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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罗伯特·伯恩鲍姆在其著作《大学运行模式》中提出四种大学组织的运行模式，分别是：学会组织模式、官僚组织模式、政党组织模式和无政府组织模式。这四种模式有着不同的组织系统特征，四种组织系统的领导方式也各不相同。
【关键词】大学运行 模式 条件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7-0234-02
李爱民博士在《冲突与和谐：不同大学组织模式中管理人员与教师的关系》中提出，与四种大学组织运行模式相对应的，行政人员和教师的关系各不相同，分别表现为：平等与和谐、离散与隔膜、对立与对话、自由与自主。
朱晓刚博士在《不同大学组织模式中的校长角色探析》中谈到，存在对应四种大学组织运行模式的四种不同类型的大学校长：“学术型”校长、“管理型校长”、“政治型校长”和“领袖型校长”。
一、四种大学组织系统的特征
1.学会组织系统的特征
学会可以看作是一个社会团体，类似于行会。学会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参与学校事务的权力；在志趣相投、和谐并能发展友谊、良好的社交和互助的学者群中的成员资格；取消对不同学科教师的优待，各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具有同等的价值（鲍恩和舒斯特，1986）。书中虚构了赫里蒂奇学院作为学会组织的单位。
（1）学会成员间地位平等、权利对等
学会组织成员都经过一定的训练或者具有某种“技艺”。在这种以职业或手艺为导向的组织里，天然地不存在学会成员间阶级或地位的不平等。书中提到，赫里蒂奇学院中的所有教师和管理人员都具有高级学术职称或专业学位。
成员间的平等对话一方面可以发挥每位成员的民主权利，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诚然，民主权利的发挥和决策的科学合理化是以牺牲工作效率为前提的。但讨论和决策问题之前，给予教师和管理人员充分的时间对问题深思熟虑，并允许其发表意见，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2）学会组织规模较小
组织成员都可以民主参与讨论和决策事务，其规模一般不会太大。有些人认为，一个学术团体的传统只有在不超过10名教师和150名学生的学校中才能得以保持（古德曼，1962）。伯恩鲍姆认为这种限制有些过于苛刻，但他也没有具体指出规模较小的量化标准是多少。笔者认为，民主与人数没有必然的联系。例如，我国高校党委领导特色。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扬民主，讨论和决策问题与事务；进而选取党代表进行院系级讨论，最终在校党委层级决策。层级不是等级，虽有垂直管理和隶属关系，但中共党员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所以在我国高校中，或许可以实现大学中学会的特色。
2.官僚组织系统的特征
通过系统地协调许多个体的工作以实现大面积的管理任务而设计的组织类型叫做官僚组织（布劳，1956）。
（1）垂直负责，科层管理
垂直负责和科层管理可以有效提高工作效率。但笔者认为，在大学中的行政领域可以采用官僚组织模式，但在负责具体教学环节的二级学院可能不适合采用此种方式，当教学成为效率的附庸，大学也就失去了其本真。在教学领域和部门，应采用学会组织模式。“权变理论的实质就是在不同条件下采用不同的组织和管理形式是最有效的”（伯恩鲍姆，2002）。但遗憾的是目前我国高校大部分还是官僚组织模式。
（2）固定程式，领导决策
官僚组织模式中，工作人员职责明确，内容清晰，所有工作都在流程中进行，即使有人员变动，但只要告诉新人员其工作的固定程式，一般情形下不会影响正常的工作效率。在决策领域，领导成为左右决策的最关键人物。组织的许多权力都操纵在英雄人物手中，人们对英雄人物也抱有巨大的期望（鲍德里奇，1978）。这种英雄式的领导，一方面可以增强领导“卡里斯玛”效应，形成一种崇拜和服从的文化氛围，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造成领导“独断专行”。
3.政党组织系统的特征
把高校看成是一种政党组织系统，就是说它是由拥有各种利益、主张、目的的子联盟组成的超级联盟（赛尔特和马奇，1963）。每一个子联盟又是由许多利益团体构成的。这些团体至少在目标上具有某种共同之处，能够协同工作，努力实现共同的目标（巴卡拉克，1980）。
（1）政党利益决定决策走向
高校资源是一定的，不同专业和不同团体获得的资源也是有限的，但在有限的资源内获取最大资源，这是团体联盟成政党的根本内驱力。联盟在权力决策层的人数会影响资源分配，但政党利益是否符合学校利益，往往政党很少考虑。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对立是可以预想的，但当一方政党提出的问题建议和意见与其他政党利益联系不大时，其他政党大部分时候会漠不关心。伯恩鲍姆在书中说，“可见，政党组织系统是没有什么责任感的。”
（2）政党组织的低效率
在政党的博弈中，说服与被说服的动态过程屡见不鲜。激烈的争论和不容易达成一致和妥协造成了政党组织系统的低效率。然而这种低效率反而保持了学校的稳定。书中虚构的维吉勒州立大学，人们从不同的渠道获取信息，同时根据自己的认识作出不同的判断和解读，但事实上没有人能够准确知道学校发生了什么以及学校将会发生什么。然而这恰恰让学校能够有效的运行。“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政党间的联盟会随着某一政党获得的大多数资源而相互联系，一般性的“你支持，我反对”的模式会存在于政党联盟间。这种动态地相互支持或反对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学校的稳定。
4.无政府组织系统的特征
“无政府”并不是意味着没有正当有序的管理，而是一种遵循自身信念行动的理念。无政府组织系统的特征有三个：目标的或然性；技术的不明确性和参与人员的流动性。
（1）目标的或然性
无政府组织强调个人信念，然而每个人对于同一事务的认识可能会不一致，共事的人在对解决同一问题所要达到的目标上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强调个人信念意味着支持个性，个性在高校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创新上。目标的或然性虽然存在管理上一定的困难，但在深远意义上可能会产生创新性的思想或产品。 （2）技术的不明确性
无政府组织系统的特征绕不开个人信念，或者说离不开个性。技术意味着方法，个性化的方式决定了技术的不明确性。每位教师都有自己的教学方法，都有自己的“技术”，最大限度的发挥其水平和能力，根据个人信念作出判断和选择，是教师的职责。至于技术的不明确，反而成为了无政府组织的特色。
（3）参与人员的流动性
在无政府组织系统内，两个相关问题的决策一般不可能由相同的人群作出。这保证了对问题看法和意见的多样性，也符合个性的理念。然而参与人员对于问题的选择具有自主性，参与人员多方位的参与不同问题和决策的讨论，这是无政府组织系统的文化使然。
无政府组织系统很特别，其个性化的信念与行动、由个体组成的团体的自主活动的特色是其他三种系统所很难具备的。但以上提到的三种特征确实很接近大学追求学术的根本特征，但如何在大学的管理部门有效地施加无政府组织的影响，值得探索。管理要求效率，效率来源于目标明确，方法步骤清晰等过程。然而无政府组织系统强调的个性与其有点背道而驰。
二、四种模式间的转换及其条件
1.四种模式间的转换
四种模式都可以属于大学，但任何一所大学从成立到发展很难保持某一种运行模式。当今大学有可能是两种模式共存，也可能是三种模式交叉杂糅。但无论是如何转变，其转变的过程已经发生，维持大学某种模式运行的要素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变化。笔者认为有历史条件、外部环境、校长等方面的因素会造成大学选择不同的运行模式。
2.转换的条件
（1）历史条件
一所大学的底蕴可以通过其办学历史和固有校园风貌体现出来，如哈佛大学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以研究作为学校办学目标的。在二百多年时间里，研究主题一以贯之，哈佛大学已经找到了适宜其发展的运行模式。大学运行模式的转换还要考虑其是否有转换的历史经验。我国1952年院系调整中，医学或工学院独自成为大学，如北京医科大学前身属于北京大学。单科性大学与综合性大学的运行模式会有不同，近些年将单科性大学并入综合性大学的呼声越来越高，有了以前运行模式的转变，即使未来将大学合并，理论上也不会很难适应运行模式的转变。
（2）外部环境
高等教育系统对社会环境的适应，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所培养的各级各类专业人才的质量、规格要适应社会各子系统的需求，特别是当时当地政治、经济发展的需求（贺祖斌，2005）。当一所高校面临毕业生找工作难的时候，不得不调整学校战略规划，去满足社会子系统的需求，从而转变大学运行模式。诚然，笔者默认了研究型大学与应用型大学在大学运行模式上的不同：研究型大学的运行模式趋向于学会组织系统，应用型大学趋向于官僚组织系统。高校与其他高校间的竞争也会使其改变大学运行模式。随着我国民办大学的兴起，高校间在生源、经费和影响力方面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高校只关注“学术”不重视“效率”或者只在乎“小团体”利益没有“整体”大局观，可能就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3）校长的战略规划与领导风格
校长是一所大学的精神象征和领袖，其既是学术上的带头人，又是行政的最高领导。校长对于学校的未来规划与自身气质对于大学运行模式有着一定的影响。朱晓刚博士提出的四种校长类型对应了四种运行模式。笔者认为，一种类型的校长并不一定只使用一种方式来运作一所大学，如“学术型”校长不可能只会用“学术”的方式管理大学。校长在审时度势预测未来大学发展走向的同时，赋予大学更多管理的风格和艺术。我国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不仅面临学术、行政，还要兼顾党的工作，所以校长在选择哪种大学运行方式时，很难做到“一刀切”。校长的思路与大学既有的运行模式有可能会不统一，甚至有一定的矛盾与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校长与既有模式的博弈成为大学运行模式转换的重点因素。
西方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在我国高校中，学术与行政的双轨发展已成既定事实，为何不能将学术事务用学会组织系统方式运行，将行政事务用官僚组织系统方式运行。诚然，大学运行是复杂的过程，在团体利益间的权力与资源的争夺和团体自主发展的过程，很难用前两者运行模式进行，但分类处理属于大学内部的事务，应该可以成为未来高校改革的方向和内容。
参考文献：
[1] [美]伯恩鲍姆.大学运行模式[M].别敦荣译.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
【关键词】大学运行 模式 条件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7-0234-02
李爱民博士在《冲突与和谐：不同大学组织模式中管理人员与教师的关系》中提出，与四种大学组织运行模式相对应的，行政人员和教师的关系各不相同，分别表现为：平等与和谐、离散与隔膜、对立与对话、自由与自主。
朱晓刚博士在《不同大学组织模式中的校长角色探析》中谈到，存在对应四种大学组织运行模式的四种不同类型的大学校长：“学术型”校长、“管理型校长”、“政治型校长”和“领袖型校长”。
一、四种大学组织系统的特征
1.学会组织系统的特征
学会可以看作是一个社会团体，类似于行会。学会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参与学校事务的权力；在志趣相投、和谐并能发展友谊、良好的社交和互助的学者群中的成员资格；取消对不同学科教师的优待，各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具有同等的价值（鲍恩和舒斯特，1986）。书中虚构了赫里蒂奇学院作为学会组织的单位。
（1）学会成员间地位平等、权利对等
学会组织成员都经过一定的训练或者具有某种“技艺”。在这种以职业或手艺为导向的组织里，天然地不存在学会成员间阶级或地位的不平等。书中提到，赫里蒂奇学院中的所有教师和管理人员都具有高级学术职称或专业学位。
成员间的平等对话一方面可以发挥每位成员的民主权利，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诚然，民主权利的发挥和决策的科学合理化是以牺牲工作效率为前提的。但讨论和决策问题之前，给予教师和管理人员充分的时间对问题深思熟虑，并允许其发表意见，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2）学会组织规模较小
组织成员都可以民主参与讨论和决策事务，其规模一般不会太大。有些人认为，一个学术团体的传统只有在不超过10名教师和150名学生的学校中才能得以保持（古德曼，1962）。伯恩鲍姆认为这种限制有些过于苛刻，但他也没有具体指出规模较小的量化标准是多少。笔者认为，民主与人数没有必然的联系。例如，我国高校党委领导特色。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扬民主，讨论和决策问题与事务；进而选取党代表进行院系级讨论，最终在校党委层级决策。层级不是等级，虽有垂直管理和隶属关系，但中共党员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所以在我国高校中，或许可以实现大学中学会的特色。
2.官僚组织系统的特征
通过系统地协调许多个体的工作以实现大面积的管理任务而设计的组织类型叫做官僚组织（布劳，1956）。
（1）垂直负责，科层管理
垂直负责和科层管理可以有效提高工作效率。但笔者认为，在大学中的行政领域可以采用官僚组织模式，但在负责具体教学环节的二级学院可能不适合采用此种方式，当教学成为效率的附庸，大学也就失去了其本真。在教学领域和部门，应采用学会组织模式。“权变理论的实质就是在不同条件下采用不同的组织和管理形式是最有效的”（伯恩鲍姆，2002）。但遗憾的是目前我国高校大部分还是官僚组织模式。
（2）固定程式，领导决策
官僚组织模式中，工作人员职责明确，内容清晰，所有工作都在流程中进行，即使有人员变动，但只要告诉新人员其工作的固定程式，一般情形下不会影响正常的工作效率。在决策领域，领导成为左右决策的最关键人物。组织的许多权力都操纵在英雄人物手中，人们对英雄人物也抱有巨大的期望（鲍德里奇，1978）。这种英雄式的领导，一方面可以增强领导“卡里斯玛”效应，形成一种崇拜和服从的文化氛围，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造成领导“独断专行”。
3.政党组织系统的特征
把高校看成是一种政党组织系统，就是说它是由拥有各种利益、主张、目的的子联盟组成的超级联盟（赛尔特和马奇，1963）。每一个子联盟又是由许多利益团体构成的。这些团体至少在目标上具有某种共同之处，能够协同工作，努力实现共同的目标（巴卡拉克，1980）。
（1）政党利益决定决策走向
高校资源是一定的，不同专业和不同团体获得的资源也是有限的，但在有限的资源内获取最大资源，这是团体联盟成政党的根本内驱力。联盟在权力决策层的人数会影响资源分配，但政党利益是否符合学校利益，往往政党很少考虑。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对立是可以预想的，但当一方政党提出的问题建议和意见与其他政党利益联系不大时，其他政党大部分时候会漠不关心。伯恩鲍姆在书中说，“可见，政党组织系统是没有什么责任感的。”
（2）政党组织的低效率
在政党的博弈中，说服与被说服的动态过程屡见不鲜。激烈的争论和不容易达成一致和妥协造成了政党组织系统的低效率。然而这种低效率反而保持了学校的稳定。书中虚构的维吉勒州立大学，人们从不同的渠道获取信息，同时根据自己的认识作出不同的判断和解读，但事实上没有人能够准确知道学校发生了什么以及学校将会发生什么。然而这恰恰让学校能够有效的运行。“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政党间的联盟会随着某一政党获得的大多数资源而相互联系，一般性的“你支持，我反对”的模式会存在于政党联盟间。这种动态地相互支持或反对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学校的稳定。
4.无政府组织系统的特征
“无政府”并不是意味着没有正当有序的管理，而是一种遵循自身信念行动的理念。无政府组织系统的特征有三个：目标的或然性；技术的不明确性和参与人员的流动性。
（1）目标的或然性
无政府组织强调个人信念，然而每个人对于同一事务的认识可能会不一致，共事的人在对解决同一问题所要达到的目标上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强调个人信念意味着支持个性，个性在高校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创新上。目标的或然性虽然存在管理上一定的困难，但在深远意义上可能会产生创新性的思想或产品。 （2）技术的不明确性
无政府组织系统的特征绕不开个人信念，或者说离不开个性。技术意味着方法，个性化的方式决定了技术的不明确性。每位教师都有自己的教学方法，都有自己的“技术”，最大限度的发挥其水平和能力，根据个人信念作出判断和选择，是教师的职责。至于技术的不明确，反而成为了无政府组织的特色。
（3）参与人员的流动性
在无政府组织系统内，两个相关问题的决策一般不可能由相同的人群作出。这保证了对问题看法和意见的多样性，也符合个性的理念。然而参与人员对于问题的选择具有自主性，参与人员多方位的参与不同问题和决策的讨论，这是无政府组织系统的文化使然。
无政府组织系统很特别，其个性化的信念与行动、由个体组成的团体的自主活动的特色是其他三种系统所很难具备的。但以上提到的三种特征确实很接近大学追求学术的根本特征，但如何在大学的管理部门有效地施加无政府组织的影响，值得探索。管理要求效率，效率来源于目标明确，方法步骤清晰等过程。然而无政府组织系统强调的个性与其有点背道而驰。
二、四种模式间的转换及其条件
1.四种模式间的转换
四种模式都可以属于大学，但任何一所大学从成立到发展很难保持某一种运行模式。当今大学有可能是两种模式共存，也可能是三种模式交叉杂糅。但无论是如何转变，其转变的过程已经发生，维持大学某种模式运行的要素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变化。笔者认为有历史条件、外部环境、校长等方面的因素会造成大学选择不同的运行模式。
2.转换的条件
（1）历史条件
一所大学的底蕴可以通过其办学历史和固有校园风貌体现出来，如哈佛大学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以研究作为学校办学目标的。在二百多年时间里，研究主题一以贯之，哈佛大学已经找到了适宜其发展的运行模式。大学运行模式的转换还要考虑其是否有转换的历史经验。我国1952年院系调整中，医学或工学院独自成为大学，如北京医科大学前身属于北京大学。单科性大学与综合性大学的运行模式会有不同，近些年将单科性大学并入综合性大学的呼声越来越高，有了以前运行模式的转变，即使未来将大学合并，理论上也不会很难适应运行模式的转变。
（2）外部环境
高等教育系统对社会环境的适应，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所培养的各级各类专业人才的质量、规格要适应社会各子系统的需求，特别是当时当地政治、经济发展的需求（贺祖斌，2005）。当一所高校面临毕业生找工作难的时候，不得不调整学校战略规划，去满足社会子系统的需求，从而转变大学运行模式。诚然，笔者默认了研究型大学与应用型大学在大学运行模式上的不同：研究型大学的运行模式趋向于学会组织系统，应用型大学趋向于官僚组织系统。高校与其他高校间的竞争也会使其改变大学运行模式。随着我国民办大学的兴起，高校间在生源、经费和影响力方面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高校只关注“学术”不重视“效率”或者只在乎“小团体”利益没有“整体”大局观，可能就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3）校长的战略规划与领导风格
校长是一所大学的精神象征和领袖，其既是学术上的带头人，又是行政的最高领导。校长对于学校的未来规划与自身气质对于大学运行模式有着一定的影响。朱晓刚博士提出的四种校长类型对应了四种运行模式。笔者认为，一种类型的校长并不一定只使用一种方式来运作一所大学，如“学术型”校长不可能只会用“学术”的方式管理大学。校长在审时度势预测未来大学发展走向的同时，赋予大学更多管理的风格和艺术。我国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不仅面临学术、行政，还要兼顾党的工作，所以校长在选择哪种大学运行方式时，很难做到“一刀切”。校长的思路与大学既有的运行模式有可能会不统一，甚至有一定的矛盾与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校长与既有模式的博弈成为大学运行模式转换的重点因素。
西方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在我国高校中，学术与行政的双轨发展已成既定事实，为何不能将学术事务用学会组织系统方式运行，将行政事务用官僚组织系统方式运行。诚然，大学运行是复杂的过程，在团体利益间的权力与资源的争夺和团体自主发展的过程，很难用前两者运行模式进行，但分类处理属于大学内部的事务，应该可以成为未来高校改革的方向和内容。
参考文献：
[1] [美]伯恩鲍姆.大学运行模式[M].别敦荣译.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