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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就农村基层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记者采访了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助理巡视员、全国村务公开协调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曹国英。
记者：存构建和谐社会这个大背景下，农村作为社会的基尼单位起到很大的作用，您能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谈谈值得关注的问题吗?
曹国英：我认为在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社会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从我们工作过程和群众来信来访中看到的比较尖锐的问题，同时也是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主要有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利益的维护问题，特别是农民集体土地征用的合理补偿和补偿款的分配问题；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筹资筹劳的合理负担问题，特别是受益和负担的不对等影响农民积极性的问题：国家给予农民各种关爱、支持农业的各种政策优惠的落实问题，特别是社会救助、医疗救助资金是否能够合理地分配到需要照顾的贫困户身上的问题。
从村民自治的角度来看，处理好农村经济利益关系有赖于建立农村的民主决策制度，村民自治的最高决策机构是村民会议，但由于召集和议事方面的实际困难，村民代表会议在大多数地区实际上成为经常性的村民民主决策机构，现在村民代表会议在大部分农村都建立起来了，但是实际发挥作用的差距还比较大。由于一些地方代表选举不民主，村代会里一些村干部作为当然代表所占的比重太大，村代会没有自己的召集人不能独立开会，使一些地方的民主决策流于形式。民主决策的不到位，是造成一些地方村干部个人权力过于集中、村组集体经济和公共事务民主监督不力、个别人借机以权谋私、两委关系紧张、巨资贿选以及干群关系恶化等一系列问题的重要原因。
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根本措施在于完善村民民主决策制度。在建制村建立规范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我认为从发展看应该从完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抓起，村干部只有经过民主推选，同时他本身也是代表的情况下，才能成为村民代表会议成员，否则只能从有利于说明情况和了解决策过程起见列席会议。只有重大问题由民主决定．才能真正实现村民当家作主，尊重大部分群众意志。
同时我们从集体经济的角度看，土地所有权在大多数村庄是以原来生产队范围来界定的，因为在人民公社时期土地所有权上升到村一级的很少，现在的村民小组大多数都是以原生产队为前身的，故现在的土地所有权大部分是以村民小组为范围的，在集体土地承包、集体资源的出让、集体企业的收益分配很多是在村民小组的范围内进行的，这些地方就有必要建立村民小组层次的民主决策制度。还有在众多的自然村和行政村不是一个统一体的地区，一个建制村在地域上包括十个八个的自然村，他们公益事业建设大部分都是以自然村为范围的．所以在自然村这个范围内也要通过村民民主推选一些人选．重大问题也应该通过召开会议，实行相应民主决策。
记者：您对一些地方提倡的富人当村官怎么看?
曹国英：首先应该承认，农村改革以来的先富的群体中确实有一些优秀分子，他们在运用自己的经营能力带领群众致富、依靠自己积累起来的财富带头集资兴办农村公益事业方面确实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尤其是在现在农村很重要一项工作就是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这方面需要村民筹资筹劳，和过去比较起来，现在的村民中间收入差距已经扩大了，从实际出发，对于一些真正有钱人来说，多拿出点来，他们都不会造成多大负担的，但是对于一些比较穷的人来说，确实拿出钱比较困难．我想“衣食足则知礼义”，今后的农村公益事业应该号召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多负一些责任，可以给他们一些荣誉，让他们多参与一些管理活动和监督活动，经济困难的老百姓经过民主程序给予一些负担上的减免．更符合农村的实际。专项公益事业的民主决策和管理上要有一个组织，使这些人花的钱用在正地方，花得明白，真正能够为老百姓办事，反映村民的利益要求，这些人才能心甘情愿地做出奉献。
但必须注意的是，富人当村官也应该是有条件的，并不是说富起来的人就能当村官，在这个层次上人也是良莠不齐的，我们强调的还是民主选举，给予所有村民以平等竞争村干部的机会。我国农村历史上有乡绅治理的传统，作为先富群体中的一些优秀分子，我们也是很希望他们为老百姓服务的，但前提必须是群众拥护，通过民主选举来确定村干部。
记者；您曾提到“和谐社会不是现在利益关系的妥协，而应立足于公平、正义和效率。”您能进一步阐述一些其中的含义么?
曹国英：我这里的主要意思是想说，现实社会的利益关系中有一些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东西，比如说农村的一些集体所有的土地、矿产资源和工程，在承包和征用补偿过程中，由于缺少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少数人搞暗箱操作，侵犯了农民群众的利益，已经形成了乡村干部垄断资源的行为，很多人利用公共资源发家富起来的，而一部分人在城市化过程中失掉了很多他应该有的东西，是非常不合理不公平的，同时也是不符合效率原则的。所以我们应该立足于公平、正义，从制度体制建设方面为农民群众维护自己的利益创造一种制度上的保障，这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我们搞和谐社会建设，不是在这种既定的利益关系的基础上搞一些利益妥协，这样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稳定。而是要通过建立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制度，通过落实制度来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记者：现在国家正在号召大学生当村官，那大学生当村官是会否削弱村干部的管理职能呢?您能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见解么?
曹国英：第一，我希望更多的知识分子能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发挥作用，这里当然包括大学生；第二，我想不要再走由政府包办村干部的安排、村级工作行政化的老路。应该通过公平竞争，由群众通过民主选举来确定谁来当村干部，而不是大学生就一定能胜任这个村干部，他们如果想当村干部，也必须要通过选举，群众认可才行，因为村干部主要应该是对村民负责的。第三，我更主张要通过民主选举启用农村中真正有才华有抱负的乡土人才，包括回乡的大学生、高中生和离职、退休、下岗又回到农村中生活的人，还有在当地创业的人。这些人生活在农村，对农村更了解。他们的生活空间在农村，基础在农村，事业在农村，当了村干部在农村会有更大的发展余地!农村是个熟人社会，乡亲们世代相依，农村里面实际有好多人才。我就是在农村走出来的，据我观察，在我家乡农村里不是缺人才，而是人才很多，但是在旧的用人体制下，很多人都没有充分施展抱负的机会。还有我们体制中的一些障碍，比方说退休回乡的一些机关干部、乡村教师，一些农村的老干部，他们中不少人有威望有管理能力也有抱负，他们都想着为家乡做点事情，因为自己有收入，负责一些为村民服务的工作，不给村里加负担，那我们何乐而不为呢!如果群众认可，让他们发挥作用，有可能他们的能力见识都超过当地一些现任的村干部。所以有些人排斥这些人在村里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维护他们的家族利益。因此我们要在制度设计上要打破这种用人上的划地为牢的做法，为农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记者：村落社区的第一块试验田在江西，它的“一会五站”的形式包括了您刚才所说的老知识分子，老干部，那您认为这种模式是否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推广呢?
曹国英：我认为这种思路是可以大力倡导的，但是不是搞这种模式可以根据各地情况来定，总之要给那些有思想、有抱负的人一个舞台，使他们在村里发挥积极作用。除了村委会、村民代表会议以外，可以有村民志愿者协会，也可在自然村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这在江西效果不就是非常好的吗!他们除了奉献别无所求，自己本身就有收入保障，所以不依靠当村官挣钱，村民对他们就更放心了!像“一会五站”的这种形式，这是一种符合农村实际符合群众愿望的组织形式!要靠政府引导，我们各级民政部门做了很多工作，使之深入人心。
记者：您认为当前村民自治应该着眼于解决那些问题?
曹国英：依靠村民群众有组织的民主参与，深入落实村民自治的基本制度，消灭村民民主选举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盲区。进一步完善有关政策法规，更有效地维护村民利益，体现村民意志，发育农村社区建设，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记者：存构建和谐社会这个大背景下，农村作为社会的基尼单位起到很大的作用，您能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谈谈值得关注的问题吗?
曹国英：我认为在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社会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从我们工作过程和群众来信来访中看到的比较尖锐的问题，同时也是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主要有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利益的维护问题，特别是农民集体土地征用的合理补偿和补偿款的分配问题；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筹资筹劳的合理负担问题，特别是受益和负担的不对等影响农民积极性的问题：国家给予农民各种关爱、支持农业的各种政策优惠的落实问题，特别是社会救助、医疗救助资金是否能够合理地分配到需要照顾的贫困户身上的问题。
从村民自治的角度来看，处理好农村经济利益关系有赖于建立农村的民主决策制度，村民自治的最高决策机构是村民会议，但由于召集和议事方面的实际困难，村民代表会议在大多数地区实际上成为经常性的村民民主决策机构，现在村民代表会议在大部分农村都建立起来了，但是实际发挥作用的差距还比较大。由于一些地方代表选举不民主，村代会里一些村干部作为当然代表所占的比重太大，村代会没有自己的召集人不能独立开会，使一些地方的民主决策流于形式。民主决策的不到位，是造成一些地方村干部个人权力过于集中、村组集体经济和公共事务民主监督不力、个别人借机以权谋私、两委关系紧张、巨资贿选以及干群关系恶化等一系列问题的重要原因。
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根本措施在于完善村民民主决策制度。在建制村建立规范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我认为从发展看应该从完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抓起，村干部只有经过民主推选，同时他本身也是代表的情况下，才能成为村民代表会议成员，否则只能从有利于说明情况和了解决策过程起见列席会议。只有重大问题由民主决定．才能真正实现村民当家作主，尊重大部分群众意志。
同时我们从集体经济的角度看，土地所有权在大多数村庄是以原来生产队范围来界定的，因为在人民公社时期土地所有权上升到村一级的很少，现在的村民小组大多数都是以原生产队为前身的，故现在的土地所有权大部分是以村民小组为范围的，在集体土地承包、集体资源的出让、集体企业的收益分配很多是在村民小组的范围内进行的，这些地方就有必要建立村民小组层次的民主决策制度。还有在众多的自然村和行政村不是一个统一体的地区，一个建制村在地域上包括十个八个的自然村，他们公益事业建设大部分都是以自然村为范围的．所以在自然村这个范围内也要通过村民民主推选一些人选．重大问题也应该通过召开会议，实行相应民主决策。
记者：您对一些地方提倡的富人当村官怎么看?
曹国英：首先应该承认，农村改革以来的先富的群体中确实有一些优秀分子，他们在运用自己的经营能力带领群众致富、依靠自己积累起来的财富带头集资兴办农村公益事业方面确实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尤其是在现在农村很重要一项工作就是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这方面需要村民筹资筹劳，和过去比较起来，现在的村民中间收入差距已经扩大了，从实际出发，对于一些真正有钱人来说，多拿出点来，他们都不会造成多大负担的，但是对于一些比较穷的人来说，确实拿出钱比较困难．我想“衣食足则知礼义”，今后的农村公益事业应该号召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多负一些责任，可以给他们一些荣誉，让他们多参与一些管理活动和监督活动，经济困难的老百姓经过民主程序给予一些负担上的减免．更符合农村的实际。专项公益事业的民主决策和管理上要有一个组织，使这些人花的钱用在正地方，花得明白，真正能够为老百姓办事，反映村民的利益要求，这些人才能心甘情愿地做出奉献。
但必须注意的是，富人当村官也应该是有条件的，并不是说富起来的人就能当村官，在这个层次上人也是良莠不齐的，我们强调的还是民主选举，给予所有村民以平等竞争村干部的机会。我国农村历史上有乡绅治理的传统，作为先富群体中的一些优秀分子，我们也是很希望他们为老百姓服务的，但前提必须是群众拥护，通过民主选举来确定村干部。
记者；您曾提到“和谐社会不是现在利益关系的妥协，而应立足于公平、正义和效率。”您能进一步阐述一些其中的含义么?
曹国英：我这里的主要意思是想说，现实社会的利益关系中有一些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东西，比如说农村的一些集体所有的土地、矿产资源和工程，在承包和征用补偿过程中，由于缺少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少数人搞暗箱操作，侵犯了农民群众的利益，已经形成了乡村干部垄断资源的行为，很多人利用公共资源发家富起来的，而一部分人在城市化过程中失掉了很多他应该有的东西，是非常不合理不公平的，同时也是不符合效率原则的。所以我们应该立足于公平、正义，从制度体制建设方面为农民群众维护自己的利益创造一种制度上的保障，这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我们搞和谐社会建设，不是在这种既定的利益关系的基础上搞一些利益妥协，这样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稳定。而是要通过建立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制度，通过落实制度来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记者：现在国家正在号召大学生当村官，那大学生当村官是会否削弱村干部的管理职能呢?您能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见解么?
曹国英：第一，我希望更多的知识分子能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发挥作用，这里当然包括大学生；第二，我想不要再走由政府包办村干部的安排、村级工作行政化的老路。应该通过公平竞争，由群众通过民主选举来确定谁来当村干部，而不是大学生就一定能胜任这个村干部，他们如果想当村干部，也必须要通过选举，群众认可才行，因为村干部主要应该是对村民负责的。第三，我更主张要通过民主选举启用农村中真正有才华有抱负的乡土人才，包括回乡的大学生、高中生和离职、退休、下岗又回到农村中生活的人，还有在当地创业的人。这些人生活在农村，对农村更了解。他们的生活空间在农村，基础在农村，事业在农村，当了村干部在农村会有更大的发展余地!农村是个熟人社会，乡亲们世代相依，农村里面实际有好多人才。我就是在农村走出来的，据我观察，在我家乡农村里不是缺人才，而是人才很多，但是在旧的用人体制下，很多人都没有充分施展抱负的机会。还有我们体制中的一些障碍，比方说退休回乡的一些机关干部、乡村教师，一些农村的老干部，他们中不少人有威望有管理能力也有抱负，他们都想着为家乡做点事情，因为自己有收入，负责一些为村民服务的工作，不给村里加负担，那我们何乐而不为呢!如果群众认可，让他们发挥作用，有可能他们的能力见识都超过当地一些现任的村干部。所以有些人排斥这些人在村里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维护他们的家族利益。因此我们要在制度设计上要打破这种用人上的划地为牢的做法，为农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记者：村落社区的第一块试验田在江西，它的“一会五站”的形式包括了您刚才所说的老知识分子，老干部，那您认为这种模式是否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推广呢?
曹国英：我认为这种思路是可以大力倡导的，但是不是搞这种模式可以根据各地情况来定，总之要给那些有思想、有抱负的人一个舞台，使他们在村里发挥积极作用。除了村委会、村民代表会议以外，可以有村民志愿者协会，也可在自然村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这在江西效果不就是非常好的吗!他们除了奉献别无所求，自己本身就有收入保障，所以不依靠当村官挣钱，村民对他们就更放心了!像“一会五站”的这种形式，这是一种符合农村实际符合群众愿望的组织形式!要靠政府引导，我们各级民政部门做了很多工作，使之深入人心。
记者：您认为当前村民自治应该着眼于解决那些问题?
曹国英：依靠村民群众有组织的民主参与，深入落实村民自治的基本制度，消灭村民民主选举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盲区。进一步完善有关政策法规，更有效地维护村民利益，体现村民意志，发育农村社区建设，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