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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远古形成的神话地理观，有两个最核心的观念：“河出昆仑”与“玉出昆岗”。神话学视角成为上古玉文化研究的有力突破口，“玉石之路”与黄河上游河道的神话性重合，值得做深入研究。
哲学家有关“熟知非真知”的告诫，对于认识“丝绸之路”等被现代人命名的历史现象十分有益。一种命名一旦通过语言的约定俗成作用流行开来，就会在人云亦云的语境作用下形成成见，超越世俗观点而洞察事物真相的可能性也就随之逐渐变小。
丝绸之路“小传统”与玉石之路“大传统”
自从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的命名以来，相关的中文和外文著述已汗牛充栋。就其命名之初的解说看，李希霍芬指的是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中国河套地区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其中，西域泛指古玉门关以西至地中海沿岸的广大地区。后来，史学家把沟通中西方的商路统称“丝绸之路”。因其历史上下跨越两千多年，涉及陆路与海路，按线路划分，有“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之别。近年来，人类学界倡导以文字书写的有无为标准，重新划分大、小传统，即将有文字以来的传统视为“小传统”，将先于和外于文字记录的传统视为“大传统”。这样来看，“丝绸之路”的命名恰好是著眼于以文字记载的张骞通西域事件为起点，属于典型的“小传统”知识范围内的命名，缺乏更加深远的“大传统”之观照，也就完全忽略了夏、商、周以来中原国家对西域重要战略资源的依附关系及玉石贸易通道，无法洞察所谓“丝绸之路”的前身其实正是“玉石之路”。
西方人自古就艳羡来自中国的丝绸，而中原人则自古就喜欢产自新疆的和田美玉。在阿拉伯人和西方人眼中，这条连接着欧亚大陆两端的东西方大通道，当然就是“丝绸之路”。而在中原人眼中，西去之路被称为“美玉之路”或许更为准确。这里的差异是外来文化视角和本土文化视角的差异。西学东渐以来，伴随着西方文明价值的殖民化进程，我们接受了太多太多的外来视角、外来理论和外来观念。“丝绸之路”说就这样日渐兴旺和流行起来，最终压倒和淹没了更加悠久的“玉石之路”的真相。在本土文化重新获得文化自觉意识的今日，需要用批判性的眼光来对这些外来的文化价值给予重估和再权衡。其结果，无非是替代或修正外来的“丝绸之路”说，代之以“玉石之路”或“玉石—丝绸之路”。
玉石神话信仰驱动华夏文明传播
从全球范围看，比丝绸要早得多的跨地区的国际贸易对象是玉石，以及由玉石资源开发所派生的金属矿石。对“玉石之路”的学术研究直到最近几十年才开始，从4000年之久的“玉石之路”发展演变为有着两千年历史的“丝绸之路”，这期间的全过程，值得做多学科的深入探讨。不论是丝绸贸易之路，还是茶马古道、香料之路等，都是在文明史“小传统”中出现的，都不具备文明发生的动力意义。只有新石器时代末期以来的文化、贸易通道才具备这样的意义。而这样的文化传播通道，在考古学这门不依赖文献知识的学科问世之前是人们无从知晓的。
对于华夏文明而言，文明发生背后的一个重要动力是玉石神话信仰。除了玉石本身的颜色引发的天之联想以外，每一种史前玉器的形制都隐约潜含着某种神话观念，最初出现的玉玦、玉璜是这样，随后出现的玉璧、玉琮、玉璋、玉琥等也皆是如此。玉石崇拜具有巨大的传播力，从8000年前开始，用了大约4000年时间基本上覆盖了中国。其大致的传播路线是，先北方，后南方，最后进入中原。第一波为“北玉南传”；第二波为“东玉西传”，在4500年前扎根中原，以山西的陶寺文化玉器和下靳墓地玉器为代表。中原地区规模性的玉礼器生产伴随着王权崛起而揭开序幕，在此过程中，西北的齐家文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齐家文化接受了来自东方的玉器崇拜观念，大量生产以玉璧、玉琮、玉刀为主的玉礼器，成为夏、商、周三代玉礼器的重要源头；另一方面，齐家文化因占据河西走廊的特殊地理位置，开始将新疆和田玉输入中原地区，开启商、周两代统治者崇拜和田玉的先河。我们将此过程称为“西玉东输”。自此以后，遥远的新疆就成为中原华夏王权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供应地。相比之下，史前地方玉的地位相形见绌，经过儒家君子观“温润如玉”理念的熏陶，和田玉独尊的现象一直延续至今。
以《穆天子传》所反映的西周最高統治者的西域资源诉求看，玉石是中原文明最渴望得到的战略物资，对于建构中原王权意识形态起到重要的作用。周穆王西去昆仑山之前，要先循着黄河流向去探索古老的“玉石之路”。所以他从中原出发的第一站不是向西进入甘肃，而是向北去往河套地区。对“大传统”的玉器信仰和相关神话观念缺乏认识，就无法理解周穆王沿着黄河而去西域的支配性要素，那就是华夏先民关于“河出昆仑”和“玉出昆岗”的神话地理想象。
周穆王去河套地区为的是用玉器祭祀黄河。这种宗教行为背后的动机仍然是神话信仰。文本叙事说：“河宗柏夭逆天子燕然之山，劳用束帛加璧。”这里提到两种重要物品，一是束帛，二是玉璧，二者的结合正可以体现“化干戈为玉帛”的华夏崇尚的价值理念。具体地看，束帛即丝绸，它是用来包装玉礼器的。周穆王祭献给黄河的正是西周王朝专产的玉璧。如果要追问西周生产大量玉礼器的原料产地，那就是自甘、青到新疆的祁连山与昆仑山地区。
玉石之路是独特的文化资源
从史前玉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转变，伴随着重要的兵器和礼器革命。从玉石戈到青铜戈的演变过程，看华夏戈文化的源流及其文明发生意义，可以揭示西北游牧文化元素对中原文明建构的影响，特别是夏、商、周时期“玉石之路”东段的三条道路：北道即黄河道，中道即泾河道，南道即渭河道。由这三条路径的存在及其文化传播作用，论说以陕北石峁文化及甘肃平凉地区方国卢方等为代表的西北玉兵器文化对中原王权玉礼器体系形成的贡献。
中国远古形成的神话地理观，有两个最核心的观念：“河出昆仑”与“玉出昆岗”。神话学视角成为上古玉文化研究的有力突破口，“玉石之路”与黄河上游河道的神话性重合，值得做深入研究。从河西走廊的齐家文化玉器到中原史前玉器的关联性，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东部板块与西部板块千百年来凝聚为一体的关键要素。对豫、晋、陕、甘、宁、青、新七省区的“玉石之路”的调查和研究，可阐明夏、商、周三代王室用玉资源的由来，可解释为什么万里以外的和田玉能成为中国历代帝王所一致推崇的意识形态符号，这将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玉石之路”是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资源，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蕴涵以及可探讨和可持久开发的文化附加值是不可估量的。
哲学家有关“熟知非真知”的告诫，对于认识“丝绸之路”等被现代人命名的历史现象十分有益。一种命名一旦通过语言的约定俗成作用流行开来，就会在人云亦云的语境作用下形成成见，超越世俗观点而洞察事物真相的可能性也就随之逐渐变小。
丝绸之路“小传统”与玉石之路“大传统”
自从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的命名以来，相关的中文和外文著述已汗牛充栋。就其命名之初的解说看，李希霍芬指的是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中国河套地区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其中，西域泛指古玉门关以西至地中海沿岸的广大地区。后来，史学家把沟通中西方的商路统称“丝绸之路”。因其历史上下跨越两千多年，涉及陆路与海路，按线路划分，有“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之别。近年来，人类学界倡导以文字书写的有无为标准，重新划分大、小传统，即将有文字以来的传统视为“小传统”，将先于和外于文字记录的传统视为“大传统”。这样来看，“丝绸之路”的命名恰好是著眼于以文字记载的张骞通西域事件为起点，属于典型的“小传统”知识范围内的命名，缺乏更加深远的“大传统”之观照，也就完全忽略了夏、商、周以来中原国家对西域重要战略资源的依附关系及玉石贸易通道，无法洞察所谓“丝绸之路”的前身其实正是“玉石之路”。
西方人自古就艳羡来自中国的丝绸，而中原人则自古就喜欢产自新疆的和田美玉。在阿拉伯人和西方人眼中，这条连接着欧亚大陆两端的东西方大通道，当然就是“丝绸之路”。而在中原人眼中，西去之路被称为“美玉之路”或许更为准确。这里的差异是外来文化视角和本土文化视角的差异。西学东渐以来，伴随着西方文明价值的殖民化进程，我们接受了太多太多的外来视角、外来理论和外来观念。“丝绸之路”说就这样日渐兴旺和流行起来，最终压倒和淹没了更加悠久的“玉石之路”的真相。在本土文化重新获得文化自觉意识的今日，需要用批判性的眼光来对这些外来的文化价值给予重估和再权衡。其结果，无非是替代或修正外来的“丝绸之路”说，代之以“玉石之路”或“玉石—丝绸之路”。
玉石神话信仰驱动华夏文明传播
从全球范围看，比丝绸要早得多的跨地区的国际贸易对象是玉石，以及由玉石资源开发所派生的金属矿石。对“玉石之路”的学术研究直到最近几十年才开始，从4000年之久的“玉石之路”发展演变为有着两千年历史的“丝绸之路”，这期间的全过程，值得做多学科的深入探讨。不论是丝绸贸易之路，还是茶马古道、香料之路等，都是在文明史“小传统”中出现的，都不具备文明发生的动力意义。只有新石器时代末期以来的文化、贸易通道才具备这样的意义。而这样的文化传播通道，在考古学这门不依赖文献知识的学科问世之前是人们无从知晓的。
对于华夏文明而言，文明发生背后的一个重要动力是玉石神话信仰。除了玉石本身的颜色引发的天之联想以外，每一种史前玉器的形制都隐约潜含着某种神话观念，最初出现的玉玦、玉璜是这样，随后出现的玉璧、玉琮、玉璋、玉琥等也皆是如此。玉石崇拜具有巨大的传播力，从8000年前开始，用了大约4000年时间基本上覆盖了中国。其大致的传播路线是，先北方，后南方，最后进入中原。第一波为“北玉南传”；第二波为“东玉西传”，在4500年前扎根中原，以山西的陶寺文化玉器和下靳墓地玉器为代表。中原地区规模性的玉礼器生产伴随着王权崛起而揭开序幕，在此过程中，西北的齐家文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齐家文化接受了来自东方的玉器崇拜观念，大量生产以玉璧、玉琮、玉刀为主的玉礼器，成为夏、商、周三代玉礼器的重要源头；另一方面，齐家文化因占据河西走廊的特殊地理位置，开始将新疆和田玉输入中原地区，开启商、周两代统治者崇拜和田玉的先河。我们将此过程称为“西玉东输”。自此以后，遥远的新疆就成为中原华夏王权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供应地。相比之下，史前地方玉的地位相形见绌，经过儒家君子观“温润如玉”理念的熏陶，和田玉独尊的现象一直延续至今。
以《穆天子传》所反映的西周最高統治者的西域资源诉求看，玉石是中原文明最渴望得到的战略物资，对于建构中原王权意识形态起到重要的作用。周穆王西去昆仑山之前，要先循着黄河流向去探索古老的“玉石之路”。所以他从中原出发的第一站不是向西进入甘肃，而是向北去往河套地区。对“大传统”的玉器信仰和相关神话观念缺乏认识，就无法理解周穆王沿着黄河而去西域的支配性要素，那就是华夏先民关于“河出昆仑”和“玉出昆岗”的神话地理想象。
周穆王去河套地区为的是用玉器祭祀黄河。这种宗教行为背后的动机仍然是神话信仰。文本叙事说：“河宗柏夭逆天子燕然之山，劳用束帛加璧。”这里提到两种重要物品，一是束帛，二是玉璧，二者的结合正可以体现“化干戈为玉帛”的华夏崇尚的价值理念。具体地看，束帛即丝绸，它是用来包装玉礼器的。周穆王祭献给黄河的正是西周王朝专产的玉璧。如果要追问西周生产大量玉礼器的原料产地，那就是自甘、青到新疆的祁连山与昆仑山地区。
玉石之路是独特的文化资源
从史前玉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转变，伴随着重要的兵器和礼器革命。从玉石戈到青铜戈的演变过程，看华夏戈文化的源流及其文明发生意义，可以揭示西北游牧文化元素对中原文明建构的影响，特别是夏、商、周时期“玉石之路”东段的三条道路：北道即黄河道，中道即泾河道，南道即渭河道。由这三条路径的存在及其文化传播作用，论说以陕北石峁文化及甘肃平凉地区方国卢方等为代表的西北玉兵器文化对中原王权玉礼器体系形成的贡献。
中国远古形成的神话地理观，有两个最核心的观念：“河出昆仑”与“玉出昆岗”。神话学视角成为上古玉文化研究的有力突破口，“玉石之路”与黄河上游河道的神话性重合，值得做深入研究。从河西走廊的齐家文化玉器到中原史前玉器的关联性，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东部板块与西部板块千百年来凝聚为一体的关键要素。对豫、晋、陕、甘、宁、青、新七省区的“玉石之路”的调查和研究，可阐明夏、商、周三代王室用玉资源的由来，可解释为什么万里以外的和田玉能成为中国历代帝王所一致推崇的意识形态符号，这将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玉石之路”是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资源，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蕴涵以及可探讨和可持久开发的文化附加值是不可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