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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8月,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部队党组织吸收在闹饷和暴动中的先进分子入党。李聚奎在潘泗浜、贺国中的介绍下,光荣地成为起义后第一批共产党员之—。不久,在一次战斗失利后的党小组会上,李聚奎坚定地说:“我这—辈子跟党是跟定了,党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他80岁生日时还在日记上写道:“纵然给我更大的权利,我也决不以权谋私;纵然给我更多的金钱,我也决不丢掉艰苦奋斗;纵然让我再活80岁,我也决不止步不前。”纵观李聚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他以实际行动忠实地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红军时期叱咤多个部队
在戎马倥偬的岁月,李聚奎调动频繁,或升或降,从无二话。1929年在红五军任中队长、大队长。1930年调入红三军任大队长、第九师团长,参加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两次负伤。1930年红五军与赣西特委、湘赣边特委在遂川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两个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把赣西等地方的武装编为红六军。有一天,彭德怀、滕代远找到大病一场后在红五军军部等待分配的李聚奎。彭德怀说:“红六军成立了,但缺乏干部,除派黄公略任军长外,我们还准备派些干部去。”李聚奎明白领导谈话的目的,就抢话说:“是不是要我去?已经决定了吗?”
“经我们研究决定,派你去任支队长。”彭德怀摊了牌。滕代远接着说:“你有什么意见?”
李聚奎一听是组织的决定,马上表态:“组织上决定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完全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彭德怀语重心长地说:“为了革命的需要,使我们许多互不相识的同志走到一起来了。为了革命的需要,又使我们许多互相熟悉的同志们分开了。总想留在老部队、老地区工作,这是一种缺乏发展眼光的保守观念。”彭德怀的教诲更加坚定了李聚奎的决心,他再一次强调:“我没有意见,请下命令吧!”
就这样,李聚奎告别了有着深厚感情的红五军,告别了熟悉的首长,告别了生死与共的战友,同黄公略、王如痴、陈振亚等人去组建红六军。
到红六军后,李聚奎先代理纵队长,继任大队长、支队长,在红九师任过3个团的团长。后在两年多点的时间内先后在红八、七、九3个师担任过师长。他回忆那段岁月时说:“那时,大家对职务高低,没有人计较,只要是工作需要,无论干什么都行,确实做到了能上能下。”1933年任红一方面军第一师师长的李聚奎在长征开始后,指挥打头阵,勇当开路先锋,突破敌人一道道封锁线。
1935年,党中央决定从红四方面军调兵力补充红一方面军,从红一方面军派些干部到红四方面军。8月,两个方面军在毛儿盖会合,双方干部开了一次联欢会。就在联欢会后,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找到李聚奎说:“军委决定调你到红四方面军去担任三十—军参谋长,命令已经下来了。”时任红一师师长的李聚奎当即表态:“服从军委命令!”准备了两天,他就随军团政委聂荣臻到了总部。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抽空找他谈话:“两大主力红军会合,这是中国革命的一大胜利,但也出现了一些扯皮的事情,你到四方面军后,不但要把分内工作做好,更重要的是要顾全大局,搞好两方的团结。”李聚奎表示一定努力工作,不辜负领导的期望。当天下午,他就到了红四方面军指挥部报到。
在红三十一军,他全力以赴,努力提高部队军事理论水平及战略战术素养,认真搞好参谋业务。因为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的影响,军长余天云在工作上消极配合。余天云百般排挤从红一方面军调入的人,曾对李聚奎暗藏杀机。李聚奎以大局为重,有理有节地与之展开斗争,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不久,中纵司令部与三十一军军部合并,余天云调红军大学学习(后犯错误被处分,跳进大金川自杀),中纵司令王树声兼军长,王维舟任参谋长。李聚奎改任军副参谋长,紧密配合军部领导工作。1936年10月,王维舟调走,李聚奎复任参谋长。升降之间,他的情绪没有半点波动。
抗战时期锻造三个纵队
1937年9月,李聚奎任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参谋长。1938年5月,李聚奎同副师长徐向前去冀南开拓根据地,具体负责接管在武强地区活动的杂色部队——段海洲率领的青年抗日义勇军,由指挥作战改作政治思想工作,担任该部政委。李聚奎知道改造段海洲那支四五千人的队伍对于增强抗战力量具有重要的意义,更明白在一个各色各样的人聚合的部队中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担子是不轻的,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他采取培养骨干入党、送人学习、请人授课等行之有效的办法整肃军纪,段部军容军貌为之一新。一个多月后,青年抗日义勇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青年纵队,段海洲任司令员,徐新吉任副司令员,李聚奎仍任政委。
1938年冬,李聚奎被派到鲁西北组建一二九师先遣纵队,重整鲁西北地区的抗战局面。在鲁西北地区,原有一支由爱国将领范筑先率领的队伍在活动。范筑先接受共产党的政策,学习八路军的抗战经验。他的抗日举动,曾得到毛泽东的亲笔慰勉。后因叛徒告密,他英勇战死在聊城城墙上。为了重振这块抗日阵地,八路军率部进驻鲁西北,李聚奎就担任组建先遣纵队重任。
李聚奎在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达成共识后,马上从地方抽调干部首先建立先纵的司、政、供、卫机关,接着从师部抽调一个营为先纵建制。他自己任先纵司令兼政委,刘致远任参谋长,王幼平任政治部主任。先遣纵队建立后,同时领导和指挥因纪念范筑先而命名的筑先纵队和青年纵队第三团及津浦支队。他们在鲁西北平原上又高举起抗战的旗帜,恢复和开展抗日斗争。到1940年6月,先遣纵队与筑先纵队合编为一二九师新八旅。整编任务完成后,李聚奎奉命回师。
1941年春,李聚奎在一二九师师部接受师政委邓小平的指示:“山西太岳区决死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薄一波一再要求我们给他派个有作战经验的军事指挥员,我们决定调你去。”李聚奎一听“决定”二字,不假思索就答应了。接着,师长刘伯承就决死第一纵队的建设和工作方法等问题向他作了详细的指示。最后,邓小平特别叮嘱:“你是农民出身,没有多少文化,决死队大都是青年学生,一定要注意工作方法;要能和知识分子打成—片。”李聚奎连连点头,表示一定克服脾气暴、性子急、工作方法较简单的缺点,同薄一波一道把决死第一纵队带好。就这样他走马上任,担任了决死队的副司令员。
李聚奎用两个月时间到所属各团走一圈,每个团住上十天半月,听取工作汇报,找营团干部谈话,全面了解部队的状况。回到师部后,他把所了解的情况向薄一波汇报,并建议把纵队编入一二九师序列,归于共产党领导,把与阎锡山脱离关系的问题公开,让决死队名正言顺。薄一波马上打电话,召来政治部的正、副主任,当即研究如何进行这项重大工作。会上,李聚奎建议:按八路军惯例开党代表大会,介绍部队党组织的发展壮大情况,选举党的负责人,再布置今后工作。统—思想后,马上实施方案。就在党代表会上,薄一波庄严宣布:“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
此后,李聚奎和薄一波互相支持,在部队中进行一系列的军政整训,使部队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太岳区与日伪进行了殊死的斗争。他俩一起历过多次险,在战斗中加深了了解和感情。薄一波后来任太岳区党委书记兼太岳军区政委。决死第一纵队改编为决一旅,李聚奎任旅长和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薄一波为《李聚奎回忆录》作序时说:“聚奎同志训练军队有方,作战机智沉着。”“聚奎同志对山西新军的建设是立下了功劳的。”
新中国成立后创建三个单位
新中国成立后,李聚奎无惧万事开头难,勇挑重担,到1958年,就一连领导创建了3个单位:东北军区后勤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石油工业部。
1950年7月,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在聂荣臻代总长的建议下,毛泽东批复同意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李聚奎改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不久兼后勤部第一政委)。李聚奎负责组织后勤机构,筹措战备物资,统管东北部队及边防军的后勤工作。李聚奎明白任务的艰巨性和重要性:艰巨在于刚解放,百废待兴,物资基础薄弱;重要在于为抗美援朝做好物质上的充分准备。他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他迎难而上,争取领导重视,争取了时间,8月7日就正式挂牌。在志愿军入朝之前,多方面筹集战备物资,培训后勤业务骨干。
1950年10月,志愿军入朝,东北地区作为志愿军总后方基地,东北军区后勤部就负责志愿军国内国外的后勤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困难多,加上又是出国作战的后勤保障,不同于以前的国内作战后勤保障。后勤机关是最先启动的高速运转的机构,个个都在争先恐后地工作。李聚奎—个人留在国内指挥,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每天吃住在指挥部里,只能休息四五个小时。1951年,李聚奎亲临前线,以腰部负伤的代价换取第一手资料,并向总司令员彭德怀汇报,建议建立志愿军后勤部(专管国外)和后方兵站配备高射炮,设置防空哨。彭德怀向军委报告后马上作出了部署,以更大的安全系数保证了运输线路的畅通。
李聚奎领导的东北军区后勤部和洪学智领导的志愿军后勤部在战争实践中取得了宝贵的经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李富春曾高度肯定过他们作出的重要贡献。1953年,毛泽东还指示李聚奎要“研究朝鲜战争中的后勤工作的现状和经验,以达到我军后勤工作现代化、正规化的目的”。
1952年9月,为了加强我军现代化建设,培养各方面高级军事人才,中央军委决定创办军队院校。后勤学院院长的合适人选就落到了李聚奎身上。在李聚奎的正确领导和组织下,经过广大干部、战士、职工的共同努力,在很短的时间内顺利地建起了后勤学院。建院后,他科学地总结自己多年的军队后勤实践,指导学院的教育教学工作,为我军后勤理论作出了贡献。
1958年,李聚奎这头老黄牛的犁铧又犁向石油工业这块待垦的“荒”地。中央决定成立石油工业部后,周恩来认为我国石油工业基础薄弱,要尽快把石油工业搞上去,就要从军队里选一个同志来,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像指挥打仗那样去指挥开发油田。在军委推荐的3位同志中,周恩来考虑再三,最后选定了李聚奎。
李聚奎获悉后,确实有点发怵。要离开工作多年的军队到地方去,且要到一个新建的对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非常重要的、专业性较强的部门去工作,他心里实在没底,便去找周恩来交心,毫不隐瞒地谈了怕干不好的顾虑。周恩来亲切地勉励他:“没有关系嘛,不懂就学,边干边学,什么事情都不是天生就会的。努力干吧,能干好的。”毛泽东听了石油工业汇报后发感慨:“搞石油艰苦!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革命加拼命”就成了李聚奎搞好石油工业的法宝。领导们的话语给了李聚奎信心和力量,他就大着胆子去组建石油工业部,开拓石油工业。从机构设置到抽调干部,从营建施工到规划调查,他都亲自过问,亲临现场。一个多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工业部”的牌子终于挂了起来。李聚奎牢记中央领导的指示和教诲,虚心向专家学习,重视调查研究,为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许多正确的决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8年2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前,薄一波打电话给李聚奎:“中央有个考虑,你与总后勤部政委余秋里对调—下,你有什么意见?”这个电话来得突然,但李聚奎不问原因,不假思索地就答复:“我没意见,在个人的工作安排上我从来都是听组织的。”薄一波再次问他:“有意见你就给我说。”李聚奎强调:“的确没有意见,有意见我会给你说的。”第二天在怀仁堂开会时,周恩来把李聚奎叫到一边,询问薄一波征求他意见一事,并问他对对调有没有意见。李聚奎想到自己在石油工业部工作的3年时间内,虽然条件差、困难多、工作重,但还是奠定了我国石油工业的基础,开创了新局面,在熟悉工作后本可以好好地干一场,但服从组织命令的信条不允许他为个人多想,就坚持自己的意见对周恩来说:“中央决定了的事情我没意见,要我到哪里就到哪里,上级怎么决定就怎么干。”周恩来听了,很高兴地说:“好呀,老同志嘛。不过你不能马上离开石油部,要带余秋里一段时间。”
这次人大会议后,余秋里来到了石油工业部。新、老部长在一段时间内配合默契,关系融洽,交接顺利。李聚奎后来回忆道:“全国解放后到1958年,我的工作调动过3次,在3个单位工作过,每个单位都是3年左右,每一次接到命令都是急于来火。新的单位、新的任务,边组建、边工作,虽然条件差一些、困难多一些、工作紧张一些,但在上级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下,都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自己也学到了新的知识。”这3个单位都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工作,他都奠好了基,开好了局。有人感叹地说:“李将军种的树很多,但他都不一定摘了果。”
1958年3月,李聚奎回到部队任总后勤部政委。这时对于授他什么军衔,成了总干部部的一个难题。他原来的部下和继任者有的授了大将,但大将只授10人,当准备做他工作时,他却先说:“就低不就高!”表现出他豁达大度、光明磊落的情怀。1966年4月,他调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77年恢复工作,又负责后勤学院的复建,任学院政委、党委第一书记。1981年退居二线,任中央军委顾问。
李聚奎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誓做党的“马前卒”,无论职位高低,无论工作转换,他都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勇挑重担,敢于开拓,成了共产党员的一面明镜。
红军时期叱咤多个部队
在戎马倥偬的岁月,李聚奎调动频繁,或升或降,从无二话。1929年在红五军任中队长、大队长。1930年调入红三军任大队长、第九师团长,参加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两次负伤。1930年红五军与赣西特委、湘赣边特委在遂川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两个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把赣西等地方的武装编为红六军。有一天,彭德怀、滕代远找到大病一场后在红五军军部等待分配的李聚奎。彭德怀说:“红六军成立了,但缺乏干部,除派黄公略任军长外,我们还准备派些干部去。”李聚奎明白领导谈话的目的,就抢话说:“是不是要我去?已经决定了吗?”
“经我们研究决定,派你去任支队长。”彭德怀摊了牌。滕代远接着说:“你有什么意见?”
李聚奎一听是组织的决定,马上表态:“组织上决定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完全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彭德怀语重心长地说:“为了革命的需要,使我们许多互不相识的同志走到一起来了。为了革命的需要,又使我们许多互相熟悉的同志们分开了。总想留在老部队、老地区工作,这是一种缺乏发展眼光的保守观念。”彭德怀的教诲更加坚定了李聚奎的决心,他再一次强调:“我没有意见,请下命令吧!”
就这样,李聚奎告别了有着深厚感情的红五军,告别了熟悉的首长,告别了生死与共的战友,同黄公略、王如痴、陈振亚等人去组建红六军。
到红六军后,李聚奎先代理纵队长,继任大队长、支队长,在红九师任过3个团的团长。后在两年多点的时间内先后在红八、七、九3个师担任过师长。他回忆那段岁月时说:“那时,大家对职务高低,没有人计较,只要是工作需要,无论干什么都行,确实做到了能上能下。”1933年任红一方面军第一师师长的李聚奎在长征开始后,指挥打头阵,勇当开路先锋,突破敌人一道道封锁线。
1935年,党中央决定从红四方面军调兵力补充红一方面军,从红一方面军派些干部到红四方面军。8月,两个方面军在毛儿盖会合,双方干部开了一次联欢会。就在联欢会后,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找到李聚奎说:“军委决定调你到红四方面军去担任三十—军参谋长,命令已经下来了。”时任红一师师长的李聚奎当即表态:“服从军委命令!”准备了两天,他就随军团政委聂荣臻到了总部。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抽空找他谈话:“两大主力红军会合,这是中国革命的一大胜利,但也出现了一些扯皮的事情,你到四方面军后,不但要把分内工作做好,更重要的是要顾全大局,搞好两方的团结。”李聚奎表示一定努力工作,不辜负领导的期望。当天下午,他就到了红四方面军指挥部报到。
在红三十一军,他全力以赴,努力提高部队军事理论水平及战略战术素养,认真搞好参谋业务。因为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的影响,军长余天云在工作上消极配合。余天云百般排挤从红一方面军调入的人,曾对李聚奎暗藏杀机。李聚奎以大局为重,有理有节地与之展开斗争,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不久,中纵司令部与三十一军军部合并,余天云调红军大学学习(后犯错误被处分,跳进大金川自杀),中纵司令王树声兼军长,王维舟任参谋长。李聚奎改任军副参谋长,紧密配合军部领导工作。1936年10月,王维舟调走,李聚奎复任参谋长。升降之间,他的情绪没有半点波动。
抗战时期锻造三个纵队
1937年9月,李聚奎任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参谋长。1938年5月,李聚奎同副师长徐向前去冀南开拓根据地,具体负责接管在武强地区活动的杂色部队——段海洲率领的青年抗日义勇军,由指挥作战改作政治思想工作,担任该部政委。李聚奎知道改造段海洲那支四五千人的队伍对于增强抗战力量具有重要的意义,更明白在一个各色各样的人聚合的部队中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担子是不轻的,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他采取培养骨干入党、送人学习、请人授课等行之有效的办法整肃军纪,段部军容军貌为之一新。一个多月后,青年抗日义勇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青年纵队,段海洲任司令员,徐新吉任副司令员,李聚奎仍任政委。
1938年冬,李聚奎被派到鲁西北组建一二九师先遣纵队,重整鲁西北地区的抗战局面。在鲁西北地区,原有一支由爱国将领范筑先率领的队伍在活动。范筑先接受共产党的政策,学习八路军的抗战经验。他的抗日举动,曾得到毛泽东的亲笔慰勉。后因叛徒告密,他英勇战死在聊城城墙上。为了重振这块抗日阵地,八路军率部进驻鲁西北,李聚奎就担任组建先遣纵队重任。
李聚奎在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达成共识后,马上从地方抽调干部首先建立先纵的司、政、供、卫机关,接着从师部抽调一个营为先纵建制。他自己任先纵司令兼政委,刘致远任参谋长,王幼平任政治部主任。先遣纵队建立后,同时领导和指挥因纪念范筑先而命名的筑先纵队和青年纵队第三团及津浦支队。他们在鲁西北平原上又高举起抗战的旗帜,恢复和开展抗日斗争。到1940年6月,先遣纵队与筑先纵队合编为一二九师新八旅。整编任务完成后,李聚奎奉命回师。
1941年春,李聚奎在一二九师师部接受师政委邓小平的指示:“山西太岳区决死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薄一波一再要求我们给他派个有作战经验的军事指挥员,我们决定调你去。”李聚奎一听“决定”二字,不假思索就答应了。接着,师长刘伯承就决死第一纵队的建设和工作方法等问题向他作了详细的指示。最后,邓小平特别叮嘱:“你是农民出身,没有多少文化,决死队大都是青年学生,一定要注意工作方法;要能和知识分子打成—片。”李聚奎连连点头,表示一定克服脾气暴、性子急、工作方法较简单的缺点,同薄一波一道把决死第一纵队带好。就这样他走马上任,担任了决死队的副司令员。
李聚奎用两个月时间到所属各团走一圈,每个团住上十天半月,听取工作汇报,找营团干部谈话,全面了解部队的状况。回到师部后,他把所了解的情况向薄一波汇报,并建议把纵队编入一二九师序列,归于共产党领导,把与阎锡山脱离关系的问题公开,让决死队名正言顺。薄一波马上打电话,召来政治部的正、副主任,当即研究如何进行这项重大工作。会上,李聚奎建议:按八路军惯例开党代表大会,介绍部队党组织的发展壮大情况,选举党的负责人,再布置今后工作。统—思想后,马上实施方案。就在党代表会上,薄一波庄严宣布:“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
此后,李聚奎和薄一波互相支持,在部队中进行一系列的军政整训,使部队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太岳区与日伪进行了殊死的斗争。他俩一起历过多次险,在战斗中加深了了解和感情。薄一波后来任太岳区党委书记兼太岳军区政委。决死第一纵队改编为决一旅,李聚奎任旅长和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薄一波为《李聚奎回忆录》作序时说:“聚奎同志训练军队有方,作战机智沉着。”“聚奎同志对山西新军的建设是立下了功劳的。”
新中国成立后创建三个单位
新中国成立后,李聚奎无惧万事开头难,勇挑重担,到1958年,就一连领导创建了3个单位:东北军区后勤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石油工业部。
1950年7月,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在聂荣臻代总长的建议下,毛泽东批复同意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李聚奎改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不久兼后勤部第一政委)。李聚奎负责组织后勤机构,筹措战备物资,统管东北部队及边防军的后勤工作。李聚奎明白任务的艰巨性和重要性:艰巨在于刚解放,百废待兴,物资基础薄弱;重要在于为抗美援朝做好物质上的充分准备。他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他迎难而上,争取领导重视,争取了时间,8月7日就正式挂牌。在志愿军入朝之前,多方面筹集战备物资,培训后勤业务骨干。
1950年10月,志愿军入朝,东北地区作为志愿军总后方基地,东北军区后勤部就负责志愿军国内国外的后勤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困难多,加上又是出国作战的后勤保障,不同于以前的国内作战后勤保障。后勤机关是最先启动的高速运转的机构,个个都在争先恐后地工作。李聚奎—个人留在国内指挥,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每天吃住在指挥部里,只能休息四五个小时。1951年,李聚奎亲临前线,以腰部负伤的代价换取第一手资料,并向总司令员彭德怀汇报,建议建立志愿军后勤部(专管国外)和后方兵站配备高射炮,设置防空哨。彭德怀向军委报告后马上作出了部署,以更大的安全系数保证了运输线路的畅通。
李聚奎领导的东北军区后勤部和洪学智领导的志愿军后勤部在战争实践中取得了宝贵的经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李富春曾高度肯定过他们作出的重要贡献。1953年,毛泽东还指示李聚奎要“研究朝鲜战争中的后勤工作的现状和经验,以达到我军后勤工作现代化、正规化的目的”。
1952年9月,为了加强我军现代化建设,培养各方面高级军事人才,中央军委决定创办军队院校。后勤学院院长的合适人选就落到了李聚奎身上。在李聚奎的正确领导和组织下,经过广大干部、战士、职工的共同努力,在很短的时间内顺利地建起了后勤学院。建院后,他科学地总结自己多年的军队后勤实践,指导学院的教育教学工作,为我军后勤理论作出了贡献。
1958年,李聚奎这头老黄牛的犁铧又犁向石油工业这块待垦的“荒”地。中央决定成立石油工业部后,周恩来认为我国石油工业基础薄弱,要尽快把石油工业搞上去,就要从军队里选一个同志来,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像指挥打仗那样去指挥开发油田。在军委推荐的3位同志中,周恩来考虑再三,最后选定了李聚奎。
李聚奎获悉后,确实有点发怵。要离开工作多年的军队到地方去,且要到一个新建的对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非常重要的、专业性较强的部门去工作,他心里实在没底,便去找周恩来交心,毫不隐瞒地谈了怕干不好的顾虑。周恩来亲切地勉励他:“没有关系嘛,不懂就学,边干边学,什么事情都不是天生就会的。努力干吧,能干好的。”毛泽东听了石油工业汇报后发感慨:“搞石油艰苦!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革命加拼命”就成了李聚奎搞好石油工业的法宝。领导们的话语给了李聚奎信心和力量,他就大着胆子去组建石油工业部,开拓石油工业。从机构设置到抽调干部,从营建施工到规划调查,他都亲自过问,亲临现场。一个多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工业部”的牌子终于挂了起来。李聚奎牢记中央领导的指示和教诲,虚心向专家学习,重视调查研究,为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许多正确的决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8年2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前,薄一波打电话给李聚奎:“中央有个考虑,你与总后勤部政委余秋里对调—下,你有什么意见?”这个电话来得突然,但李聚奎不问原因,不假思索地就答复:“我没意见,在个人的工作安排上我从来都是听组织的。”薄一波再次问他:“有意见你就给我说。”李聚奎强调:“的确没有意见,有意见我会给你说的。”第二天在怀仁堂开会时,周恩来把李聚奎叫到一边,询问薄一波征求他意见一事,并问他对对调有没有意见。李聚奎想到自己在石油工业部工作的3年时间内,虽然条件差、困难多、工作重,但还是奠定了我国石油工业的基础,开创了新局面,在熟悉工作后本可以好好地干一场,但服从组织命令的信条不允许他为个人多想,就坚持自己的意见对周恩来说:“中央决定了的事情我没意见,要我到哪里就到哪里,上级怎么决定就怎么干。”周恩来听了,很高兴地说:“好呀,老同志嘛。不过你不能马上离开石油部,要带余秋里一段时间。”
这次人大会议后,余秋里来到了石油工业部。新、老部长在一段时间内配合默契,关系融洽,交接顺利。李聚奎后来回忆道:“全国解放后到1958年,我的工作调动过3次,在3个单位工作过,每个单位都是3年左右,每一次接到命令都是急于来火。新的单位、新的任务,边组建、边工作,虽然条件差一些、困难多一些、工作紧张一些,但在上级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下,都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自己也学到了新的知识。”这3个单位都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工作,他都奠好了基,开好了局。有人感叹地说:“李将军种的树很多,但他都不一定摘了果。”
1958年3月,李聚奎回到部队任总后勤部政委。这时对于授他什么军衔,成了总干部部的一个难题。他原来的部下和继任者有的授了大将,但大将只授10人,当准备做他工作时,他却先说:“就低不就高!”表现出他豁达大度、光明磊落的情怀。1966年4月,他调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77年恢复工作,又负责后勤学院的复建,任学院政委、党委第一书记。1981年退居二线,任中央军委顾问。
李聚奎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誓做党的“马前卒”,无论职位高低,无论工作转换,他都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勇挑重担,敢于开拓,成了共产党员的一面明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