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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抱过我的人?
父母从部队转业回北京的时候，我才跟他们一起离开了西藏，离开了日喀则，离开了阿妈拉，央吉卓玛。那年，我14岁。
其实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管央吉叫过阿妈，更没有叫过她阿妈拉。虽然央吉告诉过我，藏语里称呼别人时，在称呼后面加上“拉”字是表示对对方的尊敬，但我一直固执地叫她央吉。
听母亲说，央吉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抱过我的人。
母亲和父亲不在一个部队，母亲在青海那边的一个部队文工团，父亲在日喀则驻军部队。离预产期还有一个月时，母亲请了产假去日喀则待产。也许是因为一路奔波，母亲在从日喀则赶往部队的马车上就破了羊水。善良的马车夫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好在他们又往前赶了一段路便看到路边有卖西瓜的摊点。
摊主就是央吉卓玛。听马车夫说了大概情况后，她二话不说就把母亲扶进家。村里没有接生婆，好在央吉生过孩子也算是有些经验，准备了热水、剪刀，又将火墙烧得更暖和一些。央吉说，我没有为难她，很顺利就生了下来。
第三天，央吉托马车夫带话给我的父亲，父亲赶了过来，他再三感谢过央吉后，却不晓得如何把我和母亲弄回部队。母亲生完我后一直没有奶水，离开了央吉家的羊奶，父亲不知道部队食堂里还有什么饭菜可以把我养活。更何况，三个月的产假休完后，母亲要回青海，父亲在日喀则，他们根本没法照顾我，于是便跟央吉商量能不能把我寄养在他们家。央吉一口答应下来。
母亲说那天央吉特别开心，抱着我在屋子里转了好几个圈。
二十多年前，那里的交通还不发达，父母常常几个月才能来看我一次，有熟人路过，也会捎些钱物过来。而央吉总会留下那些吃的用的东西，却将钱款如数退还。其实，央吉的日子并不好过，我和边巴的吃穿全靠央吉一个人——她的丈夫在她生下边巴的第二年就去世了。
我想画一个央吉出来
六岁以前我是在央吉家过的，我长成了和边巴一样黑的脸庞，学会了讲一口和央吉一样味道浓重的藏语。以至于后来父母去看我，都要央吉做他们的翻译。央吉的母亲是汉族人，她也懂一些汉语，从那之后，央吉便用汉语和我交流。
她说小卓玛以后要回去的，说一口藏语可不好。
央吉说这句话时，眼眶是湿的。我不懂，问她眼睛怎么了。边巴在一旁说，阿妈拉伤心了，因为你要回去，我也伤心。我说边巴，我不走。那时候我喜欢边巴，因为他会带我出去玩，我也喜欢央吉，但我不叫她阿妈，我有阿妈。
可是我根本决定不了任何事情。不久后，母亲还是把我接到了青海，寄宿在一个小学老师家里，并且在她任职的小学上课。
虽然我和央吉生活了整整六年，但也许是出于血缘之亲的缘由，也许是出于孩子的好奇，当得知母亲要接我走时，我开始盼着她快些来。
母亲终于来了，我高高兴兴地和她去了青海，甚至没有回头，我或许是回头看了，但我忘记了当时的情景。母亲后来告诉我：你走的那天，央吉一直在哭。
而我，也是在完全置身于另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时，才开始想念央吉。图画课时，我特别想画央吉，可是画不了，就急得开始哭。我生平第一次学会了想念，想念央吉，想念边巴。
半年后，央吉带着边巴来看我了。可她只是带着我和边巴在学校光秃秃的院子里玩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走了。我以为她过一会儿就会回来，或者明天就回来，但他们一走又是大半年。那时候我根本体会不到在西藏高原赶两天两夜的路程是个什么概念。
在青海上小学的那六年里，央吉来看过我十二次，待得最长的时间也没超过一天。三年级的假期，央吉接我回去陪她待了十多天，那十多天里，央吉总是笑着一张脸，她不再在我耳边唠叨称呼别人的时候要加上“拉”字；不能在别人背后拍巴掌；坐下的时候不能脚心对着别人等等琐碎的事情。
央吉只能用她的尊敬来爱我了。
她是个亲人
上初中的那年，我盼了整整一年，以为央吉还会带着边巴来看我，可是他们没有来。
我写信给他们，告诉央吉我想她了，也想边巴。我以为央吉会在回信里告诉我她什么时候启程来看我，可是央吉隔了很长时间才回信给我，说她很好，边巴也很好，家里添了一大群羊，她很忙。
我在想念里过完了初一。上初二时父母转业了，我们要举家迁回北京。其实我很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我想写信告诉央吉，可是我始终没有勇气把信寄出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害怕看见央吉黑黑脸庞上的大眼睛里湿润的光。
我们决定出发的时候，一起去看了央吉。
边巴死了，去年骑马的时候从马背上掉下来摔死的。央吉哭了整整一年，她的眼睛也快要瞎掉了，给我的回信是找别人模仿边巴的笔迹代写的。
看着苍老而又落寞的央吉，我突然就不想走了。可是央吉却挣扎地笑着说，小卓玛，你要回去，也要记得回来看我。
临走时，央吉送了一张照片给我，是我、央吉和边巴的合影。我三年级假期回去陪她时，一个照相的人在央吉家歇了半天脚，给我们拍了这张合影算是报酬。照相的人只寄了这一张照片给央吉，她担心弄丢了，一直存着没舍得拿出来给我和边巴看。现在我要走了，央吉没什么好送的，只好把这张照片送给我，她说小卓玛，你要记得我。
我拥抱了央吉，说阿妈拉，会的，我会的。央吉就又哭了。
日喀则的阿妈拉
在北京，我这个什么也不懂的外地孩子开始被同学取笑和瞧不起。我感觉前所未有的孤独，比起我六岁时想要画一个央吉出来的感觉更要难受。
我开始学着北京孩子那样穿着打扮，说一口地道的京腔，可记忆却变得越来越浓稠。于是，我总是给央吉写信，想她的时候，不想她的时候，都写。
十六岁那年，我得了一场怪病，总是流鼻血，怎么也止不住，整个人干瘦得不像样子。母亲给我办了休学手术，看了好多医生也不见有好转，我觉得我快要死了，跟妈妈哭着说要回到央吉那里。
母亲先给央吉写了封信，在信里简单地说我生病了，想念她。那一次，央吉为我跪着祈祷了二十四小时。这是在很久以后她才告诉我的。
后来病好了，我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渐渐地，我在北京变得世俗而且虚荣，慢慢地遗忘了央吉，直到我高考后她寄来了一笔不菲的学费。这时候，我才又一次记起，我有个阿妈，她在日喀则。而我是她唯一的寄托。
后来，我总是想找机会去看看央吉，可总也没能成行。只是，我再不敢听韩红唱那首《家乡》。我的家乡，在日喀则，那里有条美丽的河，阿妈拉说牛羊满山坡，那是因为上帝保佑的。
我想，上帝一定也会保佑我的阿妈拉，我的央吉卓玛。
藏语里，格桑是幸福的意思，梅朵是花。小时候在日喀则，每次问起央吉那些不知名的花草叫什么时，她都会告诉我，它们叫格桑梅朵。而我亲爱的阿妈拉，你将是我永远的格桑梅朵，开遍我生命的每一段岁月。
父母从部队转业回北京的时候，我才跟他们一起离开了西藏，离开了日喀则，离开了阿妈拉，央吉卓玛。那年，我14岁。
其实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管央吉叫过阿妈，更没有叫过她阿妈拉。虽然央吉告诉过我，藏语里称呼别人时，在称呼后面加上“拉”字是表示对对方的尊敬，但我一直固执地叫她央吉。
听母亲说，央吉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抱过我的人。
母亲和父亲不在一个部队，母亲在青海那边的一个部队文工团，父亲在日喀则驻军部队。离预产期还有一个月时，母亲请了产假去日喀则待产。也许是因为一路奔波，母亲在从日喀则赶往部队的马车上就破了羊水。善良的马车夫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好在他们又往前赶了一段路便看到路边有卖西瓜的摊点。
摊主就是央吉卓玛。听马车夫说了大概情况后，她二话不说就把母亲扶进家。村里没有接生婆，好在央吉生过孩子也算是有些经验，准备了热水、剪刀，又将火墙烧得更暖和一些。央吉说，我没有为难她，很顺利就生了下来。
第三天，央吉托马车夫带话给我的父亲，父亲赶了过来，他再三感谢过央吉后，却不晓得如何把我和母亲弄回部队。母亲生完我后一直没有奶水，离开了央吉家的羊奶，父亲不知道部队食堂里还有什么饭菜可以把我养活。更何况，三个月的产假休完后，母亲要回青海，父亲在日喀则，他们根本没法照顾我，于是便跟央吉商量能不能把我寄养在他们家。央吉一口答应下来。
母亲说那天央吉特别开心，抱着我在屋子里转了好几个圈。
二十多年前，那里的交通还不发达，父母常常几个月才能来看我一次，有熟人路过，也会捎些钱物过来。而央吉总会留下那些吃的用的东西，却将钱款如数退还。其实，央吉的日子并不好过，我和边巴的吃穿全靠央吉一个人——她的丈夫在她生下边巴的第二年就去世了。
我想画一个央吉出来
六岁以前我是在央吉家过的，我长成了和边巴一样黑的脸庞，学会了讲一口和央吉一样味道浓重的藏语。以至于后来父母去看我，都要央吉做他们的翻译。央吉的母亲是汉族人，她也懂一些汉语，从那之后，央吉便用汉语和我交流。
她说小卓玛以后要回去的，说一口藏语可不好。
央吉说这句话时，眼眶是湿的。我不懂，问她眼睛怎么了。边巴在一旁说，阿妈拉伤心了，因为你要回去，我也伤心。我说边巴，我不走。那时候我喜欢边巴，因为他会带我出去玩，我也喜欢央吉，但我不叫她阿妈，我有阿妈。
可是我根本决定不了任何事情。不久后，母亲还是把我接到了青海，寄宿在一个小学老师家里，并且在她任职的小学上课。
虽然我和央吉生活了整整六年，但也许是出于血缘之亲的缘由，也许是出于孩子的好奇，当得知母亲要接我走时，我开始盼着她快些来。
母亲终于来了，我高高兴兴地和她去了青海，甚至没有回头，我或许是回头看了，但我忘记了当时的情景。母亲后来告诉我：你走的那天，央吉一直在哭。
而我，也是在完全置身于另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时，才开始想念央吉。图画课时，我特别想画央吉，可是画不了，就急得开始哭。我生平第一次学会了想念，想念央吉，想念边巴。
半年后，央吉带着边巴来看我了。可她只是带着我和边巴在学校光秃秃的院子里玩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走了。我以为她过一会儿就会回来，或者明天就回来，但他们一走又是大半年。那时候我根本体会不到在西藏高原赶两天两夜的路程是个什么概念。
在青海上小学的那六年里，央吉来看过我十二次，待得最长的时间也没超过一天。三年级的假期，央吉接我回去陪她待了十多天，那十多天里，央吉总是笑着一张脸，她不再在我耳边唠叨称呼别人的时候要加上“拉”字；不能在别人背后拍巴掌；坐下的时候不能脚心对着别人等等琐碎的事情。
央吉只能用她的尊敬来爱我了。
她是个亲人
上初中的那年，我盼了整整一年，以为央吉还会带着边巴来看我，可是他们没有来。
我写信给他们，告诉央吉我想她了，也想边巴。我以为央吉会在回信里告诉我她什么时候启程来看我，可是央吉隔了很长时间才回信给我，说她很好，边巴也很好，家里添了一大群羊，她很忙。
我在想念里过完了初一。上初二时父母转业了，我们要举家迁回北京。其实我很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我想写信告诉央吉，可是我始终没有勇气把信寄出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害怕看见央吉黑黑脸庞上的大眼睛里湿润的光。
我们决定出发的时候，一起去看了央吉。
边巴死了，去年骑马的时候从马背上掉下来摔死的。央吉哭了整整一年，她的眼睛也快要瞎掉了，给我的回信是找别人模仿边巴的笔迹代写的。
看着苍老而又落寞的央吉，我突然就不想走了。可是央吉却挣扎地笑着说，小卓玛，你要回去，也要记得回来看我。
临走时，央吉送了一张照片给我，是我、央吉和边巴的合影。我三年级假期回去陪她时，一个照相的人在央吉家歇了半天脚，给我们拍了这张合影算是报酬。照相的人只寄了这一张照片给央吉，她担心弄丢了，一直存着没舍得拿出来给我和边巴看。现在我要走了，央吉没什么好送的，只好把这张照片送给我，她说小卓玛，你要记得我。
我拥抱了央吉，说阿妈拉，会的，我会的。央吉就又哭了。
日喀则的阿妈拉
在北京，我这个什么也不懂的外地孩子开始被同学取笑和瞧不起。我感觉前所未有的孤独，比起我六岁时想要画一个央吉出来的感觉更要难受。
我开始学着北京孩子那样穿着打扮，说一口地道的京腔，可记忆却变得越来越浓稠。于是，我总是给央吉写信，想她的时候，不想她的时候，都写。
十六岁那年，我得了一场怪病，总是流鼻血，怎么也止不住，整个人干瘦得不像样子。母亲给我办了休学手术，看了好多医生也不见有好转，我觉得我快要死了，跟妈妈哭着说要回到央吉那里。
母亲先给央吉写了封信，在信里简单地说我生病了，想念她。那一次，央吉为我跪着祈祷了二十四小时。这是在很久以后她才告诉我的。
后来病好了，我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渐渐地，我在北京变得世俗而且虚荣，慢慢地遗忘了央吉，直到我高考后她寄来了一笔不菲的学费。这时候，我才又一次记起，我有个阿妈，她在日喀则。而我是她唯一的寄托。
后来，我总是想找机会去看看央吉，可总也没能成行。只是，我再不敢听韩红唱那首《家乡》。我的家乡，在日喀则，那里有条美丽的河，阿妈拉说牛羊满山坡，那是因为上帝保佑的。
我想，上帝一定也会保佑我的阿妈拉，我的央吉卓玛。
藏语里，格桑是幸福的意思，梅朵是花。小时候在日喀则，每次问起央吉那些不知名的花草叫什么时，她都会告诉我，它们叫格桑梅朵。而我亲爱的阿妈拉，你将是我永远的格桑梅朵，开遍我生命的每一段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