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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央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对新农村建设作了深刻论述和总体部署。如何把这一重大历史任务落到实处,当前新农村建设中需要把握哪些原则,有哪些值得警惕的倾向,需要处理好哪些关系?
推进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的关系
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曾业松研究员指出,目前在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农村落后都是因为农业的资金、资源都被城市拿走了,城市利用农村的廉价土地、廉价劳动力和廉价产品发展起来了,而农村却落后了,因此现在需要放慢城镇化步伐,加快农村发展;二是认为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是城镇化,农村凋敝和衰落是难以避免的,现在应主要发展城镇化,而不应把精力放在发展农村上。“这两种观点都具有片面性。”曾业松说,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关系要全面理解。建设新农村与推进城镇化是推进现代化过程中的两个重要方面,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城镇化是大趋势。城镇化可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带动农村发展。中国的城镇化正在以每年增长1个百分点以上的速度快速发展。但必须认识到我们推进的城镇化,是能够带动农村发展的城镇化,最终是要形成城镇和农村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格局。
“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两个方面。”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施虹博士说,“提出新农村建设并不是说不重视城镇化和工业化,而是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发展新农村,统筹兼顾。经济发展需要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的协调发展,当工业化、城镇化的步伐远远快于农村发展时,农村就会成为发展的瓶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指出,新农村的发展对城镇化也有利,这既体现在劳动力的支持上,更体现在消费需求上,农村蕴藏着巨大的消费需求潜力,农民的消费能力提高了,将为城镇化和工业化带来巨大的发展动力。”
从我国的国情和农村发展的实际来看,发展城镇化的同时也必须大力发展新农村。曾业松告诉记者:不论我们城镇化发展速度有多快,仍然会有大量的人口进不了城市;即使我们的城镇化程度达到60%,仍然有五六亿的人口留在农村。一个国家有几亿人口在农村,怎么能够不管不问,任凭着农村凋敝吗?如果几亿人口在农村始终过不上富裕生活,不仅影响全面实现小康目标,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局,而且很容易成为社会稳定的隐患。
农民自力更生与国家政策扶持的关系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历来是我国农民的优良传统。但是,我们决不能把强调农民的自力更生与国家政策扶持对立起来。曾业松指出,过去由于国情国力的原因,只能是“农民的事情农民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国家理应比以前更多地承担起建设责任,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曾业松说,新农村建设中的建设项目具有不同的属性,如义务教育、乡村道路等,具有公益性,应当主要由国家来投入;如农业生产、农民建房等,主要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应当主要由农民自己来投入;有些介于两者之间,国家应积极引导和参与,由国家和农民一起办。农民自力更生与国家政策扶持是相辅相成的、相互补充的关系,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侧重。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国家的作用只能是引导,真正的主体是农民。施虹说:“只有让8亿农民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新农村建设才大有希望。如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新农村建设的方针就是,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让农民得到更多的物质利益。保障农民利益是农村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在国家不断增加对农民投入的同时,更加注重调动农民发展生产、建设家园的积极性。”
创新体制机制与增加资金投入的关系
推进新农村建设,一方面要继续努力抓政策、增投入、上项目,加快建设,加快发展,打好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要高度重视农村改革,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激活农村的各种生产要素,激发农民的创业热情。施虹说,只有工业反哺农业的体制机制建立起来了,新农村建设取得的成果才能长久保持下去,而不仅仅是一时的热情。
曾业松分析认为:一方面要有很好的制度保证资金的投入,要通过财政结构的调整、财政体制的改革,使更多的钱投入到新农村的建设上来。国家已经决定,今年,要做到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的增量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建设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总量高于上年。今后,要做到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国家基本建设资金增量主要用于农村,政府征用土地出让收益主要用于农村。另一方面又要有很好的机制保证把资金使用好,提高使用效率,要有监督、管理的机制,防止资金被截留,被挪用,防止用于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
体制机制的创新,最终要落实到农村体制改革上来。施虹指出,我们要继续推进以税费改革为中心的农村综合改革,同时加快农业科技与推广体制、农民组织体制等改革。”
搞好试点示范与做好面上推广的关系
搞好试点、树立典型、积累经验、完善政策、以点带面,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建设新农村,尤其需要规划先行、试点起步、稳步推进。“农村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试点示范。农民是最讲究实惠的,好的示范要比单纯的说教管用的多。”施虹说。
搞好试点示范与做好面上推广,实际上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是重点论和全面论统一的问题。曾业松说,典型应该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树立典型,要尊重典型的多样性。“有的地方把新农村建设简单地视为新村庄的建设,还有的搞形式主义,通过垒大户等方式吸引大家参观,这就变成了政绩工程。”推广典型要避免几个误区。一是防止“一刀切”,照搬照抄,各地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学习借鉴别人的经验。二是要防止搞样板工程,防止搞政绩工程。三是千万不能借债搞建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对此强调指出,一定不要急于求成,要充分考虑农民的实际能力,同时,千万不能违背农民的意愿。
另外,还要处理好工作指导与突出个性特色的关系。施虹说,建设新农村不是简单地把城市的楼房搬到农村,把农村变成城市的缩影,把所有的农村都变成城市,而是应该把农村的东西原汁原味地保持下来,突出乡村特色、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切忌大拆大建、强制拆迁,随意撤村并村。这样做,会把地方地域特征、文化传统搞丢了,更重要的是违背了农民的意愿。
推进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的关系
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曾业松研究员指出,目前在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农村落后都是因为农业的资金、资源都被城市拿走了,城市利用农村的廉价土地、廉价劳动力和廉价产品发展起来了,而农村却落后了,因此现在需要放慢城镇化步伐,加快农村发展;二是认为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是城镇化,农村凋敝和衰落是难以避免的,现在应主要发展城镇化,而不应把精力放在发展农村上。“这两种观点都具有片面性。”曾业松说,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关系要全面理解。建设新农村与推进城镇化是推进现代化过程中的两个重要方面,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城镇化是大趋势。城镇化可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带动农村发展。中国的城镇化正在以每年增长1个百分点以上的速度快速发展。但必须认识到我们推进的城镇化,是能够带动农村发展的城镇化,最终是要形成城镇和农村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格局。
“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两个方面。”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施虹博士说,“提出新农村建设并不是说不重视城镇化和工业化,而是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发展新农村,统筹兼顾。经济发展需要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的协调发展,当工业化、城镇化的步伐远远快于农村发展时,农村就会成为发展的瓶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指出,新农村的发展对城镇化也有利,这既体现在劳动力的支持上,更体现在消费需求上,农村蕴藏着巨大的消费需求潜力,农民的消费能力提高了,将为城镇化和工业化带来巨大的发展动力。”
从我国的国情和农村发展的实际来看,发展城镇化的同时也必须大力发展新农村。曾业松告诉记者:不论我们城镇化发展速度有多快,仍然会有大量的人口进不了城市;即使我们的城镇化程度达到60%,仍然有五六亿的人口留在农村。一个国家有几亿人口在农村,怎么能够不管不问,任凭着农村凋敝吗?如果几亿人口在农村始终过不上富裕生活,不仅影响全面实现小康目标,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局,而且很容易成为社会稳定的隐患。
农民自力更生与国家政策扶持的关系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历来是我国农民的优良传统。但是,我们决不能把强调农民的自力更生与国家政策扶持对立起来。曾业松指出,过去由于国情国力的原因,只能是“农民的事情农民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国家理应比以前更多地承担起建设责任,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曾业松说,新农村建设中的建设项目具有不同的属性,如义务教育、乡村道路等,具有公益性,应当主要由国家来投入;如农业生产、农民建房等,主要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应当主要由农民自己来投入;有些介于两者之间,国家应积极引导和参与,由国家和农民一起办。农民自力更生与国家政策扶持是相辅相成的、相互补充的关系,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侧重。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国家的作用只能是引导,真正的主体是农民。施虹说:“只有让8亿农民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新农村建设才大有希望。如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新农村建设的方针就是,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让农民得到更多的物质利益。保障农民利益是农村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在国家不断增加对农民投入的同时,更加注重调动农民发展生产、建设家园的积极性。”
创新体制机制与增加资金投入的关系
推进新农村建设,一方面要继续努力抓政策、增投入、上项目,加快建设,加快发展,打好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要高度重视农村改革,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激活农村的各种生产要素,激发农民的创业热情。施虹说,只有工业反哺农业的体制机制建立起来了,新农村建设取得的成果才能长久保持下去,而不仅仅是一时的热情。
曾业松分析认为:一方面要有很好的制度保证资金的投入,要通过财政结构的调整、财政体制的改革,使更多的钱投入到新农村的建设上来。国家已经决定,今年,要做到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的增量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建设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总量高于上年。今后,要做到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国家基本建设资金增量主要用于农村,政府征用土地出让收益主要用于农村。另一方面又要有很好的机制保证把资金使用好,提高使用效率,要有监督、管理的机制,防止资金被截留,被挪用,防止用于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
体制机制的创新,最终要落实到农村体制改革上来。施虹指出,我们要继续推进以税费改革为中心的农村综合改革,同时加快农业科技与推广体制、农民组织体制等改革。”
搞好试点示范与做好面上推广的关系
搞好试点、树立典型、积累经验、完善政策、以点带面,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建设新农村,尤其需要规划先行、试点起步、稳步推进。“农村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试点示范。农民是最讲究实惠的,好的示范要比单纯的说教管用的多。”施虹说。
搞好试点示范与做好面上推广,实际上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是重点论和全面论统一的问题。曾业松说,典型应该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树立典型,要尊重典型的多样性。“有的地方把新农村建设简单地视为新村庄的建设,还有的搞形式主义,通过垒大户等方式吸引大家参观,这就变成了政绩工程。”推广典型要避免几个误区。一是防止“一刀切”,照搬照抄,各地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学习借鉴别人的经验。二是要防止搞样板工程,防止搞政绩工程。三是千万不能借债搞建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对此强调指出,一定不要急于求成,要充分考虑农民的实际能力,同时,千万不能违背农民的意愿。
另外,还要处理好工作指导与突出个性特色的关系。施虹说,建设新农村不是简单地把城市的楼房搬到农村,把农村变成城市的缩影,把所有的农村都变成城市,而是应该把农村的东西原汁原味地保持下来,突出乡村特色、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切忌大拆大建、强制拆迁,随意撤村并村。这样做,会把地方地域特征、文化传统搞丢了,更重要的是违背了农民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