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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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部分个案中,有的劳动者故意拖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或故意提交虚假签名的书面劳动合同,继而通过公力救济向用人单位索取“二倍工资”,对此劳动仲裁、民事审判与刑事审判分别给出民事“合法”与刑事犯罪的两级评价,如此两重评价暗含着法治风险.作为《劳动合同法》创设的一项惩罚性赔偿,“二倍工资”系推行书面合同制度的一种手段,但“二倍工资”的“大前提”在语辞表述上模糊,司法实践对“二倍工资”的归责与举证规则亦不明晰,且“二倍工资”不以劳动者遭受实际损害为前提,若劳动者对签约不配合,用人单位的反制手段也较为有限,因此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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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法学院,上海 20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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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部分个案中,有的劳动者故意拖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或故意提交虚假签名的书面劳动合同,继而通过公力救济向用人单位索取“二倍工资”,对此劳动仲裁、民事审判与刑事审判分别给出民事“合法”与刑事犯罪的两级评价,如此两重评价暗含着法治风险.作为《劳动合同法》创设的一项惩罚性赔偿,“二倍工资”系推行书面合同制度的一种手段,但“二倍工资”的“大前提”在语辞表述上模糊,司法实践对“二倍工资”的归责与举证规则亦不明晰,且“二倍工资”不以劳动者遭受实际损害为前提,若劳动者对签约不配合,用人单位的反制手段也较为有限,因此“二倍工资”的必要性与均衡性有待检视.研究认为,惩罚性赔偿兼具奖励诉讼的功能,劳动领域有别于消费领域,并不适合奖励诉讼的价值导向,司法实践通常从主体层面防控劳动者滥诉或恶意诉讼,但亦有不可取之处.未来可根据实际情况,从立法与司法两个层面对“二倍工资”规则进行删、修、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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