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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对上海、武汉、成都市近郊型农家乐业主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得出业主在民主决策、就业、促进家庭和谐和事业传承等家庭相关目标的调查结果，通过进一步分析，得出研究结论如下：3地业主均表现出决策的民主意识；农家乐使家人有更多团聚机会，促进了家庭的凝聚力与和谐；农家乐促进了家庭成员就业，但作用相当有限；业主对农家乐未来家庭传承的反应大多比较冷淡。另外，3地业主由于受教育程度、价值取向、家庭就业结构和经营状况的不同而呈现出各自差异化的特点。本研究理论上丰富了农家乐对乡村社区的社会影响研究，实践上，也为衡量农家乐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社会效应提供了量化的参考。
[关键词]农家乐；业主；家庭相关目标；乡村社区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8)04—0077—05
农家乐是乡村旅游在我国一种极具特色的发展形式。乡村旅游(Rural tourism)起源于19世纪的欧洲。我国现代形式的农家乐始于1987年四川成都龙泉驿成功举办的第一届桃花节，目前我国的农家乐已达到相当大的规模。我国农家乐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政府的政策支持，及各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发展农家乐改善乡村的经济状况，国外的有关研究表明农家乐(Rural tourism)在改善业主家庭经济状况方面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依靠单一旅游发展地方经济证明是脆弱和充满风险的。国外有关农家乐(Rural tourism)的研究开展得很早，内容涉猎面广，在搜索到的27篇文献中主要是关于农家乐(Ruraltourism)企业的研究，有关业主的研究只有有限的4篇，内容是有关业主的构成、妇女业主的地位和业主的相关目标等。我国的农家乐研究才刚刚起步，截止到2007年7月搜索到的国内农家乐的相关研究仅有185篇，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农家乐经营的客体——农家乐企业的研究，而对农家乐经营的主体——业主的研究，仅有作者关于农家乐业主开业起始目标和正式经营目标等几篇有限的文章，农家乐对业主家庭的社会影响仍然没有学者涉足。因此，针对农家乐业主家庭相关目标，就农家乐的社会效应进行实证量化研究，对促进整个农家乐行业的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农家乐与家庭相关目标
1.1 农家乐
国外学者对农家乐(Rural tourism)的定义众说纷纭，没有达成统一意见，但具有代表性的是欧盟(Eu)和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下的定义，即农家乐(Rural tourism)是指发生在乡村地区的旅游活动，并进一步认为乡村特点(Rurality)是农家乐(Rural tourism)的整体核心和卖点。
国内的学者对农家乐的定义也不统一。相当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农家乐是仅局限于农家庭院的旅游活动，即农民利用自家院落周围的田园风光、自然景点，以低廉的价格吸引游客前来吃、住、玩、游、娱、购的旅游形式。但这样的定义显然已经落后于农家乐的实践，目前，农家乐的经营者已经不再只是农民，出现了国家、集体、城市居民和外来投资商等多种经营主体并存的格局。经营的场所也不再只局限于自家的庭院，已经出现向风景优美、交通便利的景区或周边转移的趋势，出现了很多景区内农户接待型和景区周边型农家乐。
本文更倾向于农家乐为狭义的“乡村旅游”的提法，即农家乐是指发生在乡村地区，以具有乡村特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形式。它包含两个方面的主要内容：第一，必须是发生在乡村地区的旅游活动；第二，必须有乡村特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作为旅游吸引物，二者缺一不可。
本文借鉴了国内学者的分类体系，以旅游资源和地理区位为分类的标准把农家乐划分为以下5种形式：田园风光型农家乐；民俗文化、聚群和特色民居型农家乐；观光农业型农家乐；城市近郊休闲娱乐型农家乐；景区周边食宿接待型农家乐等。本文涉及的农家乐研究对象的类型为城市近郊型农家乐。
1.2家庭相关目标
家庭相关目标，即业主开办农家乐与业主家庭有关联的目标，包括农家乐重要事情的决策方式、促进家庭成员就业、促进家庭和谐、促进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提高家庭在社区的社会地位和农家乐的传承6个方面。为调查方便，以上6个方面又被进一步分解为9个具体的问题。通过对9个具体问题从“很重要”到“一点也不重要”的5个不同重要程度的选项(赋值依次为5、4、3、2、1)中选定他们认为最适合的每一个选项，业主完成问卷的填写工作。最后，通过对分属于6个方面的9个问题的调查结论分析，从而得出农家乐业主家庭相关目标的研究结论。本文家庭相关目标参考了加拿大学者唐纳德·盖茨(Donald Getz)和杰克·卡尔森(Jack Carlsen)对澳大利亚西部的乡村旅游业主相关目标的设计，并进一步改良而成。
2.研究方法和实证调查
2.1 研究方法
本论文综合应用了文献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和综合、对比分析法等研究方法。论文准备阶段应用文献研究法，找到了国内农家乐业主目标的相关研究空白点，借鉴了国外的相关问卷设计并做了进一步的改良。通过田野调查，取得了一手的数据资料，然后运用综合分析法和对比分析法对农家乐业主家庭相关目标调查结论进行分析。
2.2样本的选择与调查
2.2.1调查方法
本实证调查采用直接调查法，即对有一定代表性的调查对象，在事先拟定好调查提纲、设计好调查问卷的情况下，使用观察法、访问法和座谈法等进行调查采访。
2.2.2调查问卷设计
问卷的第一部分包括农家乐业主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所属城市、是否本地居民等业主人口统计学特征，问卷的第二部分包括业主家庭相关目标，即农家乐重要决策方式、促进家庭成员就业、促进家庭和谐、促进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提高家庭在社区的社会地位和农家乐的传承等6个方面的9个具体问题。
2.2.3调查城市、类型和样点的选定
位于我国东、中、西部的上海、武汉、成都均是本地区农家乐发展较好的典型代表城市。城市近郊休闲娱乐型农家乐是我国农家乐当中很具代表性的类型。同时通过网络搜索及向当地旅游主管部门电话咨询，每个城市选取具代表性的两个样点，即上海市崇明岛前卫村和瀛东村、武汉市木兰山和慈惠农场、成都市三圣乡“五朵金花”(其中崇明前卫村和三圣乡“红砂花乡”属于第一批国家农业示范点)。
2.2.4实证调查过程
2006年3月4日笔者对距离武汉市40多公里木兰山的农家乐业主进行实证调查，取得调查问卷13份。3月5日，到距离武汉市区不到10公里的慈惠农场，获得调查问卷6份，武汉两地共获得调查问卷19份。3月9—10日，在上海市区20多公里处的 崇明岛陈家镇瀛东村和竖新镇前卫村获得调查问卷25份。3月14—15日在距离成都市区10—20公里不等的三圣乡“五朵金花”取得调查问卷24份。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70份，回收70份，有效问卷68份，问卷有效率97.14％。
2.3分析思路
本文对上海、武汉、成都农家乐业主家庭相关目标分析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3地业主家庭相关目标的总体分析，通过6个方面9个问题认同度和认同百分比的综合分析，得出业主家庭相关目标的总体结论；第二部分是对3地业主家庭相关目标的对比分析，得出上海、武汉、成都3地农家乐业主家庭相关目标各自不同的特点，上述二者的综合即为本文的研究成果。
2.4分析指标说明
业主家庭相关目标认同度，是业主对家庭相关目标6大方面认为“重要”的程度；业主家庭相关目标认同百分比，是业主对家庭相关目标持“重要”和“很重要”业主人数之和占当地总业主数百分比。家庭相关目标9大问题按“重要”的程度分为“很重要”、“重要”、“说不清或不好说”、“不重要”、“一点不重要”，并依次给予5、4、3、2、1的赋值，每位业主对每个问题从5项选项当中选择他们认为最为合适的唯一一项选项，每个问题“重要”程度赋值的均值即为该问题的认同度。对每个问题，认为“重要”和“很重要”业主人数之和占当地业主总数百分比即为该问题的认同百分比。假设业主对上述5项选项认同的人数依次分别为a1、a2、a3、a4和a5，则业主家庭相关目标的认同度为：
2.5 经营现状
上海市崇明岛前卫村和瀛东村、武汉市木兰山和慈惠农场、成都市三圣乡“五朵金花”均是城郊型农家乐，由于客源充足，除了冬天之外的其他季节，旅游的季节性差异不大。实际的经营收益上海地区最高，成都其次，武汉最差。农家乐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上海、成都和武汉的农家乐分别为28.7％、54.6％和12.3％。
3 业主家庭相关目标调查结果及分析
3.1 业主家庭相关目标调查结果(见表1)
3.2 3地业主家庭相关目标调查结果分析
3.2.1 3地业主家庭相关目标总体分析
据表l有关数据分析，业主们认为最重要的家庭目标是“主要问题共同决策”，认同百分比达到88.2％，认同度达到4.44，说明3个城市的农家乐业主对开办农家乐的重视程度和家庭民主决策的氛围，一方面农家乐对业主家庭的重要程度，另外一个方面，民主决策可以更多地避免高额投资可能遇到的风险；“确保家庭成员有很多在一起的空闲时间”和“避免家庭成员间的不和谐”紧列第二、第三位，认同百分比分别达到72.1％和72％，认同度也分别达到3.87和3.85，说明了开办农家乐增进家庭凝聚力和促进乡村社区和谐团结的积极作用；有关就业的两个问题，即“为家庭成员提供就业机会”和“有和配偶同等工作的机会”的认同百分比分别达到60.3％和58.8％，认同度也分别达到3.50和3.47，说明农家乐在为家庭成员提供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但60％左右的认同百分比和3.5左右的认同度说明了农家乐对促进家庭成员和乡村就业方面的作用还相当有限；和家庭经济相关的目标，即“挣到足够的钱来养家糊口”，认同百分比达到66.1％，认同度也达到3.73，说明近2／3的业主还把农家乐作为一种脱贫致富、维持家庭生计的手段，显示出业主开办农家乐较强的经济动机；“提高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认同百分比达到64.7％，认同度为3.68，说明大部分业主，开办农家乐有不同程度实现其社会价值的倾向；和农家乐传承相关的两个问题，即“把农家乐传给自己的孩子或家人”和“培养孩子成为未来的农家乐业主”，认同百分比分别为36.7％和41.2％，认同度分别仅仅达到3.16和2.94，说明了大多数农家乐业主对农家乐未来发展考虑较少，或是对农家乐这种小型家庭型企业有偏见，或是对家庭成员或孩子有很高的期望值等。
综上所述，3地业主总体上表现出民主决策的意识，农家乐在增进家庭凝聚力和促进乡村社区和谐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农家乐促进了家庭和乡村的就业，但作用还相当有限；大部分业主开办农家乐考虑了经济盈利和社区社会地位的提高；对农家乐未来家庭传承大多持否定态度或根本没有考虑。
3.2.2 3地业主家庭相关目标对比分析
据表1有关数据分析，“主要问题共同决策”，上海、武汉、成都业主的认同百分比分别为92％、89.5％、83.3％，认同度达到4.76、3.84、4.58。上海由于地处经济发达地区，业主女性占主体，且家庭收入多元化，使农家乐相对于家庭的重要性降低，故对家庭民主决策认同较高；成都业主大多数为成都市的投资者，文化水平较高，个人决策能力较强，故认同百分比较低；武汉业主男性占绝大多数，且文化水平不高，农家乐重要决策常常由家庭处于领导地位的男性做出，故认同度较低。
“确保家庭成员有很多在一起的空闲时间”和“避免家庭成员间的不和谐”，上海、武汉、成都业主的认同百分比分别为76％、57.9％、79.2％和68％、79％、70.9％，认同度达到4.48、3.26、3.71和4.16、3.58、3.75。上海业主由于农家乐经营状况较好，家庭成员围绕农家乐的经营在一起的时间较多，对农家乐促进家庭和谐的认同最高；武汉业主农家乐经营状况较差，较少的顾客导致家庭成员很少有在一起工作的时间，经营状况欠佳又反过来促使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增多，因此，农家乐对家庭和睦的贡献也相当有限，故武汉业主对农家乐给家人更多团聚时间和促进家庭和睦认同百分比和认同度都较低。
和就业相关的“为家庭成员提供就业机会”和“有和配偶同等工作的机会”，上海、武汉、成都业主的认同百分比分别达到32.4％、52％、68.4％和52％、78.9％、54.1％，认同度也分别达到2.94、4.12、2.95和3.47、3.92、2.95。上海由于家庭成员的就业状况良好，成都由于多数业主的配偶和家人都有固定的工作等原因，两地业主对农家乐促进家庭成员的就业认同较低；武汉业主绝大多数为当地农民，就业状况较差，对农家乐为家庭成员提供的就业机会很是珍惜，故认同较另外两地高。
和家庭经济相关的“挣到足够的钱来养家糊口”，上海、武汉、成都业主的认同百分比为68％、78.9％、54.2％，认同度也分别为4.08、3.47、3.58。武汉业主对经济目标的较高认同百分比说明了其经营方面明显的经济动机，通过开办农家乐脱贫致富的愿望强烈；成都业主对经济目标的较低认同百分比说明了业主目标的多元化特征，经济目标已不是他们追求的唯一目标；上海较高的认同度说明了上 海农家乐的整体盈利状况良好，而武汉和成都的较低认同度则说明了两地农家乐盈利状况不能令业主满意。
“提高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上海、武汉、成都业主的认同百分比达到64％、73.7％、58.3％，认同度分别为4.16、3.42、3.38。上海业主很高的认同度说明农家乐的良好经营已经明显提升了家庭的社会地位；大部分武汉业主想通过开办农家乐取得社会的认可，但惨淡的经营状况使其对实际的结果认同度降低；成都业主由于多为乡村社区以外的成都市居民，追求目标多为乡村田园生活方式和事业追求，似乎对通过开办农家乐提高其社会地位不太感兴趣。
与农家乐传承相关的“把农家乐传给自己的孩子或家人”和“培养孩子成为未来的农家乐业主”，上海、武汉、成都业主的认同百分比分别为44％、42.1％、37.5％和44％、21.1％、29.1％，认同度仅仅为3.5、3.52、2.79和3.28、2.68、2.79，3地业主对农家乐传承的较低认同百分比和认同度说明了3地业主对农家乐长远发展考虑较少。武汉和成都业主或出于经营状况不佳的原因或由于对农家乐小企业的传统偏见，认同百分比和认同度都较低，上海业主则可能是由于经营状况较好，有近半数业主对家庭成员或后代经营农家乐持肯定的态度。
综上所述，上海业主由于家庭成员就业和农家乐经营状况良好，对农家乐促进家庭民主决策、和谐团结、农家乐的家庭传承以及农家乐促进家庭社会地位的提高认同较高，但对促进家庭就业认同较低，经济动机较弱；武汉业主家庭经济状况和家庭成员就业状况均较差以及农家乐经营状况不理想等原因，表现出对促进家庭成员就业和提高家庭社会地位较高的认同，但对农家乐促进家庭民主决策、和谐团结认同较低，开办农家乐的经济动机较强；成都业主由于家庭成员就业状况较好，价值取向多元化，以及农家乐经营状况欠佳等原因，表现出对农家乐促进家庭民主决策和和谐团结、提高家庭社会地位和农家乐的家庭传承等认同较低，经济动机较弱。
4 研究结论
3地家庭相关目标的共同点表现在民主决策的意识，肯定农家乐在增进家庭凝聚力和促进社区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农家乐促进了家庭和乡村的就业，但作用还相当有限；大部分业主开办农家乐考虑了家庭经济水平和社区社会地位的提高；对农家乐的未来的家庭传承持否定态度。
3地家庭相关目标的不同表现在上海业主由于家庭成员就业和农家乐经营状况良好，对农家乐促进家庭民主决策、和谐团结、农家乐的家庭传承以及农家乐促进家庭社会地位的提高认同较高，但对促进家庭就业认同较低，经济动机较弱；武汉业主家庭经济状况和家庭成员就业状况均较差以及农家乐经营状况不理想等原因，表现出对促进家庭成员就业和提高家庭社会地位较高的认同，但对农家乐促进家庭民主决策、和谐团结认同较低，开办农家乐的经济动机较强；成都业主由于家庭成员就业状况较好，价值取向多元化，以及农家乐经营状况欠佳等原因，表现出对农家乐促进家庭民主决策和和谐团结、提高家庭社会地位和农家乐的家庭传承等认同较低，经济动机较弱。
从以上3地农家乐家庭相关目标的分析可以看出，农家乐促进了业主家庭的决策民主化，给家人提供了更多在一起的时间，增进了家庭凝聚力和乡村社区的和谐团结，同时也一定程度地改善了乡村就业，促进了乡村的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的进步，但大多数业主农家乐的经济收益不理想，以及对农家乐未来缺乏长远考虑则让我们对农家乐未来的整体健康发展充满了一丝忧虑。
[责任编辑：廉月娟；责任校对：吴巧红]
[关键词]农家乐；业主；家庭相关目标；乡村社区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8)04—0077—05
农家乐是乡村旅游在我国一种极具特色的发展形式。乡村旅游(Rural tourism)起源于19世纪的欧洲。我国现代形式的农家乐始于1987年四川成都龙泉驿成功举办的第一届桃花节，目前我国的农家乐已达到相当大的规模。我国农家乐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政府的政策支持，及各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发展农家乐改善乡村的经济状况，国外的有关研究表明农家乐(Rural tourism)在改善业主家庭经济状况方面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依靠单一旅游发展地方经济证明是脆弱和充满风险的。国外有关农家乐(Rural tourism)的研究开展得很早，内容涉猎面广，在搜索到的27篇文献中主要是关于农家乐(Ruraltourism)企业的研究，有关业主的研究只有有限的4篇，内容是有关业主的构成、妇女业主的地位和业主的相关目标等。我国的农家乐研究才刚刚起步，截止到2007年7月搜索到的国内农家乐的相关研究仅有185篇，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农家乐经营的客体——农家乐企业的研究，而对农家乐经营的主体——业主的研究，仅有作者关于农家乐业主开业起始目标和正式经营目标等几篇有限的文章，农家乐对业主家庭的社会影响仍然没有学者涉足。因此，针对农家乐业主家庭相关目标，就农家乐的社会效应进行实证量化研究，对促进整个农家乐行业的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农家乐与家庭相关目标
1.1 农家乐
国外学者对农家乐(Rural tourism)的定义众说纷纭，没有达成统一意见，但具有代表性的是欧盟(Eu)和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下的定义，即农家乐(Rural tourism)是指发生在乡村地区的旅游活动，并进一步认为乡村特点(Rurality)是农家乐(Rural tourism)的整体核心和卖点。
国内的学者对农家乐的定义也不统一。相当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农家乐是仅局限于农家庭院的旅游活动，即农民利用自家院落周围的田园风光、自然景点，以低廉的价格吸引游客前来吃、住、玩、游、娱、购的旅游形式。但这样的定义显然已经落后于农家乐的实践，目前，农家乐的经营者已经不再只是农民，出现了国家、集体、城市居民和外来投资商等多种经营主体并存的格局。经营的场所也不再只局限于自家的庭院，已经出现向风景优美、交通便利的景区或周边转移的趋势，出现了很多景区内农户接待型和景区周边型农家乐。
本文更倾向于农家乐为狭义的“乡村旅游”的提法，即农家乐是指发生在乡村地区，以具有乡村特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形式。它包含两个方面的主要内容：第一，必须是发生在乡村地区的旅游活动；第二，必须有乡村特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作为旅游吸引物，二者缺一不可。
本文借鉴了国内学者的分类体系，以旅游资源和地理区位为分类的标准把农家乐划分为以下5种形式：田园风光型农家乐；民俗文化、聚群和特色民居型农家乐；观光农业型农家乐；城市近郊休闲娱乐型农家乐；景区周边食宿接待型农家乐等。本文涉及的农家乐研究对象的类型为城市近郊型农家乐。
1.2家庭相关目标
家庭相关目标，即业主开办农家乐与业主家庭有关联的目标，包括农家乐重要事情的决策方式、促进家庭成员就业、促进家庭和谐、促进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提高家庭在社区的社会地位和农家乐的传承6个方面。为调查方便，以上6个方面又被进一步分解为9个具体的问题。通过对9个具体问题从“很重要”到“一点也不重要”的5个不同重要程度的选项(赋值依次为5、4、3、2、1)中选定他们认为最适合的每一个选项，业主完成问卷的填写工作。最后，通过对分属于6个方面的9个问题的调查结论分析，从而得出农家乐业主家庭相关目标的研究结论。本文家庭相关目标参考了加拿大学者唐纳德·盖茨(Donald Getz)和杰克·卡尔森(Jack Carlsen)对澳大利亚西部的乡村旅游业主相关目标的设计，并进一步改良而成。
2.研究方法和实证调查
2.1 研究方法
本论文综合应用了文献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和综合、对比分析法等研究方法。论文准备阶段应用文献研究法，找到了国内农家乐业主目标的相关研究空白点，借鉴了国外的相关问卷设计并做了进一步的改良。通过田野调查，取得了一手的数据资料，然后运用综合分析法和对比分析法对农家乐业主家庭相关目标调查结论进行分析。
2.2样本的选择与调查
2.2.1调查方法
本实证调查采用直接调查法，即对有一定代表性的调查对象，在事先拟定好调查提纲、设计好调查问卷的情况下，使用观察法、访问法和座谈法等进行调查采访。
2.2.2调查问卷设计
问卷的第一部分包括农家乐业主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所属城市、是否本地居民等业主人口统计学特征，问卷的第二部分包括业主家庭相关目标，即农家乐重要决策方式、促进家庭成员就业、促进家庭和谐、促进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提高家庭在社区的社会地位和农家乐的传承等6个方面的9个具体问题。
2.2.3调查城市、类型和样点的选定
位于我国东、中、西部的上海、武汉、成都均是本地区农家乐发展较好的典型代表城市。城市近郊休闲娱乐型农家乐是我国农家乐当中很具代表性的类型。同时通过网络搜索及向当地旅游主管部门电话咨询，每个城市选取具代表性的两个样点，即上海市崇明岛前卫村和瀛东村、武汉市木兰山和慈惠农场、成都市三圣乡“五朵金花”(其中崇明前卫村和三圣乡“红砂花乡”属于第一批国家农业示范点)。
2.2.4实证调查过程
2006年3月4日笔者对距离武汉市40多公里木兰山的农家乐业主进行实证调查，取得调查问卷13份。3月5日，到距离武汉市区不到10公里的慈惠农场，获得调查问卷6份，武汉两地共获得调查问卷19份。3月9—10日，在上海市区20多公里处的 崇明岛陈家镇瀛东村和竖新镇前卫村获得调查问卷25份。3月14—15日在距离成都市区10—20公里不等的三圣乡“五朵金花”取得调查问卷24份。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70份，回收70份，有效问卷68份，问卷有效率97.14％。
2.3分析思路
本文对上海、武汉、成都农家乐业主家庭相关目标分析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3地业主家庭相关目标的总体分析，通过6个方面9个问题认同度和认同百分比的综合分析，得出业主家庭相关目标的总体结论；第二部分是对3地业主家庭相关目标的对比分析，得出上海、武汉、成都3地农家乐业主家庭相关目标各自不同的特点，上述二者的综合即为本文的研究成果。
2.4分析指标说明
业主家庭相关目标认同度，是业主对家庭相关目标6大方面认为“重要”的程度；业主家庭相关目标认同百分比，是业主对家庭相关目标持“重要”和“很重要”业主人数之和占当地总业主数百分比。家庭相关目标9大问题按“重要”的程度分为“很重要”、“重要”、“说不清或不好说”、“不重要”、“一点不重要”，并依次给予5、4、3、2、1的赋值，每位业主对每个问题从5项选项当中选择他们认为最为合适的唯一一项选项，每个问题“重要”程度赋值的均值即为该问题的认同度。对每个问题，认为“重要”和“很重要”业主人数之和占当地业主总数百分比即为该问题的认同百分比。假设业主对上述5项选项认同的人数依次分别为a1、a2、a3、a4和a5，则业主家庭相关目标的认同度为：
2.5 经营现状
上海市崇明岛前卫村和瀛东村、武汉市木兰山和慈惠农场、成都市三圣乡“五朵金花”均是城郊型农家乐，由于客源充足，除了冬天之外的其他季节，旅游的季节性差异不大。实际的经营收益上海地区最高，成都其次，武汉最差。农家乐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上海、成都和武汉的农家乐分别为28.7％、54.6％和12.3％。
3 业主家庭相关目标调查结果及分析
3.1 业主家庭相关目标调查结果(见表1)
3.2 3地业主家庭相关目标调查结果分析
3.2.1 3地业主家庭相关目标总体分析
据表l有关数据分析，业主们认为最重要的家庭目标是“主要问题共同决策”，认同百分比达到88.2％，认同度达到4.44，说明3个城市的农家乐业主对开办农家乐的重视程度和家庭民主决策的氛围，一方面农家乐对业主家庭的重要程度，另外一个方面，民主决策可以更多地避免高额投资可能遇到的风险；“确保家庭成员有很多在一起的空闲时间”和“避免家庭成员间的不和谐”紧列第二、第三位，认同百分比分别达到72.1％和72％，认同度也分别达到3.87和3.85，说明了开办农家乐增进家庭凝聚力和促进乡村社区和谐团结的积极作用；有关就业的两个问题，即“为家庭成员提供就业机会”和“有和配偶同等工作的机会”的认同百分比分别达到60.3％和58.8％，认同度也分别达到3.50和3.47，说明农家乐在为家庭成员提供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但60％左右的认同百分比和3.5左右的认同度说明了农家乐对促进家庭成员和乡村就业方面的作用还相当有限；和家庭经济相关的目标，即“挣到足够的钱来养家糊口”，认同百分比达到66.1％，认同度也达到3.73，说明近2／3的业主还把农家乐作为一种脱贫致富、维持家庭生计的手段，显示出业主开办农家乐较强的经济动机；“提高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认同百分比达到64.7％，认同度为3.68，说明大部分业主，开办农家乐有不同程度实现其社会价值的倾向；和农家乐传承相关的两个问题，即“把农家乐传给自己的孩子或家人”和“培养孩子成为未来的农家乐业主”，认同百分比分别为36.7％和41.2％，认同度分别仅仅达到3.16和2.94，说明了大多数农家乐业主对农家乐未来发展考虑较少，或是对农家乐这种小型家庭型企业有偏见，或是对家庭成员或孩子有很高的期望值等。
综上所述，3地业主总体上表现出民主决策的意识，农家乐在增进家庭凝聚力和促进乡村社区和谐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农家乐促进了家庭和乡村的就业，但作用还相当有限；大部分业主开办农家乐考虑了经济盈利和社区社会地位的提高；对农家乐未来家庭传承大多持否定态度或根本没有考虑。
3.2.2 3地业主家庭相关目标对比分析
据表1有关数据分析，“主要问题共同决策”，上海、武汉、成都业主的认同百分比分别为92％、89.5％、83.3％，认同度达到4.76、3.84、4.58。上海由于地处经济发达地区，业主女性占主体，且家庭收入多元化，使农家乐相对于家庭的重要性降低，故对家庭民主决策认同较高；成都业主大多数为成都市的投资者，文化水平较高，个人决策能力较强，故认同百分比较低；武汉业主男性占绝大多数，且文化水平不高，农家乐重要决策常常由家庭处于领导地位的男性做出，故认同度较低。
“确保家庭成员有很多在一起的空闲时间”和“避免家庭成员间的不和谐”，上海、武汉、成都业主的认同百分比分别为76％、57.9％、79.2％和68％、79％、70.9％，认同度达到4.48、3.26、3.71和4.16、3.58、3.75。上海业主由于农家乐经营状况较好，家庭成员围绕农家乐的经营在一起的时间较多，对农家乐促进家庭和谐的认同最高；武汉业主农家乐经营状况较差，较少的顾客导致家庭成员很少有在一起工作的时间，经营状况欠佳又反过来促使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增多，因此，农家乐对家庭和睦的贡献也相当有限，故武汉业主对农家乐给家人更多团聚时间和促进家庭和睦认同百分比和认同度都较低。
和就业相关的“为家庭成员提供就业机会”和“有和配偶同等工作的机会”，上海、武汉、成都业主的认同百分比分别达到32.4％、52％、68.4％和52％、78.9％、54.1％，认同度也分别达到2.94、4.12、2.95和3.47、3.92、2.95。上海由于家庭成员的就业状况良好，成都由于多数业主的配偶和家人都有固定的工作等原因，两地业主对农家乐促进家庭成员的就业认同较低；武汉业主绝大多数为当地农民，就业状况较差，对农家乐为家庭成员提供的就业机会很是珍惜，故认同较另外两地高。
和家庭经济相关的“挣到足够的钱来养家糊口”，上海、武汉、成都业主的认同百分比为68％、78.9％、54.2％，认同度也分别为4.08、3.47、3.58。武汉业主对经济目标的较高认同百分比说明了其经营方面明显的经济动机，通过开办农家乐脱贫致富的愿望强烈；成都业主对经济目标的较低认同百分比说明了业主目标的多元化特征，经济目标已不是他们追求的唯一目标；上海较高的认同度说明了上 海农家乐的整体盈利状况良好，而武汉和成都的较低认同度则说明了两地农家乐盈利状况不能令业主满意。
“提高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上海、武汉、成都业主的认同百分比达到64％、73.7％、58.3％，认同度分别为4.16、3.42、3.38。上海业主很高的认同度说明农家乐的良好经营已经明显提升了家庭的社会地位；大部分武汉业主想通过开办农家乐取得社会的认可，但惨淡的经营状况使其对实际的结果认同度降低；成都业主由于多为乡村社区以外的成都市居民，追求目标多为乡村田园生活方式和事业追求，似乎对通过开办农家乐提高其社会地位不太感兴趣。
与农家乐传承相关的“把农家乐传给自己的孩子或家人”和“培养孩子成为未来的农家乐业主”，上海、武汉、成都业主的认同百分比分别为44％、42.1％、37.5％和44％、21.1％、29.1％，认同度仅仅为3.5、3.52、2.79和3.28、2.68、2.79，3地业主对农家乐传承的较低认同百分比和认同度说明了3地业主对农家乐长远发展考虑较少。武汉和成都业主或出于经营状况不佳的原因或由于对农家乐小企业的传统偏见，认同百分比和认同度都较低，上海业主则可能是由于经营状况较好，有近半数业主对家庭成员或后代经营农家乐持肯定的态度。
综上所述，上海业主由于家庭成员就业和农家乐经营状况良好，对农家乐促进家庭民主决策、和谐团结、农家乐的家庭传承以及农家乐促进家庭社会地位的提高认同较高，但对促进家庭就业认同较低，经济动机较弱；武汉业主家庭经济状况和家庭成员就业状况均较差以及农家乐经营状况不理想等原因，表现出对促进家庭成员就业和提高家庭社会地位较高的认同，但对农家乐促进家庭民主决策、和谐团结认同较低，开办农家乐的经济动机较强；成都业主由于家庭成员就业状况较好，价值取向多元化，以及农家乐经营状况欠佳等原因，表现出对农家乐促进家庭民主决策和和谐团结、提高家庭社会地位和农家乐的家庭传承等认同较低，经济动机较弱。
4 研究结论
3地家庭相关目标的共同点表现在民主决策的意识，肯定农家乐在增进家庭凝聚力和促进社区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农家乐促进了家庭和乡村的就业，但作用还相当有限；大部分业主开办农家乐考虑了家庭经济水平和社区社会地位的提高；对农家乐的未来的家庭传承持否定态度。
3地家庭相关目标的不同表现在上海业主由于家庭成员就业和农家乐经营状况良好，对农家乐促进家庭民主决策、和谐团结、农家乐的家庭传承以及农家乐促进家庭社会地位的提高认同较高，但对促进家庭就业认同较低，经济动机较弱；武汉业主家庭经济状况和家庭成员就业状况均较差以及农家乐经营状况不理想等原因，表现出对促进家庭成员就业和提高家庭社会地位较高的认同，但对农家乐促进家庭民主决策、和谐团结认同较低，开办农家乐的经济动机较强；成都业主由于家庭成员就业状况较好，价值取向多元化，以及农家乐经营状况欠佳等原因，表现出对农家乐促进家庭民主决策和和谐团结、提高家庭社会地位和农家乐的家庭传承等认同较低，经济动机较弱。
从以上3地农家乐家庭相关目标的分析可以看出，农家乐促进了业主家庭的决策民主化，给家人提供了更多在一起的时间，增进了家庭凝聚力和乡村社区的和谐团结，同时也一定程度地改善了乡村就业，促进了乡村的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的进步，但大多数业主农家乐的经济收益不理想，以及对农家乐未来缺乏长远考虑则让我们对农家乐未来的整体健康发展充满了一丝忧虑。
[责任编辑：廉月娟；责任校对：吴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