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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科学家、文学家查里斯·帕希·斯诺(一九○五——一九八○)在演讲合集《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中，要使人们相信：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鸿沟，人类精神的分裂，业已成为西方社会深刻而广泛的疾患。
“两种文化”的划分可追溯到上世纪末的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和文德尔班。前者把自然科学看作是寻求齐一性、普遍规律性的，而把独特性赋予历史人文科学；后者则在事实与价值、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间划上鸿沟。
耐人寻味的是，对于涉足“两种文化”领域的科学家兼文学家斯诺而言，令其触目惊心的并非仅仅是作为现象的“两种文化”的分裂。真正令他痛心疾首的，是这种分裂导致的恶果；不懂热力学第二定律或加速度确切含意的人文学者，与没有读过莎士比亚作品的科学家，相互间存有建立在缺乏理解或误解之上的敌意和反感，从而构成对于物质和精神文化向前发展的威胁。
“两种文化”的分裂，其中究竟存在着什么呢？
一
斯诺把“两种文化”分裂的原因，诉诸社会学的解释，即“对专业教育的狂热崇拜”和“使我们的社会模式僵化的倾向”(第24页)。因此，要弥补裂痕，重新整合人类文化，出路只有一条：“重新考虑我们的教育”。(第25页)
然而，历史上常常出现另一类现象：即使是在科学文化或人文文化内部，不同派别间也相互批判，或相互误解、互相怀有敌意和反感。斯诺本人也曾注意到科学与技术间的鸿沟(第39页)，尽管在以后的演讲中放弃了这种主张(第81页)。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知识和文化就是在傲慢与偏见、批判与嬗变中发展着的。那么，偏见与主观性、批判与重构，是人类弱点的标志，还是人类本性不可免的规定？
对此的认识，斯诺尚没有提高到哲学的洞见。康德曾揭示出人类理性具有不断重构的爱好(《导论》第4页)，从而把批判作为人类理性的本质之一。无论是不同文化还是同一文化的不同派别，都是通过相互对话和批判而发展的，对话与批判过程中的成见、误解，根本导源于人类本性无可逃避的“魔障”，即库恩所说的“范式”。“两种文化”的分裂，便是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隶属“范式”不同的后果。
我们如果尚能对“两种文化”的划分作一假想的同意，却很难同意把斯诺称作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文化整体论者。他认为科学仍是人类智力的最高表现形式，甚至认为，工业革命的先锋没有能够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产生，意味着现代西方文明在建构时期便包含着日后分裂的种子(第30页)。他要担当起揭示并弥合“两种文化”的使命；却又由于自然科学的“奇理玛斯”效应而更偏向于自然科学的“范式”，即企图以自然科学为粘合剂来完成使命。即使是在演讲集下篇《科学与政府》中，也能觉察到自然科学及自然科学家们的被过度信仰。本来，封闭政治的决策过程中出现的专断与排斥异己，可看作是政治与科学间或科学内部的“范式”不同所致。仅提出把具有预见力的作为一种力量的科学家吸收、组织到决策过程中来，仍不免实用的、唯科学的色彩。
被斯诺忽视的正是：从彻底的逻辑观点看，“范式”或“成见”不可根本消除，“两种文化”的裂痕难以完全愈合。
二
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表述着这一主题。观察渗透理论(汉森)，“范式”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库恩)；只有通过传统或成见与观察者、解释者的“视界融合”，才能产生对象或“文本”的意义(伽达默尔)。同时，由于“范式”的不相容和不可通约，根本翻译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蒯因)，翻译即意味着“施暴”(福柯)。而不同“范式”间的对话或冲突，却能产生激发创造性的机会，从而使对话或冲突双方超越自身和对方，达到一个全新的境界(罗蒂)。
从这里，我们很可以把长久分裂的批判精神与宽容精神并倡，张扬起人类理性的这两面光辉大旗。
批判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否定任何“绝对真理”、“终极真理”，把“绝对”和“终极”视为远古的神话，从而倡导怀疑与创新，促成真理的发展。即使是批判所得，也绝不是一不可批判的终极。这同时意味着：批判精神与人类理性共存，是无限进行的不间断过程。
另一方面，由于传统或成见的存在，由于“范式”的不相容和不可通约，没有任何先天理由或逻辑根据认为此“范式”优于彼“范式”，因此，面对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相对主义时代”(宾克莱语)，必须倡导“宽容精神”，承认各个不同“范式”有其存在的一定合理性。
以为这种宽容精神悖逆于批判精神，实则是误解了批判，把批判看作是无情的摧毁、政治上的打击。事实上宽容与批判同是体现了人类理性的自由。伴随无限进行的批判过程的，无疑是种种“谬误”或“异端”；宽容即是要倡导平等基础上的对话与批判，即是要宽容“谬误”与“异端”。
“两种文化”的弥合，人类精神的重整，政治决策过程的民主化，根本上维系于多一点宽容精神，多一点理解态度，多一点平等基础上的对话与批判。
在批判与宽容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库恩语)，惟其如此，才能使人类理性更好地面对现实、面对未来。
(《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英〕查里斯·帕希·斯诺著，陈恒六、刘兵译，“走向未来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六月第一版，1.60元)
“两种文化”的划分可追溯到上世纪末的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和文德尔班。前者把自然科学看作是寻求齐一性、普遍规律性的，而把独特性赋予历史人文科学；后者则在事实与价值、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间划上鸿沟。
耐人寻味的是，对于涉足“两种文化”领域的科学家兼文学家斯诺而言，令其触目惊心的并非仅仅是作为现象的“两种文化”的分裂。真正令他痛心疾首的，是这种分裂导致的恶果；不懂热力学第二定律或加速度确切含意的人文学者，与没有读过莎士比亚作品的科学家，相互间存有建立在缺乏理解或误解之上的敌意和反感，从而构成对于物质和精神文化向前发展的威胁。
“两种文化”的分裂，其中究竟存在着什么呢？
一
斯诺把“两种文化”分裂的原因，诉诸社会学的解释，即“对专业教育的狂热崇拜”和“使我们的社会模式僵化的倾向”(第24页)。因此，要弥补裂痕，重新整合人类文化，出路只有一条：“重新考虑我们的教育”。(第25页)
然而，历史上常常出现另一类现象：即使是在科学文化或人文文化内部，不同派别间也相互批判，或相互误解、互相怀有敌意和反感。斯诺本人也曾注意到科学与技术间的鸿沟(第39页)，尽管在以后的演讲中放弃了这种主张(第81页)。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知识和文化就是在傲慢与偏见、批判与嬗变中发展着的。那么，偏见与主观性、批判与重构，是人类弱点的标志，还是人类本性不可免的规定？
对此的认识，斯诺尚没有提高到哲学的洞见。康德曾揭示出人类理性具有不断重构的爱好(《导论》第4页)，从而把批判作为人类理性的本质之一。无论是不同文化还是同一文化的不同派别，都是通过相互对话和批判而发展的，对话与批判过程中的成见、误解，根本导源于人类本性无可逃避的“魔障”，即库恩所说的“范式”。“两种文化”的分裂，便是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隶属“范式”不同的后果。
我们如果尚能对“两种文化”的划分作一假想的同意，却很难同意把斯诺称作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文化整体论者。他认为科学仍是人类智力的最高表现形式，甚至认为，工业革命的先锋没有能够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产生，意味着现代西方文明在建构时期便包含着日后分裂的种子(第30页)。他要担当起揭示并弥合“两种文化”的使命；却又由于自然科学的“奇理玛斯”效应而更偏向于自然科学的“范式”，即企图以自然科学为粘合剂来完成使命。即使是在演讲集下篇《科学与政府》中，也能觉察到自然科学及自然科学家们的被过度信仰。本来，封闭政治的决策过程中出现的专断与排斥异己，可看作是政治与科学间或科学内部的“范式”不同所致。仅提出把具有预见力的作为一种力量的科学家吸收、组织到决策过程中来，仍不免实用的、唯科学的色彩。
被斯诺忽视的正是：从彻底的逻辑观点看，“范式”或“成见”不可根本消除，“两种文化”的裂痕难以完全愈合。
二
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表述着这一主题。观察渗透理论(汉森)，“范式”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库恩)；只有通过传统或成见与观察者、解释者的“视界融合”，才能产生对象或“文本”的意义(伽达默尔)。同时，由于“范式”的不相容和不可通约，根本翻译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蒯因)，翻译即意味着“施暴”(福柯)。而不同“范式”间的对话或冲突，却能产生激发创造性的机会，从而使对话或冲突双方超越自身和对方，达到一个全新的境界(罗蒂)。
从这里，我们很可以把长久分裂的批判精神与宽容精神并倡，张扬起人类理性的这两面光辉大旗。
批判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否定任何“绝对真理”、“终极真理”，把“绝对”和“终极”视为远古的神话，从而倡导怀疑与创新，促成真理的发展。即使是批判所得，也绝不是一不可批判的终极。这同时意味着：批判精神与人类理性共存，是无限进行的不间断过程。
另一方面，由于传统或成见的存在，由于“范式”的不相容和不可通约，没有任何先天理由或逻辑根据认为此“范式”优于彼“范式”，因此，面对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相对主义时代”(宾克莱语)，必须倡导“宽容精神”，承认各个不同“范式”有其存在的一定合理性。
以为这种宽容精神悖逆于批判精神，实则是误解了批判，把批判看作是无情的摧毁、政治上的打击。事实上宽容与批判同是体现了人类理性的自由。伴随无限进行的批判过程的，无疑是种种“谬误”或“异端”；宽容即是要倡导平等基础上的对话与批判，即是要宽容“谬误”与“异端”。
“两种文化”的弥合，人类精神的重整，政治决策过程的民主化，根本上维系于多一点宽容精神，多一点理解态度，多一点平等基础上的对话与批判。
在批判与宽容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库恩语)，惟其如此，才能使人类理性更好地面对现实、面对未来。
(《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英〕查里斯·帕希·斯诺著，陈恒六、刘兵译，“走向未来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六月第一版，1.6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