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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3月访问了布鲁塞尔，欧洲的一些中国观察人士开始考虑动用其他能量激活欧中关系，而不再困于过去20年间双边关系的两大方面：活跃的重商主义和无关宏旨的政治争论。这样的构想或许有一定道理，但并无新意，也无助于回答最根本的问题——欧盟和中国加深关系的战略依据何在？尽管双方外交官都在谈论欧中关系及习主席访问的重要性，但对于真正要与对方做些什么，仍尚不确定。
不同轨迹上的欧洲和中国
被危机和长期相对衰落削弱了的欧洲，如今正艰难地在崭新的“亚洲世纪”中寻找自己的角色。它怀有自由贸易的乐观主义和宏大期许，同时又施行内向的保护主义，并掺杂着“政治秀”。重商主义者越来越积极地从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和增长市场拉生意。欧洲的“杰基尔博士”——务实、合作、专注于解决问题的一派，常常受到“海德先生”——坚守原始监管信条、以拓展欧洲监管权限为己任的官僚体系的制约。
另一方面，除了作为本国产品的出口目的地，欧洲能否纳入自身的全球战略图景，中国也没有拿定主意。欧洲对于中国的地区性战略没有实质影响力，在中国政府构想的全球新型大国关系里，欧洲也不太起眼。
欧洲所代表的国际法和合作理念对中国而言既有吸引力，又具挑战性。尽管1945年以后建立的全球合作机制具有欧洲式色彩，但至少有些中国战略家开始意识到，这些机制对崛起的大国而言，即便不是不可或缺，也是十分便捷的工具。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或联合国安理会等机构中，欧洲国家代表过多，如果中国的崛起继续下去，肯定会被要求在这些国际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没有很积极地在全球机制中寻求新的领导角色，因为中国还没有想好该如何运用领导地位。目前尚不清楚，中国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以及如何参与国际和平、安全和经济繁荣等事务。
中国与欧洲的轨迹不同：中国蒸蒸日上，欧洲在全球强权政治中的分量则在下降。这种相反的走势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摩擦。过去10年里，中国与欧洲在贸易政策、气候变化以及西亚北非等问题上均有嫌隙。鉴于双方的分歧存在于根本性而非边缘性的层面，尚不清楚超越当前安排并为双边关系注入全新合作愿景的尝试，是否对双方都有裨益。
欧中面临的共同课题：贸易熄火
不过，维持现状也不是一个选项。重商主义——即出口更多商品和服务的意愿——已经不再能够充当欧中关系的粘合剂。欧中贸易已不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高速增长。以往，中国对欧出口额的年增长幅度高达15%，而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去年的增幅仅为2%，前年则根本没有增长。
欧洲经济增长疲软当然是过去几年贸易增长放缓的关键因素。即使境况不佳的欧洲经济复苏，估计中期增长水平也不会太高，因为欧洲背负着沉重的债务，未来几年将继续抑制需求和消费。贸易增长放缓还有结构层面的原因，欧中双方领导人都应为此感到忧虑。在多个工业部门中，欧洲和中国都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双方都在为进入一个新世界而进行调整——全球经济未来15年的增长，将不会像过去15年那么迅猛。而这种调整将损害到贸易关系。
有明显迹象表明，欧中双方贸易增长的结构性潜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枯竭。贸易关系会继续遵循周期性趋势，但过去20年里双边贸易的快速增长，与周期性趋势关系不大，而主要源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来自中国的新竞争也让欧洲收益颇丰。如今，单靠中国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红利，已无力再支撑贸易增长。如果没有开放贸易和投资的新变革，很难看出欧中贸易如何更上一层楼。
熄火的贸易增长是双方面临的共同课题。与美国不同，欧洲与中国的整体经济增长更多依赖贸易，而非创新。套用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名言，“常年性的创造性破坏风暴”历来是美国经济增长的要素，而欧洲和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却遵循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模式：经济增长通过专业分工和利用比较优势来实现。
斯密型经济增长模式依赖于持续的贸易自由化和结构性经济变革。欧中双方近年在此类改革方面均无突破。 中国经济专注于维持高水平的投资和货币流动性，过去几年的手段是大幅增加信贷供应。欧洲方面，严峻的财政现实迫使其应对税收和开支方面的问题，而在推行总体经济改革以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方面，实际上乏善可陈。
欧中关系的新机遇：经济融合
因此，尽管方向不同，欧洲和中国的路径却以奇异的方式交织在了一起。这也提供了让双边关系重新焕发活力的机遇。尽管人们希望欧中关系在几个领域能得以深化，但现实中唯一能推动合作深化的是经济融合。期望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无疑是推动必要的改革、进而建立更密切合作关系的重要驱动力。
一项显而易见的改革议程正摆在欧中面前。双方通过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双边项目，都可以助力其改革议程。与中国一样，欧洲的政治结构也不易与经济改革联系在一起。国际谈判带来的顺风，有助于各国更有力地推动改革。
然而，不可能不劳而获。双方都需要调整与对方打交道的指导方针。
首先，中国需要放弃当前所青睐的策略，即直接与欧洲各国政府而非布鲁塞尔的欧盟机构打交道。这种策略的效果显然被高估：与德国政府交好，也没能让欧盟撤销针对中国太阳能面板生产商的诉讼。期望欧洲向中国开放更多的商业利益，分而治之不是上策。同时，欧洲需要摒弃一种观念——与中国开展新合作，就意味着单向为欧洲贸易商和投资商获得更优惠的中国市场准入。欧洲也需要给中国“回礼”。
其次，中国与欧盟正在就新的双边投资条约举行谈判，传统上这是一份解决投资保护问题的协议，但现在也包括了涉及投资自由化的条款。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此外，在习近平主席访问布鲁塞尔期间，各国领导人就未来可以构想一份“深入全面自由贸易协定”（Deep and Comprehensive Free Trade Agreement）达成共识。目前没有必要花时间为这项协议的启动设定时间表——双方高层贸易官员都认为，达成协议还很遥远，但确定一些步骤会促使双方都认真对待自由贸易协定。步骤中应当包括国内经济改革措施，也包括参与新的国际协议，如正在谈判中的服务贸易协议（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和信息技术协议（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的修订版 。
最后，双方都需要以更务实、直接的方式解
决贸易摩擦。在习近平主席访问布鲁塞尔前不久，一些贸易诉讼得到了务实的解决。不过，新摩擦再出现只是时间问题。届时，欧中解决矛盾的方式，将决定双方深化经贸合作的空间。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说过，疯狂就是一遍又一遍地做同一件事，却期待不同的结果。欧盟和中国现在都需要让对方相信，他们不会再重蹈屡屡上演的贸易摩擦的覆辙了。
不同轨迹上的欧洲和中国
被危机和长期相对衰落削弱了的欧洲，如今正艰难地在崭新的“亚洲世纪”中寻找自己的角色。它怀有自由贸易的乐观主义和宏大期许，同时又施行内向的保护主义，并掺杂着“政治秀”。重商主义者越来越积极地从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和增长市场拉生意。欧洲的“杰基尔博士”——务实、合作、专注于解决问题的一派，常常受到“海德先生”——坚守原始监管信条、以拓展欧洲监管权限为己任的官僚体系的制约。
另一方面，除了作为本国产品的出口目的地，欧洲能否纳入自身的全球战略图景，中国也没有拿定主意。欧洲对于中国的地区性战略没有实质影响力，在中国政府构想的全球新型大国关系里，欧洲也不太起眼。
欧洲所代表的国际法和合作理念对中国而言既有吸引力，又具挑战性。尽管1945年以后建立的全球合作机制具有欧洲式色彩，但至少有些中国战略家开始意识到，这些机制对崛起的大国而言，即便不是不可或缺，也是十分便捷的工具。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或联合国安理会等机构中，欧洲国家代表过多，如果中国的崛起继续下去，肯定会被要求在这些国际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没有很积极地在全球机制中寻求新的领导角色，因为中国还没有想好该如何运用领导地位。目前尚不清楚，中国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以及如何参与国际和平、安全和经济繁荣等事务。
中国与欧洲的轨迹不同：中国蒸蒸日上，欧洲在全球强权政治中的分量则在下降。这种相反的走势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摩擦。过去10年里，中国与欧洲在贸易政策、气候变化以及西亚北非等问题上均有嫌隙。鉴于双方的分歧存在于根本性而非边缘性的层面，尚不清楚超越当前安排并为双边关系注入全新合作愿景的尝试，是否对双方都有裨益。
欧中面临的共同课题：贸易熄火
不过，维持现状也不是一个选项。重商主义——即出口更多商品和服务的意愿——已经不再能够充当欧中关系的粘合剂。欧中贸易已不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高速增长。以往，中国对欧出口额的年增长幅度高达15%，而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去年的增幅仅为2%，前年则根本没有增长。
欧洲经济增长疲软当然是过去几年贸易增长放缓的关键因素。即使境况不佳的欧洲经济复苏，估计中期增长水平也不会太高，因为欧洲背负着沉重的债务，未来几年将继续抑制需求和消费。贸易增长放缓还有结构层面的原因，欧中双方领导人都应为此感到忧虑。在多个工业部门中，欧洲和中国都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双方都在为进入一个新世界而进行调整——全球经济未来15年的增长，将不会像过去15年那么迅猛。而这种调整将损害到贸易关系。
有明显迹象表明，欧中双方贸易增长的结构性潜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枯竭。贸易关系会继续遵循周期性趋势，但过去20年里双边贸易的快速增长，与周期性趋势关系不大，而主要源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来自中国的新竞争也让欧洲收益颇丰。如今，单靠中国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红利，已无力再支撑贸易增长。如果没有开放贸易和投资的新变革，很难看出欧中贸易如何更上一层楼。
熄火的贸易增长是双方面临的共同课题。与美国不同，欧洲与中国的整体经济增长更多依赖贸易，而非创新。套用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名言，“常年性的创造性破坏风暴”历来是美国经济增长的要素，而欧洲和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却遵循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模式：经济增长通过专业分工和利用比较优势来实现。
斯密型经济增长模式依赖于持续的贸易自由化和结构性经济变革。欧中双方近年在此类改革方面均无突破。 中国经济专注于维持高水平的投资和货币流动性，过去几年的手段是大幅增加信贷供应。欧洲方面，严峻的财政现实迫使其应对税收和开支方面的问题，而在推行总体经济改革以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方面，实际上乏善可陈。
欧中关系的新机遇：经济融合
因此，尽管方向不同，欧洲和中国的路径却以奇异的方式交织在了一起。这也提供了让双边关系重新焕发活力的机遇。尽管人们希望欧中关系在几个领域能得以深化，但现实中唯一能推动合作深化的是经济融合。期望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无疑是推动必要的改革、进而建立更密切合作关系的重要驱动力。
一项显而易见的改革议程正摆在欧中面前。双方通过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双边项目，都可以助力其改革议程。与中国一样，欧洲的政治结构也不易与经济改革联系在一起。国际谈判带来的顺风，有助于各国更有力地推动改革。
然而，不可能不劳而获。双方都需要调整与对方打交道的指导方针。
首先，中国需要放弃当前所青睐的策略，即直接与欧洲各国政府而非布鲁塞尔的欧盟机构打交道。这种策略的效果显然被高估：与德国政府交好，也没能让欧盟撤销针对中国太阳能面板生产商的诉讼。期望欧洲向中国开放更多的商业利益，分而治之不是上策。同时，欧洲需要摒弃一种观念——与中国开展新合作，就意味着单向为欧洲贸易商和投资商获得更优惠的中国市场准入。欧洲也需要给中国“回礼”。
其次，中国与欧盟正在就新的双边投资条约举行谈判，传统上这是一份解决投资保护问题的协议，但现在也包括了涉及投资自由化的条款。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此外，在习近平主席访问布鲁塞尔期间，各国领导人就未来可以构想一份“深入全面自由贸易协定”（Deep and Comprehensive Free Trade Agreement）达成共识。目前没有必要花时间为这项协议的启动设定时间表——双方高层贸易官员都认为，达成协议还很遥远，但确定一些步骤会促使双方都认真对待自由贸易协定。步骤中应当包括国内经济改革措施，也包括参与新的国际协议，如正在谈判中的服务贸易协议（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和信息技术协议（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的修订版 。
最后，双方都需要以更务实、直接的方式解
决贸易摩擦。在习近平主席访问布鲁塞尔前不久，一些贸易诉讼得到了务实的解决。不过，新摩擦再出现只是时间问题。届时，欧中解决矛盾的方式，将决定双方深化经贸合作的空间。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说过，疯狂就是一遍又一遍地做同一件事，却期待不同的结果。欧盟和中国现在都需要让对方相信，他们不会再重蹈屡屡上演的贸易摩擦的覆辙了。