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小东的稿件在微信上刊发之后，我和小东老师隔着重洋，数文章底下的阅读数。破万了，破三万了，破六万了……每过一个节点都奔走以告。以前我从没这么在意过阅读数量，这次也被小东老师带着关注起文章下面那个随时变化着的数值来。
　　疫情期间，刘小东在纽约新开了Instagram，他每天在上面发自己画的小水彩，也会细数下面的留言点赞数。网友可不管LIU XIAODONG有没有名气，图好，点赞数才高;图不好，“他们还真不点赞。”他会分析，什么样的图片更容易获得网友的激赏，他的Ins粉丝数已近四千，虽然总数不多，但那是实打实的，不含水分。一个以视觉为生的人把视觉换算成点赞数，有多少人在看，有多少人喜欢，在美国的语境下这几乎是选票了。
　　与此相悖的是，我们对网友的评价心有惴惴。采访的时候难免会聊到中美关系、聊到不同社会形态下政府和民众对疫情的反应，但是在写作的时候，这些被压到了最少，仅有的几句也都字斟句酌。我们已经在脑海中模拟了严苛的观看模式，默认读者可能是最严格、最激进、最会从字里行间挑刺的检查者，他们会嗅出任何一个不恰当的表述，然后在网络端引爆激烈的意见。刘小东说，他已经很久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深度访问了，尤其是在这样的敏感期，一言不慎可能就会被过度解读，“你也别为难我，我也别为难你，我们最好就默默无闻。”

　　在这种审慎之下，我们的文章大体经受住了考验，小东老师发来消息：“你我没被骂，已经很幸运了。”
　　但我却忍不住要想，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加温和、开放、理性的网络生态，这篇文章还可以怎么写？还可以写成怎样？一个中国艺术家在美国疫情最激烈、对中国态度最复杂的时间段内，身处美国疫情中心，依然坚持创作。这是不可复制的非常时刻，在这些非常时刻里折射出来的复杂、激烈、深度，一定比我现在写出来的更多。
　　这是一个怪圈，一方面任何创作者都希望传播，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被更多人看到，希望阅读数十万加、百万加，但另一方面，更多的读者，永远意味着更多的审视、更多元复杂的观点碰撞。这种给更多人带来痛感的观念撕裂，并不起之于疫情，却随着疫情以及后疫情时代的国际社会变局，被放至最大，思考迅速被情绪取代。有时候人们甚至来不及真正读完并理解那些观点，就已经选择了拥护或愤怒：你站在这里，我站在那里，所以你我就是敌人。或者他们站在这里，那我也要站在这里…… 这似乎是比疫情更让人担忧的文化处境。
　　另一个与此相呼应的是比较个人化的小事。今年以来，我发现自己对社交媒体那点本就少得可怜的兴趣也降至谷底。微博早就不用了，微信朋友圈也越来越懒得发言。很多年前我们对互联网世界的雀跃哪里去了？最初，互联网让我们看到他人，让我们相信一个更加开放和丰富的世界。但慢慢地慢慢地，我们就学会了用他人的眼光看待自己，慢慢地慢慢地，它甚至又教会了我们用他人的眼光塑造自己……这是值得警惕的，但来路已逝，漫长的未来埋伏在此刻，埋伏在所有人的认知和行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