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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经历了理论解释从单一到多元，研究方法从技术、数据分析到社会、文化解释的转变后，人类学的灾害研究目前也面临着由灾害成因分析、灾害事件应对策略等政策研究向灾害预警政策执行和灾害事件处理过程等实践研究转变的趋势。人作为各类灾害实践的主体，逐渐成为重要的被研究对象，他们对不同灾害的地方性话语阐释，一方面成为灾害本体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为外界提供了以灾害话语理解本土文化的途径。从纳西族东巴文化对冰雹灾害的解读中，可以看到纳西传统文化如何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灾害预警政策;灾害事件处理;灾害本体研究;东巴文化
中图分类号：C95 - 05;Q9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0）05 - 0009 - 06
资料显示，全球自然灾害数量从1900年的年均5次左右增加到2000年的年均500次左右[1]9 - 15，作为地球上的必然事件，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当前，不仅人们对各种灾害的认知途径和速度变得多样迅捷，各类灾害的内涵与外延，不同灾害的社会影响也逐渐加深。不同学科对于各种灾害的关注也逐年提高，以多元的认知视角和整体的呈现方式对灾害的成因、处置及预防等问题进行系统关注。灾害早已不再是“大自然的突发事故，或是上帝的行为”，而是“由可识别的社会和物质世界的共同力量推动而形成的一个极为复杂、具有多面性的过程和事件”[1]9 - 15。
学者普遍认为，灾害的人类学研究始于20世纪中期，“灾害被定义为由自然、变动或者环境构建出来的能够潜在性地造成破坏的因子/力量与社会和经济性地生产出来的脆弱性条件下的人口状况相结合的事件/过程，其结果能对满足个体和社会的物质生存、社会秩序和意义需求的传统和相对满足造成可视性的破坏”[1]9 - 15。通常，根据不同灾害的造成因素，人们将灾害会分为自然灾害、技术灾害和人为灾害3类，或人为灾害和自然灾害2类。而在人类学灾害研究领域，有研究者将灾害分为以干旱、核污染等为代表的缓慢性灾害和以地震、海啸等为代表的突发性灾害。在灾害人类学学科发展过程中，灾害的定义、类型、灾害应急、救灾恢复过程中的学科参与、受灾群体的社会分层、人类学灾害研究与相关学科交叉关系等学科本体知识成为研究者的主要关注点。在人类学整体观的理论指导和田野调查方法论介入研究后，人类学与环境学、生态学和政治学等学科对灾害事件的交叉研究从而形成和发展了环境脆弱理论、社会自动平衡理论[2]、生态韧性理论[3]、行为回应学派、社会和文化变迁学派[4]等灾害人类学理论解释框架。在经历了理论解释从单一到多元，研究方法从技术、数据分析到社会、文化解释的转变后，人类学的灾害研究目前也面临着由灾害成因分析、灾害事件应对策略等政策研究向灾害预警政策执行和灾害事件处理过程等实践研究转变的趋势。气候（气象）灾害作为自然灾害的组成部分，目前也正受到各国人类学家的广泛关注。西方学者关注重点主要在于气候变化成因的文化解释、气候变化影响的民族志调查与研究、气候变化的应对与适应方式[5]107 - 116，126等方面。以地方性知识阐释灾害的前因后果、“对不同的地方知识体系、应对和适应方式进行跨文化比较”[5]107 - 116+126，是研究的2个侧重点。国内对气候（气象）灾害的研究起步较晚，已有成果多为对国外学科史梳理、个案研究中与生态学、地质灾害研究存在较大的学科交叉关系。值得一提的是，人作为各类灾害实践的主体，逐渐成为重要的被研究对象，他们对不同灾害的地方性话语阐释，一方面成为灾害本體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为外界提供了以灾害话语理解本土文化的途径。
一、鲁甸新主村自然生计与文化传统
新主村委会位于云南省玉龙县鲁甸乡北部，东部与金沙江岸的巨甸镇接壤，南邻本乡太平、鲁甸村委会，西侧与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维西县接壤，北部与玉龙县塔城乡和维西塔城镇相邻。地处东经99.4° - 北纬27.2°间，村落所处地区海拔约2 400m至2 700m。地处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八大片区之一的“老君山”腹地的新主村，大部分山林位于“新主横断山天然植物园”内，森林资源丰富。境内生物多样性特征突出，仅“新主横断山天然植物园”内就有国家稀有一类保护植物10余种，种子植物79科167属280余类[6]。由于该村位于青藏高原山麓地带，高寒山区气候特征明显，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年平均气温11℃，6至10月为雨季，年降水量1 000mm。由于地处老君山脉河谷地带，村中喀斯特地貌特征较为明显，耸立的巨石随处可见，野生核桃树密布，社区周边森林覆盖率高。新主村山多平地少、海拔高、气候寒冷、生物多样突出等自然环境特点在鲁甸也较具代表性，这也成为了当地的民族构成和文化类型的重要基础。
新主村委会驻地为东元队，距玉龙县城165km，距乡政府所在地甸心村18km。新主村委会辖红字片、新字片、东字片、金字片4个片区21个村民小组。全村共 935 户，4 026 人。其中纳西族 678 户3 406 人，占新主村总人口的 84.6%;普米族 283人、傈僳族280 人、藏族46人，白族12人 。
历史上的新主是一个以传统农牧业为主的村落，全村耕地面积12 586.5亩，人均3.2亩，有山地面积约6 000亩，林地15万亩，荒山8 000亩。虽然人均耕地面积有限，但由于山林可供开垦的土地面积较多，大多数农户实际可耕地面积均在20亩左右。目前，新主村形成了以经济作物种植为主，粮食种植为辅的产业结构，经济作物主要为烤烟和药材，粮食作物以玉米和白芸豆为主。作为鲁甸乡最早种植烤烟的村落，新主村近年的烤烟种植面积均在5 000亩左右，药材种植面积也为5 000多亩，白芸豆、玉米等作物共计5 000亩。另外，村民中还有以养蜂为副业者，多者有蜂巢百余;也有少数花椒、苹果、核桃等经济果木。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开始，“丽江得一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丽江市华丽生物开发药业有限公司”等以土特产品生产经营为主业的民营企业入驻新主，在村西侧的高鸟山下租用村民耕地、林地建设生态农庄，目前已租用该村耕地、林地约1 500亩，部分失地村民则被企业返聘。从以上可以看出，当前新主村虽以种植业为主要生计方式，但粮食产业占比较少，农户多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而企业的入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地的生产生活。 从以上的自然生计来看，新主村只是滇西北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夹角处一个极为普通的村落。相比而言，“东巴文化重镇”“大东巴之乡”这样的身份和地位是它在纳西族地区更广为人知的角色。历史上，新主村出现了和世俊、和文质等东巴文化领域家喻户晓的东巴大师，对纳西东巴文化区域流派的形成和整体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如今，在“新主东巴学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巴画传承基地”等机构和基地设立的背景下，新主村成为东巴文化传承的中坚力量和代表性区域。一方面，该村持续10余年的传承人培养活动为各纳西族地区培养了一批具有独立主持仪式能力，长期服务于不同社区的东巴祭司;另一方面，村内形成了一支老中青三代结合的祭司队伍，以传统文化活动组织的方式维系着村落的日常运转。
二、2015年的自然灾害
在传统农业为支柱产业的新主村，农产品产出就是村民每年的基本收入。对村民而言，除每日的辛勤劳作之外，自然气候条件也直接关乎家庭收入的高低，尤其在近年大面积种植烤烟之后，每年烟叶采摘季节7至9月份天气的好坏将直接影响一年的收成。而就在2015年7月末的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雷暴天气吞噬了新主村的天空。
（一）冰雹灾害
2015年，丽江大旱，资料显示该年云南大理、丽江、临沧、德宏、怒江和迪庆6个州（市）年降水量比往年偏少11.5%～19.0%，临沧、保山、丽江、红河和大理5个州（市）河流年径流比往年偏少26.0%-26.9%。作为当年丽江旱情重灾区之一，干旱少雨的天气使新主村烤烟的长势与往年同期相比要差很多。村民回忆，由于晴旱无雨，3月份种植的烤烟直到4月还需每日抬水逐棵浇灌，好不容易等到五六月份稀稀拉拉的雨水，一波长势之后刚到可以采摘烘烤的季节，没想到天灾降临了。2015年7月28日下午5点左右，新主村上空雷声大作，当时和圣典东巴正在自家的附子地中除草。
和圣典：先是打了几声雷，之后冰雹就像石头一样从天上下来了，打在身上都疼，我就赶快跑到“画都”（搭在田边的木屋）中躲起来了，一个冰雹有鸡蛋那么大，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
后来他还庆幸自己跑得快，因为当日确有村民因未及时躲避而被冰雹砸伤。而在新主上村，有一些鸡在降雹过程中被砸死，后来被山洪冲到了很远处，第二日才被发现。村中不少八九十岁的长者表示，当天落下鸡蛋大的冰雹是他们有生之年见过最大的。这场冰雹灾害中，受灾最严重的作物是烤烟和玉米。笔者于2015年7月29日到达新主，当日与新主乡政府和保險公司负责人一同走访了主要受灾的烟草种植区，发现所到之处无一幸免，很多庄稼都面临绝收。烟地中，几乎所有的叶子都被打落，只剩带有残叶的烟杆竖在地中。玉米叶子则像被人拿了梳子梳过一般，如发丝一缕一缕的垂下。当日丽江的微信朋友圈中，一条《东巴王故里——新主遇百年天灾》的微信开始流行，紧接着，《丽江玉龙县遭遇冰雹灾害，新主村烤烟几乎绝收》《玉龙县下起了冰雹，农作物受灾严重》这样的媒体新闻也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将新主受灾情况作了报道。新主村作为鲁甸辖区内烤烟种植主要区域，烤烟生产已成为该村支柱产业[7]，此次自然灾害给新主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损失。新主村委会书记和邵忠后来介绍，本次冰雹灾害使烤烟绝收面积达到1 700多亩，受灾损失金额达到2 000余万元人民币。
预估亩产值约5 000元至8 000元的烤烟在受到冰雹灾害后，保险公司和政府部门只为绝收户提供了每亩800元的补偿和补贴，而这仅够扣除烟草公司垫付的农药和育苗费用。对未绝收的受灾户而言，收入也只有往年的三四成。因为之前有成功种植营销玛卡1的经验，为尽量减少经村民济损失，和邵忠组织受灾村民在绝收的烤烟地中种植玛卡，还与安徽一家外贸公司签订了收购意向合同，此举得到了村民的积极响应。
然而到2016年玛卡收购季节，玛卡市场行情风云突变，供需失衡使玛卡价格从往年300 ～ 400元/斤跌到5 ～ 10元/斤。2至2016年8月，新主村还有很多玛卡烂在地中无人理睬，用村民的话说就是“挖玛卡的人工费都比卖玛卡的价格贵”。玛卡种植不仅未能给村民挽回经济损失，更是造成了雪上加霜的局面。
（二）东巴祭司的灾害解读
科学与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解释现象，无论是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就风雨雷电而言，在科学的研究中，被认为是各种不同结构的物质运动结果;而从宗教角度来看，既可能是各种神灵作用的结果，也可能是人类的某些行为不符合神灵的期待或规律所导致。只有调试了人的行为规范，自然才能正常运转，所以关联着人与自然的关系。纳日碧力戈认为：“灾难的发生反映复杂的自然、生物和社会文化的互动过程。一方面它反映这三种因素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反映这些因素如何在这个物质和文化世界里运作。”[8]对于这场猝不及防的灾害，村民们站在不同立场进行了解释。在新主一些东巴的解读中，这是一场“秩序之外”的冰雹灾害，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文化根源。
1.和桂生及其众弟子的解读
1974年出生的和桂生是“新主东巴学校”的创建者和负责人，也是该村的知名东巴之一。对于这场百年不遇的天灾，村中反应最为激烈的是和桂生以及他的几位东巴弟子。他们认为这并不是一场完全由自然因素导致的灾难，而更多的将其归因于近来村中接二连三出现的违背传统、违反礼俗的行为。他们以为，那些不守礼法、破坏规律者的代表就是某位村委会干部，其不听众人劝告，执意建造不符合纳西族传统建房规律的上下各6间的2层楼房之举以及指使工人在祭天场和“什罗”殿附近修建洗澡间的行为，是导致此次天灾的直接原因。不仅如此，和桂生还表示自己作为“大东巴之乡”的东巴祭司，面对村庄遭受灾害而无能为力，对此深感愧疚，他还提及2013年学校曾组织人员举行了祭祀自然神灵的“署古”的仪式。后据笔者了解，和桂生家中的6亩烤烟在此次灾害中基本绝收，弟子和灿峰、和应龙等家中烤烟和农作物也有不同程度的受灾。
和桂生等人对冰雹灾害的解释一方面结合了传统文化的观点，另一方面多少也受自己与某位村委会干部微妙关系的干扰，再者不可避免地融入了家中受灾所产生不良情绪的影响。但和桂生对文化传统的信仰、坚守以及将自己东巴祭司身份视为某种责任潜在担当者的态度，则反映出他在长期的文化实践中已经具备了很强的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2.和圣典对冰雹灾害的解读
现年58岁的和圣典是新主“东巴王”和师俊东巴家族的后裔，他自8岁便随其父学习东巴文化，是目前新主村掌握经籍仪式最多、最德高望重的东巴祭司。和圣典东巴家因平时只有二老在家，当年并未种植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的烤烟，故在这次冰雹灾害中没有受到损失。得知和桂生对于冰雹灾害的解释后，他认为这种解释难以成立。和圣典认为烤烟种植对新主环境的影响极大，新主近年极端气象的出现与此有关，他进一步解释说这种影响不在于种植本身，而来自采摘后烟叶烘烤阶段。烘烤过程需要大量的燃料，虽也使用煤炭，但多数村民还是偏好使用随地可取、成本低廉的木柴。自种植烤烟以来，新主山林中的树木逐年减少，村民通常乐于砍伐树龄较长的阔叶大树，一则耐烧二则可降低采伐频率节约时间，但这却对山林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和圣典表示，每年烤烟收获季节过后，山中仅存的参天大树都会明显减少，很多公共林地中的大树都是晚上被偷偷砍伐。由于附近的山林中难觅阔叶大树，村民中甚至也有到维西县盗伐林木者。面对当年的旱情，和圣典曾组织村内的东巴同仁们于5月在村中另外一位东巴祭司家中主持开展了“署古”1仪式，以祈降雨。据几位仪式亲历者介绍，当日仪式过程中，仪式道场处几乎干涸的水源地又冒出了碗口粗的甘泉，大家认为这是“署”神对于仪式的回应。
从村中2位东巴祭司对冰雹灾害的回应可以看出，他们都认为导致灾害发生的原因是村民对于传统的违背和破坏。在和桂生与弟子们看来，村干部对传统建房规则的违反和对神灵的不敬等不符合传统文化的行为带来了天灾。和圣典则指出传统经济模式改变背后滥砍乱伐这一破坏纳西族传统生态模式的行为是导致极端气候灾害的造成因素。在纳西东巴文化中，遵循传统、符合规范是极为重要的，在处理事情或做决定前，东巴祭司往往会说：“以前就兴这样做”或“以前不兴那样做”，并以此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可以说，正是以恪守数以万卷东巴经典中记载的有形和无形的“传统”和“规则”为基础，纳西文化才能相对完整的保存至今，福泽于区域内多民族同胞。
3.村中的传言及应对
在冰雹灾害数日后，村内开始散布灾害发生当日，新主村所设3个防雹弹发射点因民航局反对而一弹未发的传言，不过这一消息很快被村委会制止。因为按照村民与保险公司的合同规定，若紧急情况下未发射防雹弹，对方将不负赔偿责任。究竟是因为久旱麻痹未能及时防范，还是如传言：民航局担心干扰飞机而不让发射，抑或防雹弹发射但未起作用，我們不得而知。但这事件之后，新主村委会负责人转变了应对雷暴天气态度，不仅要求每个发射点在烤烟生产阶段24小时有人值班，还想尽办法屡次到气象部门争取防雹弹。村委会负责人表示在大规模种植烤烟后，也曾考虑到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顾虑在极端的天气条件下的高风险。但因是政府推广项目，不仅相关部门和负责人在其中利益链条纷繁复杂，且农户收益大乐于种植，所以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也屡被搁置忽视。
在新主村，经济林木和蔬菜等替代烤烟产业虽一直在试点实施，但屡次失败，造成烤烟和药材在最近20年一直占据农业支柱产业的局面。而回顾此次灾害处理的过程，烟民对以村委会为代表的官方是存在较大意见的。一方面，村民们质疑和谴责形同虚设的防雹弹射击点;另一方面，村民们认为保险公司的损失赔付杯水车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与此同时，多位村民表示灾害发生的原因是因为对传统文化的不敬，他们认为对礼俗的违背和对自然的过度索取和破坏导致了罕见的冰雹灾害，面对上天的惩罚，一些村民流露出忏悔的情绪。笔者注意到，至2018年已有数十户村民在此次冰雹受灾中调整了产业结构，新主村烟草种植数量逐年下降。
我们发现，当防雹弹这一现代的技术未能在预设框架内发生作用时，会引来传统的质疑，村民们对此给出了种种的话语解释。这样的解释一方面可以让村民们对自己之前的行为有理性的反思进而纠正后续的行为模式;另一方面也能实际形成对村民灾后的心理慰藉。不仅在预防和应对自然灾害领域，现代技术和传统文化在其他很多方面已经将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展露无遗。诸多事实证明，未来在现代技术和传统文化之间是存在统一的可能性和必要的，作为文化的某一而非唯一选项，它们需要在实践中求同存异，共同发展。
（三）东巴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东巴教经典《修曲署艾》（鹏署争斗）中，署美纳布向神鹏诉说：“人类在署家的泉水边，杀生、剥皮、出血。有一早上，富家的子弟牵狗打猎，不让九山上的鹿和野牛聚在一起。人类做犁架、耙子，而把蛇斑白鹿杀了，把蛇斑母鹿杀了。杀了署家坐骑绿鬃公野牛。射杀了阳坡上的野黄猪，射杀了阳坡上的红老虎。……烧九山的火，堵九壑的水。”[9]人类与“署”类本为同父异母的兄弟，人类管理村落良田，“署”类居住山川河流，人类因过度采伐攫取自然资源而受到自然掌管者“署”类的报复，后在丁巴什罗的调解下双方订立了共同维护自然环境的友好盟约。
而在“祭天”仪式东巴经《从般卲》（人类迁徙记）中有载：天界掌管雷电冰雹的“可兴可洛”大神，因受到人类冒犯大神会每年降下灾祸，仪式中需设置祭木专门祭祀。对于长期以农牧业为主要生计方式的山地民族而言，自然是纳西人一切衣食之源，尤其是定居在金沙江河谷地带以后，如何合理分配自然资源，建立形成可持续的人与自然良性互动关系，直接关乎族群的生活质量与未来存续，以漫长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卓绝的集体智慧为基础，纳西族及相邻各族群形成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相依共存、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观。在纳西族群体中，这些观念一方面通过“祭天”“祭署”等东巴教仪式代代相传，另一方面通过各村落因地制宜的“村规民约”“约定俗成”来具体实践。“长期以来，东巴教这种将人与自然视为兄弟的观念（或教义）成为一种纳西人与大自然相处的准则，并由此产生出种种有益于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民日常生活的社会禁律”[10]。“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纳西人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了尊重自然、珍爱生灵、保护环境的良好习惯，自觉遵守着保护水源不受污染，不乱敲挖土取石、毁林垦荒，夏季禁猎和禁伐树木，以及不得随意伤害鱼、蛙、蛇等动物之类的规范和信条”[11]。以此为基础，在滇西北各纳西族主要聚居区域内，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才得以相对完整的保留至今。 三、余论
自然灾害看似是难以避免的，但如果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空间下发生，那就会被赋予文化的意义，变成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某种反馈。从某些传统文化持有者的视角分析，对传统文化规律的违反、对约定俗成信条的违背是导致灾难出现的原因，他们认为这种行为本身是可以避免和协调的。在和桂生东巴看来，冰雹灾害是自然对于人们不守礼俗，不敬传统所做的惩罚。在他的逻辑中，对隐形文化结构的破坏必然导致外部客观环境的改变。而祭司和圣典则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认为烤烟生产过程严重破坏了自然环境，导致植被减少、水土流失、气候恶化。从中可以看出，虽然两位东巴对自然灾害的起因有不同的解释，但都暗含了传统文化指向，而这也恰恰是传统文化面对困境时所作出的反映、调适和采取的应对措施。
笔者发现，不仅2015年，在随后的2016-2019年4年中，鲁甸辖区内作物生产接连受到了干旱和雷暴等天气的困扰，村民叫苦不迭。从更广的角度分析，这只是近几十年来中国乃至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盲目发展、不顾后果谋求物质发展而无休止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后出现全球性极端气候变化的一种常态反映。就目前来看，单靠技术手段、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来解决环境和生态问题是不切实际的。按照东巴文化的观念，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两者以传统文化为纽带互利互惠、和谐共荣，传统文化既是一种社会结构也是一种行为准则。日常生活中，不符合秩序的现象和事物的出现，都是結构和准则受到干扰所致。一方面，违反传统文化习俗、违背礼法的行为需要通过仪式行为去纠正，这是对深层隐性结构的维护;另一方面，乱砍滥伐，对自然的过度索取等行为需要通过村规民约去规范，这是对行为准则的恪守。只有梳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社会结构才能回归稳定、人与自然的关系方能得到缓解。纳西东巴文化在冰雹灾害中的文化回应，为我们建立人文生态和谐与可持续发展观提供了新的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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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永祥.灾害的人类学研究评述[J].民族研究，2010（3）：81 - 9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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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纳日碧力戈.灾难的人类学辨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9）：11 - 13，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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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杨福泉.东巴教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2：503.
[11]和少英.纳西族文化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201.
[责任编辑：罗康智]
关键词：灾害预警政策;灾害事件处理;灾害本体研究;东巴文化
中图分类号：C95 - 05;Q9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0）05 - 0009 - 06
资料显示，全球自然灾害数量从1900年的年均5次左右增加到2000年的年均500次左右[1]9 - 15，作为地球上的必然事件，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当前，不仅人们对各种灾害的认知途径和速度变得多样迅捷，各类灾害的内涵与外延，不同灾害的社会影响也逐渐加深。不同学科对于各种灾害的关注也逐年提高，以多元的认知视角和整体的呈现方式对灾害的成因、处置及预防等问题进行系统关注。灾害早已不再是“大自然的突发事故，或是上帝的行为”，而是“由可识别的社会和物质世界的共同力量推动而形成的一个极为复杂、具有多面性的过程和事件”[1]9 - 15。
学者普遍认为，灾害的人类学研究始于20世纪中期，“灾害被定义为由自然、变动或者环境构建出来的能够潜在性地造成破坏的因子/力量与社会和经济性地生产出来的脆弱性条件下的人口状况相结合的事件/过程，其结果能对满足个体和社会的物质生存、社会秩序和意义需求的传统和相对满足造成可视性的破坏”[1]9 - 15。通常，根据不同灾害的造成因素，人们将灾害会分为自然灾害、技术灾害和人为灾害3类，或人为灾害和自然灾害2类。而在人类学灾害研究领域，有研究者将灾害分为以干旱、核污染等为代表的缓慢性灾害和以地震、海啸等为代表的突发性灾害。在灾害人类学学科发展过程中，灾害的定义、类型、灾害应急、救灾恢复过程中的学科参与、受灾群体的社会分层、人类学灾害研究与相关学科交叉关系等学科本体知识成为研究者的主要关注点。在人类学整体观的理论指导和田野调查方法论介入研究后，人类学与环境学、生态学和政治学等学科对灾害事件的交叉研究从而形成和发展了环境脆弱理论、社会自动平衡理论[2]、生态韧性理论[3]、行为回应学派、社会和文化变迁学派[4]等灾害人类学理论解释框架。在经历了理论解释从单一到多元，研究方法从技术、数据分析到社会、文化解释的转变后，人类学的灾害研究目前也面临着由灾害成因分析、灾害事件应对策略等政策研究向灾害预警政策执行和灾害事件处理过程等实践研究转变的趋势。气候（气象）灾害作为自然灾害的组成部分，目前也正受到各国人类学家的广泛关注。西方学者关注重点主要在于气候变化成因的文化解释、气候变化影响的民族志调查与研究、气候变化的应对与适应方式[5]107 - 116，126等方面。以地方性知识阐释灾害的前因后果、“对不同的地方知识体系、应对和适应方式进行跨文化比较”[5]107 - 116+126，是研究的2个侧重点。国内对气候（气象）灾害的研究起步较晚，已有成果多为对国外学科史梳理、个案研究中与生态学、地质灾害研究存在较大的学科交叉关系。值得一提的是，人作为各类灾害实践的主体，逐渐成为重要的被研究对象，他们对不同灾害的地方性话语阐释，一方面成为灾害本體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为外界提供了以灾害话语理解本土文化的途径。
一、鲁甸新主村自然生计与文化传统
新主村委会位于云南省玉龙县鲁甸乡北部，东部与金沙江岸的巨甸镇接壤，南邻本乡太平、鲁甸村委会，西侧与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维西县接壤，北部与玉龙县塔城乡和维西塔城镇相邻。地处东经99.4° - 北纬27.2°间，村落所处地区海拔约2 400m至2 700m。地处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八大片区之一的“老君山”腹地的新主村，大部分山林位于“新主横断山天然植物园”内，森林资源丰富。境内生物多样性特征突出，仅“新主横断山天然植物园”内就有国家稀有一类保护植物10余种，种子植物79科167属280余类[6]。由于该村位于青藏高原山麓地带，高寒山区气候特征明显，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年平均气温11℃，6至10月为雨季，年降水量1 000mm。由于地处老君山脉河谷地带，村中喀斯特地貌特征较为明显，耸立的巨石随处可见，野生核桃树密布，社区周边森林覆盖率高。新主村山多平地少、海拔高、气候寒冷、生物多样突出等自然环境特点在鲁甸也较具代表性，这也成为了当地的民族构成和文化类型的重要基础。
新主村委会驻地为东元队，距玉龙县城165km，距乡政府所在地甸心村18km。新主村委会辖红字片、新字片、东字片、金字片4个片区21个村民小组。全村共 935 户，4 026 人。其中纳西族 678 户3 406 人，占新主村总人口的 84.6%;普米族 283人、傈僳族280 人、藏族46人，白族12人 。
历史上的新主是一个以传统农牧业为主的村落，全村耕地面积12 586.5亩，人均3.2亩，有山地面积约6 000亩，林地15万亩，荒山8 000亩。虽然人均耕地面积有限，但由于山林可供开垦的土地面积较多，大多数农户实际可耕地面积均在20亩左右。目前，新主村形成了以经济作物种植为主，粮食种植为辅的产业结构，经济作物主要为烤烟和药材，粮食作物以玉米和白芸豆为主。作为鲁甸乡最早种植烤烟的村落，新主村近年的烤烟种植面积均在5 000亩左右，药材种植面积也为5 000多亩，白芸豆、玉米等作物共计5 000亩。另外，村民中还有以养蜂为副业者，多者有蜂巢百余;也有少数花椒、苹果、核桃等经济果木。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开始，“丽江得一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丽江市华丽生物开发药业有限公司”等以土特产品生产经营为主业的民营企业入驻新主，在村西侧的高鸟山下租用村民耕地、林地建设生态农庄，目前已租用该村耕地、林地约1 500亩，部分失地村民则被企业返聘。从以上可以看出，当前新主村虽以种植业为主要生计方式，但粮食产业占比较少，农户多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而企业的入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地的生产生活。 从以上的自然生计来看，新主村只是滇西北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夹角处一个极为普通的村落。相比而言，“东巴文化重镇”“大东巴之乡”这样的身份和地位是它在纳西族地区更广为人知的角色。历史上，新主村出现了和世俊、和文质等东巴文化领域家喻户晓的东巴大师，对纳西东巴文化区域流派的形成和整体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如今，在“新主东巴学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巴画传承基地”等机构和基地设立的背景下，新主村成为东巴文化传承的中坚力量和代表性区域。一方面，该村持续10余年的传承人培养活动为各纳西族地区培养了一批具有独立主持仪式能力，长期服务于不同社区的东巴祭司;另一方面，村内形成了一支老中青三代结合的祭司队伍，以传统文化活动组织的方式维系着村落的日常运转。
二、2015年的自然灾害
在传统农业为支柱产业的新主村，农产品产出就是村民每年的基本收入。对村民而言，除每日的辛勤劳作之外，自然气候条件也直接关乎家庭收入的高低，尤其在近年大面积种植烤烟之后，每年烟叶采摘季节7至9月份天气的好坏将直接影响一年的收成。而就在2015年7月末的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雷暴天气吞噬了新主村的天空。
（一）冰雹灾害
2015年，丽江大旱，资料显示该年云南大理、丽江、临沧、德宏、怒江和迪庆6个州（市）年降水量比往年偏少11.5%～19.0%，临沧、保山、丽江、红河和大理5个州（市）河流年径流比往年偏少26.0%-26.9%。作为当年丽江旱情重灾区之一，干旱少雨的天气使新主村烤烟的长势与往年同期相比要差很多。村民回忆，由于晴旱无雨，3月份种植的烤烟直到4月还需每日抬水逐棵浇灌，好不容易等到五六月份稀稀拉拉的雨水，一波长势之后刚到可以采摘烘烤的季节，没想到天灾降临了。2015年7月28日下午5点左右，新主村上空雷声大作，当时和圣典东巴正在自家的附子地中除草。
和圣典：先是打了几声雷，之后冰雹就像石头一样从天上下来了，打在身上都疼，我就赶快跑到“画都”（搭在田边的木屋）中躲起来了，一个冰雹有鸡蛋那么大，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
后来他还庆幸自己跑得快，因为当日确有村民因未及时躲避而被冰雹砸伤。而在新主上村，有一些鸡在降雹过程中被砸死，后来被山洪冲到了很远处，第二日才被发现。村中不少八九十岁的长者表示，当天落下鸡蛋大的冰雹是他们有生之年见过最大的。这场冰雹灾害中，受灾最严重的作物是烤烟和玉米。笔者于2015年7月29日到达新主，当日与新主乡政府和保險公司负责人一同走访了主要受灾的烟草种植区，发现所到之处无一幸免，很多庄稼都面临绝收。烟地中，几乎所有的叶子都被打落，只剩带有残叶的烟杆竖在地中。玉米叶子则像被人拿了梳子梳过一般，如发丝一缕一缕的垂下。当日丽江的微信朋友圈中，一条《东巴王故里——新主遇百年天灾》的微信开始流行，紧接着，《丽江玉龙县遭遇冰雹灾害，新主村烤烟几乎绝收》《玉龙县下起了冰雹，农作物受灾严重》这样的媒体新闻也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将新主受灾情况作了报道。新主村作为鲁甸辖区内烤烟种植主要区域，烤烟生产已成为该村支柱产业[7]，此次自然灾害给新主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损失。新主村委会书记和邵忠后来介绍，本次冰雹灾害使烤烟绝收面积达到1 700多亩，受灾损失金额达到2 000余万元人民币。
预估亩产值约5 000元至8 000元的烤烟在受到冰雹灾害后，保险公司和政府部门只为绝收户提供了每亩800元的补偿和补贴，而这仅够扣除烟草公司垫付的农药和育苗费用。对未绝收的受灾户而言，收入也只有往年的三四成。因为之前有成功种植营销玛卡1的经验，为尽量减少经村民济损失，和邵忠组织受灾村民在绝收的烤烟地中种植玛卡，还与安徽一家外贸公司签订了收购意向合同，此举得到了村民的积极响应。
然而到2016年玛卡收购季节，玛卡市场行情风云突变，供需失衡使玛卡价格从往年300 ～ 400元/斤跌到5 ～ 10元/斤。2至2016年8月，新主村还有很多玛卡烂在地中无人理睬，用村民的话说就是“挖玛卡的人工费都比卖玛卡的价格贵”。玛卡种植不仅未能给村民挽回经济损失，更是造成了雪上加霜的局面。
（二）东巴祭司的灾害解读
科学与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解释现象，无论是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就风雨雷电而言，在科学的研究中，被认为是各种不同结构的物质运动结果;而从宗教角度来看，既可能是各种神灵作用的结果，也可能是人类的某些行为不符合神灵的期待或规律所导致。只有调试了人的行为规范，自然才能正常运转，所以关联着人与自然的关系。纳日碧力戈认为：“灾难的发生反映复杂的自然、生物和社会文化的互动过程。一方面它反映这三种因素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反映这些因素如何在这个物质和文化世界里运作。”[8]对于这场猝不及防的灾害，村民们站在不同立场进行了解释。在新主一些东巴的解读中，这是一场“秩序之外”的冰雹灾害，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文化根源。
1.和桂生及其众弟子的解读
1974年出生的和桂生是“新主东巴学校”的创建者和负责人，也是该村的知名东巴之一。对于这场百年不遇的天灾，村中反应最为激烈的是和桂生以及他的几位东巴弟子。他们认为这并不是一场完全由自然因素导致的灾难，而更多的将其归因于近来村中接二连三出现的违背传统、违反礼俗的行为。他们以为，那些不守礼法、破坏规律者的代表就是某位村委会干部，其不听众人劝告，执意建造不符合纳西族传统建房规律的上下各6间的2层楼房之举以及指使工人在祭天场和“什罗”殿附近修建洗澡间的行为，是导致此次天灾的直接原因。不仅如此，和桂生还表示自己作为“大东巴之乡”的东巴祭司，面对村庄遭受灾害而无能为力，对此深感愧疚，他还提及2013年学校曾组织人员举行了祭祀自然神灵的“署古”的仪式。后据笔者了解，和桂生家中的6亩烤烟在此次灾害中基本绝收，弟子和灿峰、和应龙等家中烤烟和农作物也有不同程度的受灾。
和桂生等人对冰雹灾害的解释一方面结合了传统文化的观点，另一方面多少也受自己与某位村委会干部微妙关系的干扰，再者不可避免地融入了家中受灾所产生不良情绪的影响。但和桂生对文化传统的信仰、坚守以及将自己东巴祭司身份视为某种责任潜在担当者的态度，则反映出他在长期的文化实践中已经具备了很强的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2.和圣典对冰雹灾害的解读
现年58岁的和圣典是新主“东巴王”和师俊东巴家族的后裔，他自8岁便随其父学习东巴文化，是目前新主村掌握经籍仪式最多、最德高望重的东巴祭司。和圣典东巴家因平时只有二老在家，当年并未种植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的烤烟，故在这次冰雹灾害中没有受到损失。得知和桂生对于冰雹灾害的解释后，他认为这种解释难以成立。和圣典认为烤烟种植对新主环境的影响极大，新主近年极端气象的出现与此有关，他进一步解释说这种影响不在于种植本身，而来自采摘后烟叶烘烤阶段。烘烤过程需要大量的燃料，虽也使用煤炭，但多数村民还是偏好使用随地可取、成本低廉的木柴。自种植烤烟以来，新主山林中的树木逐年减少，村民通常乐于砍伐树龄较长的阔叶大树，一则耐烧二则可降低采伐频率节约时间，但这却对山林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和圣典表示，每年烤烟收获季节过后，山中仅存的参天大树都会明显减少，很多公共林地中的大树都是晚上被偷偷砍伐。由于附近的山林中难觅阔叶大树，村民中甚至也有到维西县盗伐林木者。面对当年的旱情，和圣典曾组织村内的东巴同仁们于5月在村中另外一位东巴祭司家中主持开展了“署古”1仪式，以祈降雨。据几位仪式亲历者介绍，当日仪式过程中，仪式道场处几乎干涸的水源地又冒出了碗口粗的甘泉，大家认为这是“署”神对于仪式的回应。
从村中2位东巴祭司对冰雹灾害的回应可以看出，他们都认为导致灾害发生的原因是村民对于传统的违背和破坏。在和桂生与弟子们看来，村干部对传统建房规则的违反和对神灵的不敬等不符合传统文化的行为带来了天灾。和圣典则指出传统经济模式改变背后滥砍乱伐这一破坏纳西族传统生态模式的行为是导致极端气候灾害的造成因素。在纳西东巴文化中，遵循传统、符合规范是极为重要的，在处理事情或做决定前，东巴祭司往往会说：“以前就兴这样做”或“以前不兴那样做”，并以此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可以说，正是以恪守数以万卷东巴经典中记载的有形和无形的“传统”和“规则”为基础，纳西文化才能相对完整的保存至今，福泽于区域内多民族同胞。
3.村中的传言及应对
在冰雹灾害数日后，村内开始散布灾害发生当日，新主村所设3个防雹弹发射点因民航局反对而一弹未发的传言，不过这一消息很快被村委会制止。因为按照村民与保险公司的合同规定，若紧急情况下未发射防雹弹，对方将不负赔偿责任。究竟是因为久旱麻痹未能及时防范，还是如传言：民航局担心干扰飞机而不让发射，抑或防雹弹发射但未起作用，我們不得而知。但这事件之后，新主村委会负责人转变了应对雷暴天气态度，不仅要求每个发射点在烤烟生产阶段24小时有人值班，还想尽办法屡次到气象部门争取防雹弹。村委会负责人表示在大规模种植烤烟后，也曾考虑到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顾虑在极端的天气条件下的高风险。但因是政府推广项目，不仅相关部门和负责人在其中利益链条纷繁复杂，且农户收益大乐于种植，所以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也屡被搁置忽视。
在新主村，经济林木和蔬菜等替代烤烟产业虽一直在试点实施，但屡次失败，造成烤烟和药材在最近20年一直占据农业支柱产业的局面。而回顾此次灾害处理的过程，烟民对以村委会为代表的官方是存在较大意见的。一方面，村民们质疑和谴责形同虚设的防雹弹射击点;另一方面，村民们认为保险公司的损失赔付杯水车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与此同时，多位村民表示灾害发生的原因是因为对传统文化的不敬，他们认为对礼俗的违背和对自然的过度索取和破坏导致了罕见的冰雹灾害，面对上天的惩罚，一些村民流露出忏悔的情绪。笔者注意到，至2018年已有数十户村民在此次冰雹受灾中调整了产业结构，新主村烟草种植数量逐年下降。
我们发现，当防雹弹这一现代的技术未能在预设框架内发生作用时，会引来传统的质疑，村民们对此给出了种种的话语解释。这样的解释一方面可以让村民们对自己之前的行为有理性的反思进而纠正后续的行为模式;另一方面也能实际形成对村民灾后的心理慰藉。不仅在预防和应对自然灾害领域，现代技术和传统文化在其他很多方面已经将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展露无遗。诸多事实证明，未来在现代技术和传统文化之间是存在统一的可能性和必要的，作为文化的某一而非唯一选项，它们需要在实践中求同存异，共同发展。
（三）东巴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东巴教经典《修曲署艾》（鹏署争斗）中，署美纳布向神鹏诉说：“人类在署家的泉水边，杀生、剥皮、出血。有一早上，富家的子弟牵狗打猎，不让九山上的鹿和野牛聚在一起。人类做犁架、耙子，而把蛇斑白鹿杀了，把蛇斑母鹿杀了。杀了署家坐骑绿鬃公野牛。射杀了阳坡上的野黄猪，射杀了阳坡上的红老虎。……烧九山的火，堵九壑的水。”[9]人类与“署”类本为同父异母的兄弟，人类管理村落良田，“署”类居住山川河流，人类因过度采伐攫取自然资源而受到自然掌管者“署”类的报复，后在丁巴什罗的调解下双方订立了共同维护自然环境的友好盟约。
而在“祭天”仪式东巴经《从般卲》（人类迁徙记）中有载：天界掌管雷电冰雹的“可兴可洛”大神，因受到人类冒犯大神会每年降下灾祸，仪式中需设置祭木专门祭祀。对于长期以农牧业为主要生计方式的山地民族而言，自然是纳西人一切衣食之源，尤其是定居在金沙江河谷地带以后，如何合理分配自然资源，建立形成可持续的人与自然良性互动关系，直接关乎族群的生活质量与未来存续，以漫长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卓绝的集体智慧为基础，纳西族及相邻各族群形成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相依共存、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观。在纳西族群体中，这些观念一方面通过“祭天”“祭署”等东巴教仪式代代相传，另一方面通过各村落因地制宜的“村规民约”“约定俗成”来具体实践。“长期以来，东巴教这种将人与自然视为兄弟的观念（或教义）成为一种纳西人与大自然相处的准则，并由此产生出种种有益于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民日常生活的社会禁律”[10]。“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纳西人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了尊重自然、珍爱生灵、保护环境的良好习惯，自觉遵守着保护水源不受污染，不乱敲挖土取石、毁林垦荒，夏季禁猎和禁伐树木，以及不得随意伤害鱼、蛙、蛇等动物之类的规范和信条”[11]。以此为基础，在滇西北各纳西族主要聚居区域内，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才得以相对完整的保留至今。 三、余论
自然灾害看似是难以避免的，但如果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空间下发生，那就会被赋予文化的意义，变成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某种反馈。从某些传统文化持有者的视角分析，对传统文化规律的违反、对约定俗成信条的违背是导致灾难出现的原因，他们认为这种行为本身是可以避免和协调的。在和桂生东巴看来，冰雹灾害是自然对于人们不守礼俗，不敬传统所做的惩罚。在他的逻辑中，对隐形文化结构的破坏必然导致外部客观环境的改变。而祭司和圣典则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认为烤烟生产过程严重破坏了自然环境，导致植被减少、水土流失、气候恶化。从中可以看出，虽然两位东巴对自然灾害的起因有不同的解释，但都暗含了传统文化指向，而这也恰恰是传统文化面对困境时所作出的反映、调适和采取的应对措施。
笔者发现，不仅2015年，在随后的2016-2019年4年中，鲁甸辖区内作物生产接连受到了干旱和雷暴等天气的困扰，村民叫苦不迭。从更广的角度分析，这只是近几十年来中国乃至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盲目发展、不顾后果谋求物质发展而无休止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后出现全球性极端气候变化的一种常态反映。就目前来看，单靠技术手段、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来解决环境和生态问题是不切实际的。按照东巴文化的观念，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两者以传统文化为纽带互利互惠、和谐共荣，传统文化既是一种社会结构也是一种行为准则。日常生活中，不符合秩序的现象和事物的出现，都是結构和准则受到干扰所致。一方面，违反传统文化习俗、违背礼法的行为需要通过仪式行为去纠正，这是对深层隐性结构的维护;另一方面，乱砍滥伐，对自然的过度索取等行为需要通过村规民约去规范，这是对行为准则的恪守。只有梳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社会结构才能回归稳定、人与自然的关系方能得到缓解。纳西东巴文化在冰雹灾害中的文化回应，为我们建立人文生态和谐与可持续发展观提供了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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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康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