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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非说，在这次项目的拍摄中，每一天都有新的想法和变化，因为每天发生的事情都很多，但有一点不变，就是他们希望能找到一个角度，将孤独症孩子以及家庭的现实状况介绍给更多的人，并且唤起社会对此类人群平等相待的心态。
看到了所以记录所以创作
张嘉容是本计划的编导兼总策展人，她规划设计了这整个艺术形式，并在策展概念中，提出要邀请专业影像艺术家加入，在现场互动的剧场工作结束之后，以所拍摄记录下来的影像，后续创作一系列的影像剧场（media theatre）。
张嘉容如是说：“这个影像剧场里有氛围影像、戏剧影像、现场拍摄纪录影像、田野采集的剧情影像，并且有后续创造性的影像作品，有多元影像与戏剧现场的互动对话，因此概念上是一个系列的影像剧场创作。”一个很大的新尝试，就是邀请影像导演们来拍摄这六天的内容，后续共同创作出片子。
闫非是这一次参与现场影片拍摄的导演组发起人。他的热情是在拍摄纪录片，但他也会因策展人张嘉容的邀请，尝试跨越自己的疆界，与张嘉容起进行影像创作。
作为纪录片独立制作人，被大家亲切称为“老闫”的闫非似乎有着更多的社会责任感与担当意识。为了能让国内纪录片人有自己的一块放映场地，老闫从2010年开始做“一亩三分地”纪录片展映计划的策展人，至今已经放映了100多部纪录片。放映地点之前仅有北京东直门的当代MOMA影院，多的时候有上百人站着看。
中间剧场的加入是从今年3月开始的，放映的内容和当代MOMA相同，但场地面积扩大，而且是个具备专业放映设备的影院。
热心的老闫在得到中间剧场的项目邀请后，找到几位对此项目感兴趣的纪录片制作人参与到项目中。为普通大众与孤独症家庭中搭建一座相互理解的桥，和在纪录片导演与普通观众间建立沟通的放映活动，同样都是一个发心——通过影像的方式，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也许做纪录片的人，天生都带着使命感。
不谈纪录片
一开始，参与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兴之所至的公益项目。这也许是所有参与工作坊纪录片拍摄的导演们的初衷。
没有投资方，没有预算，设备自备，人员自备，一切都是在未知的情况下进行。
“你看到了什么，在你的镜头中，有哪些值得记录的事情。”我问老闫。
老闫憨厚地笑笑，他说这个项目首先就是充满生命智慧和感动的一出“正能量”的戏。做这样一部戏，不仅仅是为了最终能有一个与社会沟通的影像结果。老闫相信参与的过程本身就是参与者对他人表达爱意的方式。
农影厂的李丹导演在谈到参与这部影片的初衷时，一再强调因为自己也是一位母亲，在这一过程中，她也体会到更深的母子之情。在现场，也许有的孩子仍然不会真确表达爱意的方式，但当看到母子之间彼此相握的手时，导演也被感动了。
独立导演邹宇泽坦言，参加这一活动也是因为自己一直关注“影像疗法”，这一次的纪录片更是一次近距离的参与。
邱栋林导演在静静地观察着现场的人，他是最寡言的摄影师之一，只用镜头寻找着他的观察对象。
之所以要记录他们是为了从一个侧面说明，家里有孤独症患儿或者成员不是一个绝望的事情，而慢慢的孤独症，可以被改善。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儿童孤独症与遗传因素、免疫因素、脑部疾病或创伤等生理性原因关系密切。但是艺术是一把帮助他们打破心防，重归现实的钥匙。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去年“世界孤独症关爱日”的致词所言，孤独症患者面临双重负担，一方面要克服病患带来的痛苦，另一方面还要应对社会的消极态度、甚至是公然的歧视。即便是“艺术之舟”不能帮助他们“回到地球”，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反省自身，消除偏见，着力创造一个公正、仁爱的社会，给予所有人真正的尊严和平等的权利。
故事！故事！
大多数中国家庭会羞于向亲戚朋友展示家庭的缺陷，甚至掩盖家里存在孤独症患儿的事实。从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越是掩饰，越是加重病情，然后是新一轮的下陷。这种悲剧的可怕之余，却蕴含着巨大正面能量。
也许一部纪录片对于孤独症孩子和他们的家人来说，无论是筹钱治疗还是精神安慰都杯水车薪，但对于创作者来说，能唤起社会对他们的宽容和理解已经是成功。
为了能够更好地进行记录拍摄，纪录片导演早于张嘉容导演到京前两周便开始与决定参与工作坊的孤独症患儿家庭进行沟通，以取得拍摄上的彼此信任。但有些家庭的父母面对镜头时，仍然顾虑重重。
尽管在现场的影像剧场开演前，导演们的记录工作已经进入，但在拍摄现场，混乱与焦虑仍然不可避免。五个机位进行拍摄，半天工作量平均在200G左右。
有着多年国际制片经验的顾仁权老师是这次影片的另外一位导演。她和老闫都知道，故事是当下一部吸引人的纪录片最需要的。拍摄第一天，当一天的拍摄结束之后，所有的人都围坐在一圈，开始讨论当天所发生的问题。
人物的密集与众多让导演和摄影师们几乎找不到线索，但有一点记得，就是记录那些发生的感人事件。剧场中，镜头后的纪录片导演与摄影师，站在不同的机位和角落，静静地观察来自台湾的张嘉容导演团队和参与到其中的志愿者。
患儿之一曾因被家人带到过KTV，从而对黑暗环境有恐惧感，这一次在进入剧场环境前，便产生抗拒，但对于他的母亲来说，孩子最终能进入到项目并参与其中，就已经得到安慰了。另一位18岁的南京男孩，因为从昆曲中发现乐趣，非常渴望讨论和表现，张嘉容导演便因势利导，创造让他现场演出的情境，将男孩赠送手绘昆曲卡片的过程，编导成一个展演的剧场仪式，那是演出第二天，所有人想哭想笑的感动亮点。
孩子们的背后，是整个家庭的辛酸，他们带着试探的心情参与到项目，小心翼翼却又满怀希望，一切，都只是希望被理解。
老闫说，这一次的创作，并不想突出“关注弱势群体”，甚至对他们不应该抱着“关爱”和“同情”的态度，他们和我们一样，只是不同生命呈现罢了。
心是孤独的猎手
到最后，我也会这样问自己：一个人的正常与否其实都在于对于标准的制定，一切人和事都是相对的。当我们都以自己的方式行事而不在意社会的所谓主流，那么我们都是不正常的吗？到底是怎样的伤让人选择了逃避交流，陷入孤独无法自拔。我们是幸福的，不是因为没有伤，是因为我们的伤可以治愈，没有留下过多的痕迹。
看到了所以记录所以创作
张嘉容是本计划的编导兼总策展人，她规划设计了这整个艺术形式，并在策展概念中，提出要邀请专业影像艺术家加入，在现场互动的剧场工作结束之后，以所拍摄记录下来的影像，后续创作一系列的影像剧场（media theatre）。
张嘉容如是说：“这个影像剧场里有氛围影像、戏剧影像、现场拍摄纪录影像、田野采集的剧情影像，并且有后续创造性的影像作品，有多元影像与戏剧现场的互动对话，因此概念上是一个系列的影像剧场创作。”一个很大的新尝试，就是邀请影像导演们来拍摄这六天的内容，后续共同创作出片子。
闫非是这一次参与现场影片拍摄的导演组发起人。他的热情是在拍摄纪录片，但他也会因策展人张嘉容的邀请，尝试跨越自己的疆界，与张嘉容起进行影像创作。
作为纪录片独立制作人，被大家亲切称为“老闫”的闫非似乎有着更多的社会责任感与担当意识。为了能让国内纪录片人有自己的一块放映场地，老闫从2010年开始做“一亩三分地”纪录片展映计划的策展人，至今已经放映了100多部纪录片。放映地点之前仅有北京东直门的当代MOMA影院，多的时候有上百人站着看。
中间剧场的加入是从今年3月开始的，放映的内容和当代MOMA相同，但场地面积扩大，而且是个具备专业放映设备的影院。
热心的老闫在得到中间剧场的项目邀请后，找到几位对此项目感兴趣的纪录片制作人参与到项目中。为普通大众与孤独症家庭中搭建一座相互理解的桥，和在纪录片导演与普通观众间建立沟通的放映活动，同样都是一个发心——通过影像的方式，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也许做纪录片的人，天生都带着使命感。
不谈纪录片
一开始，参与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兴之所至的公益项目。这也许是所有参与工作坊纪录片拍摄的导演们的初衷。
没有投资方，没有预算，设备自备，人员自备，一切都是在未知的情况下进行。
“你看到了什么，在你的镜头中，有哪些值得记录的事情。”我问老闫。
老闫憨厚地笑笑，他说这个项目首先就是充满生命智慧和感动的一出“正能量”的戏。做这样一部戏，不仅仅是为了最终能有一个与社会沟通的影像结果。老闫相信参与的过程本身就是参与者对他人表达爱意的方式。
农影厂的李丹导演在谈到参与这部影片的初衷时，一再强调因为自己也是一位母亲，在这一过程中，她也体会到更深的母子之情。在现场，也许有的孩子仍然不会真确表达爱意的方式，但当看到母子之间彼此相握的手时，导演也被感动了。
独立导演邹宇泽坦言，参加这一活动也是因为自己一直关注“影像疗法”，这一次的纪录片更是一次近距离的参与。
邱栋林导演在静静地观察着现场的人，他是最寡言的摄影师之一，只用镜头寻找着他的观察对象。
之所以要记录他们是为了从一个侧面说明，家里有孤独症患儿或者成员不是一个绝望的事情，而慢慢的孤独症，可以被改善。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儿童孤独症与遗传因素、免疫因素、脑部疾病或创伤等生理性原因关系密切。但是艺术是一把帮助他们打破心防，重归现实的钥匙。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去年“世界孤独症关爱日”的致词所言，孤独症患者面临双重负担，一方面要克服病患带来的痛苦，另一方面还要应对社会的消极态度、甚至是公然的歧视。即便是“艺术之舟”不能帮助他们“回到地球”，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反省自身，消除偏见，着力创造一个公正、仁爱的社会，给予所有人真正的尊严和平等的权利。
故事！故事！
大多数中国家庭会羞于向亲戚朋友展示家庭的缺陷，甚至掩盖家里存在孤独症患儿的事实。从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越是掩饰，越是加重病情，然后是新一轮的下陷。这种悲剧的可怕之余，却蕴含着巨大正面能量。
也许一部纪录片对于孤独症孩子和他们的家人来说，无论是筹钱治疗还是精神安慰都杯水车薪，但对于创作者来说，能唤起社会对他们的宽容和理解已经是成功。
为了能够更好地进行记录拍摄，纪录片导演早于张嘉容导演到京前两周便开始与决定参与工作坊的孤独症患儿家庭进行沟通，以取得拍摄上的彼此信任。但有些家庭的父母面对镜头时，仍然顾虑重重。
尽管在现场的影像剧场开演前，导演们的记录工作已经进入，但在拍摄现场，混乱与焦虑仍然不可避免。五个机位进行拍摄，半天工作量平均在200G左右。
有着多年国际制片经验的顾仁权老师是这次影片的另外一位导演。她和老闫都知道，故事是当下一部吸引人的纪录片最需要的。拍摄第一天，当一天的拍摄结束之后，所有的人都围坐在一圈，开始讨论当天所发生的问题。
人物的密集与众多让导演和摄影师们几乎找不到线索，但有一点记得，就是记录那些发生的感人事件。剧场中，镜头后的纪录片导演与摄影师，站在不同的机位和角落，静静地观察来自台湾的张嘉容导演团队和参与到其中的志愿者。
患儿之一曾因被家人带到过KTV，从而对黑暗环境有恐惧感，这一次在进入剧场环境前，便产生抗拒，但对于他的母亲来说，孩子最终能进入到项目并参与其中，就已经得到安慰了。另一位18岁的南京男孩，因为从昆曲中发现乐趣，非常渴望讨论和表现，张嘉容导演便因势利导，创造让他现场演出的情境，将男孩赠送手绘昆曲卡片的过程，编导成一个展演的剧场仪式，那是演出第二天，所有人想哭想笑的感动亮点。
孩子们的背后，是整个家庭的辛酸，他们带着试探的心情参与到项目，小心翼翼却又满怀希望，一切，都只是希望被理解。
老闫说，这一次的创作，并不想突出“关注弱势群体”，甚至对他们不应该抱着“关爱”和“同情”的态度，他们和我们一样，只是不同生命呈现罢了。
心是孤独的猎手
到最后，我也会这样问自己：一个人的正常与否其实都在于对于标准的制定，一切人和事都是相对的。当我们都以自己的方式行事而不在意社会的所谓主流，那么我们都是不正常的吗？到底是怎样的伤让人选择了逃避交流，陷入孤独无法自拔。我们是幸福的，不是因为没有伤，是因为我们的伤可以治愈，没有留下过多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