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抗战时期是晋绥边区集市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这一时期，边区集市数量不断增加，商品种类日益丰富，交通日趋便利，逐渐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区域性集市网络。这得益于边区政府推动集市贸易发展的一系列制度安排。集市贸易在边区经济运行中发挥了承接生产、启动消费、调节供需、平抑物价的重要功能，从多方面满足着群众的需求，提高了边区经济运行的效率。边区集市贸易亦存在集市分布不平衡、商品结构单一及管理较混乱等问题。面对问题，边区政府及时披露并积极解决。集市贸易的发展不仅在流通方面为抗战胜利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亦反映出中共在新经济形态下对实现农村经济现代化的探索。
关键词晋绥边区，集市，发展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20-0042-08
关于集市贸易，目前已有较多研究成果。其中，关于江南、长江中上游地区、珠江三角洲流域及华北地区的集镇研究较为丰富。①近年来，也有学者就较为薄弱的山西市镇进行了专题研究。②但就山西市镇已有研究来看，学者论述的重点较多集中在明清或近代，较少论及抗战时期根据地的集市。③发展集市贸易不仅是抗战时期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要内容，亦是中共在新经济形态下探索实现农村经济现代化的路径之一。1940年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后，晋绥边区集市贸易得以恢复和发展，集市、商号不断增加，商品种类日益丰富，交通日渐方便，区域性集市网络逐渐形成。然而，目前关于晋绥边区集市贸易尚未有专题研究。④笔者拟梳理相关资料，对该问题作一探讨，希冀丰富市镇研究及抗日根据地经济史研究。
集市是指定期聚集进行商品交易的活动形式。山西各地都有传统的固定赶集日期，到期人们会不约而同从各地赶来，称“赶集”。赶集地点一般在县城或较大的乡镇。赶集时间有的地方农历逢三、六、九有集，有的逢一、四、七有集，有的逢二、五、八有集。平常集市上各店铺均开门营业，但购买者不多。每逢集日，人数较多。集市有定期、不定期和庙会等多种形式。因此，集市贸易通常具有周期性、流动性和集聚性特征。
抗战初期，边区许多集市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新政权成立后不久，各地贸易组织逐步建立起来。二、三、四、五、六、八分区都建立了贸易分局，碛口也特设贸易局一处。兴县等地都设立起贸易支局。各分支局都增拨了相当数量的资本，也有主要的干部。①如1943年8月，临县商业贸易已基本恢复，有各类商家383家，其中土布业占55家，仇货在市面已绝迹。②1941年始，边区集市逐渐活跃，数量开始增加。各地贸易主要通过集市进行。1941年12月边区9县共有集市33处（见表1）。
由表1不难看出，兴县集市最多，有8处；临县次之，有6处；临南有5处。9县县均集市3.7处。除县城集外，县均村镇集市3.1处。据统计，同治年间河曲集市数为3个，光绪年间保德集市数为2个，民国时期临县集市数为11个，光绪年间兴县除县城集外的集市数为3个。晋西北（包括兴县、河曲、保德、岚县、岢岚）5县除县城外县均村镇集市为2个。③显然，抗战初期处于萧条状态的集市，随着新政权的成立逐渐复苏，在边区政府建立一年后已基本恢复到甚至超过清末到民国前期水平。④边区集市规模较大的是临县，每集可上3000人，营业额有农币10万元，盈利16000元。河曲城关、巡镇、保德东关、兴县城关、碛口、静乐娄烦为商业比较繁盛的7个市镇。据资料显示，1941年这7个市镇上的商店共1051家，经营范围有布匹行、洋货行、什货行、粮店行、药铺、过载行、店行、纸行、山货行、饭铺、酒馆、馍饼、豆腐、面铺、澡堂、理发、摊贩等。⑤其中，经营什货业的最多，有183家。商业资本也以什货业最多。参与集市贸易的商人性质较为复杂，但大体可分为公商和私商两类。其中，公商的经济实力很弱，只占边区商业总数的约7%，私商则占93%。⑥私商主要为小摊贩。经营方式占门面的较少，摆摊子的较多。有的占街为市、占路为场，一般无市场设施。游击区集市分布极少，大多没有商店，肩挑小贩是主要形式。
根据上述内容，我们作1941年晋绥边区已恢复或新建集市的重要商业城镇示意图如下（见下页）：
不难看出，在虚线与黄河包围的区域内，各地程度不同地被疏密不等的集市网络所覆盖。而虚线外区域集市则较少，甚至没有。边区集市基本按照行政区划分布，并兼顾其他乡镇在商业和商路上的重要性。以县城和若干乡镇为中心地并向外辐射，构成了边区集市市场体系。根据中心地理论，中心地服务面积为六边形，个别地区会受到地形地貌的扭曲。这虽是一理论概念，但以兴县、临县、临南等县城及其周边各乡镇为中心地的集市，基本可以把这一区域相邻集市的边界接合起来，且不太相互重叠，从而满足区域内群众需求。大体来看，在集市分布相对密集的兴县、临县、临南等地，几乎每个市镇周围都差不多有5～6个相邻集市，形成一个六边形集市区域。
从集市空间分布密度来看，1941年该9县集市平均每集覆盖面积约440.3km2，交易半径为11.8 km（见表2）。据统计，1912—1937年，山西集市平均每集覆盖面积为193.59km2，交易半径为7.8 km。①清代中叶全国集市平均每集交易面积为60～90km2，山区为100km2以上；交易半径平均为4～6km，山区为5～7km。②可见，抗战时期边区集市的空间分布密度不仅低于抗战前山西的平均水平，亦低于清代中叶全国平均水平与全国山区平均水平。造成边区集市空间分布密度较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战争是最重要原因。剔除这一特殊因素，人口密度、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都是影响集市分布密度的重要因素。边区位于山西省西北部和绥远省南部，属于山岳地带。在这种山区面积大、人口密度小、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地区，一个集市覆盖的面积势必较广。因为只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和一定的交易规模才能维持一个集市。另外，一定数量的耕地亦是维持一个集市的基本条件之一，因为农民只有剩余农产品才会去集市交易。边区人均耕地虽然绝对量不小，但大部分自然环境恶劣，处于“十年九不收”的境况，土地收益非常低。这些都导致边区集市密度较低。 集市空间分布密度具体到各县区又有差异。临南、方山、离石、河曲等县的集市空间分布密度高于其他几县，亦高于抗战前山西平均水平。兴县作为直属县，虽然集市数量最多，但空间分布密度并不高。在各县中，临南人口密度最高，达每平方公里711人，需求总量较大，故而集市密度较高；离石、方山、河曲的人口密度均在每平方公里100人以上，集市密度亦较其他县份高。岢岚人口密度仅数十人，人口需求有限，故而集市密度大大低于其他各县。临县、静乐、保德、兴县人口密度均较低，每平方公里不足50人，但由于临县、兴县、保德人均耕地较静乐高，该三县集市密度亦高于静乐。可以发现，在自然环境、土地收益率、经济发展水平大体一致的边区各县，人口密度成为影响集市密度的关键因素，人口密度与集市分布密度成正比。
1941年后，集市进一步发展。至1944年，神府增设5处集市；三分区①增设7处；八分区②正式成为集市的有7处；二分区③保持1941年状态；六分区④仍没有；塞北⑤亦没有定期的集市。⑥显然，集市的分布，内地区以直属县、⑦三分区较好；游击区以八分区最好。这些地区的集市，群众基本可当天往返。但有些地区的群众离集市还远，集市次数也少。如岢岚水峪贯附近周围90里没有集市，农民到城赶集一次往返需三、四天工夫。在游击区，塞北、六分区的集市最少，群众不得不依赖敌区市场。如忻州奇村是敌人据点所在地，但其集市的繁荣完全依赖于根据地农民：
奇村出售的黄油，是从我区岢岚农民手里贱价买去的，而我忻州农民反而再从奇村高价买出来。⑧
显而易见，边区集市虽然得以复苏和发展，但在各地发展并不平衡，分布亦不均匀。在已有集市中，虽出现一些市面繁荣的集市，但多数为基层集镇，小摊贩居多，很少有大宗商品的集中交易。就整体而言，边区集市是分散的；就个别而言，又体现相对密集的特征。
边区集市贸易的复苏和发展，是中共在边区践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探索中国农村经济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结果。边区政府发展集市贸易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大力发展集市
抗战时期，物资流动不畅。为调剂内地物资，搞活市场，边区政府大力恢复和发展商业贸易，积极规划建立集市。1941年边区政府指示，各县选择中心市镇成立集市以繁荣市场。⑨1944年再次指示，需要建立集市的地方可设法建立；过去有集市的地方应恢复起来。⑩界河口集市的建立是比较成功的案例。界河口距岚县80里，距岢岚、兴县各60里，是兴县到岢岚、岚县的必经之地。战前曾两次建集失败。在边区政府的规划和指导下，界河口集市于1944年重建。集市建立后，市面很繁荣。有骡马店7家，小商铺26家，每集摆出的小摊贩有50多家，赶集的人们一般有六七百人，最热闹时可达千人上下。平均每集有30多石粮食上市，可做五六十万元的买卖。{11}而建集前，附近群众到兴县或岢岚县城赶集往返费三、四天工夫，误工很多。{12}
同时，边区政府还有计划地在游击区建立集市。边区行署曾指示游击区应设法多设小型商店或游击商店，并建立集市。如六支局在宋家沟乘骡马大会后恢复了集市。八分区在××庄、××村各建集市1个。{13}离石李秉庭以肩挑小贩形式建立了游击集市。{14}游击区建集不仅能满足游击区农民需要，还能使其成为对敌斗争的经济支点。
2.实行自由贸易
为繁荣集市贸易，边区实行内地贸易自由的政策，并颁布人权保障条例，给自由贸易以确实保证。1941年，边区政府规定在抗日根据地允许商业自由，一切正当营业都应得到抗日政权和部队的保护。为此，边区政府在根据地统一度量衡。除征收正常税外，严禁任何机关部队妨害商业自由。{15}
1944年春，兴县、神府出现禁止粮食贩到临县、离石的现象。政府对这种限制自由贸易的做法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内地贸易自由的政策必须坚决贯彻执行。①自由贸易原则不仅保证了物资流通畅行，而且推动了集市贸易的繁荣。
3. 鼓励私营商业发展
边区政府鼓励和提倡私营商业发展。以往对于私营商业有打击限制的倾向，甚至在感情上厌恶私商，导致市场上只有贸易机关和公商孤军奋战。边区政府积极将私营商业纳入根据地经济建设体系。1941年，《抗战日报》社论提出要鼓励私营商业之大发展，而不是打击限制，更不应消灭，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②1942年，晋西北行署指出应团结中小商人，给以“实惠”。如二分局廉价供给中小商人食盐每日约300余斤。离石县政府将没收的香，廉价供给了小商人。五分局投资给小商贩935元。③1944年，行署指出对于私商不但不应该限制其发展，而且应该帮助其正常发展，使其正当地赚钱。④1945年4月，行署再次指出私商是贸易工作的群众之一。特别指出肩挑小贩是深入农村的桥梁。⑤
4.扶植合作社
边区政府积极扶植合作社以发展商业、繁荣集市。合作社是集市贸易的基础，能在集市上固定的发挥作用。与私商相比，合作社有其自身优势：第一，货源优势。合作社货物由贸易局直接供给，其收购的土产由合作社收集销售。边区政府规定贸易局需保证为合作社供原料、推成品，卖货给合作社。⑥第二，价格优势。贸易局供给合作社货物一般给予折扣，在经济上给予扶助。边区政府规定贸易局卖给合作社的货价要比一般卖价低5%。合作社成品不论市场上价涨价跌，贸易局必须买。不能使合作社压住老本赔钱。⑦第三，业务优势。贸易局会在技术和业务上对合作社进行指导。边区政府规定，不论什么性质的合作社，贸易局都要主动帮助。不只物质上给以便宜，还要帮助其想办法，改善管理。合作社业务没有做好，当地贸易局要负责任。⑧因合作社在诸多方面具有优势，在推动边区集市贸易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边区特等英雄李林芳领导的群众合作社，在繁荣界河口集市起了很大作用。合作社一个月就地收买生铁1万多斤、羊毛300斤、羊皮40张，还出售了700多件农具。特别是合作社可以赊账。不少群众感动地说： 那几年可不能这样，还赊东西？给的钱少了东西也拿不走。
过去公家闹集是为赚钱，买米要成石斗的买；现在新政府成立集市是为咱老百姓，三、二升米也可买到。⑨
又如1942年塞北分区朔、平两县合作社在贸易局的帮助下，供给群众必需品和农具约300万元，并组织了清泉寺和南辛庄的集市。⑩据1944年不完全统计，边区集市上能起作用的合作社有117个。{11}这些合作社在组织群众生产、运输、供给必需品、推广农币等方面，进而有效繁荣集市贸易起了不小的作用。
5.掌握并稳定物价
抗战期间，边区物价上涨较为严重，波动幅度较大。为保证集市贸易繁荣稳定，边区政府积极对物价进行掌握和调控。政府先从掌握关键的市场做起。如兴县掌握客店，通过市场牙子对买客卖客的情况进行了解，必要时主动接收来货，主动供给所需货物，免去外来商人的袭扰。又如三分区掌握粮食，规定粮店须根据市场需要收放粮食，以减少粮价大波动。①此外，政府还通过提供农币贷款以稳定金融。贷款范围涉及农业、工矿业、纺织等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边区各贸易分局及所属商店、合作社亦大力推广农币。这样，农钞和群众利益紧密结合，小商贩和小生产者都开始接受农钞，保证了集市的繁荣。
6.改善交通运输条件
交通运输条件是关系集市兴衰的重要因素。而运费问题是物资流畅、集市繁荣的关键。边区政府积极改善交通运输条件以降低运费：一是修路。这是减轻运费最主要的方法。如兴县到黑峪口有能通大车的路，兴县炭可低价贩到神府。大车一辆可拉800斤左右，如改用毛驴则需7头驴、3个人，费用多好几倍。1944年，行署指示要把上年指定修的交通要道尽快修好，并计划修好临县到兴县、岢岚到界河口和裴家川口的大车路。②二是倡导沿途设店并建议低收费。边区政府倡导沿途骡马大店经营者降低草料费用以减轻客商运费。③还倡导路边设店和回脚以减低运费。如鼓励贸易局和群众在路边设店，并建议店费要便宜。④在组织回脚方面，建议运输者与当地土产推销联系起来，以便回来时有东西驮，从而减少运费。⑤三是组织运输合作社。边区政府发动公商与机关部队组织运输合作社，以降低运费。
7. 成立商业联合会和公营商店联合会
为加强集市的领导和管理，边区政府组织成立了商业联合会和公营商店联合会。1941年共有兴县、保德、巡镇、临县、碛口、马坊、娄烦7处商联会。⑥商联会由全体商民选出执委，执委互选常委，设主任委员一人。执委和常委一般由大商人、中等商人和小商人构成。商联会负责组织、管理商业贸易，促进农村集市发展，解决商民困难，是政府和商民之间的桥梁。因此，商联会的建立能够有效保证集市贸易的有序进行。公营商联会的数量比商业联合会数量少。1941年只有兴县一处公营商业联合会。公营商联会仍参加商联会，组织形式和商联会相仿。⑦公营商联会主要是集中公营商在市场上的行动，进行各种法令的解释和动员，运用价格政策，平抑物价，帮助私商，稳定集市贸易。
边区发展集市贸易的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调节供需，推动农村经济商业化、现代化
抗战时期，集市是边区经济流通的重要形式。集市的功能首先是经济交换功能。一方面提供生活必需品，满足群众的消费需要；另一方面收购土产，拉动群众生产。边区集市交易以农家生产的农副产品和手工制品为主。边区的农产品主要有莜面、麻籽、白麻、麻油、黄油、土豆、红枣、粉面、棉花、药材、木材等；手工业品有土布、炭、瓷、铁器等。当地牛羊马驴猪也是集市交易的主要货物。而诸如雪花膏、香皂、头油、罐头、纸烟、纺绸、剪指刀、皮鞋、鞋刷、发卡、被面、手套、饭匙、牛乳等奢侈品极少见到。⑧边区劳动英雄李林芳曾谈到：
（集市）最重要的是供给了群众的必需品，解决了群众食盐穿衣等的困难。⑨
随着集市贸易的复苏，商品种类日趋繁多，贸易总量逐渐增长，经济专业化程度日趋明显。可以说，集市的发展对于满足群众消费和生产需求，活跃农村经济，繁荣边区市场，促进农村经济商业化和现代化起了重要作用。
2.平抑物价，形成合理价格
集市不仅能调节边区供需矛盾，还有平抑物价、形成合理市场价格的作用。没有健全的流通业，市场价格机制的有效性就会受到影响，供需矛盾也会更加尖锐。抗战期间，不少产品价格大幅波动，买难卖难现象较多，这些归根到底都可归结为流通问题。边区集市不仅通过调节供需使根据地价格趋向合理，还通过推广农币以平抑物价。集市在交易时坚决吸收农钞，拒用法币和银洋。如界河口集市建立后，在向外倾销土产上，5个月内即吸收兑换回银洋7000多元，有效禁止了银洋的使用。①集市交易使农钞购买力逐渐提高，流通范围越来越大。“流通不断地把货币像汗一样渗出来”，②较大程度地巩固了农币在边区市场的地位。与此同时，边区物价逐渐下降。例如，界河口集市建立以前，小米价格每斗700元，建集不到两月，就跌到280元。③集市的建立和成长推动边区经济逐渐形成合理的价格。
3.实现资源有效配置，进一步引导生产
以集市为核心的农村市场体系对于资源配置有重要影响。边区集市通过商品流通、自主平等的竞争使资源实现有效配置，促进生产、消费的协调，进一步引导生产。例如，1945年，兴县二月二骡马大会上市耕牛2000多条，驴700多条，骡马150多匹，成交犁铧90个。每日成交耕牛50多条，总共调剂农具达73万元。④该年，白文的骡马大会成交耕牛数达1000多条。岚县成交170多条。忻州成交200多条。骡马大会还调剂了种子。⑤这种调剂解决了农民的生产资料问题，有效促进了边区农业生产的发展。界河口集市建立后，贫农李锁雷欣慰地说：
这下穷人可有了活法啦，背上一背柴，推上二升豆子的豆腐都能卖了，这还不是公家为咱想活法吗？
地主刘温也兴奋地说：
敌人烧毁过的地方，公家想法修补得这样整齐，成立集市对于咱们老百姓买卖东西更方便啦！⑥ 流通决定生产，引导生产。货畅其流可以促进消费，进而扩大生产。“商品的惊险的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⑦边区集市的发展把农民的生产、消费紧密连接在一起，充分激发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由集市引导的消费和生产是拉动边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对边区经济发展起着引导作用。集市不仅通过物品交易实现群众物品的价值完成“惊险的跳跃”，而且通过自身的无形服务满足边区社会生产、生活、文化等多层次需要。
毋庸置疑，集市贸易在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打破经济封锁，促进多种经济发展，活跃农村经济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然而，应该看到的是，由于抗战时期特殊的社会经济环境，集市贸易发展亦存在一些问题。
1.集市贸易发展不平衡
建集的原则是使群众的赶集效率最大化。集市贸易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集市数量少、地点和日期设置不合适。如有些地方土产不畅销，小贩货郎担子不下乡的现象还存在。⑧有的地方单纯为了行政领导机关的便利而根据行政范围设集市：
林遮峪较偏僻，（建集）不如冯家川适当。温家川离贺家川的集仅十里路，宋家沟离岢岚仅二十里。⑨
集市离得太近限制其作用，太远则不能满足群众需求。农民赶集一般不以行政区域为范围，其选择某一地赶集主要是出于方便、低的路途成本或习惯。在周期性集市市场系统中，集市的建立应确保避开空间上相邻市场之间的时间竞争，这样才被认为是有效率的。而边区集市有的赶集日期太少，不够解决问题；而有的则太多。这不仅供给者无法有效供给，需求者需求亦较低，会极大削弱集市的意义。
2.商品结构显单一
抗战期间，边区集市商品日渐丰富，但仍显单一。集市贸易最主要的目的是解决群众各种需要。不但使群众能买到东西，而且需能卖了土产，还要能给群众修理家具，如钉掌、修农具等，亦要使群众能住宿吃饭。所以集市上的商品不仅要包括粮食等土产、工业品（尤其是手工业品），还要有饭店、旅店等服务性场所。然而，抗战期间边区集市上的工业品及服务性场所较为欠缺。因此，边区政府曾指示，在适当时期组织与发动骡马大会或利用古会，调剂供销。①
3.组织管理较混乱
这一方面表现为建集过程中地方政府、贸易局和农民、商人的沟通不够。新建集市事先要有很好的准备，动员各种力量参加。农民、商人等都需广泛组织参加。贸易局、当地政府更要有足够准备。然而，有些地方建集前准备做得不够充分：
中寨建集日期未一致，罗峪口等地建集贸易局还不知道。
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建集过程中出现的强迫命令现象：
有的地方为了建集市，不让群众到附近县份赶集，以便多卖价钱，致使粮食得不到调剂，产粮人收入减少。②
总体来讲，上述问题集中起来都是集市不健全的表现。集市不健全会直接影响流通。流通不畅又会导致生产与需求脱节，造成资源浪费，生产积极性下降。例如，兴县、神府、二、六、八分区都出产羊毛羊绒，因销路不畅，使生产者情绪低落。宁武有的地方，羊贩子不收绒毛；八分区有的地方羊病死后，皮无人剥。但有些机关打毛口袋反而买不到毛。河曲羊毛卖不出去，保德反而买不到毛。各地杀羊不少，但化学厂制肥皂买不到羊油，以致减少生产。③这种供需脱节的现象，显然是流通不畅的结果。没有高效健全的集市贸易，供需矛盾就会变得尖锐，边区经济运行的效率也会削弱。可见，集市贸易要有效地履行其交换职能，不仅要依靠各种交易规范、规则及习惯等制度安排，更需要政府有计划的合理规划和组织。
抗战时期晋绥边区集市贸易的发展，对于促进边区商业繁荣、引导工农业生产、调节供需矛盾、平抑物价、形成合理价格、满足群众需要，进而推动边区经济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战争和外部经济封锁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边区政府为搞活内部经济，发展商业贸易做了不懈努力。发展集市贸易是新政权搞活经济的重要措施之一，亦是中共进行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和实现农村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边区集市贸易的发展为中共此后推动农村集市贸易发展积累了一定经验。然而，必须注意的是，由于残酷战争对农村集市的巨大破坏，抗战时期集市贸易发展亦存在不健全之处。值得称赞的是，对于这些问题，边区政府高度重视。从其发布的指示和总结中可以看出边区政府经常积极披露相关问题并责令各地进行改进。这不仅表明战争环境下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复杂性和多向性，更表现出边区政府在处理复杂经济问题时发现问题、反映问题、推动问题解决的优良传统。
【作者简介】张晓玲，女，1984年生，山西忻州人，内蒙古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经济史。
【责任编辑：全骜颉】
Abstract： Country markets of Jin-Sui border area made great development in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During this time， the number of border markets was increasing. The category of products was becoming abundance and transport was efficient. Regional market network had been forming， which was benefited by government’s series systems， such a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s. Country market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on production undertaking， consumption starting-up， supply-demand regulating and commodity prices stabilizing.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ere also some problems in country markets development， such as unbalanced distribution， single commodity structure and relatively confused management. Development of country markets laid strong foundation in circulation for victory over Japan， and showed exploration of CPC on agricultural economic modernization under new economy formation.
Key Words： Jin-Sui Border Area， Country Market， Development
关键词晋绥边区，集市，发展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20-0042-08
关于集市贸易，目前已有较多研究成果。其中，关于江南、长江中上游地区、珠江三角洲流域及华北地区的集镇研究较为丰富。①近年来，也有学者就较为薄弱的山西市镇进行了专题研究。②但就山西市镇已有研究来看，学者论述的重点较多集中在明清或近代，较少论及抗战时期根据地的集市。③发展集市贸易不仅是抗战时期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要内容，亦是中共在新经济形态下探索实现农村经济现代化的路径之一。1940年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后，晋绥边区集市贸易得以恢复和发展，集市、商号不断增加，商品种类日益丰富，交通日渐方便，区域性集市网络逐渐形成。然而，目前关于晋绥边区集市贸易尚未有专题研究。④笔者拟梳理相关资料，对该问题作一探讨，希冀丰富市镇研究及抗日根据地经济史研究。
集市是指定期聚集进行商品交易的活动形式。山西各地都有传统的固定赶集日期，到期人们会不约而同从各地赶来，称“赶集”。赶集地点一般在县城或较大的乡镇。赶集时间有的地方农历逢三、六、九有集，有的逢一、四、七有集，有的逢二、五、八有集。平常集市上各店铺均开门营业，但购买者不多。每逢集日，人数较多。集市有定期、不定期和庙会等多种形式。因此，集市贸易通常具有周期性、流动性和集聚性特征。
抗战初期，边区许多集市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新政权成立后不久，各地贸易组织逐步建立起来。二、三、四、五、六、八分区都建立了贸易分局，碛口也特设贸易局一处。兴县等地都设立起贸易支局。各分支局都增拨了相当数量的资本，也有主要的干部。①如1943年8月，临县商业贸易已基本恢复，有各类商家383家，其中土布业占55家，仇货在市面已绝迹。②1941年始，边区集市逐渐活跃，数量开始增加。各地贸易主要通过集市进行。1941年12月边区9县共有集市33处（见表1）。
由表1不难看出，兴县集市最多，有8处；临县次之，有6处；临南有5处。9县县均集市3.7处。除县城集外，县均村镇集市3.1处。据统计，同治年间河曲集市数为3个，光绪年间保德集市数为2个，民国时期临县集市数为11个，光绪年间兴县除县城集外的集市数为3个。晋西北（包括兴县、河曲、保德、岚县、岢岚）5县除县城外县均村镇集市为2个。③显然，抗战初期处于萧条状态的集市，随着新政权的成立逐渐复苏，在边区政府建立一年后已基本恢复到甚至超过清末到民国前期水平。④边区集市规模较大的是临县，每集可上3000人，营业额有农币10万元，盈利16000元。河曲城关、巡镇、保德东关、兴县城关、碛口、静乐娄烦为商业比较繁盛的7个市镇。据资料显示，1941年这7个市镇上的商店共1051家，经营范围有布匹行、洋货行、什货行、粮店行、药铺、过载行、店行、纸行、山货行、饭铺、酒馆、馍饼、豆腐、面铺、澡堂、理发、摊贩等。⑤其中，经营什货业的最多，有183家。商业资本也以什货业最多。参与集市贸易的商人性质较为复杂，但大体可分为公商和私商两类。其中，公商的经济实力很弱，只占边区商业总数的约7%，私商则占93%。⑥私商主要为小摊贩。经营方式占门面的较少，摆摊子的较多。有的占街为市、占路为场，一般无市场设施。游击区集市分布极少，大多没有商店，肩挑小贩是主要形式。
根据上述内容，我们作1941年晋绥边区已恢复或新建集市的重要商业城镇示意图如下（见下页）：
不难看出，在虚线与黄河包围的区域内，各地程度不同地被疏密不等的集市网络所覆盖。而虚线外区域集市则较少，甚至没有。边区集市基本按照行政区划分布，并兼顾其他乡镇在商业和商路上的重要性。以县城和若干乡镇为中心地并向外辐射，构成了边区集市市场体系。根据中心地理论，中心地服务面积为六边形，个别地区会受到地形地貌的扭曲。这虽是一理论概念，但以兴县、临县、临南等县城及其周边各乡镇为中心地的集市，基本可以把这一区域相邻集市的边界接合起来，且不太相互重叠，从而满足区域内群众需求。大体来看，在集市分布相对密集的兴县、临县、临南等地，几乎每个市镇周围都差不多有5～6个相邻集市，形成一个六边形集市区域。
从集市空间分布密度来看，1941年该9县集市平均每集覆盖面积约440.3km2，交易半径为11.8 km（见表2）。据统计，1912—1937年，山西集市平均每集覆盖面积为193.59km2，交易半径为7.8 km。①清代中叶全国集市平均每集交易面积为60～90km2，山区为100km2以上；交易半径平均为4～6km，山区为5～7km。②可见，抗战时期边区集市的空间分布密度不仅低于抗战前山西的平均水平，亦低于清代中叶全国平均水平与全国山区平均水平。造成边区集市空间分布密度较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战争是最重要原因。剔除这一特殊因素，人口密度、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都是影响集市分布密度的重要因素。边区位于山西省西北部和绥远省南部，属于山岳地带。在这种山区面积大、人口密度小、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地区，一个集市覆盖的面积势必较广。因为只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和一定的交易规模才能维持一个集市。另外，一定数量的耕地亦是维持一个集市的基本条件之一，因为农民只有剩余农产品才会去集市交易。边区人均耕地虽然绝对量不小，但大部分自然环境恶劣，处于“十年九不收”的境况，土地收益非常低。这些都导致边区集市密度较低。 集市空间分布密度具体到各县区又有差异。临南、方山、离石、河曲等县的集市空间分布密度高于其他几县，亦高于抗战前山西平均水平。兴县作为直属县，虽然集市数量最多，但空间分布密度并不高。在各县中，临南人口密度最高，达每平方公里711人，需求总量较大，故而集市密度较高；离石、方山、河曲的人口密度均在每平方公里100人以上，集市密度亦较其他县份高。岢岚人口密度仅数十人，人口需求有限，故而集市密度大大低于其他各县。临县、静乐、保德、兴县人口密度均较低，每平方公里不足50人，但由于临县、兴县、保德人均耕地较静乐高，该三县集市密度亦高于静乐。可以发现，在自然环境、土地收益率、经济发展水平大体一致的边区各县，人口密度成为影响集市密度的关键因素，人口密度与集市分布密度成正比。
1941年后，集市进一步发展。至1944年，神府增设5处集市；三分区①增设7处；八分区②正式成为集市的有7处；二分区③保持1941年状态；六分区④仍没有；塞北⑤亦没有定期的集市。⑥显然，集市的分布，内地区以直属县、⑦三分区较好；游击区以八分区最好。这些地区的集市，群众基本可当天往返。但有些地区的群众离集市还远，集市次数也少。如岢岚水峪贯附近周围90里没有集市，农民到城赶集一次往返需三、四天工夫。在游击区，塞北、六分区的集市最少，群众不得不依赖敌区市场。如忻州奇村是敌人据点所在地，但其集市的繁荣完全依赖于根据地农民：
奇村出售的黄油，是从我区岢岚农民手里贱价买去的，而我忻州农民反而再从奇村高价买出来。⑧
显而易见，边区集市虽然得以复苏和发展，但在各地发展并不平衡，分布亦不均匀。在已有集市中，虽出现一些市面繁荣的集市，但多数为基层集镇，小摊贩居多，很少有大宗商品的集中交易。就整体而言，边区集市是分散的；就个别而言，又体现相对密集的特征。
边区集市贸易的复苏和发展，是中共在边区践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探索中国农村经济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结果。边区政府发展集市贸易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大力发展集市
抗战时期，物资流动不畅。为调剂内地物资，搞活市场，边区政府大力恢复和发展商业贸易，积极规划建立集市。1941年边区政府指示，各县选择中心市镇成立集市以繁荣市场。⑨1944年再次指示，需要建立集市的地方可设法建立；过去有集市的地方应恢复起来。⑩界河口集市的建立是比较成功的案例。界河口距岚县80里，距岢岚、兴县各60里，是兴县到岢岚、岚县的必经之地。战前曾两次建集失败。在边区政府的规划和指导下，界河口集市于1944年重建。集市建立后，市面很繁荣。有骡马店7家，小商铺26家，每集摆出的小摊贩有50多家，赶集的人们一般有六七百人，最热闹时可达千人上下。平均每集有30多石粮食上市，可做五六十万元的买卖。{11}而建集前，附近群众到兴县或岢岚县城赶集往返费三、四天工夫，误工很多。{12}
同时，边区政府还有计划地在游击区建立集市。边区行署曾指示游击区应设法多设小型商店或游击商店，并建立集市。如六支局在宋家沟乘骡马大会后恢复了集市。八分区在××庄、××村各建集市1个。{13}离石李秉庭以肩挑小贩形式建立了游击集市。{14}游击区建集不仅能满足游击区农民需要，还能使其成为对敌斗争的经济支点。
2.实行自由贸易
为繁荣集市贸易，边区实行内地贸易自由的政策，并颁布人权保障条例，给自由贸易以确实保证。1941年，边区政府规定在抗日根据地允许商业自由，一切正当营业都应得到抗日政权和部队的保护。为此，边区政府在根据地统一度量衡。除征收正常税外，严禁任何机关部队妨害商业自由。{15}
1944年春，兴县、神府出现禁止粮食贩到临县、离石的现象。政府对这种限制自由贸易的做法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内地贸易自由的政策必须坚决贯彻执行。①自由贸易原则不仅保证了物资流通畅行，而且推动了集市贸易的繁荣。
3. 鼓励私营商业发展
边区政府鼓励和提倡私营商业发展。以往对于私营商业有打击限制的倾向，甚至在感情上厌恶私商，导致市场上只有贸易机关和公商孤军奋战。边区政府积极将私营商业纳入根据地经济建设体系。1941年，《抗战日报》社论提出要鼓励私营商业之大发展，而不是打击限制，更不应消灭，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②1942年，晋西北行署指出应团结中小商人，给以“实惠”。如二分局廉价供给中小商人食盐每日约300余斤。离石县政府将没收的香，廉价供给了小商人。五分局投资给小商贩935元。③1944年，行署指出对于私商不但不应该限制其发展，而且应该帮助其正常发展，使其正当地赚钱。④1945年4月，行署再次指出私商是贸易工作的群众之一。特别指出肩挑小贩是深入农村的桥梁。⑤
4.扶植合作社
边区政府积极扶植合作社以发展商业、繁荣集市。合作社是集市贸易的基础，能在集市上固定的发挥作用。与私商相比，合作社有其自身优势：第一，货源优势。合作社货物由贸易局直接供给，其收购的土产由合作社收集销售。边区政府规定贸易局需保证为合作社供原料、推成品，卖货给合作社。⑥第二，价格优势。贸易局供给合作社货物一般给予折扣，在经济上给予扶助。边区政府规定贸易局卖给合作社的货价要比一般卖价低5%。合作社成品不论市场上价涨价跌，贸易局必须买。不能使合作社压住老本赔钱。⑦第三，业务优势。贸易局会在技术和业务上对合作社进行指导。边区政府规定，不论什么性质的合作社，贸易局都要主动帮助。不只物质上给以便宜，还要帮助其想办法，改善管理。合作社业务没有做好，当地贸易局要负责任。⑧因合作社在诸多方面具有优势，在推动边区集市贸易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边区特等英雄李林芳领导的群众合作社，在繁荣界河口集市起了很大作用。合作社一个月就地收买生铁1万多斤、羊毛300斤、羊皮40张，还出售了700多件农具。特别是合作社可以赊账。不少群众感动地说： 那几年可不能这样，还赊东西？给的钱少了东西也拿不走。
过去公家闹集是为赚钱，买米要成石斗的买；现在新政府成立集市是为咱老百姓，三、二升米也可买到。⑨
又如1942年塞北分区朔、平两县合作社在贸易局的帮助下，供给群众必需品和农具约300万元，并组织了清泉寺和南辛庄的集市。⑩据1944年不完全统计，边区集市上能起作用的合作社有117个。{11}这些合作社在组织群众生产、运输、供给必需品、推广农币等方面，进而有效繁荣集市贸易起了不小的作用。
5.掌握并稳定物价
抗战期间，边区物价上涨较为严重，波动幅度较大。为保证集市贸易繁荣稳定，边区政府积极对物价进行掌握和调控。政府先从掌握关键的市场做起。如兴县掌握客店，通过市场牙子对买客卖客的情况进行了解，必要时主动接收来货，主动供给所需货物，免去外来商人的袭扰。又如三分区掌握粮食，规定粮店须根据市场需要收放粮食，以减少粮价大波动。①此外，政府还通过提供农币贷款以稳定金融。贷款范围涉及农业、工矿业、纺织等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边区各贸易分局及所属商店、合作社亦大力推广农币。这样，农钞和群众利益紧密结合，小商贩和小生产者都开始接受农钞，保证了集市的繁荣。
6.改善交通运输条件
交通运输条件是关系集市兴衰的重要因素。而运费问题是物资流畅、集市繁荣的关键。边区政府积极改善交通运输条件以降低运费：一是修路。这是减轻运费最主要的方法。如兴县到黑峪口有能通大车的路，兴县炭可低价贩到神府。大车一辆可拉800斤左右，如改用毛驴则需7头驴、3个人，费用多好几倍。1944年，行署指示要把上年指定修的交通要道尽快修好，并计划修好临县到兴县、岢岚到界河口和裴家川口的大车路。②二是倡导沿途设店并建议低收费。边区政府倡导沿途骡马大店经营者降低草料费用以减轻客商运费。③还倡导路边设店和回脚以减低运费。如鼓励贸易局和群众在路边设店，并建议店费要便宜。④在组织回脚方面，建议运输者与当地土产推销联系起来，以便回来时有东西驮，从而减少运费。⑤三是组织运输合作社。边区政府发动公商与机关部队组织运输合作社，以降低运费。
7. 成立商业联合会和公营商店联合会
为加强集市的领导和管理，边区政府组织成立了商业联合会和公营商店联合会。1941年共有兴县、保德、巡镇、临县、碛口、马坊、娄烦7处商联会。⑥商联会由全体商民选出执委，执委互选常委，设主任委员一人。执委和常委一般由大商人、中等商人和小商人构成。商联会负责组织、管理商业贸易，促进农村集市发展，解决商民困难，是政府和商民之间的桥梁。因此，商联会的建立能够有效保证集市贸易的有序进行。公营商联会的数量比商业联合会数量少。1941年只有兴县一处公营商业联合会。公营商联会仍参加商联会，组织形式和商联会相仿。⑦公营商联会主要是集中公营商在市场上的行动，进行各种法令的解释和动员，运用价格政策，平抑物价，帮助私商，稳定集市贸易。
边区发展集市贸易的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调节供需，推动农村经济商业化、现代化
抗战时期，集市是边区经济流通的重要形式。集市的功能首先是经济交换功能。一方面提供生活必需品，满足群众的消费需要；另一方面收购土产，拉动群众生产。边区集市交易以农家生产的农副产品和手工制品为主。边区的农产品主要有莜面、麻籽、白麻、麻油、黄油、土豆、红枣、粉面、棉花、药材、木材等；手工业品有土布、炭、瓷、铁器等。当地牛羊马驴猪也是集市交易的主要货物。而诸如雪花膏、香皂、头油、罐头、纸烟、纺绸、剪指刀、皮鞋、鞋刷、发卡、被面、手套、饭匙、牛乳等奢侈品极少见到。⑧边区劳动英雄李林芳曾谈到：
（集市）最重要的是供给了群众的必需品，解决了群众食盐穿衣等的困难。⑨
随着集市贸易的复苏，商品种类日趋繁多，贸易总量逐渐增长，经济专业化程度日趋明显。可以说，集市的发展对于满足群众消费和生产需求，活跃农村经济，繁荣边区市场，促进农村经济商业化和现代化起了重要作用。
2.平抑物价，形成合理价格
集市不仅能调节边区供需矛盾，还有平抑物价、形成合理市场价格的作用。没有健全的流通业，市场价格机制的有效性就会受到影响，供需矛盾也会更加尖锐。抗战期间，不少产品价格大幅波动，买难卖难现象较多，这些归根到底都可归结为流通问题。边区集市不仅通过调节供需使根据地价格趋向合理，还通过推广农币以平抑物价。集市在交易时坚决吸收农钞，拒用法币和银洋。如界河口集市建立后，在向外倾销土产上，5个月内即吸收兑换回银洋7000多元，有效禁止了银洋的使用。①集市交易使农钞购买力逐渐提高，流通范围越来越大。“流通不断地把货币像汗一样渗出来”，②较大程度地巩固了农币在边区市场的地位。与此同时，边区物价逐渐下降。例如，界河口集市建立以前，小米价格每斗700元，建集不到两月，就跌到280元。③集市的建立和成长推动边区经济逐渐形成合理的价格。
3.实现资源有效配置，进一步引导生产
以集市为核心的农村市场体系对于资源配置有重要影响。边区集市通过商品流通、自主平等的竞争使资源实现有效配置，促进生产、消费的协调，进一步引导生产。例如，1945年，兴县二月二骡马大会上市耕牛2000多条，驴700多条，骡马150多匹，成交犁铧90个。每日成交耕牛50多条，总共调剂农具达73万元。④该年，白文的骡马大会成交耕牛数达1000多条。岚县成交170多条。忻州成交200多条。骡马大会还调剂了种子。⑤这种调剂解决了农民的生产资料问题，有效促进了边区农业生产的发展。界河口集市建立后，贫农李锁雷欣慰地说：
这下穷人可有了活法啦，背上一背柴，推上二升豆子的豆腐都能卖了，这还不是公家为咱想活法吗？
地主刘温也兴奋地说：
敌人烧毁过的地方，公家想法修补得这样整齐，成立集市对于咱们老百姓买卖东西更方便啦！⑥ 流通决定生产，引导生产。货畅其流可以促进消费，进而扩大生产。“商品的惊险的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⑦边区集市的发展把农民的生产、消费紧密连接在一起，充分激发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由集市引导的消费和生产是拉动边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对边区经济发展起着引导作用。集市不仅通过物品交易实现群众物品的价值完成“惊险的跳跃”，而且通过自身的无形服务满足边区社会生产、生活、文化等多层次需要。
毋庸置疑，集市贸易在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打破经济封锁，促进多种经济发展，活跃农村经济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然而，应该看到的是，由于抗战时期特殊的社会经济环境，集市贸易发展亦存在一些问题。
1.集市贸易发展不平衡
建集的原则是使群众的赶集效率最大化。集市贸易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集市数量少、地点和日期设置不合适。如有些地方土产不畅销，小贩货郎担子不下乡的现象还存在。⑧有的地方单纯为了行政领导机关的便利而根据行政范围设集市：
林遮峪较偏僻，（建集）不如冯家川适当。温家川离贺家川的集仅十里路，宋家沟离岢岚仅二十里。⑨
集市离得太近限制其作用，太远则不能满足群众需求。农民赶集一般不以行政区域为范围，其选择某一地赶集主要是出于方便、低的路途成本或习惯。在周期性集市市场系统中，集市的建立应确保避开空间上相邻市场之间的时间竞争，这样才被认为是有效率的。而边区集市有的赶集日期太少，不够解决问题；而有的则太多。这不仅供给者无法有效供给，需求者需求亦较低，会极大削弱集市的意义。
2.商品结构显单一
抗战期间，边区集市商品日渐丰富，但仍显单一。集市贸易最主要的目的是解决群众各种需要。不但使群众能买到东西，而且需能卖了土产，还要能给群众修理家具，如钉掌、修农具等，亦要使群众能住宿吃饭。所以集市上的商品不仅要包括粮食等土产、工业品（尤其是手工业品），还要有饭店、旅店等服务性场所。然而，抗战期间边区集市上的工业品及服务性场所较为欠缺。因此，边区政府曾指示，在适当时期组织与发动骡马大会或利用古会，调剂供销。①
3.组织管理较混乱
这一方面表现为建集过程中地方政府、贸易局和农民、商人的沟通不够。新建集市事先要有很好的准备，动员各种力量参加。农民、商人等都需广泛组织参加。贸易局、当地政府更要有足够准备。然而，有些地方建集前准备做得不够充分：
中寨建集日期未一致，罗峪口等地建集贸易局还不知道。
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建集过程中出现的强迫命令现象：
有的地方为了建集市，不让群众到附近县份赶集，以便多卖价钱，致使粮食得不到调剂，产粮人收入减少。②
总体来讲，上述问题集中起来都是集市不健全的表现。集市不健全会直接影响流通。流通不畅又会导致生产与需求脱节，造成资源浪费，生产积极性下降。例如，兴县、神府、二、六、八分区都出产羊毛羊绒，因销路不畅，使生产者情绪低落。宁武有的地方，羊贩子不收绒毛；八分区有的地方羊病死后，皮无人剥。但有些机关打毛口袋反而买不到毛。河曲羊毛卖不出去，保德反而买不到毛。各地杀羊不少，但化学厂制肥皂买不到羊油，以致减少生产。③这种供需脱节的现象，显然是流通不畅的结果。没有高效健全的集市贸易，供需矛盾就会变得尖锐，边区经济运行的效率也会削弱。可见，集市贸易要有效地履行其交换职能，不仅要依靠各种交易规范、规则及习惯等制度安排，更需要政府有计划的合理规划和组织。
抗战时期晋绥边区集市贸易的发展，对于促进边区商业繁荣、引导工农业生产、调节供需矛盾、平抑物价、形成合理价格、满足群众需要，进而推动边区经济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战争和外部经济封锁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边区政府为搞活内部经济，发展商业贸易做了不懈努力。发展集市贸易是新政权搞活经济的重要措施之一，亦是中共进行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和实现农村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边区集市贸易的发展为中共此后推动农村集市贸易发展积累了一定经验。然而，必须注意的是，由于残酷战争对农村集市的巨大破坏，抗战时期集市贸易发展亦存在不健全之处。值得称赞的是，对于这些问题，边区政府高度重视。从其发布的指示和总结中可以看出边区政府经常积极披露相关问题并责令各地进行改进。这不仅表明战争环境下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复杂性和多向性，更表现出边区政府在处理复杂经济问题时发现问题、反映问题、推动问题解决的优良传统。
【作者简介】张晓玲，女，1984年生，山西忻州人，内蒙古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经济史。
【责任编辑：全骜颉】
Abstract： Country markets of Jin-Sui border area made great development in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During this time， the number of border markets was increasing. The category of products was becoming abundance and transport was efficient. Regional market network had been forming， which was benefited by government’s series systems， such a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s. Country market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on production undertaking， consumption starting-up， supply-demand regulating and commodity prices stabilizing.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ere also some problems in country markets development， such as unbalanced distribution， single commodity structure and relatively confused management. Development of country markets laid strong foundation in circulation for victory over Japan， and showed exploration of CPC on agricultural economic modernization under new economy formation.
Key Words： Jin-Sui Border Area， Country Market，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