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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68年到1974年的五年多时间中，“解放日报”美术编辑洪广文所组织的美术通讯员的创作活动，几乎成了美术界的一个创作中心，给那个红色年代美术造成很深的影响，也培养锻炼了一批有成就的美术青年。
洪广文主持的解放日报美术组，发表过许多较为重要的画作：如钢琴交响乐“黄河”系列油画四幅组画、“金训华”水粉画、“黄山十一个小英雄”的宣传画、“胸有朝阳”等一批宣传画，连续发表八个样板戏的水粉组画、8424钢铁基地速写集、工农兵素描头像集、报刊报头装饰图案集，出版过lOO多期“解放画刊”，配合形势发表过数以千记计的主题画或插图，还组织写过不少美术评论文章。
当时在报社集中创作参与的许多画家有陈逸飞、夏葆元、王永强、秦大虎、张定钊、严国基、蒋昌一、徐纯中、刘柏荣、石奇人、许根荣、张安朴、曹瀚全、张嵩祖、王维信、李伟信、蒋克渝、周智诚、沈琼、陈敦、赵渭凉、吴健、许金国、张桂铭、毛国伦、丁荣魁、方大才、王利国、吴炎昌、郑通校、杜家勤、董连宝、丁纯一等许多至今活跃画坛的画家，许多人都是从当时的“解放日报”走上美术界的。
1968年8月，我六六届高中毕业下乡到崇明前进农场后，我寄了几批在农场画的速写给他，洪广文在报上发表了。他马上带了郑通校、蒋克瑜、吴炎昌来农场看我，把我从农场借出来，到报社画配合形势画主题画。那时我才去农场刚一个月。
到了报社，我每天配合“最高指示”要画主题画。最高指示往往在晚上12点由新华社送来，我就睡在夜班主编陆炳麟房间的沙发上，半夜由他来叫我配合最高指示画图。在l—2小时内要画好，三点制版，四点出报，很紧张的。有时“最高指示”很难画，如“一个人有动脉静脉，要吐故纳新。要有新鲜血液纳入”，我画不出来，到五点才画成稿，就影响了出报时间。一次我画了夺权画：工人高举的印章里面有个“权”字。早上洪广文急来叫醒我，说出事了，几万工人包围了“解放日报”，说印章里正面权字，盖下去是反的“权”字，要交出黑手画画人。我只好到阳台上见黑鸦鸦的群众去解释，大家见我只是20岁孩子，也就散了。洪广文后来对我说了很多政治的话，要我吸取李义生曾经因插图上出现“天安门斜了”被关押多年的教训。
报社版面上知青的画越来越需要了，洪叫我下农场再去画速写。我回农场参加了抗洪和开河围垦，到报社出了好几次半版的速写组画，也有石奇人去新海农场画围垦大场面画，受到好评。我插队的造林连居然种植皮棉获得两百斤一亩，农村组的贾安坤又叫我去农场画了很多插图和速写，连续报道了两个月。
一天，龚心瀚记者到美术组找老洪和我，他刚刚从黑龙江采访到金训华的事迹，他给我们读了金训华的日记，说非常感动的，要美术组好好报道配合。老洪叫我画了一幅插图，第二天就作了头版报道，收到评报栏上好多表扬贴条。他下午就与我商量，说要出一期整版的画刊才够报道分量。与龚心瀚一说，他就说好（当时大家叫他小龚，后来当到了中宣部副部长）。龚心瀚写下至少要六幅主题才可画做一版。洪广文与我商量调画家。我推荐了美术设计公司的秦大虎（我在东海舰队里认识），蒋昌一（我看到他在淮海路上画锦江饭店大墙主席像），陈逸飞（我们少年宫时同学）；洪又叫了张嵩祖画，报纸上版画效果很好，秦大虎介绍设计公司丁荣魁来。
三天后，我们完成组画。他们都回去了，我还是在报社做夜班。后来江青看中了金训华的画，在《红旗》杂志发表此画，给我和陈逸飞的生活都造成了很大的波澜。
金训华发表对洪广文在报社的工作有很大影响，同组的毕品富、陈莹和龚荣安也觉得他工作开展得好。当时领导马达、黄础华、王明晖也支持他许多重大计划，调美术通讯员方便了。洪广文给我们发了“实习记者”证，党报“记者证”在买去崇明的船票上是最优先的。在组织“8424”梅山采访中邀请了赵渭凉和王维新；在去黄山画“黄山十一个小英雄”采访中，刘柏荣的插图受到好评。老洪请夏葆元配合修改后，印刷出版成宣传画，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人美的哈琼文经常到报社来组稿，有时就交给洪广文需要的题目，由洪广文指定手下的通讯员来创作宣传画。比如陈逸飞的“亚非拉人民大团结”、王永强的“胸怀朝阳”、严国基的“杨子荣”、徐纯中的“干部参加劳动” 等宣传画，都是在报社画的。也有连环画交给通讯员的，比如空四军的韩玉芬事迹连环画“风吹浪打不回头”，就交给刘柏荣和汪幼军完成的。洪广文还接受单位外派画画任务，叫我们通讯员到江南造船厂等完成画宝像和展览画。
在报社发表插图，或为出版社画宣传画，都没有稿费，也不写作者名字的，只是写“解放日报通讯员”。老洪总有办法从部队、工厂弄来很多主席的塑像，各种小开本的宝书，中央文件汇编，主席的瓷牌瓷瓶，以及各种大小的像章送给大家。在当时也是很稀奇的。老洪很关心每个调来的人，总是自己出马到各单位协商，借嘉定方泰公社插队的张安朴来报社，他去过公社好几次；酒精厂要陈敦回去，老洪也自己去厂谈留人。我被借来时间长，次数多的另一原因，是叫我把报社里里外外的毛主席像都画好。窗台外墙、每层楼梯口、大礼堂、会议室等等，画了好多幅。文革中我大概画过几百幅部队工矿的主席像。不打画像的格子，实际上是以马口铁板缝为大格子。
当时，为了各种报道的需要，洪广文调集了许多美术通讯员，都在汉口路309号三楼一个大层面上生活，有钢制的双人床，夏天扯一大片新闻纸既当垫被又当盖被，报社有的是大卷筒的宽幅白报纸。大家成天嘻嘻哈哈，非常开心。我还承担了陈逸飞、夏葆元等各位的免费理发。大家都很愿意留在报社，插图主题画任务很多，有时每天报上出图四五张。因为在当时美术界除了报社，几乎没有地方需要画家们去创作。
最多的是要上街道画气氛速写，无论“5.20”、“8.18”、“5.23”、五一、国庆、最高指示等，都要发表好几幅敲锣打鼓、游行队伍的铅笔速写。我和严国基曾到曹阳新村画收听原子弹新闻的五幅速写，与李伟信爬在人民大道灯杆上画支持亚非拉。李伟新原是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空四军干部，后来跟林彪坐直升飞机叛逃，于新野和周宇驰开枪自杀，李伟新朝天开枪投降，关了17年，现在是建筑界的富豪设计师。 由于洪广文做出了成绩，上海的美术人员对来解放报社画画都看成是一种荣誉。洪广文就把上海所有联系过的通讯员分成六个部分：工矿杜家勤、蒋克瑜等负责；部队汪宏钰、吴炎昌等负责；财贸郑通校、鲍培忠等负责；郊区周洪生、尹东权等负责；市郊农场叫我负责。组织过好几次“海岛英雄颂”画展，有张培成、陈逸鸣、陈学伦、蔡君、汪幼军、高奇卓、张骏、倪保铨、施国敦、姚红卫等人。洪广文不仅仅满足报社的日常版面需要，还组织了上千名的全市通讯员参加各种美术学习班，曾请贺友直等老师到红星农场办辅导班。196年—1973年间，洪广文美术报社编辑的功能，几乎代替了上海美术家协会。
洪广文还很“讲政治”，老是找陈逸飞和我谈话，要我们“戒骄戒躁，听党的话”，陈逸飞有时反唇相讥说：“你连党员都不是，你（他的口音“奴”）哪能代表党？”老洪对夏葆元的长头发很有意见，借别人的话来叫夏葆元剪短头发，夏说：“我是油性头发，天天在落，就要落光了，哪能好剪？”我陪了陈丹青到报社见洪广文，介绍陈丹青画得极其出色的“羽毛球”速写。陈丹青看一场羽毛球赛，居然画了非常完整的动态速写几十幅。老洪问了陈丹青的出身，陈丹青老实地说是黄埔军校反革命家庭出身，洪广文马上就叫陈丹青回去了，后来对我说：他出身这么不好，党报是不好用的。
八个样板戏发表后，所有的剧照，制版效果都不好，人物面目不清。洪广文就觉得需要有一个再创作过程。他每天都在苏师傅的制版房，仔细了解“网版”“烂锌版”的各种效果。他觉得用黑白水粉画的方法，重新构图组合样板戏的画，会很出效果。
洪广文就把我从夜班调出来，再邀请夏葆元、严国基、曹瀚全四人先画“红灯记”。通过严国基同学孙耀生在“红灯记”剧组的关系，派我俩去北京拿未发表的好照片。当时样板戏剧照，全由吴印咸和张雅心拍得，拍了几千几万张，吴印咸选了一批照片后，其他全都烧掉。剧组往往不舍得烧掉，留下了一批，对我们画画是极好的参考。
我们北京回来满载而归，第一批“红灯记”水粉画发表，就引起了江青的重视。她指定了三幅认为好的，要在各地报刊转载发表。其中我画了两幅，严国基有一幅。老洪叫严国基写了好几篇评论文章配合画作的再发表。水粉画肯定比照片要清晰，还重点勾勒出了江青喜欢的人物“轮廓光”。洪广文画样板戏的点子，也受到了当时徐景贤的多次批示表扬，他就决心调动力量，连续组织画完八个样板戏。
1971年后，陈逸飞、石奇人、蒋昌一、王维新都来加盟画水粉画样板戏，陈逸飞参加画“红色娘子军”时间较长。为了找到“秘密”照片资料，我和王维新多次去山东“奇袭白虎团”剧组，去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沙家浜”电影的现场；后来和样板戏的主要演员们都很熟，与谢同喜、宋玉庆、沈健瑾等延续联系了好多年。
每个样板戏都要画十几个整版的报纸页面，每页面约八张左右画。既要忠于照片，又要有所突破，增加绘画性，有一定难度。文汇报的美术编辑张楚良，看到洪广文组织的“红灯记”水粉画受中央表扬后，他也组织了一套画样板戏的绘画班子，与洪广文“别苗头”。两家报社画样板戏竞争，结果造成以后的重大政治失误。
张楚良邀请了浙江美术学院留苏的著名画家全山石为画样板戏的负责人，还邀请魏景山、邱瑞敏、丁荣奎、石奇人（他两个报社两边走）等人参加。文汇报“沙家浜”水粉画见报后，其中魏景山画的沙奶奶“叱敌”一画，画得神采饱满，酣畅淋漓，非常有绘画感。我们在解放日报看到魏景山的沙奶奶画，陈逸飞就非常感叹：“魏画得实在好，比照片好得多了。”但他就觉得再照照片来画样板戏没有多大意思，经常对老洪说：“画照片可以停了。”
洪广文也有点感到骑虎难下，领导上坚持要画，画了一个不能不画第二个样板戏，不画下去就对以后陆续发表的样板戏不恭敬了。后来文汇报在受到政治上重创后，就不画水粉画，改画了连环画样板戏，请戴敦邦、刘旦宅、邓泰和、许根荣、石瀛潮来画《海港》连环画了。
这时正好是1972年“5.23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纪念日。开始初试出版了一期彩色报纸，用了几张照片和我画的一张彩色油画“沙家浜”（郭建光唱“十八棵青松”场景）。老洪就在考虑要继续画彩色样板戏还是画其他主题画来出彩报，但是领导觉得出彩色报纸成本太高，卖四分钱一份报，不划算。难得出份彩报可以，长久不行。
殷承宗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发表后，严国基非常喜欢，到饭厅吃饭时还在哼唱。饭桌上，坐在旁边的龚心瀚、储大宏（文艺组组长）和我在一起聊天。龚心瀚说：“音乐和画是相同的，完全可以把‘黄河’协奏曲用油画画出来！”储大宏认为现成的四乐章，就是最好的四幅画。于是，当场把走远的洪广文叫来，讨论画“黄河”油画，出彩色报纸。这想法，和洪广文一拍即合。
随后龚心瀚起草画“黄河”油画的报告，与储大宏、庄稼、汤娟等人也多次商量，报告送到了徐景贤处，他批示要：“精心创作好黄河钢琴协奏曲的油画，这能为样板音乐增光添彩。”洪广文马上就组织人马，把回到油雕室的陈逸飞叫来商量落实市里的指示。起先定的是陈逸飞、严国基、夏葆元和我四个人来画黄河的。报社负责人赵元三意见，他还是坚持要画好样板戏水粉画，我刚从长春回来，就叫我担任组长，继续要画好样板戏。
“黄河”油画创作的发起人，后来说法太多了，完全变了样。实际上当事人都在，都可以证明最初动议提出画“黄河”的就是龚心瀚编辑。龚心瀚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高材生，对文学艺术的理解比当时的人们要深，思路敏捷，非常聪明，出点子很快。可惜的是“黄河”油画创作不久，龚心瀚因为弟弟龚心荣在复旦大学参加“胡守钧小集团”反对张春桥而受牵连，在报社批斗后被关大牢多年。他没能参与和看到“黄河”创作的全过程。
报社叫陈逸飞担任“黄河”创作组组长，画第二段“黄河颂”；严国基画“黄河船夫曲”；夏葆元、王永强画“黄河愤”；秦大虎、张定钊画第四段“黄河在咆哮”。报社组织“黄河”创作组到黄河河套和壶口写生。陈逸飞回来说感受很深，足足给我们谈了两天看到的出土何家湾金银器和佳县大禹治水脚印等等。特别是佳县山顶看到的十八湾黄河水，美不胜收，后来他画的“黄河”油画，就是画出佳县山顶的感受，天高水远，阳光使人眼睛都睁不开，他在画时说了多遍，要画出眯起眼睛来看阳光的光感。 黄河组六人在西北的头像素描画，非常精彩。陈逸飞、夏葆元等所画的陕北老农素描，都被画画青年翻拍临摩，成为当时学素描的最好范本。现在许多名画家回忆，自己是临他们黄河素描起家的。
我们都在汉口路309号的三楼，天天去看“黄河”画的进展。赖礼庠来建议陈逸飞画上南飞的大雁，显得空间宽阔；我建议在小八路的枪口上塞一朵红绸，防沙子，也增色彩；查侃建议上身宽大些，不要太瘦，陈逸飞都接受了。他要求的“早上万物金灿灿的新生感”，诞生了新风格，为艺术界称道。后来此画拍卖到四千多万元。
当时陈逸飞要选主题画人物的模特很费时间，既要高大英俊，也不可以太过于戏剧或城市人的漂亮。他通过市里写作班的高义龙，找了很多京剧演员来拍照：找过“白毛女”芭蕾剧组演大春的凌桂明做模特，也找上海游泳健将乔元来拍照，比对过很多人，都不很满意，后来还是找了一位解放军，确立了黄河颂主题人物的高大形象。
秦大虎和张定钊都是党员，秦大虎是革命队伍里成长起来的，过去画的“革命队伍里成长”、“社戏”、“青春岁月”等画都充满革命豪情。他们对陈逸飞、夏葆元的创作思想和欣赏口味很不苟同。在同一个组里共同创作同一题材，就发生了矛盾。秦大虎完全不同意夏葆元、王永强的“黄河愤”构图，他们认为要“军民联防”，由一位八路和披老羊皮袄的老民兵站在主体，后面要红旗招展，现在一面红旗都没有，不行；人民战争的气势要出来，不要那么多人对黄河的苦难历史来抒发情感，更不用老太太来控诉悲愤。对陈逸飞的构图也非常不同意，说感觉是“苏派”油画，只讲情调，不讲政治气氛，完全看不出是抗日烽火中的斗争生活。王维新坚持提出“黄河颂”一画中必须要放上延安的宝塔山，象征着革命圣地的巨大力量。陈逸飞不同意他们的看法，脾气很大，有时大声地举例反驳，说“革命也有浪漫主义，本身黄河颂这一段就是抒情的曲调，画得调子漂亮些，有什么不好？画上宝塔就革命了？”陈逸飞就是坚持不改构图，让创作会议开不下去。大家争锋相对，结果很不愉快，几次都选用有利于自己的毛主席语录来辩护。最后开会演变成人生攻讦，说某某人小资情调，画的本来就是“苏派”油画，不合适革命油画的创作。陈逸飞私下里老是嘀咕：“我就是不画红旗，不画宝塔山，我就不革命了？要是画了红旗，我画的调子，全部都破坏了。”
构图上的不同意见，引发了创作趣味和意识形态上的争论。简报上达，又有人去汇报，使领导很重视，专门派王明晖来开会协调，还派一位工宣队的罗师傅来常驻创作组。罗师傅人很好，浙江南浔人，他一点不左，对夏葆元特别好，在会上笑眯眯地经常为夏葆元说好话。说：“好好画图就是成绩”。“年轻人啥人没有缺点，勿要吵来吵去，只看到别人的缺点”。秦大虎所主张的“红光亮”实际上只是反映了当时的革命艺术思潮。陈逸飞常说：“天天看画大红大绿，就像天天吃红烧肉，哪能吃得消！我就要变一变调子，让人清爽。”他的想法，也影响了汤沐黎后来画“针刺麻醉”的冷调子，表达那种“吃冰淇淋”的感觉。
严国基比较顺利，画的黄河船夫与杜键画的不一样，注重人物的刻画。他画得快，很快完成就回画院了。“黄河愤”和“黄河颂”两幅画在作者的坚持下，没有改动，受到龚心瀚、储大宏、洪广文等激励和肯定。龚心瀚说：“陈逸飞画的调子特别，说不定就是因为调子吸引人而获得成功的。”储大宏认为陈逸飞“以少胜多，就一个人倒很醒目，符合第二乐章钢琴华彩乐段的主题独奏感。”
洪广文对秦大虎和张定钊说陈逸飞，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背后多次说：“他们太搞，老是革命，以后不叫他们来了。”秦和张的“黄河在咆哮”一画，画得很不顺利，起了很多次稿，反复改。最后画了一大群奔腾的战马。样板戏画出事以后，就由王利国等人来配合完成的。
样板戏水粉画到了很激烈的两报竞争阶段。两报互相打听内情，互造舆论，互挖墙角，拉人才，找好照片等等；由报社内部人员向市里送了内参简报。徐景贤了解了很气愤，写了很严重的批示：
“无产阶级呕心沥血创作的革命样板戏，给资产阶级拿去作为个人争名夺利的手段。是可忍，孰不可忍。洪广文等人在我们党报的内部，假借宣传样板戏，实则宣扬他们自己，一定要引起我们严肃深刻的批判。”指示下达，报社立刻就召开了全体大会，就洪广文的严重问题，要求全体批判斗争。洪广文头发凌乱，胡子老长，见了人就靠边走，我们受惠于他的人，心里实在是非常不忍。
在小会批判期间，一些平时对他不满的画家，都言词激烈，斗争性很强。从工宣队进驻来变成画家编辑的那个人，更是口号连连，振臂高呼，痛批洪广文。夏葆元等看到了说，真可惜，这些人都是老洪自己找来的，却找来了自己的“掘墓人”。文汇报也因样板戏的竞争，多次开会整顿。全山石大师，不喜欢这样的政治气氛，也回杭州了。
陈逸飞看到如此，就说：“搞来搞去烦煞了，我是早点画好早回家”。画完“黄河”他就到油雕室，满腔热情地画了《开路先锋》《鲁迅》《红旗》《总统府》等好多作品。我也因为自己说了一些不慎的话，比如我说过：“江青为何要看重金训华这张画，这张画其实没有什么好，她像是唐伯虎点秋香点到的吧？”就成了攻讦江青同志的罪魁祸首。上海画院那个批判我“污蔑江青同志”的人激动得几乎昏厥。报社的良好创作气氛，完全变了，成天成了斗争的场所，洪广文失去了组稿权和领导创作的权，大家也就逐步散开回到原单位了。我和刘柏荣被借调到北京国务院文化组学习国画。一年多中，跟从周思聪、卢沉、方增先、杨之光、宋文治、魏紫熙、关山月等学画，也参与了一些美术口的组织工作，那时由王曼恬、牛文、李村松、高锦德等负责。我把一些被批判被扔掉的黑画，送还到吴作人、黄胄、李可染、黄永玉家里去，让王曼恬知道了告诉江青。江青说：“徐纯中怎么和这些老朽搞在一起，还是让他到农村去锻炼吧！”江青的一句话后，1975年，我又回到了前进农场劳动。大家都已经上调，我一个人去农场劳动，人家也不知我犯了何种错误。当我在考中央美院研究生时，有人怀疑我是风派人物，吴作人出来为我说话，说我在“那样艰苦的日子里把画送到他家，还跟他学画，徐纯中不搞政治。”
洪广文在“解放日报” 美术组组稿工作中，给我们这一代的画家影响是很大的，包括张安朴、王维新等后来入“解放日报”的编辑，都受到老洪很多的帮助。洪广文在当时年代中做出的美术成绩，培养了一大批青年作者，是需要我们长久挂念和肯定的。
可惜的是：老洪晚年得了糖尿病，下肢高位截肢，一个人生活在老家江西婺源直到去世。
洪广文主持的解放日报美术组，发表过许多较为重要的画作：如钢琴交响乐“黄河”系列油画四幅组画、“金训华”水粉画、“黄山十一个小英雄”的宣传画、“胸有朝阳”等一批宣传画，连续发表八个样板戏的水粉组画、8424钢铁基地速写集、工农兵素描头像集、报刊报头装饰图案集，出版过lOO多期“解放画刊”，配合形势发表过数以千记计的主题画或插图，还组织写过不少美术评论文章。
当时在报社集中创作参与的许多画家有陈逸飞、夏葆元、王永强、秦大虎、张定钊、严国基、蒋昌一、徐纯中、刘柏荣、石奇人、许根荣、张安朴、曹瀚全、张嵩祖、王维信、李伟信、蒋克渝、周智诚、沈琼、陈敦、赵渭凉、吴健、许金国、张桂铭、毛国伦、丁荣魁、方大才、王利国、吴炎昌、郑通校、杜家勤、董连宝、丁纯一等许多至今活跃画坛的画家，许多人都是从当时的“解放日报”走上美术界的。
1968年8月，我六六届高中毕业下乡到崇明前进农场后，我寄了几批在农场画的速写给他，洪广文在报上发表了。他马上带了郑通校、蒋克瑜、吴炎昌来农场看我，把我从农场借出来，到报社画配合形势画主题画。那时我才去农场刚一个月。
到了报社，我每天配合“最高指示”要画主题画。最高指示往往在晚上12点由新华社送来，我就睡在夜班主编陆炳麟房间的沙发上，半夜由他来叫我配合最高指示画图。在l—2小时内要画好，三点制版，四点出报，很紧张的。有时“最高指示”很难画，如“一个人有动脉静脉，要吐故纳新。要有新鲜血液纳入”，我画不出来，到五点才画成稿，就影响了出报时间。一次我画了夺权画：工人高举的印章里面有个“权”字。早上洪广文急来叫醒我，说出事了，几万工人包围了“解放日报”，说印章里正面权字，盖下去是反的“权”字，要交出黑手画画人。我只好到阳台上见黑鸦鸦的群众去解释，大家见我只是20岁孩子，也就散了。洪广文后来对我说了很多政治的话，要我吸取李义生曾经因插图上出现“天安门斜了”被关押多年的教训。
报社版面上知青的画越来越需要了，洪叫我下农场再去画速写。我回农场参加了抗洪和开河围垦，到报社出了好几次半版的速写组画，也有石奇人去新海农场画围垦大场面画，受到好评。我插队的造林连居然种植皮棉获得两百斤一亩，农村组的贾安坤又叫我去农场画了很多插图和速写，连续报道了两个月。
一天，龚心瀚记者到美术组找老洪和我，他刚刚从黑龙江采访到金训华的事迹，他给我们读了金训华的日记，说非常感动的，要美术组好好报道配合。老洪叫我画了一幅插图，第二天就作了头版报道，收到评报栏上好多表扬贴条。他下午就与我商量，说要出一期整版的画刊才够报道分量。与龚心瀚一说，他就说好（当时大家叫他小龚，后来当到了中宣部副部长）。龚心瀚写下至少要六幅主题才可画做一版。洪广文与我商量调画家。我推荐了美术设计公司的秦大虎（我在东海舰队里认识），蒋昌一（我看到他在淮海路上画锦江饭店大墙主席像），陈逸飞（我们少年宫时同学）；洪又叫了张嵩祖画，报纸上版画效果很好，秦大虎介绍设计公司丁荣魁来。
三天后，我们完成组画。他们都回去了，我还是在报社做夜班。后来江青看中了金训华的画，在《红旗》杂志发表此画，给我和陈逸飞的生活都造成了很大的波澜。
金训华发表对洪广文在报社的工作有很大影响，同组的毕品富、陈莹和龚荣安也觉得他工作开展得好。当时领导马达、黄础华、王明晖也支持他许多重大计划，调美术通讯员方便了。洪广文给我们发了“实习记者”证，党报“记者证”在买去崇明的船票上是最优先的。在组织“8424”梅山采访中邀请了赵渭凉和王维新；在去黄山画“黄山十一个小英雄”采访中，刘柏荣的插图受到好评。老洪请夏葆元配合修改后，印刷出版成宣传画，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人美的哈琼文经常到报社来组稿，有时就交给洪广文需要的题目，由洪广文指定手下的通讯员来创作宣传画。比如陈逸飞的“亚非拉人民大团结”、王永强的“胸怀朝阳”、严国基的“杨子荣”、徐纯中的“干部参加劳动” 等宣传画，都是在报社画的。也有连环画交给通讯员的，比如空四军的韩玉芬事迹连环画“风吹浪打不回头”，就交给刘柏荣和汪幼军完成的。洪广文还接受单位外派画画任务，叫我们通讯员到江南造船厂等完成画宝像和展览画。
在报社发表插图，或为出版社画宣传画，都没有稿费，也不写作者名字的，只是写“解放日报通讯员”。老洪总有办法从部队、工厂弄来很多主席的塑像，各种小开本的宝书，中央文件汇编，主席的瓷牌瓷瓶，以及各种大小的像章送给大家。在当时也是很稀奇的。老洪很关心每个调来的人，总是自己出马到各单位协商，借嘉定方泰公社插队的张安朴来报社，他去过公社好几次；酒精厂要陈敦回去，老洪也自己去厂谈留人。我被借来时间长，次数多的另一原因，是叫我把报社里里外外的毛主席像都画好。窗台外墙、每层楼梯口、大礼堂、会议室等等，画了好多幅。文革中我大概画过几百幅部队工矿的主席像。不打画像的格子，实际上是以马口铁板缝为大格子。
当时，为了各种报道的需要，洪广文调集了许多美术通讯员，都在汉口路309号三楼一个大层面上生活，有钢制的双人床，夏天扯一大片新闻纸既当垫被又当盖被，报社有的是大卷筒的宽幅白报纸。大家成天嘻嘻哈哈，非常开心。我还承担了陈逸飞、夏葆元等各位的免费理发。大家都很愿意留在报社，插图主题画任务很多，有时每天报上出图四五张。因为在当时美术界除了报社，几乎没有地方需要画家们去创作。
最多的是要上街道画气氛速写，无论“5.20”、“8.18”、“5.23”、五一、国庆、最高指示等，都要发表好几幅敲锣打鼓、游行队伍的铅笔速写。我和严国基曾到曹阳新村画收听原子弹新闻的五幅速写，与李伟信爬在人民大道灯杆上画支持亚非拉。李伟新原是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空四军干部，后来跟林彪坐直升飞机叛逃，于新野和周宇驰开枪自杀，李伟新朝天开枪投降，关了17年，现在是建筑界的富豪设计师。 由于洪广文做出了成绩，上海的美术人员对来解放报社画画都看成是一种荣誉。洪广文就把上海所有联系过的通讯员分成六个部分：工矿杜家勤、蒋克瑜等负责；部队汪宏钰、吴炎昌等负责；财贸郑通校、鲍培忠等负责；郊区周洪生、尹东权等负责；市郊农场叫我负责。组织过好几次“海岛英雄颂”画展，有张培成、陈逸鸣、陈学伦、蔡君、汪幼军、高奇卓、张骏、倪保铨、施国敦、姚红卫等人。洪广文不仅仅满足报社的日常版面需要，还组织了上千名的全市通讯员参加各种美术学习班，曾请贺友直等老师到红星农场办辅导班。196年—1973年间，洪广文美术报社编辑的功能，几乎代替了上海美术家协会。
洪广文还很“讲政治”，老是找陈逸飞和我谈话，要我们“戒骄戒躁，听党的话”，陈逸飞有时反唇相讥说：“你连党员都不是，你（他的口音“奴”）哪能代表党？”老洪对夏葆元的长头发很有意见，借别人的话来叫夏葆元剪短头发，夏说：“我是油性头发，天天在落，就要落光了，哪能好剪？”我陪了陈丹青到报社见洪广文，介绍陈丹青画得极其出色的“羽毛球”速写。陈丹青看一场羽毛球赛，居然画了非常完整的动态速写几十幅。老洪问了陈丹青的出身，陈丹青老实地说是黄埔军校反革命家庭出身，洪广文马上就叫陈丹青回去了，后来对我说：他出身这么不好，党报是不好用的。
八个样板戏发表后，所有的剧照，制版效果都不好，人物面目不清。洪广文就觉得需要有一个再创作过程。他每天都在苏师傅的制版房，仔细了解“网版”“烂锌版”的各种效果。他觉得用黑白水粉画的方法，重新构图组合样板戏的画，会很出效果。
洪广文就把我从夜班调出来，再邀请夏葆元、严国基、曹瀚全四人先画“红灯记”。通过严国基同学孙耀生在“红灯记”剧组的关系，派我俩去北京拿未发表的好照片。当时样板戏剧照，全由吴印咸和张雅心拍得，拍了几千几万张，吴印咸选了一批照片后，其他全都烧掉。剧组往往不舍得烧掉，留下了一批，对我们画画是极好的参考。
我们北京回来满载而归，第一批“红灯记”水粉画发表，就引起了江青的重视。她指定了三幅认为好的，要在各地报刊转载发表。其中我画了两幅，严国基有一幅。老洪叫严国基写了好几篇评论文章配合画作的再发表。水粉画肯定比照片要清晰，还重点勾勒出了江青喜欢的人物“轮廓光”。洪广文画样板戏的点子，也受到了当时徐景贤的多次批示表扬，他就决心调动力量，连续组织画完八个样板戏。
1971年后，陈逸飞、石奇人、蒋昌一、王维新都来加盟画水粉画样板戏，陈逸飞参加画“红色娘子军”时间较长。为了找到“秘密”照片资料，我和王维新多次去山东“奇袭白虎团”剧组，去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沙家浜”电影的现场；后来和样板戏的主要演员们都很熟，与谢同喜、宋玉庆、沈健瑾等延续联系了好多年。
每个样板戏都要画十几个整版的报纸页面，每页面约八张左右画。既要忠于照片，又要有所突破，增加绘画性，有一定难度。文汇报的美术编辑张楚良，看到洪广文组织的“红灯记”水粉画受中央表扬后，他也组织了一套画样板戏的绘画班子，与洪广文“别苗头”。两家报社画样板戏竞争，结果造成以后的重大政治失误。
张楚良邀请了浙江美术学院留苏的著名画家全山石为画样板戏的负责人，还邀请魏景山、邱瑞敏、丁荣奎、石奇人（他两个报社两边走）等人参加。文汇报“沙家浜”水粉画见报后，其中魏景山画的沙奶奶“叱敌”一画，画得神采饱满，酣畅淋漓，非常有绘画感。我们在解放日报看到魏景山的沙奶奶画，陈逸飞就非常感叹：“魏画得实在好，比照片好得多了。”但他就觉得再照照片来画样板戏没有多大意思，经常对老洪说：“画照片可以停了。”
洪广文也有点感到骑虎难下，领导上坚持要画，画了一个不能不画第二个样板戏，不画下去就对以后陆续发表的样板戏不恭敬了。后来文汇报在受到政治上重创后，就不画水粉画，改画了连环画样板戏，请戴敦邦、刘旦宅、邓泰和、许根荣、石瀛潮来画《海港》连环画了。
这时正好是1972年“5.23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纪念日。开始初试出版了一期彩色报纸，用了几张照片和我画的一张彩色油画“沙家浜”（郭建光唱“十八棵青松”场景）。老洪就在考虑要继续画彩色样板戏还是画其他主题画来出彩报，但是领导觉得出彩色报纸成本太高，卖四分钱一份报，不划算。难得出份彩报可以，长久不行。
殷承宗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发表后，严国基非常喜欢，到饭厅吃饭时还在哼唱。饭桌上，坐在旁边的龚心瀚、储大宏（文艺组组长）和我在一起聊天。龚心瀚说：“音乐和画是相同的，完全可以把‘黄河’协奏曲用油画画出来！”储大宏认为现成的四乐章，就是最好的四幅画。于是，当场把走远的洪广文叫来，讨论画“黄河”油画，出彩色报纸。这想法，和洪广文一拍即合。
随后龚心瀚起草画“黄河”油画的报告，与储大宏、庄稼、汤娟等人也多次商量，报告送到了徐景贤处，他批示要：“精心创作好黄河钢琴协奏曲的油画，这能为样板音乐增光添彩。”洪广文马上就组织人马，把回到油雕室的陈逸飞叫来商量落实市里的指示。起先定的是陈逸飞、严国基、夏葆元和我四个人来画黄河的。报社负责人赵元三意见，他还是坚持要画好样板戏水粉画，我刚从长春回来，就叫我担任组长，继续要画好样板戏。
“黄河”油画创作的发起人，后来说法太多了，完全变了样。实际上当事人都在，都可以证明最初动议提出画“黄河”的就是龚心瀚编辑。龚心瀚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高材生，对文学艺术的理解比当时的人们要深，思路敏捷，非常聪明，出点子很快。可惜的是“黄河”油画创作不久，龚心瀚因为弟弟龚心荣在复旦大学参加“胡守钧小集团”反对张春桥而受牵连，在报社批斗后被关大牢多年。他没能参与和看到“黄河”创作的全过程。
报社叫陈逸飞担任“黄河”创作组组长，画第二段“黄河颂”；严国基画“黄河船夫曲”；夏葆元、王永强画“黄河愤”；秦大虎、张定钊画第四段“黄河在咆哮”。报社组织“黄河”创作组到黄河河套和壶口写生。陈逸飞回来说感受很深，足足给我们谈了两天看到的出土何家湾金银器和佳县大禹治水脚印等等。特别是佳县山顶看到的十八湾黄河水，美不胜收，后来他画的“黄河”油画，就是画出佳县山顶的感受，天高水远，阳光使人眼睛都睁不开，他在画时说了多遍，要画出眯起眼睛来看阳光的光感。 黄河组六人在西北的头像素描画，非常精彩。陈逸飞、夏葆元等所画的陕北老农素描，都被画画青年翻拍临摩，成为当时学素描的最好范本。现在许多名画家回忆，自己是临他们黄河素描起家的。
我们都在汉口路309号的三楼，天天去看“黄河”画的进展。赖礼庠来建议陈逸飞画上南飞的大雁，显得空间宽阔；我建议在小八路的枪口上塞一朵红绸，防沙子，也增色彩；查侃建议上身宽大些，不要太瘦，陈逸飞都接受了。他要求的“早上万物金灿灿的新生感”，诞生了新风格，为艺术界称道。后来此画拍卖到四千多万元。
当时陈逸飞要选主题画人物的模特很费时间，既要高大英俊，也不可以太过于戏剧或城市人的漂亮。他通过市里写作班的高义龙，找了很多京剧演员来拍照：找过“白毛女”芭蕾剧组演大春的凌桂明做模特，也找上海游泳健将乔元来拍照，比对过很多人，都不很满意，后来还是找了一位解放军，确立了黄河颂主题人物的高大形象。
秦大虎和张定钊都是党员，秦大虎是革命队伍里成长起来的，过去画的“革命队伍里成长”、“社戏”、“青春岁月”等画都充满革命豪情。他们对陈逸飞、夏葆元的创作思想和欣赏口味很不苟同。在同一个组里共同创作同一题材，就发生了矛盾。秦大虎完全不同意夏葆元、王永强的“黄河愤”构图，他们认为要“军民联防”，由一位八路和披老羊皮袄的老民兵站在主体，后面要红旗招展，现在一面红旗都没有，不行；人民战争的气势要出来，不要那么多人对黄河的苦难历史来抒发情感，更不用老太太来控诉悲愤。对陈逸飞的构图也非常不同意，说感觉是“苏派”油画，只讲情调，不讲政治气氛，完全看不出是抗日烽火中的斗争生活。王维新坚持提出“黄河颂”一画中必须要放上延安的宝塔山，象征着革命圣地的巨大力量。陈逸飞不同意他们的看法，脾气很大，有时大声地举例反驳，说“革命也有浪漫主义，本身黄河颂这一段就是抒情的曲调，画得调子漂亮些，有什么不好？画上宝塔就革命了？”陈逸飞就是坚持不改构图，让创作会议开不下去。大家争锋相对，结果很不愉快，几次都选用有利于自己的毛主席语录来辩护。最后开会演变成人生攻讦，说某某人小资情调，画的本来就是“苏派”油画，不合适革命油画的创作。陈逸飞私下里老是嘀咕：“我就是不画红旗，不画宝塔山，我就不革命了？要是画了红旗，我画的调子，全部都破坏了。”
构图上的不同意见，引发了创作趣味和意识形态上的争论。简报上达，又有人去汇报，使领导很重视，专门派王明晖来开会协调，还派一位工宣队的罗师傅来常驻创作组。罗师傅人很好，浙江南浔人，他一点不左，对夏葆元特别好，在会上笑眯眯地经常为夏葆元说好话。说：“好好画图就是成绩”。“年轻人啥人没有缺点，勿要吵来吵去，只看到别人的缺点”。秦大虎所主张的“红光亮”实际上只是反映了当时的革命艺术思潮。陈逸飞常说：“天天看画大红大绿，就像天天吃红烧肉，哪能吃得消！我就要变一变调子，让人清爽。”他的想法，也影响了汤沐黎后来画“针刺麻醉”的冷调子，表达那种“吃冰淇淋”的感觉。
严国基比较顺利，画的黄河船夫与杜键画的不一样，注重人物的刻画。他画得快，很快完成就回画院了。“黄河愤”和“黄河颂”两幅画在作者的坚持下，没有改动，受到龚心瀚、储大宏、洪广文等激励和肯定。龚心瀚说：“陈逸飞画的调子特别，说不定就是因为调子吸引人而获得成功的。”储大宏认为陈逸飞“以少胜多，就一个人倒很醒目，符合第二乐章钢琴华彩乐段的主题独奏感。”
洪广文对秦大虎和张定钊说陈逸飞，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背后多次说：“他们太搞，老是革命，以后不叫他们来了。”秦和张的“黄河在咆哮”一画，画得很不顺利，起了很多次稿，反复改。最后画了一大群奔腾的战马。样板戏画出事以后，就由王利国等人来配合完成的。
样板戏水粉画到了很激烈的两报竞争阶段。两报互相打听内情，互造舆论，互挖墙角，拉人才，找好照片等等；由报社内部人员向市里送了内参简报。徐景贤了解了很气愤，写了很严重的批示：
“无产阶级呕心沥血创作的革命样板戏，给资产阶级拿去作为个人争名夺利的手段。是可忍，孰不可忍。洪广文等人在我们党报的内部，假借宣传样板戏，实则宣扬他们自己，一定要引起我们严肃深刻的批判。”指示下达，报社立刻就召开了全体大会，就洪广文的严重问题，要求全体批判斗争。洪广文头发凌乱，胡子老长，见了人就靠边走，我们受惠于他的人，心里实在是非常不忍。
在小会批判期间，一些平时对他不满的画家，都言词激烈，斗争性很强。从工宣队进驻来变成画家编辑的那个人，更是口号连连，振臂高呼，痛批洪广文。夏葆元等看到了说，真可惜，这些人都是老洪自己找来的，却找来了自己的“掘墓人”。文汇报也因样板戏的竞争，多次开会整顿。全山石大师，不喜欢这样的政治气氛，也回杭州了。
陈逸飞看到如此，就说：“搞来搞去烦煞了，我是早点画好早回家”。画完“黄河”他就到油雕室，满腔热情地画了《开路先锋》《鲁迅》《红旗》《总统府》等好多作品。我也因为自己说了一些不慎的话，比如我说过：“江青为何要看重金训华这张画，这张画其实没有什么好，她像是唐伯虎点秋香点到的吧？”就成了攻讦江青同志的罪魁祸首。上海画院那个批判我“污蔑江青同志”的人激动得几乎昏厥。报社的良好创作气氛，完全变了，成天成了斗争的场所，洪广文失去了组稿权和领导创作的权，大家也就逐步散开回到原单位了。我和刘柏荣被借调到北京国务院文化组学习国画。一年多中，跟从周思聪、卢沉、方增先、杨之光、宋文治、魏紫熙、关山月等学画，也参与了一些美术口的组织工作，那时由王曼恬、牛文、李村松、高锦德等负责。我把一些被批判被扔掉的黑画，送还到吴作人、黄胄、李可染、黄永玉家里去，让王曼恬知道了告诉江青。江青说：“徐纯中怎么和这些老朽搞在一起，还是让他到农村去锻炼吧！”江青的一句话后，1975年，我又回到了前进农场劳动。大家都已经上调，我一个人去农场劳动，人家也不知我犯了何种错误。当我在考中央美院研究生时，有人怀疑我是风派人物，吴作人出来为我说话，说我在“那样艰苦的日子里把画送到他家，还跟他学画，徐纯中不搞政治。”
洪广文在“解放日报” 美术组组稿工作中，给我们这一代的画家影响是很大的，包括张安朴、王维新等后来入“解放日报”的编辑，都受到老洪很多的帮助。洪广文在当时年代中做出的美术成绩，培养了一大批青年作者，是需要我们长久挂念和肯定的。
可惜的是：老洪晚年得了糖尿病，下肢高位截肢，一个人生活在老家江西婺源直到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