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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己的命运，我没有什么对不起它的。我实实在在对不起的人是父母，是爸妈。我只能在想像中把“距离高考一百天”重新来过，在想像中让他们开心一点。
一个人做自己是否成功，从来都很难界定。但做子女的大体都是残兵败将，我便是其中一个。
距离高考一百天，不如我们重新来过。
1
父亲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和母亲相识于县里的中学。母亲经常和我提起中学时代的父亲成绩如何出色。我却疑心这只是母亲浪漫化的回忆，因为1977年恢复高考，父亲根本没有参加。
如今父亲两鬓霜白，退休好几年。若以事业或财富之标准衡量，父亲是个再平常不过的男人。或者，以世俗的标准来看，父亲这一生没有什么成就。
时常听人说“高考改变命运”。这话听得多了，我便忍不住想：假如父亲当年参加高考，那他大概就不会是现在的他了。
我这念头其实可以说的更直白一些：假如父亲当年参加高考，考上个什么大学，那我的家庭出身极可能会好过大部分同龄人；那样的话，我本人在事业或财富上是不是也会好过大部分同龄人？
可这念头只是一闪而过罢了。倒不是说它在道德上有多糟糕。在八零后的我看来，这念头站不住脚：假如父亲考取大学，走出县城，比起他日后发达，更可能的是他不会和母亲恋爱结婚，那我连存在都无从谈起，就不要说什么好过大部分同龄人了。
所以，我从来没有问过父亲：你为什么没有参加高考？
父亲到底怎么看待他从未染指过的高考，我很想知道，但是我问不出口。
父亲倒是很重视我的高考。我高中三年，他和母亲同全中国的家长一样，为子女备考创造出各种条件——我是说“各种条件”，子女坐享其成视而不见、父母却一丝不苟创造出的“各种条件”。
父亲经常在饭桌上搬出那句神圣的“高考改变命运”来教训我。不知道是不是年少无知，我当时的感受是：如果把父亲这“教训”换成是“恐吓”，大概也亦无不可。所以高中三年，我第一痛恨教室的板椅，第二痛恨家里那张饭桌。
虽然我和父亲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在同一张饭桌上吃同一个女人烧的饭菜，但我和他对高考的理解认知是不一样的，是断裂的，那种玻璃被打碎无法弥合的断裂，一不小心就把人割痛割伤。
1999年早春，我们县城雨雪交晦，高考日益临近。还有一百天，班主任安排我们每天轮流在黑板左上角写“距离高考XX天”，以示鞭策鼓励。
这用意不可说不妙，但效果却很糟，因为全班谁都想像不出坐在高考的考场到底是何等滋味。所以这“距离高考XX天”简直就是一道魔咒，把高考变得像《启示录》里未知的末日审判那般令人恐惧莫名。
当时班里同学发育有先有后，个子便有高有矮，所以“距离高考XX天”几个红色大字连在一起活像是条鱼，在黑板搭的鱼缸里，在每个人的脑袋上，浮浮沉沉。
总共一百天，全班四十八人，每人黑板上轮两遍。我那板书难看到无法称其为板书，荒腔走板的几个字根本就是一条死鱼。可是我并不觉得难为情，反而沾沾自喜，因为我觉得这是我对末日般高考的一种抗议。
班主任却忍受不了我用粉笔勾勒出的这条死鱼。她觉得这歪歪斜斜毫无斗志的几个字对她的三年五班来说非但不是鼓励鞭策，反而是一种诅咒。在狠狠训斥我一番之后，她把我那条死鱼擦掉，亲自在黑板上写道“距离高考57天”：地地道道的魏碑体，写到“考”字还因太用力而折断了粉笔。
2
《启示录》里说末日审判来临前人类和这世界将遭受许多磨难。末世我是没法想像，但我觉得用磨难来形容那距离高考的一百天倒是相当贴切。
整整一百天，我们要经历六次模拟考试，解无数道题，答无数张卷，平均每天把屁股摁在教室的板椅上十二个小时以上。
那时候，女生们上厕所总喜欢结伴，因为每天休息时间太过有限，只能用手挽手上厕所的功夫来交流青春少女的那些心事。
那时候，我们最痛恨的一套模拟试题就是湖北省黄冈市中学出的“黄冈试卷”。其难度之匪夷所思，让我们只能用“性变态”来形容，然后用“无耻淫魔”来形容能答对上面题目的学生（不消说，在我们贫瘠的字眼里，黄冈中学的每一个学生也都成了“无耻淫魔”），而这种学生就是所谓的“种子生”，我们学校高考就等着他们出菜呢，所以这帮家伙都脾气不小，总是独来独往，面无表情，不爱运动，做起题来砍瓜切菜，我向来敬而远之。
那时候，我们把科目分成“主科”和“副科”。主科是高考科目，副科是非高考科目。我很喜欢那几门“副科”，因为可以毫无顾忌地在课上耍活宝。而那几个“种子生”当然是在面无表情地做“主科”的试卷了，所以我永远也变不成他们那样的“无耻淫魔”。
历史便是一门“副科”。历史老师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用沉痛而浓重的山东口音给我们讲“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我在底下接了话岔儿，说咱们三年五班是“黄冈四十八烈士”，全班哄堂大笑，老人一脸茫然，我一脸得意，“种子生”们依旧面无表情。
3
所以对于我来说，历史课就是这般快乐。可惜四十五分钟过的太快，下一节又是英语，主科哦，做卷子，对题目，现在进行时，过去进行时，主谓宾，定状补，am is are……得，屁股又坐大一圈。
回到家里，母亲摆上刚热好的饭，父亲说“高考改变命运”，我神情庄重地点点头，飞快扒掉碗里的饭，逃离饭桌，又赶回教室，把屁股摁在板椅上，开始晚自习了。
人们又常说“没得到的总是美好的”。如果真是这样，高考对于父亲来说就应该是一样极美好的事物。
人们还说“子女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如果真是这样，当父亲在饭桌上说“高考改变命运”时，他到底是要把何等的美好延续给我呢？我又该怎样把“无耻淫魔”、“屁股又大了一圈”、“黄冈四十八烈士”这些荒唐字眼儿说给他听呢？告诉他这就是你心中的美好？ 那时候，除了给我订阅《中学生作文辅导》之类的课外必读，父亲还坚持邮购一本叫做《青年文摘》的杂志，上面多是些闲文散记，和课业无关，所以父亲不会鼓励我读它。但父亲又觉得那些文章可能会对我作文有益，所以也没有明令禁止。结果是我以掩耳盗铃的方式通读了每一期的《青年文摘》，大到章太炎先生的传记，小到笑话幽默，我一篇也没放过。至今记得上面有一位叫叶倾城的作者，以女性视角写了一些以大学为背景的三角恋爱，其中一句“他把红色围巾裹在我的脖子上，在雪中吻我，吻的肆无忌惮”我至今印象深刻：什么？吻的肆无忌惮？这就是大学？原来熬过末世般的一百天，考进大学就是上了天堂！
我合上《青年文摘》，心里默念着“吻的肆无忌惮”，偷偷看一眼正襟危坐的父亲：如果你参加高考，读上大学，你会给母亲以外的什么女人套上红色围巾，吻得肆无忌惮？
父亲是那种电视上一出现接吻镜头就会立即调换频道的父亲。我猜五十年代生人的他如果真读上大学，恐怕也不会抱着什么女人热吻。对于父亲来说，“高考改变命运”简直就是神谕，而四年大学就是朝圣之旅，哪有什么心思去吻个肆无忌惮。
说到底，父亲，叶倾城，我，还有我九零后的小表妹们，我们是被被割裂开的几代人。高考就像是一面支离破碎的镜子，每个人都只是在一小块碎片上看到自己那张脸。
4
当“黄冈四十八烈士”在黑板上写过两遍“距离高考XX天”，高考便真的来了。
第一天考英语，很热，外加紧张，有女生就流了鼻血，怕血染上试卷，就用白衬衫去擦血，两小时过后铃响，一袭红衫出了考场。要在平时，我们这帮没心没肺的肯定要开几句恶毒玩笑。可那天是高考，末日审判，我们一个个蔫头蔫脑，考完就灰溜溜夹着尾巴回家了。
第二天，有人发现监考老师居然全是本校的，就动起歪念。刚开始还只是打小抄，可一看老师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便大抄特抄而不可收拾起来。
坐我后面那女生，是一哥们儿的女朋友。这哥们儿父亲是副县长，当年参加过高考，读过大学，实实在在改变了自己、下一代甚至我们县的命运。我们当时一致认为这哥们儿女朋友是全班屁股最大的，然后告诉了他，他并不生气，反倒高兴。考数学之前，他问我能不能给他女朋友抄一抄。我说选择题可以，大题就实在没法管。他说选择题就够了，考完请你吃烧烤。回到考场，我便侧了身让他女友抄了我的选择题。那女生长的很好看，我很嫉妒。我想，这要是我自己的女朋友，可就不单单是请一顿烧烤了。至于高考作弊是不是应该心里有愧……去他的吧，先问问用黄冈试题折磨全国青少年的那帮家伙有没有愧再来问我吧。
顺便说一句，其实我数学高考发挥很糟，选择题没少错。所以他女友就倒霉了。可烧烤哥们儿还是如约请了，扎啤也喝了，很够意思。烧烤店出来已深更半夜，到了十字路口，哥们儿和女朋友打车往左拐，我一个人回家往右拐回家。等那哥们儿去北京读医学院，就和女友分手了。
5
不知为何，高考那三天一天比一天热。可我们却再没有人紧张流鼻血，因为大伙都抄的昏天暗地。有俩哥们儿抄晕了，抄中暑了，连英语作文都一模一样；结果闹的全省通报，我们学校取消来年考点资格（下届考生恨死了我们这届考生，下届班主任也恨死了我们这届班主任），俩哥们儿则改名换姓，家里更是各显神通，一个当年走上了一所军校，一个去省城复读，来年居然考上了我读的那所大学。
所以高考这三天，至少在我们县是全无末日审判的庄严神圣。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除了让自己独来独往、面无表情、屁股坐大、变成砍瓜切菜般答对所有黄冈试题的“无耻淫魔”，这世界还有许多条路可以让你读上大学，甚至读上北京的大学。至于读上大学以后该怎么混，个人看个人的造化，反正大家各安天命吧。
又或许，这点道理我早就明白了，高考三天加重了它在我心中的分量而已。
父亲笃信“高考改变命运”，我也笃信“高考改变命运”。只是我和他笃信的方式很不一样。
6
我高考那年全国首次推行自己估分，然后按估分成绩报考学校。我考得不好，分数估的自然很差，原来想去的几所学校都不敢报（其中有一所在南方，叶倾城曾写过那里外语系的女孩子如何如何有杀伤力）。那年军校莫名其妙十分热门，热门到全民皆知军校在招生体检时都会收钱。母亲便做主给我报了军校，带我去省城参加体检。母亲拿了很多现金，父亲去储蓄所取的。从这一点来说，父亲对“高考改变命运”神谕的理解恐怕比我想的要复杂很多。
我和母亲坐火车去了省城。住在一个父亲所谓“办事托底”的亲戚家。日报上说17日军校体检，我和母亲14日就来了，可亲戚却说：晚了！赶大集呢这是？上个月你们就该给我打电话！
母亲哪里肯信，瓢泼大雨中带我去了省招生办。那时候是七月份，所以即使雨水没过脚踝，也还是温吞吞的不觉凉。在十七岁的我看来，省城和县城最大不同是：如果县里下这么大雨，街上早没人了，可省城却还是到处跑着红色夏利出租车。
母亲叫了一辆夏利。她赤脚穿着凉鞋，脚背上贴着一片又黑又湿的叶子。夏利车在大雨中狂奔，我盯着车门的缝子，很想知道为什么没有雨水渗进来。
那时我的分数已经出来了，并没有估的那么糟，至少过了母亲给报的那军校的体检分数，但是那军校的招生负责人却说：不用体检了，我们都已经招满了。
母亲说：我家孩子体检分数够了。
负责人不说话，只是笑。
母亲又说：我们带现金来的。
负责人不笑了：谁告诉你带现金的？招满了就是招满了，赶紧回家报别的学校，别把孩子耽误了。
说到底，我与所谓“四年学费吃住全免外加每月发补助”的军校无缘。我当时心里却很庆幸，因为凭直觉我猜军校那种鬼地方你恐怕没什么机会“吻得肆无忌惮”。
回到家里，母亲病了一场。父亲一边熬着姜汤，一边问我要不要卧薪尝胆复读一年。
复读一年？再来一遍“距离高考XX天”？再把十七岁的屁股摁在棱角分明的板椅上？
我告诉父亲：我不想当蹲级包子。
父亲没说话。他尝了一口姜汤，在写字台上摆正我那份高考志愿，亲自替我填了一所我根本没听说过的学校。
母亲总夸父亲写一手好字，并数落我的字太没出息。可我却不喜欢父亲的楷书：太正，太硬，太郑重其事了。父亲用他的正楷填上我的名字，后面连着那所学校的名字，就去喂母亲姜汤了。我关上自己屋门，大哭一场。
九月份母亲送我入学，天空湛蓝，枫叶初红。有不少家长和子女在主楼门前合影留念。母亲视而不见，报完到就去校银行帮我存了生活费。母亲把红色存折交给我，说，你自己管好自己吧，我放心不下你爸，我得回家给他做饭了。
母亲走的急，偏偏那天晚上又有什么狗屁校长狗屁讲话，所有大一新生到场签名，不得缺席。我只能把母亲送到校门口的公交车站。那时已近黄昏，秋风有了秋意，校门口大大小小的饭馆咖啡厅酒吧卡拉OK却正灯红酒绿，像是在过盛夏。打着酒嗝的大学生们热烈而兴奋地四下奔走。
母亲看着周围的大学生，不无凄惶地问我：能让我和你爸放心吗？
我说：能。
母亲就上了车。看着大巴远去，变成一个白色长条儿，我又有点想哭了。可是没过几天，我也打着酒嗝在秋风中热烈奔走于校门口了。
每次从大学打电话回家，母亲都问我好不好。我总说挺好。高中时放学回家，母亲也这么问，我也说挺好。父亲很少在电话里和我说话。他自己没能参加高考，多年后他儿子倒是考了，只是考得这么烂，他恐怕没法开心吧。
米兰昆德拉说人生只有一次，没法像做实验那般去回头验证你给自己命运做的选择是否正确。写完这篇文字，我却开始幻想能重新高考。
对于自己的命运，我没有什么对不起它的。我实实在在对不起的人是父母，是爸妈。我只能在想像中把“距离高考一百天”重新来过，在想像中让他们开心一点。
一个人做自己是否成功，从来都很难界定。但做子女的大体都是残兵败将，我便是其中一个。
距离高考一百天，不如我们重新来过。
（摘自微信有故事的人）
一个人做自己是否成功，从来都很难界定。但做子女的大体都是残兵败将，我便是其中一个。
距离高考一百天，不如我们重新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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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和母亲相识于县里的中学。母亲经常和我提起中学时代的父亲成绩如何出色。我却疑心这只是母亲浪漫化的回忆，因为1977年恢复高考，父亲根本没有参加。
如今父亲两鬓霜白，退休好几年。若以事业或财富之标准衡量，父亲是个再平常不过的男人。或者，以世俗的标准来看，父亲这一生没有什么成就。
时常听人说“高考改变命运”。这话听得多了，我便忍不住想：假如父亲当年参加高考，那他大概就不会是现在的他了。
我这念头其实可以说的更直白一些：假如父亲当年参加高考，考上个什么大学，那我的家庭出身极可能会好过大部分同龄人；那样的话，我本人在事业或财富上是不是也会好过大部分同龄人？
可这念头只是一闪而过罢了。倒不是说它在道德上有多糟糕。在八零后的我看来，这念头站不住脚：假如父亲考取大学，走出县城，比起他日后发达，更可能的是他不会和母亲恋爱结婚，那我连存在都无从谈起，就不要说什么好过大部分同龄人了。
所以，我从来没有问过父亲：你为什么没有参加高考？
父亲到底怎么看待他从未染指过的高考，我很想知道，但是我问不出口。
父亲倒是很重视我的高考。我高中三年，他和母亲同全中国的家长一样，为子女备考创造出各种条件——我是说“各种条件”，子女坐享其成视而不见、父母却一丝不苟创造出的“各种条件”。
父亲经常在饭桌上搬出那句神圣的“高考改变命运”来教训我。不知道是不是年少无知，我当时的感受是：如果把父亲这“教训”换成是“恐吓”，大概也亦无不可。所以高中三年，我第一痛恨教室的板椅，第二痛恨家里那张饭桌。
虽然我和父亲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在同一张饭桌上吃同一个女人烧的饭菜，但我和他对高考的理解认知是不一样的，是断裂的，那种玻璃被打碎无法弥合的断裂，一不小心就把人割痛割伤。
1999年早春，我们县城雨雪交晦，高考日益临近。还有一百天，班主任安排我们每天轮流在黑板左上角写“距离高考XX天”，以示鞭策鼓励。
这用意不可说不妙，但效果却很糟，因为全班谁都想像不出坐在高考的考场到底是何等滋味。所以这“距离高考XX天”简直就是一道魔咒，把高考变得像《启示录》里未知的末日审判那般令人恐惧莫名。
当时班里同学发育有先有后，个子便有高有矮，所以“距离高考XX天”几个红色大字连在一起活像是条鱼，在黑板搭的鱼缸里，在每个人的脑袋上，浮浮沉沉。
总共一百天，全班四十八人，每人黑板上轮两遍。我那板书难看到无法称其为板书，荒腔走板的几个字根本就是一条死鱼。可是我并不觉得难为情，反而沾沾自喜，因为我觉得这是我对末日般高考的一种抗议。
班主任却忍受不了我用粉笔勾勒出的这条死鱼。她觉得这歪歪斜斜毫无斗志的几个字对她的三年五班来说非但不是鼓励鞭策，反而是一种诅咒。在狠狠训斥我一番之后，她把我那条死鱼擦掉，亲自在黑板上写道“距离高考57天”：地地道道的魏碑体，写到“考”字还因太用力而折断了粉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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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录》里说末日审判来临前人类和这世界将遭受许多磨难。末世我是没法想像，但我觉得用磨难来形容那距离高考的一百天倒是相当贴切。
整整一百天，我们要经历六次模拟考试，解无数道题，答无数张卷，平均每天把屁股摁在教室的板椅上十二个小时以上。
那时候，女生们上厕所总喜欢结伴，因为每天休息时间太过有限，只能用手挽手上厕所的功夫来交流青春少女的那些心事。
那时候，我们最痛恨的一套模拟试题就是湖北省黄冈市中学出的“黄冈试卷”。其难度之匪夷所思，让我们只能用“性变态”来形容，然后用“无耻淫魔”来形容能答对上面题目的学生（不消说，在我们贫瘠的字眼里，黄冈中学的每一个学生也都成了“无耻淫魔”），而这种学生就是所谓的“种子生”，我们学校高考就等着他们出菜呢，所以这帮家伙都脾气不小，总是独来独往，面无表情，不爱运动，做起题来砍瓜切菜，我向来敬而远之。
那时候，我们把科目分成“主科”和“副科”。主科是高考科目，副科是非高考科目。我很喜欢那几门“副科”，因为可以毫无顾忌地在课上耍活宝。而那几个“种子生”当然是在面无表情地做“主科”的试卷了，所以我永远也变不成他们那样的“无耻淫魔”。
历史便是一门“副科”。历史老师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用沉痛而浓重的山东口音给我们讲“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我在底下接了话岔儿，说咱们三年五班是“黄冈四十八烈士”，全班哄堂大笑，老人一脸茫然，我一脸得意，“种子生”们依旧面无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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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于我来说，历史课就是这般快乐。可惜四十五分钟过的太快，下一节又是英语，主科哦，做卷子，对题目，现在进行时，过去进行时，主谓宾，定状补，am is are……得，屁股又坐大一圈。
回到家里，母亲摆上刚热好的饭，父亲说“高考改变命运”，我神情庄重地点点头，飞快扒掉碗里的饭，逃离饭桌，又赶回教室，把屁股摁在板椅上，开始晚自习了。
人们又常说“没得到的总是美好的”。如果真是这样，高考对于父亲来说就应该是一样极美好的事物。
人们还说“子女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如果真是这样，当父亲在饭桌上说“高考改变命运”时，他到底是要把何等的美好延续给我呢？我又该怎样把“无耻淫魔”、“屁股又大了一圈”、“黄冈四十八烈士”这些荒唐字眼儿说给他听呢？告诉他这就是你心中的美好？ 那时候，除了给我订阅《中学生作文辅导》之类的课外必读，父亲还坚持邮购一本叫做《青年文摘》的杂志，上面多是些闲文散记，和课业无关，所以父亲不会鼓励我读它。但父亲又觉得那些文章可能会对我作文有益，所以也没有明令禁止。结果是我以掩耳盗铃的方式通读了每一期的《青年文摘》，大到章太炎先生的传记，小到笑话幽默，我一篇也没放过。至今记得上面有一位叫叶倾城的作者，以女性视角写了一些以大学为背景的三角恋爱，其中一句“他把红色围巾裹在我的脖子上，在雪中吻我，吻的肆无忌惮”我至今印象深刻：什么？吻的肆无忌惮？这就是大学？原来熬过末世般的一百天，考进大学就是上了天堂！
我合上《青年文摘》，心里默念着“吻的肆无忌惮”，偷偷看一眼正襟危坐的父亲：如果你参加高考，读上大学，你会给母亲以外的什么女人套上红色围巾，吻得肆无忌惮？
父亲是那种电视上一出现接吻镜头就会立即调换频道的父亲。我猜五十年代生人的他如果真读上大学，恐怕也不会抱着什么女人热吻。对于父亲来说，“高考改变命运”简直就是神谕，而四年大学就是朝圣之旅，哪有什么心思去吻个肆无忌惮。
说到底，父亲，叶倾城，我，还有我九零后的小表妹们，我们是被被割裂开的几代人。高考就像是一面支离破碎的镜子，每个人都只是在一小块碎片上看到自己那张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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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黄冈四十八烈士”在黑板上写过两遍“距离高考XX天”，高考便真的来了。
第一天考英语，很热，外加紧张，有女生就流了鼻血，怕血染上试卷，就用白衬衫去擦血，两小时过后铃响，一袭红衫出了考场。要在平时，我们这帮没心没肺的肯定要开几句恶毒玩笑。可那天是高考，末日审判，我们一个个蔫头蔫脑，考完就灰溜溜夹着尾巴回家了。
第二天，有人发现监考老师居然全是本校的，就动起歪念。刚开始还只是打小抄，可一看老师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便大抄特抄而不可收拾起来。
坐我后面那女生，是一哥们儿的女朋友。这哥们儿父亲是副县长，当年参加过高考，读过大学，实实在在改变了自己、下一代甚至我们县的命运。我们当时一致认为这哥们儿女朋友是全班屁股最大的，然后告诉了他，他并不生气，反倒高兴。考数学之前，他问我能不能给他女朋友抄一抄。我说选择题可以，大题就实在没法管。他说选择题就够了，考完请你吃烧烤。回到考场，我便侧了身让他女友抄了我的选择题。那女生长的很好看，我很嫉妒。我想，这要是我自己的女朋友，可就不单单是请一顿烧烤了。至于高考作弊是不是应该心里有愧……去他的吧，先问问用黄冈试题折磨全国青少年的那帮家伙有没有愧再来问我吧。
顺便说一句，其实我数学高考发挥很糟，选择题没少错。所以他女友就倒霉了。可烧烤哥们儿还是如约请了，扎啤也喝了，很够意思。烧烤店出来已深更半夜，到了十字路口，哥们儿和女朋友打车往左拐，我一个人回家往右拐回家。等那哥们儿去北京读医学院，就和女友分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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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为何，高考那三天一天比一天热。可我们却再没有人紧张流鼻血，因为大伙都抄的昏天暗地。有俩哥们儿抄晕了，抄中暑了，连英语作文都一模一样；结果闹的全省通报，我们学校取消来年考点资格（下届考生恨死了我们这届考生，下届班主任也恨死了我们这届班主任），俩哥们儿则改名换姓，家里更是各显神通，一个当年走上了一所军校，一个去省城复读，来年居然考上了我读的那所大学。
所以高考这三天，至少在我们县是全无末日审判的庄严神圣。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除了让自己独来独往、面无表情、屁股坐大、变成砍瓜切菜般答对所有黄冈试题的“无耻淫魔”，这世界还有许多条路可以让你读上大学，甚至读上北京的大学。至于读上大学以后该怎么混，个人看个人的造化，反正大家各安天命吧。
又或许，这点道理我早就明白了，高考三天加重了它在我心中的分量而已。
父亲笃信“高考改变命运”，我也笃信“高考改变命运”。只是我和他笃信的方式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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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高考那年全国首次推行自己估分，然后按估分成绩报考学校。我考得不好，分数估的自然很差，原来想去的几所学校都不敢报（其中有一所在南方，叶倾城曾写过那里外语系的女孩子如何如何有杀伤力）。那年军校莫名其妙十分热门，热门到全民皆知军校在招生体检时都会收钱。母亲便做主给我报了军校，带我去省城参加体检。母亲拿了很多现金，父亲去储蓄所取的。从这一点来说，父亲对“高考改变命运”神谕的理解恐怕比我想的要复杂很多。
我和母亲坐火车去了省城。住在一个父亲所谓“办事托底”的亲戚家。日报上说17日军校体检，我和母亲14日就来了，可亲戚却说：晚了！赶大集呢这是？上个月你们就该给我打电话！
母亲哪里肯信，瓢泼大雨中带我去了省招生办。那时候是七月份，所以即使雨水没过脚踝，也还是温吞吞的不觉凉。在十七岁的我看来，省城和县城最大不同是：如果县里下这么大雨，街上早没人了，可省城却还是到处跑着红色夏利出租车。
母亲叫了一辆夏利。她赤脚穿着凉鞋，脚背上贴着一片又黑又湿的叶子。夏利车在大雨中狂奔，我盯着车门的缝子，很想知道为什么没有雨水渗进来。
那时我的分数已经出来了，并没有估的那么糟，至少过了母亲给报的那军校的体检分数，但是那军校的招生负责人却说：不用体检了，我们都已经招满了。
母亲说：我家孩子体检分数够了。
负责人不说话，只是笑。
母亲又说：我们带现金来的。
负责人不笑了：谁告诉你带现金的？招满了就是招满了，赶紧回家报别的学校，别把孩子耽误了。
说到底，我与所谓“四年学费吃住全免外加每月发补助”的军校无缘。我当时心里却很庆幸，因为凭直觉我猜军校那种鬼地方你恐怕没什么机会“吻得肆无忌惮”。
回到家里，母亲病了一场。父亲一边熬着姜汤，一边问我要不要卧薪尝胆复读一年。
复读一年？再来一遍“距离高考XX天”？再把十七岁的屁股摁在棱角分明的板椅上？
我告诉父亲：我不想当蹲级包子。
父亲没说话。他尝了一口姜汤，在写字台上摆正我那份高考志愿，亲自替我填了一所我根本没听说过的学校。
母亲总夸父亲写一手好字，并数落我的字太没出息。可我却不喜欢父亲的楷书：太正，太硬，太郑重其事了。父亲用他的正楷填上我的名字，后面连着那所学校的名字，就去喂母亲姜汤了。我关上自己屋门，大哭一场。
九月份母亲送我入学，天空湛蓝，枫叶初红。有不少家长和子女在主楼门前合影留念。母亲视而不见，报完到就去校银行帮我存了生活费。母亲把红色存折交给我，说，你自己管好自己吧，我放心不下你爸，我得回家给他做饭了。
母亲走的急，偏偏那天晚上又有什么狗屁校长狗屁讲话，所有大一新生到场签名，不得缺席。我只能把母亲送到校门口的公交车站。那时已近黄昏，秋风有了秋意，校门口大大小小的饭馆咖啡厅酒吧卡拉OK却正灯红酒绿，像是在过盛夏。打着酒嗝的大学生们热烈而兴奋地四下奔走。
母亲看着周围的大学生，不无凄惶地问我：能让我和你爸放心吗？
我说：能。
母亲就上了车。看着大巴远去，变成一个白色长条儿，我又有点想哭了。可是没过几天，我也打着酒嗝在秋风中热烈奔走于校门口了。
每次从大学打电话回家，母亲都问我好不好。我总说挺好。高中时放学回家，母亲也这么问，我也说挺好。父亲很少在电话里和我说话。他自己没能参加高考，多年后他儿子倒是考了，只是考得这么烂，他恐怕没法开心吧。
米兰昆德拉说人生只有一次，没法像做实验那般去回头验证你给自己命运做的选择是否正确。写完这篇文字，我却开始幻想能重新高考。
对于自己的命运，我没有什么对不起它的。我实实在在对不起的人是父母，是爸妈。我只能在想像中把“距离高考一百天”重新来过，在想像中让他们开心一点。
一个人做自己是否成功，从来都很难界定。但做子女的大体都是残兵败将，我便是其中一个。
距离高考一百天，不如我们重新来过。
（摘自微信有故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