来强烈视觉震撼的同时，也形成了与传统文化大相径庭的陌生化戏剧效应，这种陌生化戏剧效应以历史解释反身观照了社会现实，给社会现实提出了由反面事例所揭示的社会至理，那就是，强权可以在某一时段之内暂时藐视公理，但是，时代精神在任何世代都将是一种永恒的存在，时代精神终将可持续地引领着普城人民，普城人民最终的胜利也以铁一般的事实印证了这一社会至理。《危城》这部影视作品中虽然没有开门见山式的说教，但蕴含于影片之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却分别由外在表象与内在意象，一隐一显，一背一反，一明一暗地诠释了出来。[1]
二、 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历史解释
（一）传统文化历史解释
纵观人类历史，我们看到，传统文化是其中一条虽看不见却一直在起着积极作用的主线，这条传统文化主线，事实上远比看似轰轰烈烈的王朝更叠等，更具现实探究意义与现实观照意义。显然，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起源是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虽然这种集体智慧在某种强权下能够暂时被扭曲，但是，不容忽视的则是，扭曲之后反弹的摧枯拉朽的力道。《危城》这部影视作品中的普城不仅民风淳朴，而且民众纯良，既懂得扶危济困，又兼有古道热肠，对待落难同胞全力收容。然而，正如影片的隐喻，马锋蒙着眼睛等太平一样，等来的竟是一场浴血抗争。诚然，人类历史巨变之交的社会与人性已经被强权所极度扭曲。其实，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解释，我们看到，每一次历史巨变之交，都是光明与晦暗并行；正面与负面并存；现实与荒诞并立。
（二）时代精神历史解释
传统文化的百年来论争，始终是莫衷一是，这就使得时代精神往往容易要么是游离于传统文化，要么是偏离于传统文化，而这种游离与偏离的结果，远有《危城》中的军阀割据生灵涂炭，近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血的事实与血的教训带给人类的不仅是历史观照下的传统文化解释，更是时代精神的历史解释。恰如《危城》一片中所言，时代精神很简单，能够分辨是非黑白，知道什么是对，这样的民众就已经觉醒了。在影片的最后，我们看到，当罪大恶极的官二代曹少璘甫一说出“我爸是……”这一现代标准官二代句式时，饱受凌虐的普城民众毫不犹豫地报以刀斧相加，官二代曹少璘倾刻毙命，由觉醒了的普城民众亲手终结了这场由“我爸是……”引发的血案。从架空历史的视角而言，这种普城民众反抗暴虐的义勇行为显然是一种时代精神的正确历史解释。[2]
（三）时代精神阐扬
《危城》一片中的情节虽不复杂，但其中的善恶抉择却令人殊难取舍，在面对肆意杀人的官二代曹少璘时，依社会正义杀之则可能引来报复，放之则可能避免普城民众流血，在这种“杀放曹”的纠葛过程中，即便是作为旁观者的观众，也会首先下意识地想到放，也会对小小地保斗军阀嗤之以鼻，但当“放曹”之后的杀戮来临时，普城民众才真正意识到正义的代价是什么。从影片中所建构的主要人物来看，官二代曹少璘无疑是大反派，阿寥则无疑是犬儒主义与正义两派的中间动摇派，民众则最初是犬儒派，最后却成为了坚定的有意识觉醒的正义派。当出于自身安危的恐惧，为了能够犬儒主义式地苟活，普城民众竟然集体跪下求地保杨团长释放肆意杀人的官二代曹少璘时，几乎所有人都跪下来的那一幕，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犬儒主义糟粕的强大，而当普城民众在血腥刺激下的有意识群体觉醒之际，属于那个时代的精神也得到了一种最佳的阐扬。 三、 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一体化观照
（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观照
影片《危城》中所讲述的虽然是中国近代史中不堪回首的一幕活闹剧，但是，这部影片的社会教育意义与现实意义尤为深远，更值得指出的是，在针对传统文化的追索过程中，传统文化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对于时代精神的现实观照。从《危城》这部影片最终的大结局中，我们看到了普城人民浴血苦斗并最终取得了全面胜利，也终结了“有强权无公理”的社会扭曲。片中的针对官二代曹少璘的“杀了那么多人，衣服竟是白的，心肯定是黑的”，可谓一语道出“有强权无公理，有强权丧良心”的满清末世军阀统治真相。《危城》一片中包含了浓浓的隐喻现实意义。也正因如此，影片中的人物、情节、事件都会令观众觉得似曾相识，而这恰是这部影片的高明之处，这种由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艺术联通，使得形诸于传统文化的影视表达，形成了一种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双向式互动，最终建构起了传统文化诉诸于时代精神的现实观照。[3]
（二）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历史解释观照
《危城》一片中的普城民众最初表现显然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典型的犬儒主义者，犬儒主义行为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在面对强权时的“明哲保身”的“最佳选择”，强权来时没人愿意强出头，那么，就只能如影片中所说的“先跪下，保住性命重要”“大家只想平平安安 安居乐业”，不想要什么社会正义、人间公理、人类尊严，然而，这些犬儒主义者却忘了，今天跪下，明天还能再站起来吗！正如影片中所言，一旦跪下去，普城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还能抬起头来做人吗，普城人民不是奴隶，普城人民才是真正的普城主人。事实上，即便是最终普城人民都跪下去了，强权得势后仍然会屠城，甚至更会变本加厉，普城人民越怕反而会死得越惨，覆巢之下没有完卵。只因为人民都不站起来，强权才能借此而成为强权，如果所有人民都站起来，就会不再有凌虐普城民众的强权，只有未来国家形态不可或缺的公理，而这也是唯一合理的时代精神历史解释观照。
（三）时代精神的根性灵魂观照
正如《危城》片中所言，满清王朝末世的社会公义要由普天下的普城人民一起去做才能有望实现，否则，整个社会就会沦为“有强权没公理”的畸形社会。人类唯有面对生死，才能真正参悟出生存的真正意义与生命的真正价值，普城民众的群体无意识的犬儒主义式的妥协同样在面对生死攸关时刻，才逆转为一种群体有意识的悍然觉醒。普城人民在面对正义、公理的最终时刻，才意识到人早晚会有一死，死要得有价值，死要死得其所。正义总是在许多无奈中纠结着，这种以无奈为织体的纠结正如影片中的师兄所言：“师弟，这是现实。”而这句话也最终一言成谶，成为了忠实的犬儒主义的师兄的一生封缄。[4]而身为强权代表的曹少璘也一而再地由其口中肆无忌惮地道出那句口头禅“有强权无公理”，当同样的这句“有强权没公理”由正反两方面角色的口中一再道出，其所带给观众的精神震撼自是可想而知，影片对于这句“有强权没公理”的终结，也与普城民众的群体意识觉醒一道，凝聚成为一种时代精神的根性灵魂观照。
结语
由《危城》中见危情，在满清王朝的末世，如普城一样的危城其实已经是比比皆是了，同时，“有强权无公理”的扭曲现象亦早已被普城民众看得通透，也正因如此，才有了犬儒主义的或投机、或屈从、或俯首的盛行。而《危城》一片也恰恰对这数种犬儒义主者进行了一并的意识批判。诚哉，人心惟危！在满清王朝的末世，其实又岂止普城这一座危城。纵观一座座危城，实在是人心呐。《危城》中的这种基于传统文化的群体有意识觉醒，恰是满清封建王朝与民主世界之交的时代精神所最为缺乏的，同时，也是由这种时代精神补完整个历史解释的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
参考文献：
[1]郑大圣，蒲剑，林黎胜，李镇，刘康.危城[J].当代电影，2013（1）：50-58，204.
[2]曾耀农.审丑观照的影像再现——中国近期影视后现代性评估[J].美与时代，2004（2）：6-8.
[3]袁宏琳.以影视史学为观照谈电影如何表述历史[J].武汉纺织大学学报，2014（1）：72-76.
[4]余梅.大众文化·主流文化·多元文化——对现今影视文化“培养分析”的观照[J].时代文学（下半月），2010（1）：225-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