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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敏很忙，因为需要一段完整的时间，这次采访花了将近两周才最终敲定具体时间。记者采访的提纲上，每一个问题都有“技术转移”4个字，然而，一旦开始了话题，记者发现，比起“采访”这个定位，这场谈话更像是一次课程。
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记者对技术转移的认识，从单纯的如何让技术进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或者产品，变成了也许技术转移可以通过一个平台聚集一个专业团队，用项目合作的方式建立一种能持续发展的创新体制。这是陈东敏多年国外经验的总结，也是他和北大产业技术研究院正在努力想要实现的目标。
我们的问题
2004年5月，陈东敏决定回国发展，将主要的研发都放在国内。回到北京后，陈东敏发现，在国内作基础研究固然重要，但在现阶段，技术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可能会有更直接的影响。“我们知道基础研究是怎么回事，在赶超国际先进水平方面进步比较快，对情况的了解也是比较多的。”
与此同时，陈东敏遗憾地发现，在如何将研发成果转化为技术、将技术变成产品并最终带来经济回报方面，“严格来讲，国家虽然一直在呼吁，但不是很成功”。
记者：之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您曾经提到过国内技术转移方面存在的问题，几年过去，就您个人的感觉，有什么变化吗？
陈东敏：最大的变化是外部环境。美国、欧洲的危机对中国的出口影响很大，原来那种靠招商引资发展的道路需要重新思考，从中央到地方都认识到必须走创新的道路。现在大家都意识到未来必须在改善和保护环境的前提下保持经济增长，
至于从创新体系和投资理念来说，大家通过创业板知道了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吸引投资，得到好的回报，这也是一个进步。
记者：您之前说过，国内很多技术转移机构主要是提供办公场所和人才政策而已。
陈东敏：到目前为止，我所了解的大部分政府的技术孵化器还只是提供一个物理空间和一些人才政策。当然也有些地方有很大进步，比如北京和苏州的地方政府为了打造产业集群，会提供技术研发平台，使得进入孵化器的创业者们能用比较低的成本开发出高端的产品，这些工作以前这些都是依托高校实验室完成的。
记者：除此之外还存在什么别的问题吗？
陈东敏：我们一直是在改善硬件环境的时候比较容易做决定，但是发展不能光靠硬件，可是目前我们在软件方面的改变还是很困难。比如在创新的过程中也不是每一段的付出都能获得认可，譬如说很少有企业愿意为我们做的技术转移服务买单。企业都认为你给我一个技术，我得用了之后觉得有用才付钱，我们为此做的技术转移服务工作都是没有回报的。国外就不是这样，如果你是一个诚信度高的、有经验的技术转移中介机构，企业请你去找技术，会预先付一部分钱，买到技术之后，该机构还能从交易中提一定比例的佣金。这个差异，直接影响到技术转移中介能否成为创新体系中的一个部门。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现在只能是政府和高校来做技术转移中心，其实这个事情本来是可以由市场来做的。
这不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做法，不是一个真正能够激励新的知识转移的做法。现在，我们技术发展过程中的风险全部由研发方来承担，所以导致很多东西出不来。企业不愿意承担风险，也就只能跟风，结果就是得不到最大的利润，就更不敢去创新，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当然，要对一个研究中的技术有一个判断，需要投资人具有很高的知识水平，管理的水平也必须提高，除此之外，技术转移中介的信誉度也需要提高。
记者：是不是需要一个成功的范例，这样大家也就有了一个参照。
陈东敏：确实需要有企业能率先尝试，走出一条路来，给其他企业一个示范，实际上西方也是这么做的。问题是目前在中国能不能这么做，因为这首先需要有大环境的保护，比如苹果可以不在乎别人抄袭，可是中国的企业就不行，如果技术被抄袭了就会影响盈利，而不能盈利就无法再投入，所以我们首先要在制度上进行改进，包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打击盗版必须要狠。在这一轮创新发展过程中，国家必须要下大力气保护创新企业，鼓励企业做研发创新，企业创新不能完全交给大学来完成，只有企业拥有自己的造血机制，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如果能形成以创新为荣的价值氛围，那就是最终的胜利了。
要转变的观念
从2000年左右一直到现在，有一种现象一直存在，那就是为了防止技术被合作方窃取，很多掌握着核心技术、并希望能将技术转化为产品的高校老师选择自己开办企业。同时，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必须进行技术创新，改变过去低技术含量的发展模式，于是纷纷寻求高校的技术资源。然而，在这轮寻求的过程中，企业也发出“不知道去哪里找需要的技术”等感叹。
“教授开公司，不叫技术转移。”陈东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他认为，高校有责任进行技术转移、帮助企业实现创新，但高校教师的主要工作应在教学与科研领域，而不是创业。同时，他也认为，企业也要转变自己完全不承担科技研发前期风险、只享受科技成果的旧有观念，真正参与到技术创新和转移的过程中来。“请老师办公司，并不能解决问题，还需要企业自身对技术的突破。”
记者：您反对教授办企业，为什么？
陈东敏：2000年以前，国内有很多校办工厂或者研究所办工厂，这个模式是现在我们北大力图要改的。西方高校讲究的是技术转移，转移这个词是非常准确的。他们通常都是教授或者学生将成果拿出来组建一个初创企业，教授可以参与或者不参与，这个企业需要很多有经验的创业者加入进来，孵化成一个公司。虽然核心技术还是教授的或者学校的，但是真正运行这个企业的是懂制造、懂工程、懂市场、懂管理的人。
实话实说，大学教授的时间也是有限的，他们最重要的任务是教书育人和前沿探索，这不一定和企业的需求相符合。现在有人说大学的研究没有用，其实核心创新技术在出来之前，其应用前景是非常不明显的，比如基因图谱这类研究工作，但这恰恰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我的看法是，大学不应该迎合企业的需求而改变自己的本质，大学模式不能随便动，企业的委托研究不应该大于大学研发总量的20%。 记者：但是您个人曾经在硅谷成功地创业。
陈东敏：首先当时我离开哈佛大学了，在中科院做兼职教授；其次我选择的是CTO的角色，当后来有更有经验的人进来时，我就退到技术支持官的位置上，主要负责企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以及知识产权运营的问题。同时，我作为董事也在跟着别人学习运营好一个公司。
当然，你可以说别的老师也可以学。但是学习也需要时间，在你学习的时候公司有可能会错过最佳发展，无法得到更多的资本和吸引更好的人才。所以，我的意思不是说不让老师做公司，而是建议老师不要过多参与公司的运营和管理。
记者：也就是说，我们很多原有的观念必须要改变。
陈东敏：是的。再往前走，学校办公司的模式应该会被技术转移的模式替代掉，比如将北大的科研成果拿出来和投资方、创业团队合作，共同去组建一家公司，北大占一定股权。这是西方大学已经验证过的模式，比如谷歌，就是两个斯坦福的学生将一篇论文中的观点拿出来做的公司，论文的专利所有权属于斯坦福大学，所以谷歌的一部分收入是要回报给大学的。这个模式是我们今后的发展方向。当然校企合作、企业委托研发也是会有的，这也是我们研发中心在做的两件事情。
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或者投资人的观念也要转变，很多企业害怕投入大量资金建设研发中心后留不住人才和技术，究其原因也是因为没有一个好的创业文化。在国外，企业可以给研发团队的初创员工15—20%的股权，那么核心技术人员肯定会为了这个项目毫无保留地贡献出自己的技术。如果没有这样的创业文化，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风险很高的技术创新。所以说，投资方必须要有“大脑很值钱”这样的观念，这才是高层次的合作。
记者：企业总是希望风险最低化、利润最大化的，让企业参与到技术转移过程中来，共同承担风险，是不是比较困难？
陈东敏：问题是如果你不走这条道路，企业也就无法实现利润最大化。当然，要改变观念需要一段时间，我们现在帮助企业和投资人形成一种新的技术转移和创业的观点。由于北大的品牌吸引力，企业也比较愿意和我们来探讨这种新的合作方式。企业必须从原来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转变到能做原始创新，引入自主创新，创造颠覆性的概念、技术。怎么能跟国际上的高校对接，这里面不光有技术问题，还有管理、体制、机制的问题。我们今年都在探讨这个问题，这也是大学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的。
北大的目标
2012年秋季开学以来，一门由陈东敏教授主持的创新创业课程受到北京大学师生的欢迎。这门课目前已被确定为学分课程，是北京大学创新创业扶持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
“现在我们很多硬件都能学到，但是软件没有学到，创新创业文化还没有在大学树立起来。”陈东敏就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的话题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大学的本职是教书育人，北京大学更是如此。“我受聘在北京大学做技术转移的工作，就要尽我所能在大学里培养一批创新创业的专业人才，同时建立起一个为北大产学研合作服务的商业模式。”同时，他也在寻求与全世界专业人才的合作，希望通过北大这个平台，将他们培育成专业的技术转移人才，通过新兴的技术项目合作，帮助他们成长为新一代的创新领袖人士。
记者：北大的这个技术转移平台主要的工作是哪些？
陈东敏：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让有需求的企业知道北大有多少资源。我们学院本身不做技术，我们是把技术带进来，创造一种新的合作机制，让企业的需求和北大资源做一个好的结合。这种结合不是说我直接给你技术，而是我们为企业找不同的老师来讨论，双方找合作点，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技术研究开发，我们将之称为校企开放式协同创新。随着企业逐渐理解这个平台的价值，我们会提供人员来跟进研究。
第二个方面往外走的。我们会根据中国的需求，将产业技术研究院在各地已建的创新中心变成一个开放式的国际合作平台，利用北京大学的国际合作关系、人脉关系和校友关系，把世界上先进的、可转移的、在中国有前景的技术引到各个地方去。通过类似的模式，与资本和当地市场对接，开发之后转给当地。这个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记者：北大在中关村鼎好大厦的设立了国际技术转移办公室，听说经常接待世界各国寻求合作的研究人员？
陈东敏：我们希望能做成一个开放式的国际协同创新技术转移平台，也就是国际高校技术转移平台，我们相信相当一部分重大的原始创新成果都是在大学里产生的。北大和世界上100多所大学有合作交流，我们现在跟那些大学在谈，在不违背他们出口管制的前提下，，我们来出资金、组建团队，大家共同开发，然后将开发好的项目和团队推向市场。我们在鼎好的办公室主要就是做这方面的事情。有十几所大学在跟我谈，都非常愿意跟我们进行这样的合作，目前已经与好几个大学和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了，现在处于启动阶段，行不行还要未来检验。
中国的GDP规模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世界第一，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发展会产生巨大影响，我们要用最小的能源消耗来发展，减少污染、排放、能耗，给世界上各国人民提供最好的产品。所以，我们不能把这种国际技术转移单看成是中国的事情，只考虑目前中国需不需要，而是希望能走出去，将这些技术开发以后给境外的公司使用，真正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平台。
记者：听起来会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啊，这是北大要培养技术转移人才的原因吗？
陈东敏：这个平台需要很多擅长做技术转移、了解各国文化差异的人来做这些服务性的工作，现在非常缺这样的人才。我们要招纳社会上有创新创业经验的研究型人才做技术转移，招真正懂技术转移、懂投资、懂研发过程的人，跟我们教授形成互补，跟着开发的项目招进来，在项目孵化成功后会被推出去，成为新创公司的CEO或者CTO，企业上市或者被并购后，成为企业副总、研发部的主任。我们学院现在开始培育这样的人才，开始有一些海外回来的人和我们合作。培育人才是需要投入的，现在我们只能和政府合作，通过政府的支持做这个平台，未来希望更多的企业和投资人加入进来。
每一代技术出来，我们都会从社会上招聘新的人才进来，在这个平台经过培训，得到升华、转型，出去后成为领袖人才。每一批这样的人才出来，都会成为下一批人才的导师，将自己的经验和教训传授给后面的人，他们也会认同我们协同创新的观念，并且带回来更多的好的技术。所以，当我退休后往回看，最大的收获不是一个学院有三、五十个教授，而是我们在国际上培养了一批成功的创业人士，他们是未来创新体系中最最重要的领袖人才。
记者：听起来这是一个非常繁杂的体系。
陈东敏：其实也就是我们工作的4个方面：一是创新创业的教育与研究，思想、理论与人才培养还是很重要的；二是校企协同创新平台；三是国际化的技术转移平台；四是知识产权的保护。
记者：有没有担心失败？毕竟面对的社会环境是很复杂的。
陈东敏：我个人认为，上述的方式是比较适合北大的定位的，所以学校的领导也比较支持。其实，我们就是在做一个创新体系的建设，而不只是企业和高校的几个项目的合作。希望我们的工作得到社会的认可，影响社会行为，当我们有十几个、二十几个这样的平台，你可以想象一下将会在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创新效果。
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记者对技术转移的认识，从单纯的如何让技术进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或者产品，变成了也许技术转移可以通过一个平台聚集一个专业团队，用项目合作的方式建立一种能持续发展的创新体制。这是陈东敏多年国外经验的总结，也是他和北大产业技术研究院正在努力想要实现的目标。
我们的问题
2004年5月，陈东敏决定回国发展，将主要的研发都放在国内。回到北京后，陈东敏发现，在国内作基础研究固然重要，但在现阶段，技术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可能会有更直接的影响。“我们知道基础研究是怎么回事，在赶超国际先进水平方面进步比较快，对情况的了解也是比较多的。”
与此同时，陈东敏遗憾地发现，在如何将研发成果转化为技术、将技术变成产品并最终带来经济回报方面，“严格来讲，国家虽然一直在呼吁，但不是很成功”。
记者：之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您曾经提到过国内技术转移方面存在的问题，几年过去，就您个人的感觉，有什么变化吗？
陈东敏：最大的变化是外部环境。美国、欧洲的危机对中国的出口影响很大，原来那种靠招商引资发展的道路需要重新思考，从中央到地方都认识到必须走创新的道路。现在大家都意识到未来必须在改善和保护环境的前提下保持经济增长，
至于从创新体系和投资理念来说，大家通过创业板知道了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吸引投资，得到好的回报，这也是一个进步。
记者：您之前说过，国内很多技术转移机构主要是提供办公场所和人才政策而已。
陈东敏：到目前为止，我所了解的大部分政府的技术孵化器还只是提供一个物理空间和一些人才政策。当然也有些地方有很大进步，比如北京和苏州的地方政府为了打造产业集群，会提供技术研发平台，使得进入孵化器的创业者们能用比较低的成本开发出高端的产品，这些工作以前这些都是依托高校实验室完成的。
记者：除此之外还存在什么别的问题吗？
陈东敏：我们一直是在改善硬件环境的时候比较容易做决定，但是发展不能光靠硬件，可是目前我们在软件方面的改变还是很困难。比如在创新的过程中也不是每一段的付出都能获得认可，譬如说很少有企业愿意为我们做的技术转移服务买单。企业都认为你给我一个技术，我得用了之后觉得有用才付钱，我们为此做的技术转移服务工作都是没有回报的。国外就不是这样，如果你是一个诚信度高的、有经验的技术转移中介机构，企业请你去找技术，会预先付一部分钱，买到技术之后，该机构还能从交易中提一定比例的佣金。这个差异，直接影响到技术转移中介能否成为创新体系中的一个部门。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现在只能是政府和高校来做技术转移中心，其实这个事情本来是可以由市场来做的。
这不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做法，不是一个真正能够激励新的知识转移的做法。现在，我们技术发展过程中的风险全部由研发方来承担，所以导致很多东西出不来。企业不愿意承担风险，也就只能跟风，结果就是得不到最大的利润，就更不敢去创新，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当然，要对一个研究中的技术有一个判断，需要投资人具有很高的知识水平，管理的水平也必须提高，除此之外，技术转移中介的信誉度也需要提高。
记者：是不是需要一个成功的范例，这样大家也就有了一个参照。
陈东敏：确实需要有企业能率先尝试，走出一条路来，给其他企业一个示范，实际上西方也是这么做的。问题是目前在中国能不能这么做，因为这首先需要有大环境的保护，比如苹果可以不在乎别人抄袭，可是中国的企业就不行，如果技术被抄袭了就会影响盈利，而不能盈利就无法再投入，所以我们首先要在制度上进行改进，包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打击盗版必须要狠。在这一轮创新发展过程中，国家必须要下大力气保护创新企业，鼓励企业做研发创新，企业创新不能完全交给大学来完成，只有企业拥有自己的造血机制，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如果能形成以创新为荣的价值氛围，那就是最终的胜利了。
要转变的观念
从2000年左右一直到现在，有一种现象一直存在，那就是为了防止技术被合作方窃取，很多掌握着核心技术、并希望能将技术转化为产品的高校老师选择自己开办企业。同时，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必须进行技术创新，改变过去低技术含量的发展模式，于是纷纷寻求高校的技术资源。然而，在这轮寻求的过程中，企业也发出“不知道去哪里找需要的技术”等感叹。
“教授开公司，不叫技术转移。”陈东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他认为，高校有责任进行技术转移、帮助企业实现创新，但高校教师的主要工作应在教学与科研领域，而不是创业。同时，他也认为，企业也要转变自己完全不承担科技研发前期风险、只享受科技成果的旧有观念，真正参与到技术创新和转移的过程中来。“请老师办公司，并不能解决问题，还需要企业自身对技术的突破。”
记者：您反对教授办企业，为什么？
陈东敏：2000年以前，国内有很多校办工厂或者研究所办工厂，这个模式是现在我们北大力图要改的。西方高校讲究的是技术转移，转移这个词是非常准确的。他们通常都是教授或者学生将成果拿出来组建一个初创企业，教授可以参与或者不参与，这个企业需要很多有经验的创业者加入进来，孵化成一个公司。虽然核心技术还是教授的或者学校的，但是真正运行这个企业的是懂制造、懂工程、懂市场、懂管理的人。
实话实说，大学教授的时间也是有限的，他们最重要的任务是教书育人和前沿探索，这不一定和企业的需求相符合。现在有人说大学的研究没有用，其实核心创新技术在出来之前，其应用前景是非常不明显的，比如基因图谱这类研究工作，但这恰恰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我的看法是，大学不应该迎合企业的需求而改变自己的本质，大学模式不能随便动，企业的委托研究不应该大于大学研发总量的20%。 记者：但是您个人曾经在硅谷成功地创业。
陈东敏：首先当时我离开哈佛大学了，在中科院做兼职教授；其次我选择的是CTO的角色，当后来有更有经验的人进来时，我就退到技术支持官的位置上，主要负责企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以及知识产权运营的问题。同时，我作为董事也在跟着别人学习运营好一个公司。
当然，你可以说别的老师也可以学。但是学习也需要时间，在你学习的时候公司有可能会错过最佳发展，无法得到更多的资本和吸引更好的人才。所以，我的意思不是说不让老师做公司，而是建议老师不要过多参与公司的运营和管理。
记者：也就是说，我们很多原有的观念必须要改变。
陈东敏：是的。再往前走，学校办公司的模式应该会被技术转移的模式替代掉，比如将北大的科研成果拿出来和投资方、创业团队合作，共同去组建一家公司，北大占一定股权。这是西方大学已经验证过的模式，比如谷歌，就是两个斯坦福的学生将一篇论文中的观点拿出来做的公司，论文的专利所有权属于斯坦福大学，所以谷歌的一部分收入是要回报给大学的。这个模式是我们今后的发展方向。当然校企合作、企业委托研发也是会有的，这也是我们研发中心在做的两件事情。
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或者投资人的观念也要转变，很多企业害怕投入大量资金建设研发中心后留不住人才和技术，究其原因也是因为没有一个好的创业文化。在国外，企业可以给研发团队的初创员工15—20%的股权，那么核心技术人员肯定会为了这个项目毫无保留地贡献出自己的技术。如果没有这样的创业文化，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风险很高的技术创新。所以说，投资方必须要有“大脑很值钱”这样的观念，这才是高层次的合作。
记者：企业总是希望风险最低化、利润最大化的，让企业参与到技术转移过程中来，共同承担风险，是不是比较困难？
陈东敏：问题是如果你不走这条道路，企业也就无法实现利润最大化。当然，要改变观念需要一段时间，我们现在帮助企业和投资人形成一种新的技术转移和创业的观点。由于北大的品牌吸引力，企业也比较愿意和我们来探讨这种新的合作方式。企业必须从原来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转变到能做原始创新，引入自主创新，创造颠覆性的概念、技术。怎么能跟国际上的高校对接，这里面不光有技术问题，还有管理、体制、机制的问题。我们今年都在探讨这个问题，这也是大学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的。
北大的目标
2012年秋季开学以来，一门由陈东敏教授主持的创新创业课程受到北京大学师生的欢迎。这门课目前已被确定为学分课程，是北京大学创新创业扶持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
“现在我们很多硬件都能学到，但是软件没有学到，创新创业文化还没有在大学树立起来。”陈东敏就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的话题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大学的本职是教书育人，北京大学更是如此。“我受聘在北京大学做技术转移的工作，就要尽我所能在大学里培养一批创新创业的专业人才，同时建立起一个为北大产学研合作服务的商业模式。”同时，他也在寻求与全世界专业人才的合作，希望通过北大这个平台，将他们培育成专业的技术转移人才，通过新兴的技术项目合作，帮助他们成长为新一代的创新领袖人士。
记者：北大的这个技术转移平台主要的工作是哪些？
陈东敏：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让有需求的企业知道北大有多少资源。我们学院本身不做技术，我们是把技术带进来，创造一种新的合作机制，让企业的需求和北大资源做一个好的结合。这种结合不是说我直接给你技术，而是我们为企业找不同的老师来讨论，双方找合作点，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技术研究开发，我们将之称为校企开放式协同创新。随着企业逐渐理解这个平台的价值，我们会提供人员来跟进研究。
第二个方面往外走的。我们会根据中国的需求，将产业技术研究院在各地已建的创新中心变成一个开放式的国际合作平台，利用北京大学的国际合作关系、人脉关系和校友关系，把世界上先进的、可转移的、在中国有前景的技术引到各个地方去。通过类似的模式，与资本和当地市场对接，开发之后转给当地。这个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记者：北大在中关村鼎好大厦的设立了国际技术转移办公室，听说经常接待世界各国寻求合作的研究人员？
陈东敏：我们希望能做成一个开放式的国际协同创新技术转移平台，也就是国际高校技术转移平台，我们相信相当一部分重大的原始创新成果都是在大学里产生的。北大和世界上100多所大学有合作交流，我们现在跟那些大学在谈，在不违背他们出口管制的前提下，，我们来出资金、组建团队，大家共同开发，然后将开发好的项目和团队推向市场。我们在鼎好的办公室主要就是做这方面的事情。有十几所大学在跟我谈，都非常愿意跟我们进行这样的合作，目前已经与好几个大学和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了，现在处于启动阶段，行不行还要未来检验。
中国的GDP规模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世界第一，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发展会产生巨大影响，我们要用最小的能源消耗来发展，减少污染、排放、能耗，给世界上各国人民提供最好的产品。所以，我们不能把这种国际技术转移单看成是中国的事情，只考虑目前中国需不需要，而是希望能走出去，将这些技术开发以后给境外的公司使用，真正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平台。
记者：听起来会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啊，这是北大要培养技术转移人才的原因吗？
陈东敏：这个平台需要很多擅长做技术转移、了解各国文化差异的人来做这些服务性的工作，现在非常缺这样的人才。我们要招纳社会上有创新创业经验的研究型人才做技术转移，招真正懂技术转移、懂投资、懂研发过程的人，跟我们教授形成互补，跟着开发的项目招进来，在项目孵化成功后会被推出去，成为新创公司的CEO或者CTO，企业上市或者被并购后，成为企业副总、研发部的主任。我们学院现在开始培育这样的人才，开始有一些海外回来的人和我们合作。培育人才是需要投入的，现在我们只能和政府合作，通过政府的支持做这个平台，未来希望更多的企业和投资人加入进来。
每一代技术出来，我们都会从社会上招聘新的人才进来，在这个平台经过培训，得到升华、转型，出去后成为领袖人才。每一批这样的人才出来，都会成为下一批人才的导师，将自己的经验和教训传授给后面的人，他们也会认同我们协同创新的观念，并且带回来更多的好的技术。所以，当我退休后往回看，最大的收获不是一个学院有三、五十个教授，而是我们在国际上培养了一批成功的创业人士，他们是未来创新体系中最最重要的领袖人才。
记者：听起来这是一个非常繁杂的体系。
陈东敏：其实也就是我们工作的4个方面：一是创新创业的教育与研究，思想、理论与人才培养还是很重要的；二是校企协同创新平台；三是国际化的技术转移平台；四是知识产权的保护。
记者：有没有担心失败？毕竟面对的社会环境是很复杂的。
陈东敏：我个人认为，上述的方式是比较适合北大的定位的，所以学校的领导也比较支持。其实，我们就是在做一个创新体系的建设，而不只是企业和高校的几个项目的合作。希望我们的工作得到社会的认可，影响社会行为，当我们有十几个、二十几个这样的平台，你可以想象一下将会在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创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