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主权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不受内外部威胁而保持稳定、均衡和持续发展的一种客观状态与主观感受。由于一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展阶段以及风险防范能力、国民文化心理等方面不同，因此对经济安全的理解与感受有较大差异。受近代国际关系与当今国际秩序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安全的敏感度普遍要高于发达国家。当今，如火如荼的全球化，正在冲击与重塑世界各国的经济安全观。对于诸多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提高微观经济活力（集中在企业国际竞争力）以及维护宏观经济稳定性（集中在政府国内经济调控能力），正成为经济安全的核心。
　　透过近现代世界经济史，可清晰看到，通过调整本国货币对外比价来增强本国商品国际竞争力的做法比比皆是，尤其是在国际金融无序或失序时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前，如今的发达国家都普遍运用货币贬值的办法来提升本国商品的竞争力。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经济秩序因为经济大国的货币战而一度陷入极度混乱，世界经济由此彳亍不前。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新兴经济体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发达国家，通过调整货币汇率以跻身国际市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也沿袭了这一通用做法，使“中国制造”誉满全球，对外贸易蒸蒸日上，国际收支黑字不断飙升，外汇储备连年新高。但就在国人为其沾沾自喜之时，经济安全风险也悄然而至。
　　“廉价货币”拉动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就国际经验来看，以“廉价货币”促进外贸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是以他国不以牙还牙为前提的，道理很简单，货币都竞相贬值，就是没有“廉价”胜出的零和博弈。战后，美国之所以容忍西欧、日本以及后来的“四小龙”长期采取“廉价货币”政策，是因为有“冷战”的特殊国际政治格局，而且美国经济一度具有绝对领先优势。如今已是斗转星移，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做得有些过头了，以至于将尘封多年的“重商主义”标签毫不客气地抛送给了中国，多方施压中国必须调整汇率政策，扭转贸易严重失衡，使国际经济秩序回归到西方世界可以操控的水平上。综观我们的一些部门的表现，似乎国人的呼声可以不听，但洋人的脸色不可不看。而且，越来越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正使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越来越容易受制于人。因此，以外贸来拉动经济增长的策略，遇到了严峻的“可持续”问题。
　　“廉价货币”导致国内经济失调的状况正日益严重，不断削弱宏观调控能力。由于人民币被低估，价格信号失真，市场机制扭曲，正常配置资源的效率受损。“廉价货币”相当于对非贸易部门征税而用于对外贸易部门的补贴，相当于落后的中西部内陆地区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的补贴，是损不足以补有余，是劫贫济富，因此在激励贸易部门超常发展的同时，抑制了非贸易部门的正常发展，集中体现在服务业发展滞后，内需严重不足，就业问题凸显，地区差距拉大。贸易顺差激增，国际收支黑字飙升，流动性严重过剩，资产泡沫问题日趋严峻，老百姓实际感受到的通货膨胀也不断加剧，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情形下，宏观调控越发艰难。例如，去年７月至今年５月18日，央行七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三次提高利率，然而这些紧缩措施并未产生明显效果。
　　“廉价货币”所赢得的国际竞争力难以持久。透视成功经济体的国际竞争力，大多建立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之上，货币政策只是辅助手段。长期执迷于由“廉价货币”而获得的竞争力，会使相关企业与行业不思进取，过多过长停留在劳动与资源密集产业，产业结构升级缓慢，整个国家的竞争力难以提高，进而影响在国际分工中的主导性与市场话语权。“廉价货币”恶化了贸易条件，“把利润奉送他人，把ＧＤＰ留给自己”，而且资源、环境、劳动者健康等方面的代价难以估量。因此，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建立与增强，应着眼于长远的竞争力而不是眼前的竞争力，是国家整体的竞争力而不是少数行业的竞争力，是综合品质的竞争力而不是单一廉价的竞争力。
　　有鉴于此，调整人民币汇率使之趋于均衡水平，平衡外贸与国际收支失衡，有助于纠正资源配置扭曲，恢复市场机制功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内需，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调整人民币汇率，使中国的国际竞争力逐渐建立到依靠技术进步、管理创新与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之上。必须注意到，人民币汇率调整仍然存在相当大的风险，尤其是在日益强大的内外压力下而被迫抛弃“主动、渐进、可控”原则。但是，人民币币值调整比开放金融市场让美国金融机构长驱直入更加可取，正可谓两害相权取其轻。更何况，汇率调整进而贸易纠偏已是当前中国经济安全的内在迫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