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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社会管理而言，政府治权是具有世界性的基本统治形式。统而言之，在殖民时代到来之前，政府治权在类别上大致可以被分为两种模式：一是制度性的缘法而治，二是血缘性的世袭罔替。而在酋长制的传统非洲社会中，政府治权便采用第二种模式产生，即作为统治者的酋长对他的臣民拥有宗法性的绝对政治特权。这种特权将家族等级和政治等级合二为一，是以血脉相通为核心关系的非洲贵族分配政府治权的重要手段，其合法性来自于神秘主义色彩浓厚的宗教信仰。换言之，这个时期的非洲社会在传统文化和宗教教义的影响下，逐步构建了一套以“家国同构”为主体的治权制度。有学者认定殖民时代以前的非洲社会并没有形成系统化的政府治权，是欧洲的奴隶主们为近代的非洲大陆建立了最早的法律体系、统治秩序和政府机构。然而史实证明，非洲大陆各个国家从古至今一直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治权模式。地理意义上的幅员辽阔决定了非洲大陆千百年来为不同的文化、民族提供了生息繁衍的空间，而正是这种多民族、多文化的社会特点，使得非洲国家产生了一系列以各种信仰教义为主导的多样的统治模式。
根据国家的不同，非洲社会的统治模式会在思想、政治、法律、道德等层面上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差异。不过，对于权力结构而言，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规范是约束非洲酋长世袭统治的理论基础。这种社会规范代表了权力的高度道德化。它提倡个人品德的忠、义、仁、礼，是非洲统治者必须恪守的传统准则。虽然人们可能会认为，古代的非洲社会并没有将统治模式理论化，但不难看出，传统的社会规范迫使古代非洲的统治阶级与它的臣民缔结了一种社会契约，这种契约与现代西方的政治模式是类似的。所以，作为非洲国家最高统治者的酋长虽然拥有代其臣民行使所有权利的自由，但是，在传统礼法的约束下，统治者的道德缺失也将导致其政治权利的改弦易辙。也就是说，传统非洲社会对政府治权的认识是建立在“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的观念之上的。夸希迦（Quashigah）将此种观念总结为：“颠覆礼法者，人恒颠覆之。”[1]因此，百姓乐用、人心向背是决定古代非洲统治阶级内部稳定秩序的关键所在。
（一）历史演进变化
1.天赋人权的酋长制模式
殖民时代之前，由酋长领导的非洲传统社会实行的是一种较为原始的部落治权，酋长权力源于上天赐予，力量神圣强大。这种部落治权构成了古代非洲国家的集权制度。包括阿散蒂帝国（今加纳）在内的绝大多数非洲古代集权国家，它们所建立的统治形式，就是这种部落治权的制度化表现。于是，被礼法道德钳制的非洲集权统治者在政府治权上受到了“仁而有序”思想的理论挑战。也就是说，主张忠、义、仁、礼的传统社会规范限制了集权政治的作用范围，让代表古代非洲统治阶级的部落酋长无法基于道德层面展现政府治权的随意性和专断性，使得“政由礼出”的理想权力结构成为可能。在这种理想状态下，非洲民众被赋予了反抗异常政府治权的伦理义务。所以，夸希迦才说：“君之制民者，出于民也。”[1]
2.专制集权的元老院模式
在十九世纪的殖民主义出现以前，非洲大陆曾经存在过各种形态的社会组织，而这些社会组织见证了非洲各国从原始公社到集权国家的发展过程。史学界的传统观点认为，国家化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尼罗河流域。然而，直到欧洲列强入侵这块大陆之前，绝大多数的非洲民族依旧依赖于原始公社来维系基本的社会结构。这种原始公社在性质上奉行平均主义，其治权模式取决于公社成年劳动力的共识共理。原始公社没有阶级概念，也就没有治权的精英模式，因此原始公社的治权并不具备集权国家的独断性。贝鲁奇（Bellucci）认为，在近代，存在于非洲大陆各处的原始公社迅速完成了分权治理结构的集权化转变，使包括阿散蒂帝国在内的诸多中央集权制国家得以出现在了非洲的历史舞台上，为今天非洲各国的统一创造了客观的历史条件[2]。在集权制的非洲国家中，作为元首的酋长将在元老院的协助下，实行专制统治。这在治权体系上与现代文明颇有些类似，即元老院兼具监察廉政和襄赞机要的双重职能。
3.传统势力与现代力量协调的均衡模式
经历长期殖民统治后，当今非洲大陆诸如加纳、贝宁和刚果等国家均成立依法治理、分权制衡的民主共和国，然而这种民主在贫穷、落后和传统意识固化的条件约束下是无法充分发展的。加纳现采取一种保守的协调模式，即找到加纳传统势力和现代力量联合执政的平衡点，力图最大限度发挥两方的作用，以共同促进加纳整个国家的稳妥发展。期间，加纳社会较为稳定，但发展速度相对缓慢。
自有政党成立以来，加纳政治一直受到政党意识形态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起，加纳两种主要的政治传统，即布西亚主义传统和恩克鲁玛主义传统就已经存在。布西亚主义者通常被看作是“右派”，即更为保守，而恩克鲁玛主义者则为“左派”，即更为激进。在所有民事活动被取缔的军事独裁统治期间，克瓦米·恩克鲁玛福利协会、恩克鲁玛主义国家协调委员会和布西亚主义纪念俱乐部秘密组建，旨在维持两种主要政治传统的原则以及促进其价值观的发展。随后，包括雄鹰俱乐部、新国家俱乐部和罗林斯球迷俱乐部在内的团体，成为主张第三种政治传统的典型组织，这类人被称作罗林斯主义者，核心主张是民粹主义与进步主义。当前，加纳第四共和国的政党组织与三种政治传统，即布西亚主义、恩克鲁玛主义和罗林斯主义之间呈现出密切的关联性。
迄今，由加纳选举委员会记录在案的政党總数高达25个，表明加纳多党议政制受到宪法保障，但实际上，加纳政治发展主要是由全国民主大会党和新爱国党交替主导。全国民主大会党以社会主义作为其活动纲领和指导思想，强调在多党多民族环境下，所有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关系中享受平等待遇，并且弱势群体能通过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相结合而得到应有的保护与关照。新爱国党追求自由民主，即个人财产自由和市场经济自由，目的在于解放人民的力量，促进民主的发展，以及通过法律和政治手段来维护公众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与正义权。 加纳1992年宪法定义酋长为正统家族出身，经合法程序提名，由部族成员投票表决后得以产生。此宪法赋予酋长制度与传统委员会制度合法性，但明确禁止各酋长参与政党活动。宪法确立酋长院的三级制度，即全国酋长院、区域酋长院和传统委员会。酋长职务由宪法规定，分别是：一为国务院成员，由全国酋长院主席担任;二为国土委员会委员，由全国酋长院提名一位代表担任;三为司法委员会委员，由全国酋长院提名一位代表担任;四为区域协调委员会委员，由区域酋长院举荐两位代表担任。据此宪法，区域酋长院拥有对传统委员会的申诉仲裁权，全国酋长院保留对区域酋长院的申诉仲裁权，而最高法院则保留对全国酋长院的申诉仲裁权。此外，区域酋长院有权改变传统委员会的决定以及有权建议传统委员会对特定事项重新进行审议，并且区域酋长院可以向传统委员会作出指示或施加压力。
（二）未来发展探索
纵然加纳现代政治已把酋长制度纳入范围，但政党活动与酋长文化之间仍较为割裂，二元分立现象突出，使得加纳的政党政治体系与传统酋长制度在权力分配和管辖范围规划上存在尚未消除的矛盾和冲突，导致加纳国内局势表面看似稳定而内部实际分化。因此，探寻如何对待正确对待和处理现代社会政党政治力量与传统历史酋长制度势力之间的关系对现在乃至未来的加纳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与保守相对的是激进，对此现状，加纳可采取集合一批有能力、有远见、有大局观的政治精英领导革命的路径，以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此前须削弱甚至剔除加纳人民的封建意识，培养其科学先进的政治意识，以对革命不产生抵触心理甚至报以支持。这条激进之路成效来的更快，但拔苗助长也会带来更多社会问题需要解决，因而利弊需要谨慎权衡。在正确处理国内主要政治势力关系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国家经济和外交发展也是加纳的当务之急。经济是一切的基础，经济有所发展，政治、文化、教育、社会管理和医疗卫生等才得以进步，国家的综合实力也随之提高。并且，无论社会发展道路如何，加纳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始终是决定其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对外开放水平提高，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也进而增强。
在民主政治的趋势下，加纳政党政治将进一步发展，并在民主意识增强和民主政治机制完善的情况下不断提升。尽管加纳未来发展之路仍将面临诸多挑战，但政党政治将继续作为引领加纳国家和文明前进的车轮，愈发辙深，也越加轴活。
参考文献
[1]Kingsley S. Agomor. Guide to the World States： History of Ghana. 2018.
[2]Lord Mawuko-Yevugah， Enoch Amoah. Guide to the World States： Politics of Ghana. 2018.
電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成都 611731
根据国家的不同，非洲社会的统治模式会在思想、政治、法律、道德等层面上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差异。不过，对于权力结构而言，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规范是约束非洲酋长世袭统治的理论基础。这种社会规范代表了权力的高度道德化。它提倡个人品德的忠、义、仁、礼，是非洲统治者必须恪守的传统准则。虽然人们可能会认为，古代的非洲社会并没有将统治模式理论化，但不难看出，传统的社会规范迫使古代非洲的统治阶级与它的臣民缔结了一种社会契约，这种契约与现代西方的政治模式是类似的。所以，作为非洲国家最高统治者的酋长虽然拥有代其臣民行使所有权利的自由，但是，在传统礼法的约束下，统治者的道德缺失也将导致其政治权利的改弦易辙。也就是说，传统非洲社会对政府治权的认识是建立在“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的观念之上的。夸希迦（Quashigah）将此种观念总结为：“颠覆礼法者，人恒颠覆之。”[1]因此，百姓乐用、人心向背是决定古代非洲统治阶级内部稳定秩序的关键所在。
（一）历史演进变化
1.天赋人权的酋长制模式
殖民时代之前，由酋长领导的非洲传统社会实行的是一种较为原始的部落治权，酋长权力源于上天赐予，力量神圣强大。这种部落治权构成了古代非洲国家的集权制度。包括阿散蒂帝国（今加纳）在内的绝大多数非洲古代集权国家，它们所建立的统治形式，就是这种部落治权的制度化表现。于是，被礼法道德钳制的非洲集权统治者在政府治权上受到了“仁而有序”思想的理论挑战。也就是说，主张忠、义、仁、礼的传统社会规范限制了集权政治的作用范围，让代表古代非洲统治阶级的部落酋长无法基于道德层面展现政府治权的随意性和专断性，使得“政由礼出”的理想权力结构成为可能。在这种理想状态下，非洲民众被赋予了反抗异常政府治权的伦理义务。所以，夸希迦才说：“君之制民者，出于民也。”[1]
2.专制集权的元老院模式
在十九世纪的殖民主义出现以前，非洲大陆曾经存在过各种形态的社会组织，而这些社会组织见证了非洲各国从原始公社到集权国家的发展过程。史学界的传统观点认为，国家化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尼罗河流域。然而，直到欧洲列强入侵这块大陆之前，绝大多数的非洲民族依旧依赖于原始公社来维系基本的社会结构。这种原始公社在性质上奉行平均主义，其治权模式取决于公社成年劳动力的共识共理。原始公社没有阶级概念，也就没有治权的精英模式，因此原始公社的治权并不具备集权国家的独断性。贝鲁奇（Bellucci）认为，在近代，存在于非洲大陆各处的原始公社迅速完成了分权治理结构的集权化转变，使包括阿散蒂帝国在内的诸多中央集权制国家得以出现在了非洲的历史舞台上，为今天非洲各国的统一创造了客观的历史条件[2]。在集权制的非洲国家中，作为元首的酋长将在元老院的协助下，实行专制统治。这在治权体系上与现代文明颇有些类似，即元老院兼具监察廉政和襄赞机要的双重职能。
3.传统势力与现代力量协调的均衡模式
经历长期殖民统治后，当今非洲大陆诸如加纳、贝宁和刚果等国家均成立依法治理、分权制衡的民主共和国，然而这种民主在贫穷、落后和传统意识固化的条件约束下是无法充分发展的。加纳现采取一种保守的协调模式，即找到加纳传统势力和现代力量联合执政的平衡点，力图最大限度发挥两方的作用，以共同促进加纳整个国家的稳妥发展。期间，加纳社会较为稳定，但发展速度相对缓慢。
自有政党成立以来，加纳政治一直受到政党意识形态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起，加纳两种主要的政治传统，即布西亚主义传统和恩克鲁玛主义传统就已经存在。布西亚主义者通常被看作是“右派”，即更为保守，而恩克鲁玛主义者则为“左派”，即更为激进。在所有民事活动被取缔的军事独裁统治期间，克瓦米·恩克鲁玛福利协会、恩克鲁玛主义国家协调委员会和布西亚主义纪念俱乐部秘密组建，旨在维持两种主要政治传统的原则以及促进其价值观的发展。随后，包括雄鹰俱乐部、新国家俱乐部和罗林斯球迷俱乐部在内的团体，成为主张第三种政治传统的典型组织，这类人被称作罗林斯主义者，核心主张是民粹主义与进步主义。当前，加纳第四共和国的政党组织与三种政治传统，即布西亚主义、恩克鲁玛主义和罗林斯主义之间呈现出密切的关联性。
迄今，由加纳选举委员会记录在案的政党總数高达25个，表明加纳多党议政制受到宪法保障，但实际上，加纳政治发展主要是由全国民主大会党和新爱国党交替主导。全国民主大会党以社会主义作为其活动纲领和指导思想，强调在多党多民族环境下，所有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关系中享受平等待遇，并且弱势群体能通过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相结合而得到应有的保护与关照。新爱国党追求自由民主，即个人财产自由和市场经济自由，目的在于解放人民的力量，促进民主的发展，以及通过法律和政治手段来维护公众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与正义权。 加纳1992年宪法定义酋长为正统家族出身，经合法程序提名，由部族成员投票表决后得以产生。此宪法赋予酋长制度与传统委员会制度合法性，但明确禁止各酋长参与政党活动。宪法确立酋长院的三级制度，即全国酋长院、区域酋长院和传统委员会。酋长职务由宪法规定，分别是：一为国务院成员，由全国酋长院主席担任;二为国土委员会委员，由全国酋长院提名一位代表担任;三为司法委员会委员，由全国酋长院提名一位代表担任;四为区域协调委员会委员，由区域酋长院举荐两位代表担任。据此宪法，区域酋长院拥有对传统委员会的申诉仲裁权，全国酋长院保留对区域酋长院的申诉仲裁权，而最高法院则保留对全国酋长院的申诉仲裁权。此外，区域酋长院有权改变传统委员会的决定以及有权建议传统委员会对特定事项重新进行审议，并且区域酋长院可以向传统委员会作出指示或施加压力。
（二）未来发展探索
纵然加纳现代政治已把酋长制度纳入范围，但政党活动与酋长文化之间仍较为割裂，二元分立现象突出，使得加纳的政党政治体系与传统酋长制度在权力分配和管辖范围规划上存在尚未消除的矛盾和冲突，导致加纳国内局势表面看似稳定而内部实际分化。因此，探寻如何对待正确对待和处理现代社会政党政治力量与传统历史酋长制度势力之间的关系对现在乃至未来的加纳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与保守相对的是激进，对此现状，加纳可采取集合一批有能力、有远见、有大局观的政治精英领导革命的路径，以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此前须削弱甚至剔除加纳人民的封建意识，培养其科学先进的政治意识，以对革命不产生抵触心理甚至报以支持。这条激进之路成效来的更快，但拔苗助长也会带来更多社会问题需要解决，因而利弊需要谨慎权衡。在正确处理国内主要政治势力关系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国家经济和外交发展也是加纳的当务之急。经济是一切的基础，经济有所发展，政治、文化、教育、社会管理和医疗卫生等才得以进步，国家的综合实力也随之提高。并且，无论社会发展道路如何，加纳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始终是决定其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对外开放水平提高，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也进而增强。
在民主政治的趋势下，加纳政党政治将进一步发展，并在民主意识增强和民主政治机制完善的情况下不断提升。尽管加纳未来发展之路仍将面临诸多挑战，但政党政治将继续作为引领加纳国家和文明前进的车轮，愈发辙深，也越加轴活。
参考文献
[1]Kingsley S. Agomor. Guide to the World States： History of Ghana. 2018.
[2]Lord Mawuko-Yevugah， Enoch Amoah. Guide to the World States： Politics of Ghana. 2018.
電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成都 611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